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為連續14年雄踞中國縣域經濟之首的昆山，許多人驚艷于其發展之飛速及財富總量之巨，而昆山真正的秘密和價值，在于其身后所展現的中國改革的理念、路徑與方法。

上世紀80年代改革初始，開放看廣東珠三角模式，改革花開兩朵：浙江溫州模式和江蘇蘇南模式。而同處蘇南、幾乎同一時期崛起的昆山之路則堪稱與蘇南模式交相爭艷。

昆山之路絕非當地930平方公里狹小縣域不可復制的獨門秘籍，而具有當代中國改革深厚的共性意義：以大開放破冰，以持續改革深化開放，以無畏的勇氣和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一個個發展的關隘做改革開放的探路者、領跑者。

昆山予以我們的啟示還在于，無論站在了多高的山峰，自信但不自滿，茍日新更日日新，進而從昆山之路再出發，趟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探索示范的新昆山之路。

昆山，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三峽間激蕩前行的中國的縮影。從一定意義上，昆山之路映射的就是行進中的中國之路。

為此，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歷時兩月調研，采寫了“新昆山之路”系列報道，以期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為中國之路貢獻昆山經驗。本組系列報道共5篇，以下為“開發區篇”。

再過數日，占地2平方公里、開設在非洲埃塞俄比亞德雷達瓦特殊經濟區里江蘇昆山產業園的培訓中心即將迎來開班“百日”。作為中國開發區經驗在境外輸出的載體，培訓中心致力于在指導項目投資的同時，為非洲輸入昆山開發區建設的理念思路與管理經驗，成為當代“昆山之路”在“一帶一路”的延伸和轉化。

地處上海與蘇州之間的昆山，是全國最早自主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地區之一，也是江蘇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領頭羊和領跑者。自2016年以來，通過三次“請進來”學習和跟班實訓、四次“走出去”就地指導實際問題解決和直接參與示范管理，昆山已為200余名埃塞俄比亞工業園中的高級管理人員“手把手”傳送經驗。

“昆山是一個成功的樣板，它的發展經驗同樣符合我們的國情與發展需要。” 埃塞俄比亞總理顧問、工業部部長等官員專家多次實地考察昆山后曾一致認為，“昆山之路”的發展歷程給了發展中國家改變命運的信心和希望。

而這條靠一個“闖”字拼殺出的改革之路的起點，也正是昆山經驗輸出的源動力——1984年為打開開放之門而創辦的全國首個自費開發區。

彼時，作為傳統農業縣，昆山的工業生產是當時蘇州六縣中的“小六子”。看著周邊地區依靠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頻頻崛起，不甘落后的昆山決定另辟蹊徑，以自身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率先全面開展橫向聯合，在上無政策紅利又無財政支持的情況下，本著自力更生、敢想敢為、不等不靠不要和永遠快人一步的精神，自我規劃、自籌資金、自費興建了開發區這一服務于外向型經濟的最佳制度舞臺。

此后，借助一系列首創性的制度突破，昆山以開發區為依托，不斷廣招外商、廣納外資，從一個落后農業縣一躍成為全國縣域經濟發展“第一標桿”。

無疑，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風雨，開發區早已成為昆山堅守開放之路的最強基石，亦是“昆山之路”一騎絕塵的最大密鑰。而如今其建設經驗之所以能構成當下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試點為指向、大力探索高質量發展的“新昆山之路”的內核與精髓，并作為“中國模式”的優質樣本在“非洲屋脊”的廣袤大地上生根，正是因為其背后豐富蘊含的中國式改革的普適智慧與核心價值。

不忘初心：仿佛看到1984年昆山的影子

從上海飛抵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時長超過12個小時。過去4年，73歲的宣炳龍已11次往返于這條“超長航線”間。

盡管卸去一身職務，但宣炳龍身上仍有諸多標簽：“昆山之路”開拓者、昆山自費開發區“操盤手”、昆山（埃塞）產業園培訓專家組顧問、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勞動模范等。

昆山會與相距近萬公里的埃塞俄比亞結緣，正是源自他的一次“個人講學”。

2015年10月22日，受中國開發區協會委托，宣炳龍首次帶著昆山開發區30年的開放與建設經驗抵達埃塞俄比亞第二大城市德雷達瓦，為中國企業在當地建立的該國首個工業園提供運營指導和招商指引。

