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夷山市區一路向西，約70公里外有個桐木村，這里幾乎家家戶戶以茶為業，世代如此。桐木村之外的武夷山地區大多生產巖茶大紅袍，桐木則是紅茶，這里是“正山小種”的發源地。

桐木村的一株茶葉，單牙做金駿眉，一牙一葉做銀駿眉，一牙兩葉做小赤甘，之后的做正山小種紅茶。(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 史陽琨 圖 圖片編輯  周平浪)

早在1979年，桐木村就被劃入了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這里有中國東南面積最大，也是地球同緯度地帶保留最完整的中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森林與茶農世代生活的村落相交，不同于人們印象中大規模集中種植的茶園，桐木村的茶樹零星散落在山間，人們俗稱它為“野茶”。

傅登旺，桐木人，制茶師，桐木村村委工作人員。

34歲的傅登旺是桐木人，父親去世后，由他主事做茶已有六年。和每個桐木人一樣，他會和客人聊聊正山小種的緣起。相傳明朝末年，有軍隊途徑桐木，士兵們誤睡在茶青上。等到第二天部隊離開，茶青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發酵，為了補救，茶農們焚燒當地的馬尾松對茶青進行烘干，意外做出了一款帶有特殊松煙香味的茶。17世紀，這款口感帶有桂圓香的紅茶漂洋過海，出口英國。

意外被引入的馬尾松成為“煙小種”的傳統工藝，四百年來，桐木人靠馬尾松進行萎凋和烘焙。傅登旺稱，在這里“你還能看到活著的歷史”。但近些年，不少人擔心，這門手藝走到了盡頭。

2019年8月8日，武夷山市桐木村，傅登旺家中客廳的陳列，桐木村曾是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的落腳處，桐木掛墩也是西方傳教士采集并制作模式標本的據點之一，因而桐木村有相當比例的村民信奉天主教。

2017年，武夷山國家公園試點成立，為了控制松材線蟲病害，馬尾松受到了嚴格控制。一面是公園生態，一面是茶園生計，傅登旺們有些兩難。

“青樓”里的活歷史

每年4月，桐木忙碌的茶季開始。由于茶樹散布山間，月初人們需要上山人工采摘。

2019年8月8日，武夷山市桐木村位于山上的茶園，不同于其他集中種植的茶園，這里的茶樹呈分散式種植在山坡上。

制茶的地方有些特殊，當地人稱為“青樓”，三四層的木質結構，能夠隔絕春季豐沛的雨水，也能讓馬尾松燃起的松煙層層滲透。

“青樓”是傳統桐木人制作正山小種的場所，“青”指茶青，圖為桐木村現存最大的青樓。 

在桐木村，有的村民建起自己的青樓，和家宅融于一體，一半住家，一半制茶，有的則是多戶共享。桐木有33個自然村，12個生產小隊，每個小隊都有一棟集體的青樓。

42歲的茶農陳水明帶我們走進當地現存最大的一棟青樓。8月并非茶季，青樓空置，臨近的居民自愿成為門衛，以防陌生人進入引發火情。

房子雖空，提起青樓和茶葉，陳水明可以滔滔不絕。青樓的木質結構全由本地人設計，底層燒灶，每一層由鏤空的木板隔開，上鋪篾席。篾席的材料來自本地的毛竹，由手藝人編制。

陳水明 ，桐木人，制茶師。 

茶青在這里“萎凋”、“熏焙”、“復焙”，一代代桐木人也是從青樓的煙霧中長大。最初燒灶用的馬尾松就來自桐木本地，隨著保護區成立，本地木材被保護起來，茶農們需要從保護區以外的地方購買馬尾松。

2005年，“金駿眉”出世，新的工藝不再需要煙熏。但新工藝并沒有完全取代傳統煙小種。桐木村村委王坤武表示，每年桐木對馬尾松的用量約為300立方米，煙小種仍有一定的市場份額。

但近些年，為了控制松材線蟲病，馬尾松的進入受到嚴格限制。

松材線蟲病是由松材線蟲引起的，以松墨天牛為主要傳播媒介的一種松樹毀滅性流行性病蟲害。最早松材線蟲由國外傳入，在國內缺少天敵，傳播極快。中國于1982年在南京首次發現了松材線蟲，三十多年，疫區范圍迅速擴大至16個省區的246個縣市區，福建也是其一。

