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出籠之虎與習俗的遺孤

9月6日晚21時，網傳視頻中一只老虎突然發狂從鐵籠中躍出，馴養師阻擋不及，圍觀人群發出驚叫、四散逃開。新京報旗下欄目@緊急呼叫 在7日早上10時許采訪當地警方，當地警方稱已發現老虎蹤跡但還未抓到。

7日下午，原陽縣政府發布第二份通報稱：“經過多方努力，現已成功捕獲。未對當地群眾安全、生產、生活造成損失。”據新京報“我們視頻”發布的抓捕畫面，老虎被圍困在玉米地中，被麻醉倒地后，是民警和村民合力將其擒獲。

本以為對于老虎來說，重獲自由又再陷桎梏的經歷已經足夠傳奇，但沒想到等待著它的是命運的終結。9月8日，大河報記者從新鄉市動物園獨家獲悉，被捕獲的脫逃老虎送到動物園時已經死亡，馮姓科長告訴記者，這只脫逃的老虎由于遭到車輛撞擊后，可能造成了內傷，加之捕獲時麻醉等原因，送到動物園時已經死亡。目前老虎尸體被動物園冷藏存放，具體死亡原因有待上級部門進一步鑒定。

幾經掙扎，老虎終于以一死換取了自由，但等待相關責任人的則是牢獄之災。新京報報道，馬戲團6日的首演未備案，兩名負責人已被刑拘，河南省林業局表示已上報國家林草局。相關案件仍在處理中。

老虎死了，還有很多問題留給我們去思索。

不少網友認為，馬戲團的老虎是從被山野捕獲的百獸之王，并表達了自己深刻的同情，希望將位于埇橋這一馬戲團之鄉的老虎們全部放歸野外。微博網友@做點正確的事 的熱評獲得了140多個贊：“請讓老虎回到野外！目前澳大利亞，新加坡，以色列，芬蘭，丹麥等36個國家，389個城市已禁止使用野生動物或某些種類的動物。期待中國的那一天。”

然而這種憐憫很可能只是一種自作多情的幻想，因為此次事件中的幼虎和它成十上百的同類一樣，是地地道道生在埇橋、長在埇橋的城鎮之虎。埇橋區林業局動物保護站站長時偉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表示：“每個飼養老虎的馬戲團都需要上報審核材料，老虎數量的變化也在上報范圍之內，但每年的上報材料都有固定的時間點，如果在上報之前正好有老虎繁殖了新的小老虎，這個數量自然就多了出來。”這些老虎從未曾見過荒野、森林和河流，野化的希望非常渺茫。

微博網友@后沙月光本尊 評論說：“客觀地說，馬戲團關了，動物去哪里？誰來養它們？就算動物園勉強收下，會有好下場？2009年玻利維亞立法禁止馬戲表演，獅子只能送給美國、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伊朗、歐盟。”

在動物表演相關法律從不完善走向完善的路上，這些城鎮老虎或許是誕生在歷史夾縫中的遺孤。它們因為特殊的身世不可能回到野外，也因為法律的完善再難充當人類的寵物。

同樣進退兩難，被圍困在籠子里的，除了老虎還有馴養老虎的人，他們對何去何從同樣有一個大大的問號。11日發表在“澎湃新聞·澎湃號”上的《老虎出逃死亡背后：馬戲團的江湖悲歌》一文敏銳地指出：“近年來，隨著馬戲市場監管趨嚴、娛樂形式多元化沖擊、動物保護組織的呼吁禁演、馬戲團自身流動分散缺乏創新、馬戲專業人才流失等因素疊加，使得“馬戲之鄉”的從業者在成本增高、收入下滑的現實情境下，不得不思考前路。”

然而對于這些從業者來說，他們的人生也早已被馴化，不具備其他謀生的技能。此次事件中馴獸師張峰的妻子在接受采訪時說道：“張峰是原陽縣太平鎮磨張村村民，十幾歲便跟著馬戲團到各地演出。他之前在山東的馬戲團給人打下手，還演雜技，也會馴動物。”

澎湃新聞《“老虎死了”，馬戲團呢？》一文引述了新華社的評論，尖銳地描述了馬戲團從業人員的低技能現狀：“目前埇橋馬戲八成以上的從業者都是初中沒有畢業，有些甚至是文盲。中國馬戲行業的低門檻，從業人員參差不齊，導致了馬戲節目的粗糙。埇橋馬戲同樣也處在重實踐、輕理論的初級階段。”

更無奈的是，被馴化的往往是一整個家庭。據新京報官微的評論，目前的馬戲團仍多是“師傅帶徒弟”式的傳統教學模式。而事發的馬戲團正是一個以家庭作坊模式運營的小型馬戲團，出事時剛成立4天。鞭子和老虎本是他們發家致富的夢想，如今卻成為了打開牢獄的鑰匙。

