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是個體被群體的文化影響的感覺，有助于引導主體為所屬群體的文化發展做出積極貢獻。普遍增強民眾對長三角的文化認同可能成為深入推進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文化認同是歐盟深化區域合作的重要基礎

歐盟是全球最具影響力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合作組織。自1951年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1957年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并實行共同農業政策，到1968年實現關稅同盟、1993年基本建成歐洲統一大市場，再到1999年率先在11個成員國啟動歐元、實現貨幣聯盟以及在2004年25國共同簽署《歐盟憲法條約》，歐盟的國家間合作層次不斷上升，各民族國家逐步向區域合作組織讓渡更多主權，而其中許多重要條約還必須經過各成員國的全民公投，這都需要得到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民意支持，而歐盟由最初六國擴大到28個成員國，也折射出文化認同的強大吸引力。

由于歐盟是個跨國、跨民族的一體化組織，研究顯示，其中的合作擱淺大約只有30%是由于技術、資金或者戰略方面的問題，其他大約70%都主要源于跨文化溝通的障礙或者說文化認同問題。

因此，歐盟各國一直重視增進文化認同。歐洲之父讓?莫內也曾強調，“如果能重新做起的話，我將從文化入手”。為增進對歐洲的文化認同，歐盟不僅合力塑造了盟旗、盟歌、護照以及“歐洲日”等共同的文化象征。通過“歐洲電視電影節”、“視聽尤里卡計劃”、“無疆界歐洲”等計劃創造了聯盟內部無壁壘的視聽空間。歐盟還將“歐洲的維度”引入教育，通過“蘇格拉底”計劃和“列奧那多”計劃，增進歐洲年輕人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增進對明日歐洲人的心靈塑造。

通過增進對歐洲的認同，歐盟不僅培養了公眾對其歸屬感，夯實了一體化發展的合法性基礎，更重要的是，增進了個體利益、民族國家利益與其他成員國利益認同的一致性，從而彌補了功能主義道路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民族矛盾，提升了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為歐盟東擴提供了基礎和動力。

可以說，現代意義上的歐洲文化認同不僅有助于消除一體化進程中的障礙，也是一體化深化的重要成果，對一體化的鞏固和未來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2016年6月23日，在英國就是否“脫歐”進行的全民公投中，3300多萬（3355.1983萬）有效投票有52%（51.9%）支持退出歐盟。這從另一側面表明，區域經濟合作迫切需要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民意支持。

相關分析顯示，脫歐派最終勝出的原因很多，從對布魯塞爾官僚的不滿到對歐盟經濟羸弱的擔憂，再到愈演愈烈的移民問題和制造業工作崗位的大幅削減，但真正促成退歐結果的，主要還是民粹主義者借助發達的社交媒體，放大了人們的不滿，從而促成了“疑歐”主義的盛行。

投票結果出爐后，部分英國民眾的反悔則表明，當持有非主流觀點的一小撮人在社交媒體上表現出意志的堅定性、主張的一貫性和態度的強烈性時，就可能改變已有的公共輿論導向，從而使很小眾、非主流的議題或主張發酵成裹挾全民的大事件。

也就是說，民眾的文化認同不僅對一體化進程有重要影響，而且它是可以被引導和建構的。為促進區域間經濟合作層次的提升，很有必要引導民眾增進文化認同，從而獲得更廣泛的民意支持。

長三角區域合作進程的深化需要增進文化認同

自1982年12月國務院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長三角區域合作業已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并在政府間協調機制建設以及跨省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果。

但作為一國內部、具有同源文化基礎的地區間合作，其在投資、市場、產業結構、基礎設施網絡以及生態環保等方面的一體化都還處于較低水平，經濟金融的地區封鎖、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招商引資和產業發展中的同質競爭以及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以鄰為壑時有發生，區域合作難以取得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帶來的經濟福利，無論民眾或地方政府都還不夠滿意。

與歐盟在一體化進程中對文化認同的高度關注不同，長三角區域間合作的相關研究很少關注文化和文化認同的價值。但歐盟的經驗表明，一體化首先是一個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文化認同則是最具穩定性的集體認同，它不僅能為民眾接受跨區域政治、經濟統一奠定心理學和文化學的基礎，也是一體化克服復雜利益矛盾不斷深化的保障。否則，一體化就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相關舉措一旦遇到哪怕是很小的利益矛盾就難以落地。

