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海倫·佛蘭肯瑟勒（1928-2011）以“浸泡浸染”的手法，直接把油畫顏料潑在未經處理的油畫布上，使顏料滲透入畫布中，看上去像水彩一樣的效果。而她對于色彩的處理也引來了眾多藝術家的效仿。

近日，紐約帕里什藝術博物館的展覽“抽象的氣候：海倫·佛蘭肯瑟勒在普羅溫斯敦”展現了海倫·佛蘭肯瑟勒的色彩杰作是如何在這個海濱小鎮的避暑勝地中形成的。

抽象表現主義者和色彩畫家海倫·佛蘭肯瑟勒（Helen Frankenthaler，1928-2011）對繪畫的處理有一種忽視邊界的方法。 小時候，她用粉筆在從大都會博物館到第74街公寓的地上畫了一條線。后來，她通過顏料滲透進畫布來消除“畫布上的顏料”的想法：用液體，稀釋的油和丙烯酸浸透未涂底漆的畫布，使畫面看上去像水彩一樣。

在紐約帕里什藝術博物館的展覽“抽象的氣候：海倫·佛蘭肯瑟勒在普羅溫斯敦”中，我們可以看到她通過將自己沉浸在馬薩諸塞州海岸的景觀中來開創這種標志性的繪畫方式。有時候，這些作品看上去就像佛蘭肯瑟勒在她的海濱住宅及工作室外游泳的照片一樣。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一位年輕藝術家試圖設定一些限制，以此應對增加的名望和來自新家庭生活的壓力。

“抽象的氣候”呈現的是1950年到1969年之間，她巧妙地以藝術品將創意和個人突破交織在一起。去年夏天，展覽“抽象氣候”在普羅溫斯敦藝術協會和博物館首次亮相，引起了大轟動。展廳內的大型“浸泡浸染”畫作是一場色彩運動，就像作品《洪水（Flood）1967》一樣，半透明的粉紅色和橙色的波浪拍打著藍色和綠色的條紋。

在作品《洪水（Flood）》之前幾年，她的作品《山與海（Mountains and Sea）1952》是粉紅色和藍色的幻想曲。這件作品在曼哈頓繪制，受到的啟發則是來自新斯科舍省的景觀，并且在展覽中有著足夠的影響力。然而，在普羅溫斯敦，佛蘭肯瑟勒更自由地使用了這種方法，并且是在更大的畫布上進行創作。在那里，她有著更寬敞的工作室，也更接近水，那里的氛圍也更輕松。這是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或亨利·蓋爾扎勒（Henry Geldzahler）可能會在午餐時間前往的地方。但是，佛蘭肯瑟勒可以工作幾個小時而不受經銷商、評論家和記者的干擾。 毫無疑問，她選擇不安裝電話是有幫助的。

雖然展覽側重于佛蘭肯瑟勒在普羅溫斯敦創作的作品，但漢普頓看起來其實非常像家。這是她在20世紀50年代度過了幾個夏天的地方。1952年的一張照片在展廳中展出，呈現藝術世界中的兩對任務：佛蘭肯瑟勒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還有杰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與妻子李·克拉斯納（Lee Krasner）。藝術評論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當時是她的男朋友。他們四人當時在東漢普頓的海灘邊度過了一天。

1950年，正是格林伯格促使佛蘭肯瑟勒首次前往普羅溫斯敦，并建議她與著名的抽象繪畫老師漢斯·霍夫曼（Hans Hofmann）一起學習。當時創作的一幅小型油畫作品《普羅溫斯敦灣（Provincetown Bay）》使用了柔和的灰綠色，地平線展現得十分明顯。

然而，該展覽的大部分畫作都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那時佛蘭肯瑟勒以及她的第一任丈夫羅伯特·馬瑟威爾（Robert Motherwell）是普羅溫斯敦的夏季居民。從小畫布到大畫布，從畫畫到繪畫，從緊密的筆觸到集中浸染，她的創作風格的演變是快速的、令人振奮的。

在1961年的一組大畫幅作品中，如《橙色突破（Orange Breaking Through）》中，橘紅色與深紅色的笨拙斑點擾亂了正方形和圓形的簡單黑色輪廓。到了1962年，“浸泡浸染” 開始了。一些畫作帶有無法控制的羽狀邊緣; 如作品《Breakwater》和《The Cape（海角）》等，它們喚起了新的風景畫。顏色膨脹并相互融合，如作品《低潮（Low Tide）》，其藍綠色物質部分被黃色吞沒。

展覽由莉絲·馬瑟威爾（Lise Motherwell）和佛蘭肯瑟勒基金會執行董事伊麗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組織。莉絲·馬瑟威爾是佛蘭肯瑟勒的兩個繼女之一。展覽展現了許多與家庭相關的事物，如約會簿、信件、照片以及莉絲·馬瑟威爾熱情坦誠的文章等，突出了佛蘭肯瑟勒及同齡人在工作與生活上所面臨的挑戰。其中很多人都是今天仍在堅持的女性藝術家。

作為一名正在崛起的藝術家，她在紐約蒂博爾德納吉畫廊（Tibor de Nagy）和安德烈·埃默里奇畫廊（Andre Emmerich）舉辦了個展，在猶太博物館舉辦了小型回顧展。佛蘭肯瑟勒于1960年處理了如下事情，在與馬瑟威爾結婚大約一年半后，由于監護安排的改變，她出乎意料地成了莉絲（Lise）和她的妹妹珍妮（Jeannie）的全職繼母。（莉絲和珍妮后來與自己的母親住在一起，但繼續和他們的父親及繼母在普羅溫斯敦度過夏天。）

正如佛蘭肯瑟勒在給她的朋友兼藝術家格雷斯·哈蒂根（Grace Hartigan）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樣，經過了一段艱難的調整時期，“麻木和危機來到之后，是怨恨、勇敢、真實和虛假的嘗試，是審查和自省的階段，還有自私與憤怒……現在，發生在我身上的是一個和平轉折點，標志著許多變化。”

退休心理學家莉絲·馬瑟威爾女士的文章描述了許多迷人的夏日樂趣和家庭時刻：佛蘭肯瑟勒幫助姐妹們建立了一個檸檬貨攤，邀請她們進入她的工作室畫畫。還暗示了佛蘭肯瑟勒建立行為規范的方式，為她們，也為她自己。例如，女孩們必須在下午1點回家吃午餐，并需要“登記”。

文章中也沒有回避佛蘭肯瑟勒的形象和自我概念中一些更為復雜、矛盾的方面。“海倫本會討厭被稱為女權主義者，”馬瑟威爾女士寫道，“然而作為在男性主導藝術界的女性藝術家，她遇到了很多阻力，但仍然打破了那些阻礙。”

展覽“抽象的氣候”表面上是關于特定的沿海景觀，有助于推動佛蘭肯瑟勒形成她成熟的風格，并且在某些地方非常具體地表現出來。 例如，1969年的繪畫作品《Blessing of the Fleet（船隊的祝福）》是向當地的航海儀式致敬，顏色為喜慶的紅色和綠色，就像葡萄牙國旗的顏色一樣。但總的來說，她將普羅溫斯敦更多地視為心靈空間，談判和自我發現，是一種“理想的空白”。正如佛蘭肯瑟勒在1962年寫給哈蒂根的信中說的那樣，“ 我希望從內部成長，而不是放棄與停止。”

展覽將展至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