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殺人回憶》兇手原型被抓的消息，刷爆網絡。

作為韓國影史上最經典的影片之一，《殺人回憶》在國內也家喻戶曉，所以新聞引發了輿論嘩然。

雖然這起連環殺人案終被偵破，但是因為過了韓國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已無法再追究兇手責任。不過，兇手業已在1994年因為強奸、殺害妻妹的案早早入獄服刑，被判無期。這對公眾或多或少算是一種安慰。

《殺人回憶》改編自1986年至1991年發生于韓國京畿道華城市的連環殺人案，當時有10名女子受害，其中僅1人幸存。受害者包括71歲的老人以及年僅14歲的少女。行兇過程幾乎如出一轍，都是先綁架，之后強奸，最后用胸罩或者長襪勒斃。

10起案件，從最后一起案件算起，至今已過去25年。在昨日之前，兇手都未被“抓到”。

和偵探劇里不同，兇手未能抓到，在現實里是平常之事。過去偵查水平有限，不少案件懸而未決。而《殺人回憶》講述的便是一起最終一無所獲的探案故事。未找到兇手，《殺人回憶》也并非孤例，如《黑色大麗花》、《十二宮》等影片，案件結尾都依然未揪出真兇。

而具體到《殺人回憶》中，其實，正是因為兇手未抓到，才真正讓這部影片“不平常”起來。

兇手未抓到像一個巨大的隱喻鋪墊在整部影片的背景之中，這一隱喻的彰顯，便是片中人物的迷茫與無奈感。影片的背景年代是韓國的轉型期。當時韓國社會，普遍彌漫著一種迷茫、混亂、無力之感。奉俊昊說：“1980年代的無能，是整個社會的缺陷，這是我這部電影要極力說明的。”

具體到影片之中，這種“無能”，則是偵查體系的失范、混亂與無序，是警員們終日奔忙而終無所獲的無奈與憤懣。而這也是1980年代，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1990年前后的韓國警察，沒有技術設備去鑒別嫌犯的DNA，從案發現場收集到的煙頭與頭發，因為設備和人力的缺乏，只能空置一處，而無法通過鑒別給案情偵破帶來突破。據“華城連環殺人案”當年的偵查警官透露，曾有警察為了破案，“刑訊逼供”將人毆打至死。

兇手未抓到，就像一張網，將影片中的人物、情節與日常生活籠罩起來，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調。這種基調所生發的迷茫與無奈感，已然滲透進日常生活與探案的瑣碎細節之中。

就像《殺人記憶》的最后一個長鏡頭，“前警察”宋康昊來到第一次發現女尸的稻田邊的水渠，帶著迷茫和無奈的眼神盯著鏡頭，仿佛要穿越鏡頭與真兇當面對質。不知道，自在2003年這部電影公映以來，在監獄里服刑的“真兇”有沒有這樣和電影里的主人公對質過？

如今，兇手抓到了，卻超過了韓國刑法所規定的追訴時效，這意味著真兇將不會被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逃避了審判。這也意味著之前那么多警察的努力歸零——無論是電影里信奉刑訊逼供的“舊勢力”警察，還是相信科技和證據的“新勢力”警察的努力都歸于零。

時代車輪滾滾而去，韓國早已完成社會轉型，“華城連環殺人案”卻像一道不合時宜地重新爆裂的傷口。

其實，這種無奈感，才是現實社會的常態。生活不像馬普爾小姐的偵探小說，不像《名偵探柯南》的動畫片，嫌疑人只會被限定在有限的出場人物中，被點出一個破綻，就當場竹筒倒豆子交待出自己的犯罪動因、經過，讓讀者得到上帝視角下的滿足感。就像你可以在日劇《輪到你了》的第一集時，就認定“你老婆西野七瀨”就是真兇。然而，這一切無關正義，在現實復雜的案件前，任何的偵探小說和懸疑劇都拙劣得像小學生的作文。

冤案和正義可能永遠是人類的倫理謎題：現實中的法治并不完美，每一個兇手都在電影出演職員表之前伏法，這是不現實的。我們為趙作海的翻案而感到興奮，也依然牽掛井里被壓石碾的那具尸體到底是誰，誰才是兇手。

因為正義是如此不易，我們才相信對正義的追求和探索，永遠值得尊敬，也永遠不該放棄。比如，甘肅省白銀市連環殺人案——從1988年至2002年的14年間，甘肅省白銀市有11名女性慘遭入室殺害的案件——終于在去年告破，真兇高承勇在今年1月被執行死刑。

在絕望中不放棄，才是正義的價值所在，哪怕現實中無奈、無力才是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