一下飛機，眼前的景象立刻讓這位畢生都在打造開發區之夢的老改革者感到陌生又熟悉。“那是一個幾乎還嗅不到現代化氣息的城市，基礎設施落后，道路泥濘顛簸，牛車并行，空氣中到處飄散著二手車駛過后的漫天塵土。但當地人真摯的眼神里，卻放射著對發展的強烈欲望和渴求。”宣炳龍告訴澎湃新聞，這讓他瞬間仿佛看到了1984年昆山的影子。

歷史上的昆山曾一度是蘇南的蘇北，盡管1979年時靠著發展農業的基礎，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略高于鄰近的無錫、江陰、張家港，但到1980年代前半期，周邊各縣憑借發展鄉鎮企業迅速興起，將昆山拋至蘇州末位。1983年，昆山的財政收入只有5568萬元，上繳國家后只能勉強解決吃飯問題。

對此，昆山選擇了一條不等不靠、因陋就簡謀發展的路子急起直追，向自己要錢，靠自己動腦，大力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大膽自建開發區，以始終敢為人先的制度創新優勢招攬外資，從而在無資金、無項目、無技術的困境中闖出了新路。

在埃塞俄比亞首次授課當天，曾長期擔任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的宣炳龍，就從昆山的過去和現在、為什么及如何建設開發區等角度，向在場幾十余名學員傳授了近兩個小時的改革方法論。

在得到當地熱切的回應后，宣炳龍認為，昆山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先試先行，將中國開發區經驗率先輸出，開創一條為非洲欠發達國家開發建設提供理念借鑒、管理對接的“新絲路”。

回國后的當月，他一邊以昆山開發區協會會長的名義，組織安排一批在職和退休的開發區管理者，隨其零酬勞“走出去”，一邊著手撰寫了《尋找突破口抱團走出去，打造地方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新亮點——關于推動在埃塞俄比亞建設昆山工業園的調研報告》。

2016年2月，該報告在得到昆山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重點批示后，又獲江蘇省有關領導肯定。同年6月，江蘇與埃塞俄比亞投資委員會簽署了《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業合作備忘錄》，明確“支持昆山等有經驗條件的開發園區對埃塞俄比亞輸出管理經驗”。11月，埃方精選了8名工業園高層管理人員赴昆山，全面學習考察開發區的經驗和模式。

在此基礎上，2017年5月，時任昆山市長杜小剛在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代表市政府簽署了《埃塞俄比亞德雷達瓦中土工業園合作諒解備忘錄》，為“一帶一路”建設探索提供有價值的“昆山方案”。去年9月，時任昆山代市長的周旭東又見證了昆山開發區與埃塞俄比亞工業園發展公司簽署工業園區運營與管理經驗交流的合作備忘錄。

“在雙方政府的合力助推下，通過‘走出去’、‘請進來’，這幾年昆山先后帶出了200多名埃塞學生，目前他們均已在本國各個工業園內擔任高層管理者，或在當地自辦企業為園區建設助力。”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產業合作轉移中心副主任許晉告訴澎湃新聞。

在上海大學法學院就讀博士的戴維便是其中之一。

作為第二批埃塞俄比亞工業園管理干部培訓班的學員，戴維本應與其他15名同行一樣，在昆山參加為期三周的理論與實踐培訓。“但因在北京有公務，等戴維到昆山時，課程已接近尾期。”許晉回憶，他立即對戴維進行了單獨集中補課，過程中，對方不斷提問、求知若渴的求學欲望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臨別前，戴維特意拜了宣炳龍為師，并表示自己“永遠聽不夠”，只要老師愿意說，他愿意隨時飛過來聽。

“埃塞人民與中國人民‘同勤勞、共愿望’。過去30多年來，我們堅守為民謀福祉的初心，通過搭建自費開發區的平臺，引進外來資本、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促進了經濟持續發展。現在，我們有能力、有條件，理應不忘初心，幫助更多發展中國家民眾脫貧致富。”昆山市長、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周旭東表示。

在他看來，盡管不同地區甚至國家發展基礎、階段、條件有異，但改革的方法和精神卻是一脈相承且放之四海皆準的。因此，昆山在建設過程中探索出的自力更生、敢為人先和不斷創新的經驗，不僅能作為自身發展一以貫之的理念堅持，更在當下各地、各個改革領域都極具推廣與借鑒價值。

