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頹廢”向來有著兩種對立的理解。在道德家看來，頹廢就等于墮落、不道德、罪惡，是世界末日的表征；但追求新生活的唯美一頹廢派卻把它看作是精神發展、物質繁盛“所不可少的神秘的創造的條件”，是新時代到來的曙光。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唯美——頹廢的文化曾經對上海市民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和影響，或者也可以說它與上海正在興起的以享樂為歸旨的大眾文化潮流融為一體。所以，周作人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海文化“以財色為中心，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著飽滿頹廢的空氣”。

生活藝術化的實踐

海派作家更熱衷追隨唯美——頹廢主義者把生活藝術化的實踐，在個人修飾方面，西方世紀末藝術家放浪不羈的裝扮和紳士階級高雅體面的穿著舉止同為他們或其筆下人物模仿的對象。新感覺派成員大都被看作是“花花公子”或說是“享樂公子”型的人物。葉靈鳳先是模仿頹廢的藝術家，“歡喜將頭發亂蓬在頭上”，后來又崇尚唯美派精致的修飾，把頭發“由蓬變成光了”。

葉靈鳳（1905—1975），原名葉蘊璞，江蘇南京人。畢業于上海美專。1925年加入創造社，主編過《洪水》半月刊。1926年與潘漢年合辦過《幻洲》。1928年《幻洲》被禁后改出《戈壁》，年底又被禁又改出《現代小說》，1929年創造社被封，一度被捕。

當有人勸告他，“蓬頭發的意味很深刻;光的卻未免淺薄”時，他專門著文回答說:“這二者的選擇權實在不操之我自己”，“我順遂我自己的指使”，每當“我想起了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的時我總忍不住會這樣出神地凝視。我再俯下眼簾來看看我自己的雙手，將手指屈起來算算自己的年歲，我便忽然會傷感起來。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下，我簡直要湊向前去擁住我鏡子里的人兒狂吻!”

他說當愛情信仰進了墳墓之后，現在“只有想到自己時，才可得到一些安慰，這叫我怎樣忍心將自己毀掉呢?”因而聲稱:“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偶像”，“我已將我自己當作了上帝”，“我現在是這樣地在崇拜自己，我又怎能拂逆我自己的意志呢?”葉靈鳳向唯美派作家學習，精心修飾自己，在這方面他簡直可以和時髦女人一比高低。

在《偶成》一文中他這樣描寫自己如何在電車上向一個矚目于他的時髦年輕女人炫耀展覽著他的精致:“我從袋里掏出一條有‘哈必根’香水的手帕來擦了一擦手，我望望自己的手指，很尖細。才用Curtex修飾過的指甲，整潔而光亮。”難怪葉靈鳳被命名為“現代潘安”，他的小說《她們》中的男主人公恐怕就是他個人的寫照:“他的晨妝正是小姐們的模范。胭脂，粉，眉墨，香水，他用盡所有人工的妝飾，來妝飾他天然的美。”而且他還認為，“沒有靈魂的肉體才是真實的肉體”，“用人工妝飾了的天然的美，是能得著肉體的歡迎而同時又能使靈魂贊嘆的”。這種講究和言論都是典型的唯美派的遺風。

小丑或說先驅手中的拐杖可看作是唯美——頹廢派藝術家身上的標識，魯迅曾經這樣描寫過王爾德的肖像:“王爾德遺照，盤花紐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威廉·岡特在《美的歷險》中談到“唯美狂”王爾德時也提到:“王爾德繼班索恩形象之后，又模仿起‘漂亮的布魯梅爾’來了。他的手中以前總是拈著一朵百合花，現在出現了一根象牙柄手杖。”王爾德《道連·葛雷的畫像》的主人公道連在如何“揮手杖”方面堪稱楷模，供人咨詢，是一個“時尚的主宰”。《文藝畫報》上也曾轉載過題為“我成了我!”的一幅漫畫，畫的就是一位頭戴紳士帽，手持閃光的拐杖，趾高氣揚行走在大街上的藝術家。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出生于愛爾蘭都柏林，唯美主義代表人物，19世紀80年代美學運動的主力和90年代頹廢派運動的先驅。

