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學(xué)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中國文學(xué)史，乃至文化史上影響深遠。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詩歌與孟郊開創(chuàng)共同開創(chuàng)“韓孟詩派”，其文則揭唐代文學(xué)復(fù)古運動的大纛。在中唐時代，韓愈是一位富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不僅體現(xiàn)在一系列的儒學(xué)論述中，更有“辟佛”的行動。作為政治家，韓愈依然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了一番政績，然而，他對自己的評價卻是“不通時事”。韓愈果真是不通時事嗎？他為何要這樣評價自己呢？這是一個頗為值得玩味的話題。

韓愈明確講到自己“不通時事”的地方，代表性的有兩處，一是《答竇秀才書》，一為《上兵部李侍郎書》。前者是唐貞元二十年，韓愈寫給秀才竇存亮的書信，云：“愈少駑怯，于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fā)憤篤專于文學(xué)。”此前一年，韓愈以言事出為陽山令。檢韓愈的集子，不難發(fā)現(xiàn)，韓愈所言之事為請求寬免徭役，免田租之弊。據(jù)《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記載，貞元十九年，“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面對此種情況，擔(dān)任監(jiān)察御史的韓愈，向皇帝直陳時弊，本屬分內(nèi)之事，無可厚非。然而這封上疏不但沒有獲得唐德宗的理解和嘉獎，反而被貶官外地。這是韓愈萬萬沒有想到的。韓愈在上書皇帝之前，韓愈的心里應(yīng)該有所準(zhǔn)備，因為畢竟矛頭對準(zhǔn)的是京兆府尹李實，故其請求的是“應(yīng)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nèi)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來年，蠶麥?zhǔn)蒙儆写媪ⅰ薄和Ｕ魇毡灸甓鹊亩愬X，來年再征收，利國利民，并無不妥之處。措辭較為委婉，既不想得罪李實，亦希望德宗的理解。縱覽全文，讓人感覺刺耳的恐怕是韓愈此文所提到的“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這句話相當(dāng)有殺傷力，不啻說德宗不察、群臣欺君，無疑是對德宗和群臣的一記響亮耳光。故韓愈被貶亦屬在所難免了。

據(jù)卞孝萱等先生考證，韓愈上書的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被貶之日為十二月九日。如此之短的時間，或許是韓愈始料未及的。不但韓愈被貶，還連累了他的同在御史臺為官的張署、李方叔二人被貶外放。被貶的詔書下達，即使在寒冬臘月，韓愈也不得不即刻奔赴貶謫之地，連與家人告別的時間也沒有。此種情境，令韓愈終生難忘。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一詩有所交代，“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然而在此詩里韓愈仍不知自己為何被貶，有詩句云“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天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根據(jù)這首詩歌所傳遞的內(nèi)容，德宗對旱情是有所了解的，不然何來“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而韓愈在《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卻說“陛下之所未知”，很容易引起龍顏大怒。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韓愈并不認為上疏是導(dǎo)致其被貶的原因，難道是李實等人為了排擠御史臺的官員而把韓愈也貶了？未可知曉。韓愈說自己“不通時事”，亦不難理解了。從表面上看，是“不通時事”，不會逢迎，不懂溜須拍馬；然而韓愈對當(dāng)時的朝政是相當(dāng)清楚的，尤其是對李實與德宗，知這樣做不會有好的結(jié)果，仍懷著為民請命的情懷去上疏，考慮的皆是民生的問題。因此，此處的“不通時事”，不可過于簡單化地認為其缺乏政治頭腦。

作《答竇秀才書》時，韓愈三十七歲，在距離京城長安數(shù)千里之遙的貶謫之所陽山。這一時期韓愈的心境是“愁憂無聊”，且有“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韓愈在此文贊揚竇存亮的向?qū)W精神，尤其是以自己為例，說自己專心于文學(xué)，付出了較大的心力，卻并不切于實用，又放棄了，以致“學(xué)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同時，勉勵竇存亮“當(dāng)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dāng)?shù)勒哂纸粤加兴荆贁?shù)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于甲科”。于此可見，韓愈希望竇存亮專心于學(xué)問，考中功名，來陽山向自己請教文學(xué)之事，恐會讓人失望的。在某種意義上，韓愈是很懂得如何權(quán)衡學(xué)文學(xué)與專心于科舉的，并非不懂時事。因為只有中舉，獲得一官半職，才能有機會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做出一番事業(yè)。