耐人尋味的是，安徽省雜技家協會副主席、宿州市著名的明星大馬戲團副團長張宏偉在接受《現代快報》記者的采訪時，卻依然對馬戲表演有著一種近乎固執的自豪。《現代快報》評論說：“埇橋人自己繁殖馴養的老虎，被一個外地的 " 半吊子 " 馬戲團帶出去演出，還出了事，這讓他們蒙羞。”

馴獸師也好，老虎也好，都是這個籠子的囚徒。在夢中，他們也許都幻想過這一生會有另一種可能。要讓他們走出樊籠，除了同情之外，我們或許還需要多一點智慧。

【國際】另一場9·11：阿連德的失敗留給“民主社會主義”的一課

提及9·11，紐約世貿大樓轟然倒塌的畫面立即浮現在人們腦海之中，但是另一場9·11卻被人遺忘了——它是1973年的那個9·11，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在由美國中情局支持的皮諾切特發動的軍事政變中被推翻。近五十年后，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實踐仍然不僅僅是智利左翼的重要參照系，也是西方左翼不斷思索的遺產。2017年，智利的左翼與中左翼聯盟——廣泛陣線（Frente Amplio）在成立三年后以20%的得票率在大選中排名第三，獲得了與強有力地震動了智利的政治圖景。在政變46周年紀念日，《雅各賓》雜志刊出《阿連德在今日智利》一文，廣泛陣線聯盟能從曾經身居阿連德身后的人民團結聯盟（Popular Unity）的成功與失敗經驗中，學習到什么呢？

20世紀智利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與當時拉丁美洲備受矚目的古巴的游擊隊革命道路截然不同，它企圖在不打破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包括遵守法制與多黨制體系——的情況下實現新經濟與社會秩序。冷戰的鐵幕之下，蘇聯與美國都對其感到不信任。蘇聯害怕智利的“民主社會主義”經驗的成功會影響到蘇聯勢力范圍內的國家尋求更多的公民自由。而美國則將智利視為自家后花園里的“社會主義瘟疫”，會蔓延到周邊國家。

阿連德政府的實踐大概可以被看作民主社會主義選舉路線之局限性的一個測試。近五十年后，阿連德人民團結聯盟的經驗，仍然是智利左翼內部爭論不休的問題，尤其顯露出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阿連德在今日智利》的作者Noam Titelman介紹了社民派理論家 Adam Przeworski 和 G?sta Esping-Andersen 對通過選舉走向社會主義的局限性所進行的分析。Przeworski指出，社會主義政黨，尤其在西歐，想要通過選舉而上臺，面臨著太多的需要克服的困難。其中一個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很難成為社會的絕對多數，于是，社會主義者不得不在堅持其階級立場的純粹性和擴大其動員目標（超越對工人階級的狹隘定義）之間作出選擇。因此，它們在放棄“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成為“大眾的、人民的、民族的、窮人的、或僅僅是市民的政黨”時，也就放棄了階級身份。即便社民黨通過選舉掌握了國家機器，它們也必將面對資本和統治階級的對抗。一旦任何改革威脅到了資本積累，資本家們立即就會采取措施——通過“資本罷工”——抵制國民經濟，就像智利留下的教訓。G?sta Esping-Andersen 對選舉通往社會主義同樣持悲觀態度。他認為選舉的局限性在于它是對中產階級和資本家精英階層的現實主義妥協。至少在短期內，左翼的綱領性立場必須妥協。在這個意義上，阿連德的錯誤在于他的不妥協。于是，那場實踐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因為他把自由主義國家機器逼得太緊。在智利語境中，這種說法通常被表述為阿連德缺乏與象征著政治中間派的基督教民主黨的對話，后者在農民之中尤其受歡迎。基督教民主黨早先在阿連德贏得選舉的過程中起到了必要作用，后來卻支持了皮諾切特政變。政變帶來的皮諾切特軍事獨裁政府統治了17年后，正是上述認識讓阿連德的社會黨總結出：只有與政治中間派聯盟才可能重新掌權。這個中左翼聯盟與獨裁政府協商體制轉型，并在繼任后的20年中帶領國家小心謹慎地追隨著政權，只有在一些確信可行的方面往前推進，因為他們需要確保與右翼反對派的“民主共識”。

