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拉蓋天文臺時，我們提到，旭烈兀將納斯爾丁·圖西從阿拉穆特城堡帶到了馬拉蓋，聘請他作為顧問，讓他進行天文研究。那么，阿拉穆特城堡究竟是個什么樣的地方，為什么圖西這樣的天才會在那里進行研究？這指引我前往阿拉穆特所在的加茲溫。

提到阿拉穆特城堡，更有名的恐怕不是圖西，而是這樣一個傳說。塞爾柱帝國時期，有三個年輕人，分別叫阿布·阿里（Abu Ali Hasan ibn Ali Tusi）、哈桑·薩巴赫(Hassan-I Sabbah)和歐麥爾·海亞姆（Omar Khayyam）。這三個人在一起學習，關系很好，他們商議，如果其中有人身居高位，一定要提拔另外兩個人。后來，阿布·阿里成為了塞爾柱帝國的維齊爾（注：相當于宰相），改名為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他想提拔另兩個朋友，歐麥爾對政治不感興趣，更愿意從事學術，尼扎姆給他建了一座天文臺，資助他的研究。歐麥爾成為那個時代著名的通才學者，但更為人知曉的是他的詩歌《魯拜集》。而哈桑卻覺得尼扎姆給他的利益太少，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他離開尼扎姆，來到阿拉穆特山修建了一座城堡，在上面招募刺客，也就是著名的阿薩辛刺客集團（Hashshashin），阿薩辛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哈桑的追溯者。哈桑也被稱為山中老人，他第一個要刺殺的人就是尼扎姆。

當然，在歷史學家看來，這個傳說并不一定真實。從三個人的年齡、出生地和早年經歷來看，他們不太可能是同學，彼此的關聯也更多基于政治因素。

哈桑是一個傳奇遠遠多過史實的人，有人認為，他在城堡中用大麻控制年輕人，給他們制造天堂的幻象，利用他們刺殺自己的敵人，但并沒有證據支持這種指控，可能只是他的敵人們貶低他。也有人認為，阿拉穆特城堡是一個學術中心，受到主流教法學派排擠的學者們在這里可以自由研究，其中就包括納斯爾丁·圖西。在真實的歷史中，哈桑本人并不是一個刺客，而是一個宗教學者，他寫過一本自己的傳記，但沒有保留下來。

在零散的資料中，人們知道，他出生在庫姆，早年在中東各地游學，主要是在開羅法蒂瑪王朝的宗教學院學習。當哈桑回到波斯之后，尼扎姆下令逮捕他，主要是因為哈桑反對塞爾柱王朝的宗教傾向。哈桑逃到阿拉穆特山區，買下一座城堡并進行了擴建，稱為鷹巢。在接下來的35年里，直到去世，哈桑都沒有離開過阿拉穆特城堡。這里更像一個學院，人們在這里一起學習、祈禱、翻譯研究，這種氛圍吸引了很多學者前往。

哈桑所在的教派是什葉派-伊斯瑪儀派-尼扎里派（Nazari），伊斯瑪儀派是什葉派的一個分支，也叫七伊瑪目派，與主流十二伊瑪目派的分歧在于第七任伊瑪目的人選問題。在法蒂瑪王朝時期，伊斯瑪儀派不斷分裂，在1094年，由于哈里發繼任者的分歧，王子尼扎里被弟弟穆斯塔法處決，他的兒子從埃及逃到阿拉穆特，尼扎里的支持者們被稱為尼扎里派。

我們沿著山路從加茲溫開車兩個多小時，經過重重雪山，到達了阿拉穆特的半山腰，接下來要徒步走到山頂。現在這座城堡正在維護中，只有非常簡易的圍欄臺階，以及沒有修好的纜車軌道。在陡峭的山頂，一條蜿蜒的小路盤桓向上到山頂，這是進入城堡的唯一通道。城堡外部和上方都被腳手架覆蓋著，被頂棚籠罩的主體部分分成兩邊，中間有一個向下的通道，可以進入一個地下室蓄水池，遺址中殘余著少許的墻磚和門廊。從城堡向下望，會發現城堡有一個向下傾斜的坡度，這個斜面讓城堡難以被從下向上攻克。

哈桑統治城堡時，加固了防御工事和供水系統，加大了山谷的灌溉和耕作，讓城堡可以獨立抵抗很長時間。哈桑所在的尼扎里派在伊朗西北部有多座城堡，阿拉穆特是其中的總部，也是抵抗到最后的城堡之一。