不等不靠：窮人家孩子的褲腿是一段段自己接出來的

在諸多研究學者、昆山干部眼中，若要用一個詞概括昆山在園區建設中強勢勝出的最大秘訣，自力更生是繞不開的首要答案。

因接連錯失鄉鎮工業崛起等多個發展機遇，經濟一度滯緩的昆山決定利用自身區位優勢，將突圍的關鍵放在東依上海西托“三線”的橫向經濟聯合上。為吸引外來資本和企業，1984年8月，昆山在老城區東部劃出3.75平方公里土地，靠十幾個人和50萬元啟動資金創辦了當時還被稱為“工業小區”的自費開發區。

彼時，為接納國際資本和產業轉移的需要，國務院剛剛批準在沿海14個開放城市設立首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輔以相應資金和政策支持。

但當時的昆山只是一個農業縣，又不臨海，想獲中央支持建開發區的可能性為零。面對無政策允許、無國家資金投入、無技術項目、無人才優勢的多重困境，昆山縣委縣政府決定不等不靠不要，立足自力更生，富規劃、窮開發。

所謂富規劃，即規劃起點高、標準嚴、功能全、配套齊；窮開發，則指在國家沒有任何投資情況下，自籌資金、勤儉節約，求實效、少花錢、多辦事。

因此開發區起步時，采用了依托老城的策略，對非生產性開支能省則省，不建招待所、賓館。十幾位管委會工作人員均從機關部門借調，靠七八輛自行車出入辦事，就餐無食堂，辦公都擠在一排簡陋的小平房里。

為減輕集中支付征用費的壓力，開發區的土地征用本著“需要多少用多少，開發一片成一片”的理念，不搞“圈地運動”。對水、電、煤氣等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則實行企業經營、有償服務，減少財政負擔。

正是憑借一邊精打細算、突出重點、分片分期搞開發，一邊千方百計東靠上海、西聯“三線”，引企業、引人才、引資本。創建僅三年，開發區內企業上繳國家的稅金就已相當于昆山在開發區的投資總量。

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題為《自費開發——記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長篇通訊，并配發《“昆山之路”三評》評論員文章。至此，自費扛起外向型經濟發展大旗的“昆山之路”聲名鵲起。

次年10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專程到昆山考察，對眼睛向下、自力更生、借助上海、滾動開發的發展理念與做法十分贊賞，并鼓勵昆山把開發區辦成投資者的樂園、發展經濟的龍頭和窗口。

考察結束后，費孝通特地撰寫了昆山開發區調查報告專送中央有關領導，在次年召開的全國人代會上又領銜提出議案，為開發區請求“國批”。

1992年8月，冒著巨大政治、經濟風險自我壯大的昆山開發區終獲國務院批復，被列入國家級開發區序列。

盡管正了名，但昆山開發區不得援例國家沿海開發區的優惠政策，想要持續發展依然必須繼續靠自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為設立出口加工區，斗膽“代工”送中央八部委會簽文件。

1997年，在與臺商吳禮淦聊天中，對方不經意的一句“昆山什么都好，就是報關速度慢，要是有一個像臺灣新竹那樣的工業園就好了”，讓當時正在思考如何依靠政策優勢，吸引高新技術產業登陸昆山的時任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宣炳龍突然茅塞頓開。

他立即查閱資料、實地考察，提出了要辦全國首個出口加工區的設想，并極力爭取到江蘇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向國務院遞交了專門報告。不久，應國務院要求，特區辦牽頭與財政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等八個部委會商，形成了初步紀要。但此時，恰逢中央機構改革，特區辦被撤銷了。

“沒了牽頭部門，設立出口加工區的事眼看要告吹。我和當時的市領導便斗膽托人找到原國務院特區辦負責人，想把這份紀要借出來，自己挨個部門去跑。”宣炳龍說。“簡直異想天開，膽子太大了！”對方的答復，讓他并不意外，一個縣的干部要找到中央八個部委一把手簽字，其難度可想而知。

但從不愿輕言放棄的昆山，依然選擇堅持一試，而這一試便是一年多的奔波、跋涉與煎熬，申請材料寫了幾麻袋，動用的人脈從老鄉、老友到老上級、老領導。其間，吃閉門羹是家常飯，光解釋辦出口加工區的理由、好處和前景等就不知磨破嘴皮說了多少次。