在禁伐本地馬尾松后，桐木松木大多來自南平市。2018年，受松材線蟲疫情影響，南平地區嚴禁調運，桐木村松木告急。在武夷山市第十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代表團分團審議中，王坤武提出了生產和生態的沖突。后經南平市、武夷山市兩級政府及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局的協調，最終從非疫區光澤縣調運了一批經過無害化處理的馬尾松木材。

松木是傳統正山小種制茶的必備原料，松木燃燒產生的煙熏會留下特殊的桂圓香。近些年為了控制松線蟲病害，保護區內嚴格限制松木進區的數量，桐木人也因此擔心會影響傳統正山小種的傳承。

徐自坤是武夷山國家公園執法支隊武夷山大隊的工作人員，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要保證馬尾松無害化需要經過多道關卡。

“從非疫區運出并不困難，難的是如何保證運輸途中不會有松墨天牛附著產卵”。目前的無害化處理方式是將馬尾松的樹皮剝除，以避免松墨天牛附著。但茶農們認為，松木剝除了樹皮，松煙香會大打折扣，這會影響茶葉品質。

更多無害化的處理方式仍在研究中，但政策已經"一刀切"，要求到2020年全面禁止區外的馬尾松運進桐木村。

提到馬尾松禁令，陳水明有些無奈。他的茶山有二十多畝，每年生產的茶青中有三分之一用來做傳統煙小種。和他一樣，不少桐木人都在擔心煙小種的未來。

“原本你還能看到400年的老工藝，能喝到老工藝制作的茶，它還活著。也許以后我們只能在博物館的墻上看到正山小種的故事，但它已經死了”。

擴大再生產的度在哪里？

傳統工藝能否延續，其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人們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利用自然？國家公園試點的成立能否找到發展與保護之間的平衡點？

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局副調研員黃智敏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茶農擴大生產和生活區的發展需求和生態保護之間形成了巨大張力。

比如建房。隨著人口增加，分家分戶時需要建新房，有的老房需要改建，如何處理建材，控制建設工程對環境造成的破壞，眼下尚沒有細化的方案。目前，桐木村嚴格控制村民建房，有需求者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交申請，經批準后才能建房。如有老宅，需要先將老宅拆除，才能新建房產。

生活之外，更大的矛盾集中在茶葉生產上。前述對傳統工藝的保存和延續之外，驅動茶農擴大再生產的還有市場因素。

近些年，茶葉行情持續走高，以武夷巖茶為例，"肉桂"等明星產品的價格一度高達每斤十數萬人民幣。桐木村的紅茶同樣受到追捧，金駿眉的價格高達每斤一萬多人民幣。茶農們也想進一步推出傳統的煙小種，豐富產品線。

由于本地產量有限，一些茶農會從保護區外收購茶青，再運進保護區內以傳統工藝加工。相比從種植采摘到制作完全桐木生產，這些區外的茶青價格會相對低廉。

但這樣的生產方式是否應有上限？

無序擴大再生產的一種極端是“毀林種茶”。

在桐木村，曾有茶農以自家茶園為起點，向外擴建，有的甚至毀壞了臨近的喬木。2018年，桐木村就有兩起毀林種茶案件立案。

毀林種茶還有相對復雜的歷史遺留問題。有的區域一度是茶農的茶園，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毛竹行情好，茶葉價格仍然處于低位，不少村民將茶園撂荒，逐漸生長出了灌木、雜木。等到近些年，茶葉行情見漲，茶農想要重新拓荒，卻會破壞環境。

實際上，上世紀末，"毀林種茶"是一項被鼓勵的地方振興計劃。為了大力發展茶產業，一些鄉鎮領導甚至被要求牽頭“開山”，大面積種植茶葉。但多年以后，盲目開山造成水土流失加劇。

桐木的毀林種茶情況尚少，這在保護區以外的九曲溪上游地帶更為明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蘇楊關注國家公園體制改革，他曾在武夷山進行調研。在成立國家公園之前，九曲溪上游的大部分面積未被林業局等管理部門覆蓋，受茶葉市場驅動，毀林圍墾種茶大量出現。根據今年5月武夷山市政府的通知，2019年違法違規茶山整治的目標就有4868.9畝。

桐木村山上的茶園。

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蘇楊表示，如何衡量武夷山地區的生態承載力，這并非是一個單純的人口問題，關鍵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應該以怎樣的方式來生活和生產。

“在玉樹，水獺是淡水生態系統的頂級物種，但你能在玉樹市的城市中心的河道里發現它。這說明它已經能和人類活動共生，把人趕走并不意味著就會變好。”