一部分學者認為，哈桑與尼扎姆的矛盾是波斯什葉派穆斯林對塞爾柱王朝不滿，尤其是塞爾柱統治者對波斯工匠征收重稅，以及重用突厥人。在這樣的背景下，阿拉穆特更像是一個本土民族的抵抗運動。在蒙古人到來時，哈桑·薩巴赫早已去世，旭烈兀必須攻克這些城堡才能進攻巴格達，此時阿拉穆特城堡已經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結成了同盟，一些野史中認為，他們試圖刺殺蒙哥汗而激怒了蒙古人。在被蒙古軍隊圍攻之后，最后一任伊瑪目魯克賴丁庫沙（Rukn al-Din Khurshah）投降后被殺，蒙古人拆除了這座城堡，非常遺憾的是城堡的圖書館被毀掉，很多資料消失。

離開阿拉穆特城堡下山，我回到加茲溫城里，這座城市曾經短暫做過薩菲王朝的首都。之前在大不里士時提到過，薩菲王朝第二任君主塔赫馬斯普一世時期，將首都從大不里士遷到加茲溫，他的孫子阿巴斯一世又遷到伊斯法罕。今天在加茲溫市區還保留著一座小小的四十柱宮，就是塔赫馬斯普一世的皇宮，在卡扎爾王朝時期進行了重建。塔赫馬斯普一世在任期間，大不里士在連年的戰爭中損毀嚴重，為了遠離與奧斯曼對抗的前線，他與奧斯曼簽訂了和平條約，將首都遷到遠離前線的加茲溫，同時逐漸疏遠薩菲王朝起家的土庫曼部落軍隊，開始重用本土波斯人。

在皇宮西側不遠就是加茲溫巴扎，現在的巴扎一部分改造成旅游區，開設了一些手工藝店鋪、餐館和咖啡館，另一部分還在延續著傳統的生意。加茲溫曾經是絲綢之路重要的一站，來自東方的商人把貨物傳遞到這里，再由波斯商人繼續向西方運送。巴扎里的商人們按照貨物品種聚集在不同的區域，部分店鋪下面還有地下室，可以存放一些需要陰涼保存的貨物，而一些珍貴的貨物會存放在可以鎖住的房間里。巴扎里的商人們是一個個商團聯盟，巴扎其實不僅僅是市場，也是商團們制定價格、交換信息的場所，和很多城市的巴扎一樣，加茲溫的巴扎中心是一座清真寺。

我到達加茲溫時，美國政府剛把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從而進一步制裁伊朗的經濟，因為伊斯蘭革命衛隊不僅是一只武裝力量，同時深度參與了伊朗的經濟建設。一位加茲溫本地人士告訴我，伊斯蘭革命衛隊就是巴扎供養起來的。

在之前的君主制時期，國王的軍隊常常用于鎮壓民眾，卡扎爾王朝末期，國王將國家利益出賣給外國人，損害了以巴扎為核心的伊朗本土商人們的利益，引發了商人階層和教士階層聯合的抵抗。到了巴列維王朝，尤其是第二任君主穆罕默德·禮薩時期，大量引入外國資本和西方價值觀，同樣引起商人和教士聯盟的不滿。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之后，需要一支真正屬于民眾的武裝，由市民階層的基礎——巴扎和教士提供支持，不會為了統治者而出賣民眾的利益。所以這其中的關系，并不是革命衛隊掌握伊朗的經濟，而是伊朗民眾供養革命衛隊，作為屬于人民自己的武裝。

在伊朗，我很喜歡竄街頭、逛巴扎，觀察商人們交易的方式，陌生人之間怎么打招呼。盡管伊朗也是高度體制化，但民間的自組織生命力依然發達。這或許因為波斯人歷史上最擅長的是發明秩序，當人們能自己發明秩序時，無論統治者什么樣，民眾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形成社會來制衡公權力。相反，如果人們不能自己發明秩序，就只好由統治者來制定秩序。波斯人的幸事，就在于他們能發明秩序，甚至可以向外來統治者（比如阿拉伯人和蒙古人）輸出秩序，對一個民族來說，這是很重要的能力。

加茲溫的巴扎里有一家藝術館，里面展示著泥塑作品，大部分表達的是菲爾多西的《列王記》中的內容。其中有一個像后羿射日造型的雕刻，描寫的是伊朗古代的英雄阿拉什（Arash），在一場戰爭中，雙方決定由伊朗人射出一支箭，箭落下范圍內的土地都歸伊朗人，阿拉什射出的箭從黎明飛到日落，他成了英雄，伊朗很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還有一件作品，講的是波斯傳說中英雄魯斯塔姆（Rostam）的故事，他擊敗了中國可汗（Khaghan of China），泥塑上中國可汗騎著大象，倒是像印度人的打扮，按照歷史的對照來看，魯斯塔姆對抗的應該是印度-斯基泰人。