2000年4月，歷經84次上北京，昆山終于獲得國務院的正式批文，成為首批15個出口加工區試點中唯一的縣級市。因為是概念提出者又較早地啟動了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當年10月，全國第一個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在昆山正式投入運作。

“這個過程簡單地說是申請或申報，但實質上是下級想方設法找上級，不斷陳述理由要政策的過程。”宣炳龍說，回望過去，從自費創辦開發區，到推動國家八部委支持建出口加工區，昆山的發展就像窮人家孩子的褲腿，是自己一段段接出來的。如果沒有自力更生的韌勁和百折不撓的無畏精神，昆山至今還是一個落在周邊強市后頭的小跟班。

憑借一路不等不靠的執著與拼勁，2018年昆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832億元，以不足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面積創造了超過全國千分之四的GDP，連續14年位列全國百強縣之首。而開發區以昆山九分之一的土地面積，完成全市40%以上的地區生產總值、50%以上的工業產值，貢獻了全市60%以上的外資、70%以上的臺資產出份額、80%以上的進出口總額。

敢為人先：機遇不會排著隊等，遲一步什么都輪不到

縱觀以開發區建設為依托的昆山經濟發展史，另一條貫穿其中至為關鍵的經驗則是“永遠快人三秒”。

獲批全國首個設于縣級市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成立國內首家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創建全國縣市級第一個留學人員創業園，率先啟動國內首個綜保區內企業一般納稅人資格試點，興辦江蘇省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實施全省第一幅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等，無不佐證著缺乏工業基礎、資金技術和政策扶持的昆山，能在中國縣域經濟最發達、競爭也最為激烈的蘇南地區脫穎而出，進而一路過關斬將成為領跑全國的經濟強縣，地方政府的超前意識與有效作為功不可沒。

1984年2月，正在謀劃如何向外“借東風”的時任昆山縣代縣長吳克銓接到銀行同志的匯報，稱在蘇州開會時聽說市輕工局將接待一家日本手套企業，計劃在蘇州地區投資。

掛了電話，敏銳的吳克銓立即意識到這是個打開外資進入渠道的絕佳機會。于是，他立馬放下案頭工作，驅車趕往市輕工局，懇請局長將昆山列入外商的考察名單。從上午磨到下午，局長終于松口。“不在考察城市之列”的昆山，爭取到了機會。

“當時縣領導把僅有的一輛吉普車派給我們去迎接，一路上寒風颼颼，但內心卻是熱乎乎的。”中國蘇旺你有限公司原總經理胡志明回憶，當天下午一行人接上日本蘇旺你株式會社社長三好銳郎抵達昆山后，沒有去政府，也沒有進招待所，而是直奔皮件廠和工業區考察。當晚，迫不及待的他們又一路跟著三好銳郎回到蘇州，在其下榻的房間隔壁住下，連夜研究并寫了一份會談紀要，第二天一大早便敲開客商的房門，請求繼續商談，最終簽約成功。

據三好銳郎日后回憶，在昆山之行前，他已考察了長三角區域的六個地方，有的路太遠，有的不積極，唯一兼具區位優勢與雷厲風行辦事風格的昆山成了他的“不二之選”。

由于是江蘇首家中外合資企業，簽約后關于投資比例、注冊登記、廠房建設等方面的審批過程異常復雜。昆山有關部門果斷決定代替企業上南京、北京，跑了123次、敲了732個章，終于促成中國蘇旺你有限公司“落地開花”，成為日后外商投資燎原開發區的星星之火。

1988年，在合資企業效益良好的基礎上，昆山又頂著姓“資”姓“社”的爭議，超前且冒險地推動江蘇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蘇旺你手套有限公司順利開業，一時轟動全國。

“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前衛的決定。匯報到蘇州市里、省里，很多領導有顧慮，提出質疑，認為把一家公司控制權全部交給外方的做法太過大膽，且沒有先例。” 但首任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宣炳龍表示，在他看來，新東西總是模糊朦朧的，開始大部分人不理解很正常，“如果決策層11人都說好，可能這事就沒有新意、不算機遇；如果11人中9人說沒聽過、不敢試，那可能才是創新。”