《上兵部李侍郎書》為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自江陵寫給兵部侍郎李巽的書啟。此年，德宗駕崩，太子李誦即位，史稱順宗，大赦天下。王叔文政治集團進行改革，韓愈以為有望重新回到京城，不料改革失敗，順宗被迫禪位于太子李純，是為憲宗，韓愈則遷到江陵擔(dān)任法曹參軍。李巽是一位賢明的官員，此時已經(jīng)由江西觀察使調(diào)到京城擔(dān)任兵部侍郎，屬于炙手可熱的人物。韓愈此文開篇便談到“愈少鄙鈍，于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yīng)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韓愈再次談及自己“不通時事”和自己的艱困處境，言外之意，需要李巽這樣的賢達引薦，來實現(xiàn)報國之志；同時，韓愈不失時機地向李巽推銷了自己，即“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fēng)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此番陳述，表明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事情的。萬事俱備，只欠東風(fēng)。“惟是鄙鈍不通曉于時事，學(xué)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發(fā)禿齒豁，不見知己。”在韓愈看來，缺乏機遇，不是別的，而是“不通時事”造成的。

念及寧戚、叔向能夠?qū)崿F(xiàn)理想，而自己尚困頓至此，不禁感慨知音難遇。而尚賢與能的李巽的出現(xiàn)，讓韓愈看到了希望。于是，在李巽入守內(nèi)職之際，天子新即位之時，韓愈適時地給李巽寫信，并“謹(jǐn)獻文一卷，扶樹教道；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環(huán)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于口而聽于耳也”。韓愈是識時務(wù)的，而非“不通時事”。事實證明，韓愈的判斷是正確的。半年后，韓愈便被召回長安，權(quán)知國子博士。元和五年，任都官員外郎；元和六年，任職方員外郎；后任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職。可謂是一路飛黃騰達。

綜上，韓愈說自己“不通時事”，從表面上看，確實不如某些官員處事靈活，是根源于儒家知識分子的擔(dān)當(dāng)情懷。在一定程度上，“不通時事”還帶有自嘲之義，畢竟被貶，豈能自稱“通時事”呢？另外，這還是一種比較委婉的說辭，希望有人能夠引薦自己，讓“不通時事”的他能夠有施展才華的平臺。韓愈的“通時事”，除了頻繁上書宰相外，還有更能說明問題的《與華州李尚書書》。此文作于元和十年，此時的韓愈已非不“遇”了，而是擔(dān)任考功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他在寫給李絳的信中，說“愚以為茍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疏外自侍；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wù)為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由此可見，韓愈是極為“通時事”之人了。

談起韓愈的貶謫，《左遷至藍關(guān)示侄孫湘》可謂是名垂千古。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知汝遠來應(yīng)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這首作于唐元和十四年的千古名篇，使得人們提起韓昌黎的被貶，便會以為他“不通時事”。此種評價，于韓愈來講，并不公平。其被貶，正因為上《論佛骨表》，諫迎佛骨，大力辟佛，心中所想皆是江山社稷，正體現(xiàn)了一位儒者情懷，在境界上已然超越了“通時事”的士大夫。韓愈的文章創(chuàng)作是古文的輝煌呈現(xiàn)，影響著其后的文學(xué)書寫。他是一代代文學(xué)復(fù)古運動頻頻致意的偶像，在宋元明清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復(fù)古風(fēng)潮，深刻地影響著古代中國的文學(xué)走向。他在“不通時事”上所體現(xiàn)出的高尚氣節(jié)，影響著古代中國士子的心靈，是值得珍視的寶貴財富。直至今天，韓愈，這顆中國文學(xué)史上耀眼的明星，依然影響著我們對文學(xué)史的書寫及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