在巴扎改造的游客區中，有很多文藝的咖啡館。我在一家歐式風格的咖啡館點了一份英式早餐，卻另外給我端上來一份伊朗大餅。在伊朗酒店里，早餐必不可少的是大餅配上黃油、果醬、蜂蜜，還有黃瓜和西紅柿的沙拉。這并不稀奇，大餅是伊朗很重要的食物，也是政府進行補貼不會提高價格的食物。

伊朗人對大餅非常熱愛，無論點什么餐都會端上來一籃子大餅。有的餐館會用小袋子裝好，比較衛生，很多便利店門口都會掛著一袋袋大餅售賣。當然巴扎里的作坊現烤的大餅最受歡迎，只是要排隊很久。不同地區的大餅也各有不同，在南部胡澤斯坦是很薄的餅，只有一層，有點像中國的煎餅，而北方的大餅則是很長很厚一張，早上能看到很多人拿著半米長的大餅在路上吃。

一個群體如何在最感性的層面意識到自己和別人的不同?應該就是說的語言和吃的飯。說外國人的語言，吃外國人的食物，然后談本國民族主義，這是很多精英統治階層的失敗。從這一點上講，巴列維國王試圖引入西方現代化的問題，在于他并不熱愛自己的民眾，覺得他們落后而愚昧。在現代政治中，作為國家精神象征的君主，最大的錯誤可能就是看不起自己的鄉親們。

我離開巴扎向東走，有一座曾經的東正教堂，是屬于俄國教會的康托爾教堂（Kantour Church）。為了把伊朗的城市連接到歐洲，卡扎爾王朝時期開始修建現代公路，加茲溫的公路由一家俄國公司承包修建。這座教堂在一個公園旁邊，建于1905年，是為加茲溫修建鐵路的俄國工程師使用的教堂，教堂由紅磚建成，康托爾的意思是辦公室。

教堂從平面看是傳統的十字形，大門上方和兩側墻壁上裝飾著東正教十字架，正門是一棟三層的鐘樓，上面有一個小小的綠色圓頂，鐘樓后面有一個比較低矮的拱頂。教堂前面有兩座紀念碑，一座是紀念一位在這里工作死去的俄國工程師，另一個是1906年死于飛機失事的俄國飛行員。現在的教堂內是一家商店，售賣一些小禮品，還保留著一個小小的祭壇。

經過了薩菲王朝時期與俄國的時戰時和，俄國向波斯大規模移民，要到十月革命之后。很多抵觸蘇維埃政權的俄國人（但不一定是白俄分子）從俄國到了波斯北部的吉蘭、馬贊達蘭、阿塞拜疆和呼羅珊。十月革命前，德黑蘭有兩座俄國教堂屬于大使館，還有一座俄國墓地的鐘樓，整個伊朗有大概五十座東正教堂。20世紀40年代，俄國移民在德黑蘭籌建了圣尼古拉斯教堂（Saint Nicholas Church）。直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后，新政府驅逐了教會成員，后來圣尼古拉斯教堂被逐漸廢棄。

我從東正教堂回到巴扎，路過猶太四先知墓（Tomb of the Four Prophets），這四位先知將耶穌基督的消息從耶路撒冷帶到東方。在十一世紀末，這里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建筑有一個青色塑料質感的拱頂，內部也是典型波斯陵墓的華麗風格。

從四先知墓往南走過幾條街，就到了伊瑪目宰德侯賽因陵墓（Imamzadeh Hossein）。這座陵墓更像一個宮殿，院子里有一個涼亭一樣的八角形噴水池，建筑正面被藍黃色的瓷磚覆蓋著，中間是19世紀安裝的鏡面。男女朝圣者從兩邊不同的小門進入，里面的墻壁和頂棚也都覆蓋著鏡面，建筑中間是宰德侯賽因的陵墓，同樣是亮閃閃的。

宰德侯賽因是伊瑪目禮薩的兒子，他在和伊瑪目禮薩前往加茲溫的途中去世，埋葬在這里。這里原本有一座建筑，蒙古入侵時被破壞了，薩菲王朝時期修建了現在這座清真寺。清真寺后面是一排排軍人的墓碑，每個墓上有一個小小的龕，里面放著家屬留下的紀念品、照片和死者遺物。

我看到一對老夫妻來看望親人，老奶奶擦拭著墓碑，老爺爺坐在旁邊凝視著。在墓地的另一端，有一件金屬藝術品，一個穿袍子的婦女隔著欄桿張望，欄桿上有很多鎖頭。鎖頭是思念的意思，這件藝術品應該代表著對死去親人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