一批批項目引進后，為爭速度搶時間，開發區內的絕大部分企業均采用當年談判、當年土建、當年投產、當年見效益的建設模式。生產金星牌黑白電視機的上海電視機一廠昆山分廠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由吳克銓親赴上海當“招商員”引入的項目，1985年春天達成協議，5月即破土動工，同時邊借老廠試生產，邊培訓職工，半年后新廠房建成立即投產，當年便生產電視2萬臺，盈利70萬元。上海廠方工作人員感慨，在其他城市光建廠蓋圖章就要大半年，而昆山從設計到竣工只用了6個月。

快人一步的效果立竿見影。隨著紛至沓來的產業資本的強大虹吸效應，無數個破天荒的行業第一開始在昆山開發區應運而生，而昆山也在奮勇當先的滾滾浪潮中實現了經濟從發展到繁榮的飛速成長。

除了引資納企先試先行，昆山之所以能保持經濟領跑全國的優勢，還得益于另一個前瞻性的大動作——在招商引資的同時，及早意識到供需矛盾突出、環境資源壓力帶來的結構性矛盾，因而率先提出將轉型升級作為關鍵突破口，打造集集成電路、智能設備、芯片等高新技術產業為一體的光電產業園。

“在當時很多人還沒弄明白薄膜晶體管是什么東西的時候，花大錢上馬這個項目肯定是要力排眾議。”宣炳龍回憶。

盡管不乏質疑聲，但昆山改革者們堅信，得時勢者勝，機遇不會排著隊等，如果遲一步什么都輪不到。實踐證明，正確的、超前的決策思路，必然帶來“突圍”之后天寬地闊的正向效應。

經過14年的培育，如今的光電產業園不僅助力昆山電子信息產業實現從“缺芯少屏”到“強芯亮屏”的重大轉型，其自身也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產業鏈條最完整、唯一同時掌握三類面板顯示技術且具備產業化能力的全國乃至全球一流光電產業高地，年產值突破千億元。

在此基礎上，去年昆山立足雄厚的產業基礎，在國內縣域率先提出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一流產業科創中心，全面開啟“昆山就是產業科創中心、產業科創中心就是昆山”的新發展模式，以自費建設開發區的精神和魄力，舉全市之力積極探索縣域經濟創建國家一流科創高地之路。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昆山正是堅守了持續開放的前瞻性，以‘敢為天下先’的魄力，逢山開路、遇河架橋，憑借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膽識，在實踐中深入探索、大膽嘗試，才闖出了一條享譽全國的‘昆山之路’，并奠定了新時代建設高質量發展的‘新昆山之路’必須繼續堅持的精神內核。”昆山市委書記、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杜小剛表示。

而在長篇報告文學《昆山之路》作者楊守松看來，昆山之所以能在初始條件相當的蘇南地區強勢崛起，開創一整套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并將建設經驗作為中國樣本輸入非洲，其關鍵正是在于人——昆山人判斷事物的標準，從不是書本上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已明顯滯后于現實發展的政策法規，而是是否有利于社會發展，是否滿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合理需求。

憑著這樣的判斷力，面對認準的機遇時，昆山沒有把自己困在僵局中，而是勇當“拓荒者”，敢闖“無人區”，千方百計窮盡所有可能率先嘗試、率先遇阻、率先突破，進而將領先優勢持續擴大。

制度創新：向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要生產力

如果說，自力更生的毅力和敢為人先的魄力是昆山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轉型的獨有法門，那么“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創新精神則是其解碼一個又一個時代命題的最大依仗。

縱觀昆山開發區的發展歷程，從啟動階段的自費開發，到鼓勵興辦獨資企業，到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口加工區，再到進行風險投資培育高科技產業園，屢次成功爬坡過坎的背后實際上是一連串制度創新、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的結果。

曾長期將昆山發展作為案例剖析對象的昆山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瑞龍在其所著的相關論文中，即將“昆山之路”成功的最大內驅力歸結于開發區的制度創新——在改革之初，地方政府不再是純粹提供公共產品的行政性組織，而成為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組織，因此在得不到“權力中心”授權和接受的情況下，為吸引資源、激發微觀主體創造更多生產性利潤，自發走出一條“首先發現制度潛在收益，然后突破各種制度性障礙，最后謀求中央政府事后追認”的道路。