在自然保護區時代，桐木村的范圍有一部分屬于核心區，有一部分屬于傳統利用區。成立國家公園后，桐木村的范圍跨越了核心區和一般控制區。

“如今‘一刀切’的方式存在問題，核心區要完全禁止人類活動，但把人趕走并不意味著生物的棲息地會變好。以貴州草海的黑頸鶴為例，中央環保督查后將草海邊的耕地完全退出，黑頸鶴的食物來源大幅減少，這樣棲息地的質量反而下降。”

2019年8月9日，武夷山國家公園訪客中心附近，近年來由于生態環境改善，越來越多的野猴下山，但也出現了一些游客投喂現象。

相比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蘇楊認為，更科學的方式是細分不同區域，針對性地研究其物種基礎和人地關系，再細化具體的管理措施。

“在劃分國家公園時，一些人提出要保留原來自然保護區時代的‘傳統利用區’，這是有問題的。傳統利用方式并不意味著綠色，要想綠色發展，生產和生活方式必須進行轉變。”

堵還是疏？

“國家公園成立以后，限制越來越多，好處呢，暫時還沒看到”，對于未來，陳水明有些無奈，這也是桐木村不少當地人的無奈。

馬尾松禁令之后，一些人嘗試把青樓建在保護區以外，但交通、人力成本都在上升，難以維系。陳水明稱，這是一種“一步步被勸退”的感覺，但下一步怎么走，他還看不清。桐木人世代做茶，找尋別的生計并不容易。

2019年8月8日，武夷山市桐木村，村民喂養的鴨子。

前幾年，傅登旺剛剛接手家族茶行不久，曾試圖開發一條自駕游線路，他稱當時"年輕，充滿干勁"。他與重慶的兩家汽車俱樂部合作，試圖開發一條從重慶到武夷山桐木村的自駕游線路，專門撰寫了計劃書。

但他們最初的設想相對粗放，依靠餐飲和住宿，很快被叫停。“他們拒絕的理由就是擔心車輛進入出現事故，不鼓勵，但是不是能改，該怎么改，就沒有后話了。”這個自駕游的雛形很快夭折。

嚴格控制表現在方方面面，每天從皮坑哨卡進入保護區的人數有上限，最多500人。但一些村民認為，哨卡的存在很微妙。

桐木村位于福建和江西兩省交界，“桐木關”以北為江西，通過桐木村只有一條公路。目前武夷山國家公園只將福建省范圍納入其中，江西省的范圍在外，這對管理造成了問題。福建方面對于哨卡和進入者管理嚴格，控制每天進入保護區的車輛和人數，但另一方面，這對于從北面江西進入的車輛沒有約束力，許多游客選擇從江西進入，繞開哨卡。

這在村民中引發爭議，桐木村的茶農想要從園外帶客戶進山參觀，受到諸多限制，但江西的游客卻能繞道進入。陳水明有些疑惑，國外的國家公園可以在網站上申請參觀，你能看到實時的園內人數，但現在，模糊地管理難以讓人信服。

“就像治水一樣，單純的堵只能解決眼前的問題，長期看來，需要的是疏”，蘇楊稱，眼下，武夷山國家公園缺少對生產方式轉變的引導和梳理。

廈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李振基教授曾帶隊“綠色營”在武夷山地區進行自然觀察活動。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李振基表示，武夷山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很豐富，比如今年2月，國際動物分類學權威期刊Zootaxa公布了武夷山發現的廣義角蟾新種——雨神角蟾，這里有基礎進行多樣化的自然教育活動。

“保護區內可以劃定一塊區域進行自然觀察，鳥類、昆蟲和兩棲爬行類動物，也可以觀察筍，或是結合茶葉的生產和制作過程組織生態旅游。即便是在（保護區以外）大紅袍景區也可以有自然觀察，可以向人們講解丹霞地貌，也觀察野生動植物。”

目前，包括綠色營在內，已經有一些自然教育機構在武夷山進行類似的探索，但李振基稱，目前當地人的參與度還很有限，“不能一提武夷山就只有茶。”

理想情況下，國家公園可以建立一套“國家公園品牌增值體系”，蘇楊解釋，短期內，生產方式轉變會對當地人產生限制和一定程度上的經濟損失，如果能建立一套體系，綠色發展后的產品能夠獲得品牌增值，損失會得到補償。

這無法單純依靠茶農自身的力量。

“理想看來，種茶、制茶，與茶體驗相關的旅游和民宿，自然體驗和自然觀察，一整套產業鏈建立起來，這能夠吸納勞動力，更能豐富產品業態的升級”。

但眼下，一切都還剛剛起步。

（陳鵬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