根據2016年5月國務院批復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下稱《規劃》），長三角地區需要“以建設統一大市場為重點”，“推動市場體系統一開放、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務統籌協調、生態環境聯防共治”，創建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長三角模式”，這就對實質提升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實現這一要求，就必須啃下許多區域間利益關系協調的“硬骨頭”，必須更廣泛地贏得民眾的關注和支持。這應該也是《規劃》首次提出要“增強公眾對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認同感”之深意所在。

雖然不需要像歐盟那樣必須克服國家間合作面臨的主權難題，也擁有吳越文化發展的歷史同源基礎，但長三角一體化合作中面臨的許多經濟利益矛盾仍然需要增進民眾對合作區域的文化認同，以降低區域經濟合作的法制風險、經濟風險與經營風險，降低跨地方投資、創業的磨合成本，增強區域凝聚力，動員盡可能多的資源服務于整個區域的共同發展。

目前，長三角地區的區域合作還處在以政治合作推動經濟合作的發展階段，與歐盟以經濟合作推動政治合作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更需要普遍增進民眾對區域間經濟合作目標、路徑和影響的共識，讓民眾對區域合作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的目標有追求、有信心。

增進長三角民眾文化認同的現實基礎和重點工作

長三角地區地理環境相似、文化同源，具有構建區域文化認同的良好歷史基礎。同時，經過三十多年的地方政府間合作，長三角一體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民眾知曉。

2016-2017年，筆者曾圍繞“認同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作用”，在長三角部分城市的中心城區進行了現場的問卷調查，共計發放和回收問卷1122份（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分別為225份、376份、369份、152份）。

結果顯示：

各地受訪者對長三角一體化的知曉度總體較高，但關于長三角的地域范圍，各地認知差別較大；

各地民眾對長三角一體化合作的期盼基本一致，醫療是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江蘇受訪者對長三角合作的期盼度較高；

促進產業合理分工是民眾對長三角合作價值最關注的環節，政府作用被認為對長三角合作的影響最大，區域間發展水平的差異對長三角合作的負面影響受到較多關注；

雖然民眾普遍認為長三角合作有利于各個城市的發展，但民眾對所在省、市發展的關注更大；

受訪者對長三角的地方感水平總體較高，但安徽受訪者的地方感水平明顯較低；

在地方感各個維度中，相對而言，地方感知的水平更高，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的水平較低。

總的看來，民眾對長三角的文化認同度遠低于對所在城市的認同度，更希望區域合作為自己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應該是長三角合作舉措只要涉及地方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就難以落實的內因。

同時，研究還發現，年輕、高學歷、高收入者對長三角和長三角區域合作的認同度和關注度更高，他們更希望通過區域合作推動整個區域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服務水平提升。

目前，在民眾看來，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目標仍不夠清晰，以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建設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勞動地域分工優化的共識遠未形成，由于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權責過大，即使在各省內部也存在較明顯的諸侯經濟現象，居民、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較少有機會感受到區域經濟合作帶來的實惠，因而也較少實質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的深化。

而由于缺乏對整個長三角區域的認同感、歸屬感，大多數地方、企業和居民都傾向于推崇地方、企業和個體的利益，忽視整個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的持續發展和競爭力提升，因而投資、消費、環保等領域的惡性競爭時有發生，區域經濟合作的收益很不明顯。

這就要求積極增進民眾對長三角區域的文化認同，引導居民樂意以長三角人來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從而傾向于以積極的言行為整個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做貢獻，并在長三角這一更大的地域范圍內獲得安全、輕松、愉悅的正面情緒。

為此，建議各地政府加大對長三角文化和區域合作的宣傳力度，鼓勵學術界和新聞媒體積極引導民眾對長三角區域合作的主導目標和福利影響等形成共識，尤其要做好對中老年、低收入、低學歷群體的區域合作知識教育，破除他們對區域合作的誤會。

同時，可以借鑒歐盟的做法，合力塑造長三角共同的文化象征，建設長三角地區無壁壘的視聽空間，并將“長三角的維度”引入學校教育，以增進對明日長三角人的心靈塑造。這將為長三角的區域合作深化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更好協調區域合作中的利益關系，推動各項一體化舉措取得實效，從而為成功創建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長三角模式”創造有益的文化環境。

（作者孔翔系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卞繼超系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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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