但這條路并不好走，如同頭頂石臼唱戲，政治風險和壓力巨大。在當時大部分人認為對既有制度壁壘的突破就是違規時，數任昆山執政者們卻始終堅信，改革就是要對不合時宜的規定進行完善與革新，不斷向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要生產力。

事實證明，開發區這一持續的制度創新使昆山經濟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但因走的是自費開發之路，一無建設資金，二無政策優惠，三無建設經驗，要想把“國批”帶來的制度優先進入優勢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利益，就必須進行相應的內部機制創新。

在楊瑞龍看來，昆山的機制創新主要體現在開發區開發模式、引資模式和高效能的行政服務上。

在開發模式上，昆山提出了“富規劃、窮開發”、“依托老城、開發新區”、“先引內、后引外”、“滾動發展、逐步延伸”等一系列措施，開創了全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引資方面，在許多地方還為外資企業姓“社”或是姓“資”問題爭論不休時，昆山已掃除思想障礙，采取“搭臺內聯，筑巢外引”的方法，興辦獨資企業，并在機制創新上大做文章。如1989年起在江蘇省內率先試行國有土地的有償使用原則，籌集實現開發區內“七通一平”的資金；對產權實現有效保護，明確外商的投資收益預期；開放市場，實現流通領域經營、價格、用工和分配的“四放開”等。

而建立“小政府、大服務”的高效行政管理體制、優化外商投資服務體系，更是被昆山視為“立身之本”。開發區創建初期便明確“硬件不足軟件補”、“人人都是投資環境”、“寓招商于服務之中”的理念，此后又數次加碼，相繼提出“規范行政、降本增效”、“零障礙、低成本、高效率”等要求。

隨著外資企業的增多，昆山又建立了外企服務中心、外向配套協作中心和外商投訴中心三個專為外企提供服務的行政機構，并設立“馬上辦”辦公室，實行“首問負責制、兩問終結制”，全天24小時解決各類疑難雜事急事。

臺商黃健忠至今記得企業投產之初的一件小事。當時他在昆山投資設立的食品添加劑工廠用的是鍋爐，壓力容器表必須檢測，而當天是周日，因急于開工，生產線已啟動，若停下來等待檢測意味著損失巨大。“要知道即使在臺灣，休息日也是不大可能叫到人的。但昆山質量技術監督局聽說后，立即派人過來幫忙解決了問題，絲毫沒有影響生產。”黃健忠說，昆山政府對企業各類訴求的快速回應機制，讓他感動不已。

為進一步服務在當地創業生活的10萬臺商，昆山又于2013年2月率先獲批設立了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并經國務院同意建立由國家發改委牽頭，22個部委和江蘇省參加的昆山試驗區部省際聯席會議制度——這一全市目前最大的改革平臺。自2013年首次聯席會議召開至今，6次會議已成功推動如開展臺企內部人民幣跨境雙向借貸業務、開設綜保區內企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試點、建立對臺科技合作與交流基地、打造臺商大陸“精神家園”等97項開拓性政策的落地實施。

“昆山試驗區部省際聯席會議的機制化，為昆山先行先試、創新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重要保障。”昆山市委書記、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杜小剛表示，要與時俱進大力弘揚“昆山之路”精神，用好這一改革平臺，研發一批更具含金量和帶動性的政策舉措，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全力把新時代“昆山服務”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正是得益于一系列持續、合理又極具活力的創新機制，昆山得以憑借外資高地的城市品牌，在區域產業發展上收獲至今無出其右的巨大優勢。而如今，隨著埃塞俄比亞昆山產業園的橫空出世，這套濃縮著“中國式制度經濟學”智慧的改革方法論正在非洲大地上再放異彩。

最近，剛剛結束又一次對埃塞工業園高層管理者培訓的宣炳龍，正在著手準備將下一批培養對象的范圍擴大至當地的技術工人、法務、財務等。

“很多人問過我，這一生明明有那么多機會，卻為何只甘愿守著建設開發區這一個夢。”宣炳龍說，因為在探索這條崎嶇坎坷的發展道路上，自己與一代代改革者們所信奉的自力更生的堅持、快人一步的果敢和不斷創新的勇氣，給了他永葆初心的激情與遠赴大洋彼岸持續造夢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