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先生顯然不將自己定位于書齋“學者”，愿意擴展成為一個“介入”的，對社會問題發言，并參與社會實踐的“知識分子”。他頑強地以言、行，以他的英雄主義，以他對歷史，對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有限度的）樂觀態度，讓“烏托邦”繼續成為動人的“詩篇”。陳平原則好像走向“學人”道路。不過，卻也絕不是那種不問窗外事的學究式的皓首窮經。以“學術”來“依托”人間情懷，關切現實，是他選擇的基本路徑。而開拓、創新學術路向的那種“學術帶頭人”角色，更是他自覺的承擔。比較起來，黃子平要“邊緣”得多。有點沉默，也有點詭秘。身居南方那座國際化，卻絕對不是政治、學術中心的繁華都市。“邊緣”是一種窘境，但也是一種選擇，并經過自身的爭取，成為一種優勢位置。”

本文摘自洪子誠教授文章《“邊緣”閱讀和寫作 ——“我的閱讀史”之黃子平》

洪子誠，1939年生，196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合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合著）、《當代文學概說》《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材料與之注釋》等。

80年代中期提出“ 20世紀中國文學”的燕園“三劍客”， 90年代以來走著相近，但也不同的道路。

燕園“三劍客”，左起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

錢理群先生時刻感到有無形的鞭子在驅趕、鞭打著他，他經常說“要趕緊做”，這來源于他內心緊迫的焦慮。他似乎有無盡的精力。文章、論著源源不斷。奔走于全國各地參加各種活動、會議，發表演講。無時無刻、不屈不撓地發掘著、闡發著魯迅，以為拯救社會頹敗、重建國人崇高精神的思想之源。現當代文學學科領域，諸多社會、政治問題，中學語文教學改革，農村教育問題，以及近來對毛澤東的研究……都積極深入其中。

他顯然不將自己定位于書齋“學者”，愿意擴展成為一個“介入”的，對社會問題發言，并參與社會實踐的“知識分子”。雖已高齡，卻仍然“日夜兼程”（不是比喻意義上的）。在會議上，有時似乎已經睡著，但只要有緊要的問題、觀點提出，立刻獅子般圓睜雙眼，精神抖擻或反駁，或支持地激昂陳詞。

曲折復雜的當代史，以及個人的經驗告訴他，理想主義如何被專制、民粹崇拜、狂熱的宗教、道德迷狂所糾纏，他對此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并不因此將理想，將啟蒙精神如敝屣般委棄，作為與各種體制合流的自我辯護的理由。從這樣的意義上，雖然他好像也有哈姆雷特附靈，但“本質上”其實是唐·吉訶德化身。他仍頑強地以言、行，以他的英雄主義，以他對歷史，對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有限度的）樂觀態度，讓“烏托邦”繼續成為動人的“詩篇”。

錢理群，一生裁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準備，1939年出生重慶，在南京讀小學、中學，在北京大學親歷反右運動；中間十八年，在邊遠地區貴州安順小城中等專業學校教書，在社會底層經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與北京大學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二十四個春秋，并寫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歸中學和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運動，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八十載的生命，和兩個空間——貴州與北大，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了血肉的聯系，其主要連接紐帶，則是魯迅。

陳平原則好像走向“學人”道路。90年代初和朋友創辦很有影響的《學人》雜志，提倡文學史和學術史研究（并主編文學史和學術史叢書），強調“學術規范”，都說明這一點。在90年代思想、學術分化中，這有時被看做是一種“退卻”。不過，卻也絕不是那種不問窗外事的學究式的皓首窮經。以“學術”來“依托”人間情懷，關切現實，是他選擇的基本路徑。而開拓、創新學術路向的那種“學術帶頭人”角色，更是他自覺的承擔。小說敘事方式轉型研究，近現代學術史的梳理，武俠等現代通俗小說類型研究，大學體制的問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晚清”的位置……以及方法上“觸摸歷史”等的提出，都在學界產生相當的影響。