美的人生觀

1926年后張作霖入北京，使北大教授紛紛南下，當時以“性學博士”著稱的張競生也到上海開辦美的書店，創辦《新文化》雜志，看作是新文化人把唯美主義運動的“新文化”精神向日常生活領域進一步普及和推進的信號，雖然張競生并不屬于海派,但為唯美主義生活觀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最為系統而全面的理論解說。張競生在法國留學8年，對于從浪漫主義到唯美——頹廢主義的文學思潮與社會文化精神情有獨鐘，他在北大任教授時就曾講了一年的“美的人生觀”，由此也可見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多面性及其多方向發展的流脈。

張競生（1888年－1970年），原名張江流、張公室，廣東饒平人，民國第一批留洋（法國）博士。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風云人物，是哲學家、美學家、性學家、文學家和教育家。

張競生到上海后，將如何使人生“得到美麗的生活法”的系統思想進一步付諸實施，致力于“美的社會事業的運動”，“務求一面得到美的理想的滿足，而一面又能得到美的事實的實現”。他在《新文化》月刊創刊號宣言中聲稱:“故今要以新文化為標準，對于我人一切事情——自拉屎，交媾，以至思想，文化；皆當由頭到底從新做起。”公開倡導把“新文化”的含義從思想文化領域“下凡”到日常生活的領域。

如果聯系他的具體主張就會看出，他是在企圖以法國式的生活方式徹底改造中國人傳統的不衛生、不科學又缺乏“美妙有趣”的生活習俗，以求“美化的生活”與整個“美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對于美的人生觀上提倡‘唯美主義’”。

張競生認為美的人生觀“不是一個虛幻的概念”，而有它“實在的系統”，它包括美的衣食住、美的體育、美的職業、美的科學、美的藝術、美的性育、美的娛樂等七項，大有將唯美主義的社會運動推行到中國的氣魄。不久，他又出版了《美的社會組織法》，提出我們不僅“當學美國的經濟組織法，使我國先臻于富裕之境”，“學日本軍國民的組織法，使我國再進為強盛之邦”，而且還需要一個比富與強更重要的美的、藝術的、情感的組織法。

為此，他提出了以男女情愛為結合根本條件的情人制，以代替婚姻制；以美制代替法制，重塑國民性等組織法。所以，張競生盡管后來與周作人交惡，周作人也不完全贊同他的觀點，但仍基本上肯定了他的《美的人生觀》，認為“張競生的著作上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的旗幟，大聲叱咤，這是何等痛快的事”。

（圖片來源于網絡）

張競生所倡導的美的概念，不是以精神的美、靜的美、自然的美為特征的古典美學精神，他的美的核心觀念是作為唯美——頹廢主義特色之一的“人造美”、人為的美。他確信“美是人造品的，只要我人以美為標準去創造，則隨時，隨地，隨事，隨物，均可得到美的實現。凡真能求美之人，即在目前，即在自身，即一切家常日用的物品，以至一舉一動之微，都能得到美趣”。

所以，他說，美“全是我人自身上的事。不用外假，我們自己自能創造美的情感、志愿、知識與行為”。這使美成為一種自我改造和改造外界的創造性的行動，而不僅僅是一種欣賞性的靜觀。他認為“人間與宇宙間之美不一而足，全憑我人去創造去享用。我們對于美的責任在使人間與宇宙間的現象皆變為‘美間’的色彩，在使普通的‘時間’變為我人心理上的‘美流’，在使一切之物力，變為最有效的‘美力’”。

所以，張競生所說的“人造美”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科學的創造，即是把環境一切之物，創造成為一種美的實現”;二是“哲學的創造，乃在創造我們心理與行為上整個的美之作用”。這二者之相互聯系和促進就構成了張競生所說的美的人生觀。他所倡導的人為的美，動的美，性的美體現了審美的現代性。

張競生與海派作家的理論與實踐，更多體現了唯美主義的另一張面孔，即為生活而藝術，將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推行到中國。事實上，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就出現了杰克遜所描述的世紀末葉的“一種更生的現象”，有一種喜歡用“新”字做形容詞的流行。

