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代的北京、香港、日本、朝鮮，被戰爭的炮火渲染過的天空和土地，是什么樣子的？

“初見：費利斯·比托，世界最早的東亞影像記錄”近日在上海寶龍美術館對外展出，呈現了1860年代的中國、日本、朝鮮的東亞地區的歷史、文化與城市光影。

費利斯·比托是世界攝影史上著名的戰地攝影師，更是最早來亞洲和中國拍攝的攝影師之一。作為中國、日本和朝鮮最早的歷史影像，費利斯·比托的影像記錄了晚清時期最早的北京城市建筑，他的人物肖像討論的則是日本城市生活的人物關系。其城市景觀與人物肖像的兩種影像表達，讓我們了解過去。

在攝影術被發明出來之前，人們只能通過文學作品、雕塑、畫作去了解歷史面貌。但在1839年，法國人達蓋爾宣布了攝影術這項重大發明，從此就有了歷史真相最真實的記錄方式——照片。而攝影機被帶上戰場，它又被賦予了更為沉重的責任和意義。

1860年代的北京、香港、日本、朝鮮，被戰爭的炮火渲染過的天空和土地，是什么樣子的？

9月，展覽《初見：費利斯·比托，世界最早的東亞影像記錄》在寶龍美術館開幕。2017年，長沙謝子龍影像藝術館開館之初，呈現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費利斯·比托拍攝的香港與北京的影像。這一次，費利斯·比托的作品來到了上海寶龍美術館，并增加了當時的日本、朝鮮的東亞地區的影像，構建成了1860年代的東亞影像記錄，以80余幅珍貴的蛋白影像及文獻資料呈現出當時的歷史、文化與城市光影。

維多利亞時期的攝影師費利斯·比托

此次展覽的照片出自19世紀的攝影師費利斯·比托（Felice Beato）之手。費利斯·比托，1832年生于意大利，世界攝影史上著名的戰地攝影師，更是最早來亞洲和中國拍攝的攝影師之一。他用玻璃底板拍攝全景攝影，采用火棉膠濕版法拍照，被稱為是——維多利亞時期（19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

攝影術是在大清“落后就要挨打”的鴉片爆發的前一年，1839年發明的。而在1860年之前，中國人對攝影都知之甚少。到了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費利斯·比托作為戰地攝影記者，跟隨英法聯軍來到中國，成了最早到訪東亞的攝影師。同時，他是唯一一位系統記錄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的攝影師。

他用影像記錄了最早的中國，從香港到天津、北京。他在中國北方拍攝了殘酷的戰爭場景，記錄了北京皇家園林的破壞和對天津的占領。被業界譽為“軍事報道攝影的先驅者”之一。

費利斯·比托拍下的北京城內頤和園、北海、雍和宮等多處影像，還有大沽口炮臺、北塘炮臺，和當時其他遭受戰火的種種地方，這是最早的北京影像，還原了戰爭最真實的面貌。他鏡頭下的那些古老建筑，戰爭硝煙，人像等，是我們了解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根據之一，是珍貴非常的影像資料。

比托鏡頭下的中國

翻開費利斯·比托的履歷，可以看到，費利斯·比托的一生，幾乎與“戰爭”脫不開聯系：1856年，跟隨英國軍隊拍克里米亞戰爭；1858年，拍攝印度北部在1857年印度反英起義后的場景；1860年6月，拍攝大連（旅順）甚至整個東北地區第一張照片；1860年8月，拍攝英法聯軍攻占的北塘炮臺、塘沽炮臺照片；1860年8月21日，拍攝大沽口炮臺陷落后的照片；1860年9月21日，拍攝北京境內第一張照片——八里橋；1860年11月2日，拍攝清朝皇家成員的第一張照片——恭親王肖像；1860年11月，拍攝了紫禁城的第一張照片——故宮午門；1864年，拍攝日本下關戰爭……

費利斯·比托除了最早拍下當時中國的北京城，還作為隨軍為數不多的攝影師，有機會接觸并拍攝到了恭親王奕?，成為了第一位拍攝中國皇室成員的攝影師。

1860年10月24日，《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儀式上，費利斯·比托要為中方代表——恭親王奕?拍攝一張肖像照。但由于當時光線不好，這次拍攝并沒有很成功。同年11月2日，他抓住恭親王回訪額爾金勛爵的機會，在額爾金的住所為他補拍了這張肖像照。這張照片拍攝得非常成功，此后被多次使用，成了恭親王奕?的標準像。這也是我們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清廷皇室成員照片。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大沽、北塘炮臺的記錄，被世界公認為全世界最早的“戰地攝影”作品，并發表于《倫敦新聞畫報》。同時，比托是唯一一位系統記錄了這一系列戰事的攝影師，這些作品代表了新生的新聞攝影在國際舞臺上的重大發展。

作為當時極少數掌握全景攝影方法的攝影師，比托還拍攝了全世界最早的香港、東京、大連等地城市全景，這些影像是研究東亞城市起源的重要資料。藝術史學家認為，比托所攝制的大范圍全景照片是中國早期最出色的攝影杰作之一。

這次展覽，除了費利斯·比托鏡頭下的中國北京、香港等地的早期影像，他拍攝的1860年代的日本、朝鮮地區的面貌也值得關注。

關于朝鮮與日本的影像記錄

在維多利亞時期，朝鮮被稱為隱士王國，是當時唯一對外封閉的國家之一。1871年，費利斯·比托成為了第一個拍攝朝鮮照片的攝影師。

1865年，一艘美國的貿易船“舍門將軍號”在朝鮮水域被捕，船上所有船員全部遇難。五艘軍艦被派往朝鮮，尋求與朝鮮簽訂條約，并與朝鮮談判貿易關系，隨后暴力事件爆發，美國人采取了報復行動，超過250名朝鮮人死亡、受傷或被俘。比托從朝鮮帶回了照片包括軍人肖像照，當地的風景和居民照。

此外，他也是日本攝影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比托拍攝完中國之后來到日本，開了照相館。策展人王溪告訴記者，“此次展覽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在開照相館期間拍攝的，主要以人像和景物，他的目的是制作相冊，變成商品之后出售。”

王溪表示，與中國的紀實攝影相比，比托在日本照相館的影像作品則是有很強的擺拍痕跡、包括對器皿等物件的準備。“當時，他在租界。租界的法令使他不能走出租界，因此他無法真正地還原他所看到的社會風貌。所以他將他所了解的場景搬到影棚里面擺拍，讓人對日本有個印象，這也是他當時的記錄方式。”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些照片并不完全是當時的社會風貌，而是他所選取的，他想讓我們看到的東西，而他舍棄了什么，我們并不知道。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日本能夠做攝影的人很少，幾乎也都以這種形式記錄，所以即使是片面的，但從圖像記錄來說，是當時唯一的資料。”

在受到日本浮世繪的影響后，比托采用了浮世繪的上色工藝，發明現代手工上色攝影工藝。

1997年，以比托為原型的電影《FELICE...FELICE...》，講述了費利斯·比托與日本藝妓的愛情故事。蓋蒂博物館曾出版關于比托拍攝中國的影像，《戰爭美學》（Of Battle and Beauty，2000年出版），《費利斯·比托：一位攝影師的東方路》（Felice Beato: A Photographer on the EasternRoad，2010年出版）。在王溪看來，目前對于比托的影像梳理還在不斷繼續，“他是中國攝影的起點，他所記錄的信息，會產生強烈的印象，會給人們帶來強烈的視覺認識，引導后人去承載。”

展覽《費利斯·比托：世界最早的東亞影像記錄》 將展至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