而 Ralph Miliband 總結了左翼內部更激進的陣營之中所給出的阿連德倒臺的解釋。阿連德的錯誤在于：阿連德并非一個革命者，他是一個有著革命性的議會政治家。但是革命性是無法克服一個不適合于實現其議程的政治系統的。具體而言，Miliband 批評阿連德不愿發動可以推動激進變革的平行的民眾力量。當統治階級反對集團感受到其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并且他們不再擁有重新通過選舉而奪取權力的信心時，階級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在這種情況下，想依靠自由民主的體制力量來制衡統治階級至少是極其幼稚的。智利共產黨早先也是“通過民主選舉抵達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而當政變發生后，智利共產黨領袖被捕入獄，在他被釋放（通過蘇聯的交換囚犯談判）后，智利共產黨開始走上了武裝造反之路，拒絕再與其早前的中左翼同盟者結盟，因為后者選擇了與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協商回到民主制度的制度轉型之路。

智利左派在二十年來的一個共識是：不管阿連德政府多么英勇，它從一開始就是注定要失敗的。分歧只是一部分人認為他的失敗在于他不愿與政治中間派妥協，另一部分人認為原因在于他缺乏對民眾革命的支持。不過，在 Noam Titelman 看來，前一種說法高估了阿連德對事態的控制程度——他曾多次與基督教民主黨接觸，但是基督教民主黨對幫助左翼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獲勝并無興趣；而后一種說法則高估了一場起義在反抗正規軍（和其美國盟友）時所具備的力量。并且，這種內戰很有可能以巨大的流血犧牲換取相同的專制主義結局。更重要的是，這兩種說法都忽視了阿連德的政治同盟和實踐的歷史語境。阿連德的人民團結聯盟并非第一個通過選舉掌握國家權力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同盟。僅僅幾年前，三任不同的智利總統都來自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聯盟，這個聯盟在成立之初包括了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并且由中間路線的激進黨領導。這三屆人民陣線政府因為在國家建立了很多進步的機構而受到了贊譽。比如，人民陣線的第一任總統佩德羅·阿吉雷·塞爾達（Pedro Aguirre Cerda）被稱作“智利公共教育之父”；這個政府還成立了CORFO公司，旨在在戰略領域建立和擴大國家所有制。在人民陣線之后，阿連德上臺前，基督教民主政府在加強工會化、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和進行重大的土地改革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人民團結聯盟的議程是1925憲法所締造并在20世紀發展起來的長期社會與政治民主化的激進延續。阿連德政府和此前智利人民陣線政府的差別僅在于其與中間派的關系。尤其是基督教民主黨與激進黨非常不同，前者代表著一個將自己視為與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有著不同意識形態位置的中間派。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在阿連德時代，左翼有兩種選擇：與意識形態中間派聯盟并犧牲自己議程中的社會主義特性；或者像阿連德政府所做的那樣，挑戰中間派。

2011年的智利經歷了自獨裁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動員。這場社會運動由學生運動領導，后者抗議智利極端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模式。這些動員體現了民眾對后獨裁時代的“民主共識”普遍性不滿，他們要求政府在公共健康、教育和養老金方面發揮更大作用。隨著運動的發展，前學生領袖建立了新的政黨并組建了一個政治聯盟——廣泛陣線。今天的情況比起人民團結，更像是人民陣線時代。在皮諾切特政權留下的混亂之后，當前進步力量的第一個政治挑戰是民主化進程的建設，并掃清獨裁留下的遺產。在民主政權和立憲大會等民主機制的運作下締造出新憲法，對于當前的斗爭而言尤其相關。對于這個過程而言，與中間派結盟也是必須的。但是長期看來，通向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之局限性問題仍然需要得到回答。最大的挑戰是找到一種與社會運動保持強烈的連結的同時，并熟練操作國家體制的方式。在 Noam Titelman 看來，阿連德的人民團結政府留下的最重要教訓是，上任絕非道路的終點。一旦開始威脅到精英階層的利益，民主政府之可行性仍然是問題之所在。一個處于統治位置的社會民主聯盟需要有面對選舉失敗的能力，要接受它必將面對處于政府之中和處于政府之外的時期。確保保守的反對派能不繞過民主架構（如發動政變）接受中左翼社會改造工程的唯一方式是，讓他們相信他們有朝一日還能贏得選舉重返權力中心。在某種意義上，阿連德被政變倒臺是被其反對派的選舉劣勢所推動的。一旦他們意識到他們不太可能通過選舉重奪權力，全面的階級戰爭就爆發了。

Noam Titelman 最后指出，通往社會主義的漫長民主之路必然包括挫折和選舉失敗。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民主路線需要確保在政府中制定的某些變化成為擁有一定合法性水平的“新常態”，這樣即便中左翼聯盟丟失了制度性權利，保守反對派也難以扭轉已經推進的社會改變。并且，聯盟離開政府后也將不會崩潰。無論處于執政黨位置，或是作為反對派，都要有能力積聚能量是最關鍵的。廣泛陣線聯盟（Frente Amplio）在可預期的未來可能會上臺也會下臺，但成功的通往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必須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