人們不僅喜歡用“新青年”“新女性”“新人”“新群眾”標榜自己，也喜歡以“新”字去標明他們所追求的目的:“新社會”“新時代”“新中國”“新文化”“新思潮”“新文藝”“新文學”“新小說”“新詩歌”“新演劇”，等等，“新”字本身就成為一種價值，“不新和不好，是同樣的意思”。從此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是如何的希望著追求著新的生活，社會改造的空氣是如何的熱烈，而這股潮流發展到30年代更是登峰造極。

性話語的爆炸和解放

從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性話語爆炸。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張競生的《美的人生觀》出版后兩年中再版了7次，他的《性史》據講“在創造社一下午能售去五六十冊，他處可想而知了”。

譬如有夫對妻說∶我看今夜你怎樣對付我呢，女子此時不免臉一紅，但此時女子應當向其夫熱熱濕濕地親一深吻，并應說∶恐怕你連戰皆敗啦！此時情況何等美麗，周圍空氣又何等熱烈；若女子面一紅就走避了，則變成何等寂寞無聊了。故只知羞澀而不敢大膽，與只知大膽毫無羞澀的女子同樣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

后來又有人假冒張競生之名出了《性史》第二集、《新性史》、《性史外集》等，其影響之大看張恨水在其長篇小說《現代青年》中的一段話足以說明:“現代十幾歲的孩子，不是以前十幾歲的孩子了。有博士們著的性學書籍，在各城市散布著，中學生不必提；就是小學生們，也極容易將這種書籍得了到手。”

當時，道學家們把張競生的《性史》、章衣萍的《情書一束》、山額夫人的《結婚的愛》指責為三大“淫書”。另外，由葉靈鳳、潘漢年合編的《幻洲》也出版了“靈肉號”“靈肉續號”，以討論“關于男女性愛各方面的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巨大反響。在這些書籍和討論中，關于男女性愛所持的觀點，即使在今天看來，恐怕也會被視為大逆不道的。

概括地說，這些觀點首先體現了把性與生育相分離，而把性與享樂相聯系的性意識。張競生明確提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產出了無窮盡的精神快樂”，“在其發泄人身內無窮盡的情愫”。他認為“性育不過是娛樂的一種”，“人生一部分而且極重要的樂趣就是性趣”，“男女的交合本為樂趣”。

值得指出的是，張競生并不把“娛樂”看作“一種無謂的消費力”，反而認為是“一種有益的工作”。所以他說，這是“我在此層上和向來學者所主張大不同處”。他所謂娛樂，指的是排泄一個強健的身體內所積存的“亂撞混鬧”無次序的“儲力”和“刺激的痛苦”，并認為只有這樣，“所做的事才有條理與極深的造就”，得到“擴張力上最有出息的效果”。

另外，張競生吸收了莫理斯所主張的社會享樂主義的觀點，即一個將勞動和生活都加以藝術化的社會，就在于“人們都能夠高興地，自由地享樂到制作創作的歡喜”。所以，他說:“將來社會上的好組織及個人上的好創造，都要把一切的工作及行為全做娛樂化的。那時工作即娛樂，娛樂即工作;行為即娛樂，娛樂即行為。”他認為，娛樂的意義就在于“使精神與物質的本身上得到最美麗的享用，和精神及物質的出息上得到‘用力少而收效大’的功能”。

其次，享樂的性意識是與肉體的發現和肯定聯系在一起的，最起碼也帶來了肉體和精神并重的觀念。《幻洲》諸君在“靈肉號”和“靈肉號續”中多有文章涉及靈肉的關系及其價值問題，這些文章即使不說是顛倒了傳統的靈與肉的價值等級秩序，也打破了唯有靈魂、精神純潔高尚的價值觀念。

一篇署名為“任廠”的作者在談“如是我解的靈肉問題”時說，在“愛情是神圣的，純潔的”這個流行語中表明有一種“賤視或丑視肉的生活觀念”，“實在講來，肉的生活并非不純潔，并不比靈的生活不高貴些，不神圣些”。他用比喻說，“人們已經知道酒是要一滴一滴地喝，食堂是不可不求其能使飲食藝術化的，縫紉術，烹飪術是不可不講究的了，現在要知道肉的生活也是要深深玩味，閨房是不可不求其能使肉的生活藝術化，房中術是不可不講究的。