在“組織”學術“生產”上他似乎有更大抱負，但有些時候質疑“正統”的堅持異見，桀驁不馴，自然不能獲得掌權者的歡心：這在他任職的，具有“科學、民主”傳統的學校，也不例外。2009年春天，他被委任為北大中文系主任，對此，嚴家炎先生感慨道：“已經晚了十年！”行動思維言語，透著潮州人的精明敏捷，但較少潮州人的狡黠算計。講話并不抑揚頓挫，追求“賣點”，卻直接尖銳，少有虛言鋪墊，有時也讓人擱不住面子，下不來臺。組織會議，舉辦活動，從不以高低（官職）貴賤（財富）為序，從不請各級官員坐主席臺來光耀門面，而知名學者與在學學子也享有同等的發表見解、爭論辯駁的權利。眼界甚高，輕易不會說前輩、同輩學人的好話，更不要說學生；即使是前賢、師輩，也遵循先明事理，后講長幼的立場。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1954年生于廣東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學中文系，1984年于中大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是北大首批的兩位文學博士之一。先后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等從事研究或教學。主要研究現代中國學術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散文史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代表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與夏曉虹合作）、《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老北大的故事》、《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不過也不總是板著面孔、咄咄逼人，天真可愛之處也隨處可見。90年代末某年初冬，北大出版社在薊縣長城腳下的賓館召開選題會議，我和他同住一個房間。他提議在清晨日出之前去爬長城。我覺得正午、傍晚都已登過了，不大想去。他堅持說時間、光線不同，情形會有很大差異。我不想被他看做是個沒有情趣的俗人，只好天沒亮就跟著他在寒風中簌簌發抖。在薊縣的兩天里，他晚上都要在服務臺給“夏君”打一個鐘點電話（那時還沒有流行手機），從會議議題，發言情況，到一日三餐飯菜花樣品種一一匯報，讓我們這些旁觀者唏噓感動不已。瀟灑的日子，既有現代“小資”的情調，也充滿傳統“士大夫”的趣味：上任之后在中文系組織的定期學術活動，起的名字既不是“研討”、“座談”，也不是“沙龍”，卻是學術“清議”。

此書收入《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論文，和三人的對話。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8年版的小書，只有 128頁，九萬余字。

此書為 1988年人文版的重刊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距人文版有 15年。陳平原在本書“小引”中，回顧 15年前他們三人于燕園切磋學問時合力奮進，“生氣淋漓”，“果敢決絕”的精神狀態，說“不過幾年光景，可物換星移，再也沒有了當初的豪氣，志氣與稚氣”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先鋒，化身為莊重，厚實的學者教授，這也是人世間不可逆的定律。

比較起來，黃子平要“邊緣”得多。有點沉默，也有點詭秘。身居南方那座國際化，卻絕對不是政治、學術中心的繁華都市。“邊緣”是一種窘境，但也是一種選擇，并經過自身的爭取，成為一種優勢位置。不管是從“物理”角度，還是心靈方面，他這些年多少經歷了他所說的“流動”。流動“除了彷徨，苦痛，格格不入”，也有“正面”之處：這就是“多重參照的視覺帶來‘驚奇’”。十幾二十年來的著作，除《革命·歷史·小說》與《邊緣閱讀》外，就是出版于 80年代的《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浙江文藝出版社），和一本薄薄的隨筆集《文學的“意思”》（浙江文藝出版社）。

這個情況，他自己解釋說，生活的輾轉，“身心二境的無法沉潛”，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任職學校工作的繁重，也應該是另一方面。但也許又是一種慎重和矜持，并由此轉化的“文體”態度。在他那里，“文體”與“人生”之間本難區分。在評說某一作家的文章里他說，“要寫得簡單而不貧乏，沉穩老實而又并不犬儒自卑，真的很難，很難”。“很難”兩字做這樣的重疊、強調，這種表達方式在他很少見。當然，由于對自己的寫作要求很高，期待“一鳴驚人”，就出言謹慎，惜墨如金。這種保持寫作、發言所具有的震驚效果，既來自厭棄人云亦云，平庸委瑣，追求創新的動力，但有時也會成為一種頗為沉重的心理負擔。