這樣，肉的生活，在人的整個生活MassofLife中自有它的獨立價值，自可以單獨提高到藝術化的地位，它就很不必托庇在精神愛情之下求偷安”。由此表明作者不僅不贊成賤視肉的觀念，而且把肉從與靈的對立和服從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將其肉推向獨立于靈，與靈平等的位置。

周全平以“駱駝”為筆名發表《我的靈肉觀》說:“戀愛只是性的表現，無所謂靈，也無所謂肉;但一定要在戀愛身上加一個或靈或肉的頭銜時，我寧肯說戀愛是肉的。”甚至由此進而推之，“戀愛的徹底表現便是熱烈的性行為”，性行為是“戀愛的本體”，戀愛不僅應是肉的，而且主張“應是雜交的”。指斥所謂戀愛是純潔的，應建立在相互了解基礎上的說法完全是謬論，是為了貞操觀念和社會壓迫而生的變態和怯懦。

對于肉體價值的肯定和重視，也使人們把眼光轉移到了一向為中國傳統文化所遮蔽的身體上。張競生對于性美的鼓吹向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提出了挑戰。他認為，“兩性的美當如其分。現時我國男子極缺‘男性美’與女子極少‘女性美’”，并認為我國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丑狀”是“因性欲不發展或不正當發展”造成的。

所以，他提出“現在我們要將這個兩性倒裝的身體，從美方面改造起來，第一須從結胎進行，第二須從心理與社會上性美的刺激入手”。為此，他寫了《美的性欲》《性部呼吸》《性美》《大奶復興》等文，追究了造成我國男女“性征”不突出的傳統禮教和社會文化心理的根源，并把它看作是一種“不人道的恥辱”，甚至把“改易這些丑狀”提高到“優強我們將來民族”大計的高度。

唯美娛樂的性意識也勢必要帶來對于“權力干涉人的肉體和肉體的享樂的實際產物”——道德的顛覆和對于一切阻礙“肉體的享樂”的體制制度的攻擊。張競生把矛頭直指婚姻制，他說:“自婚姻制立，夫婦之道苦多而樂少了。”“其惡劣的不是夫凌虐妻，便是妻凌虐夫，其良善的，也不過得了狹窄的家庭生活而已。”并預言:“男女的交合本為樂趣，而愛情的范圍不僅限于家庭之內，故就時勢的推移與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漸消滅，而代為‘情人制’。”

這表明張競生不僅把性與生育相分離，而且把性進一步與婚姻相分離了。他認為情人制的好處就在于“第一，使男女了解情愛的意義。第二，他們知兩性的結合全在情愛。第三，使人知情愛可以變遷與進化，岌岌努力于創造新情愛者才能保全。第四，使人知愛有差等，即在一時可以專愛一人而又能泛愛他人”。

《幻洲》諸君雖然不滿張競生汲汲解決的是“枝節問題”，而未抓住女子經濟獨立的大問題，但他們對婚姻制度的批判與張競生是一致的。葉靈鳳以“亞靈”的筆名揭露婚姻制“是現在可憐的女子出賣貞操而生活，和男子依賴經濟侮辱婦女貞操的一種買賣的交易契約儀式，等于交易所里的‘一聲拍板響’同等的價值!......古時‘一妻不事二丈夫’的話，本來等于商業上‘一物不賣二主’同樣的意義”，所以，他主張“我們假如因為戀愛成熟，身理上，事業上，沒有一點阻礙時，我們便可過共同生活，沒有什么結婚不結婚的”。更有激烈者甚至提出:“性愛問題的徹底解決就是廢除夫婦制度。”

總的來說，這些集中在1926年出現的有關性的公開化言談，是打著科學的真與藝術的美來為自己的表述權、價值觀鳴鑼開道的，弗洛伊德、藹理士的學說和唯美——頹廢主義的主張結合在一起影響了這批言談者的性意識。他們與建立在婚姻制度上的“忠貞”“純潔”“犧牲”等價值觀念相對立，提出了以“唯美”和“娛樂”為價值取向的新道德。它的產生適應了在大都市商品經濟體制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性關系形式的要求。

《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

作    者：李今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