黃子平，廣東梅縣人，1949年生。高中畢業后，到海南島橡膠農場當農場工人八年有余。1977年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論著有《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文學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學》、《革命?歷史?小說》、《邊緣閱讀》、《害怕寫作》及《遠去的文學時代》、《歷史碎片與詩的行程》等。參與編著《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漫說文化》叢書、《中國小說》年選以及《香港散文典藏》。

但是，也還有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對于寫作、“對于‘言說’的深刻懷疑與警惕”，包括對寫作與權力的復雜關系的認識。《革命·歷史·小說》的第十章是“灰闌的敘述”，討論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說《肥土鎮灰闌記》。雖然放在書的最后，寫作時間上其實最早。西西在這個故事里，攜帶著她所處的歷史時空向那個古老的故事提出質詢。她改寫了《灰闌記》，讓在過去的文本（李行道的，布萊希特的……）中那個沒有一句臺詞，立于灰闌中被爭奪的孩子開口說話，讓“弱小者”發出聲音。黃子平認為，西西讓馬壽郎做出“灰闌的敘述”意義重大：這是“對沉默的征服，是對解釋權的爭奪，是憑借了無數‘參考書目’和人生體驗，提出一個基本的質詢”。因為西西傾向于認為弱小者的敘述具有“較大的可信性”，因此，“她捕捉、傾聽這些微弱的聲音，用來作為那些由‘高音喇叭’發布的言辭必不可缺的‘詮注’”。

西西，原名張彥，廣東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畢業于葛量洪教育學院，曾任教職，又專事文學創作與研究，為香港《素葉文學》同人。著作極豐，出版有詩集、散文、長短篇小說等近三十種。1983年，短篇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獲聯合報第八屆小說獎之聯副短篇小說推薦獎。1992年，她的長篇小說《哀悼乳房》名列臺灣《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1999年，長篇小說《我城》被《亞洲周刊》評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2005年，繼王安憶、陳映真之后獲世界華文文學獎，獲獎作品是長篇小說《飛氈》。2009年，《我的喬治亞》、《看房子》入圍臺北國際書展大獎。

可是，在肯定這一點的同時，另一種懷疑也隨之而生：在這喧囂嘈雜的世界上，這些“灰闌”中微弱的話語誰能聽到？誰愿意傾聽它們？誰愿意肯定它們自有不容忽視的價值？更為令人困惑的，是“無往而非灰闌”的這一事實。“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歷史的編劇、導演或觀眾，或只是身不由己的渺小的‘角色’？”不過，西西和黃子平都沒有因此放棄信心，言說、敘述、寫作，就是掙脫“灰闌”的拘囿，渡向對岸的“羊皮筏子”，就是面對現代生活的荒誕、焦慮、恐懼的一種方式。

一方面，“身在灰闌之中，則試圖傾聽異時異地的灰闌中的聲音（無論多么遙遠而微弱），以觀照自身的生存境況”，同時，“也似乎因自己的敘述匯入這些聲音而（在想象中）‘掙出’了灰闌……”與錢理群的堅定的英雄主義相比，這看起來有些“低沉”，有些“悲觀”，不過，也是對英雄主義的一種必要補充。有了上述的懷疑，有了對自身處境的清醒認識，也就有了“限度”的意識，事物不再看的那么絕對，對自身力量的估計也不再那么膨脹。因而，敘述也就“不再是慷慨激昂地大喊大叫”，更大可能的，“是理智的，溫婉的，滿懷期望又無可奈何的”。在黃子平看來，“大聲疾呼顯得滑稽；智性而溫婉的話語，才有可能具備持久的內在力量”。這也就可以看做是他對自己人生的，和文體形態的特征的概括。

問題也許不在文字的多少。“宏觀研究”、“深刻的片面”、“革命歷史小說”等概念和問題的提出，“邊緣閱讀”策略的運用，有關人的困境和“掙脫”這一困境的思考，與錢、陳二君的“ 20世紀中國文學”的論述框架，連同“創新的狗追得我們連撒尿的功夫也沒有”的難登大雅之堂，卻仍經常在大雅之堂征引的名言——這一切，似乎都已經成為八九十年代文學研究的“遺產”了。那么，還有什么可遺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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