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于油價反彈支撐了非洲石油出口國經濟的復蘇，使得非洲經濟呈恢復性增長態勢，2017年SSA經濟增長率上升到2.5%（2016年為1.2%），2018年為2.4%，而中東北非地區2017、2018年則分別為1.6%、2.4%。展望2019、2020年非洲的經濟發展，一些老問題依舊存在，同時也存在一些新機遇與新挑戰，需要我國據此加以應對。

一、非洲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1.非洲大陸自貿區啟動，為經濟增長開辟新的前景

深化商品、基礎設施服務和關鍵生產要素(勞動力和資本)的市場一體化，對規模較小、分散的經濟共同體及全球競爭力的提高非常重要。眾所周知，非洲內陸國家眾多（16個）、多數國家人口少（2017年76%的非洲國家人口不足3000萬）、經濟總量小（2017年25個國家的GDP不足100億美元，20個國家的GDP在100-600億美元之間），阻礙了規模經濟的實現。2019年7月7日，非洲大陸自貿區正式啟動，為擴大非洲內部貿易、降低生產成本和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實現規模經濟、加強沿海和內陸國家之間的跨境溢出、吸引更多長期的大規模投資、形成覆蓋約13億消費者的巨大市場帶來了機遇，是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里程碑。在更深一層，它也有望進一步改善非洲大陸的安全形勢，因為國際貿易的擴大往往與沖突發生率的減少有關。

2.中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一帶一路”倡議、“八大行動”的推進實施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間的矛盾，加上工資成本的日益上漲（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東部、西部和中部年平均工資分別達到55230元、43842元和41047元且還將逐漸提高），意味著中國未來必將進一步推進內涵型經濟增長、優化和升級產業結構、縮小地區差距，使得東部產能向中西部轉移的空間不大，加之中美貿易摩擦曠日持久、美國加大對中國的遏制、非洲已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地區及戰略重點、中非合作“八大行動”進入落實階段等因素，預計未來中國產能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能必然進一步向非洲轉移，中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為緊密，助推非洲的經濟發展。

3.非洲大部分國家財政狀況逐步改善

2015-2018年，非洲國家平均財政赤字從7%下降到4.5%，預計2019、2020年還將進一步下降。在石油出口國，由于油價反彈和采取了增加稅收、減少支出等措施（如阿爾及利亞和埃及提高了增值稅，而安哥拉引入了增值稅），平均財政赤字從2015年的8.7%下降到2018年的4.5%，如果油價保持穩定，2019年和2020年將進一步下降。在石油進口國，其平均財政赤字一直低于石油出口國，由于改善納稅辦法等原因（如博茨瓦納、肯尼亞、摩洛哥、盧旺達和贊比亞等推出了在線納稅平臺），預計還將進一步下降。例如，受農業(棉花)和服務業(金融活動和貿易)的推動，馬里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預計2019年為2.4%，2020年下降到1.5%。

4.大多數非洲國家通貨膨脹壓力有所緩解

在匯率相對穩定的加納、摩洛哥、南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平均通貨膨脹率從2017年的12.6%下降到2018年的10.9%，預計到2020年將進一步下降到8.1%，通脹壓力較低。例如，在東非的坦桑尼亞，2018年的貨幣政策比2017年更加寬松，這增加了國內流動性，降低了貸款利率，導致私人信貸供應增加，但由于食品供應的改善，2018年的通貨膨脹率降至3.5%。在西非的馬里，由于食品等進口產品價格下降，預計2018年通脹率將降至1.7%，2019、2020年基本持平。在中非經濟和貨幣共同體和西非經濟和貨幣聯盟國家中，特別是與歐元掛鉤的法郎區，通貨膨脹率很低，未超過2%。通脹壓力較大的國家主要為受沖突影響的國家和非貨幣聯盟成員的國家，如南蘇丹由于持續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率最高，達到188%。總體來看，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經濟基本面已有所改善。

5.債務總體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尚未面臨債務危機的系統性風險

在52個非洲國家中（索馬里與利比亞數據缺失），有16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列為債務高風險國家（其中佛得角、剛果（布）、埃及、厄立特里亞、莫桑比克、蘇丹6國風險最高，債務負擔（政府債務總額與GDP之比）高于100%），其余36個非洲國家債務總體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其中阿爾及利亞、博茨瓦納、布基納法索、馬里、盧旺達等16個國家的債務負擔小于40%）。例如，盧旺達債務現值與GDP的比值（IMF和世行用來衡量債務可持續性的指標）為31.9%，遠低于55%的警戒閾值，且債務構成中優貸占盧外債總額的80%，期限最長40年，寬限期最長10年。又如，在坦桑尼亞，2018年外債約占公共債務總額的74.9%，但債務危機的風險仍然較低，因為公共外債占GDP的34.5%較低，且大部分是優惠債務。而且，非洲近年的債務多用于工業園、港口、道路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雖然短期內增加了外債占出口的比例（從2013年的5%上升到2016年的10%），但從長遠來看，有助于吸引國內外投資、減少貿易逆差何發展經濟，有利于減少債務負擔。總的來看，非洲尚未面臨債務危機的系統性風險。

6.非洲國家的投資環境有所改善，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有所增強

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SSA） 48個國家中有37個國家進行了創紀錄的多達80項的投資環境改革，較2016年增長14%。2018年，SSA的40個國家實施了107項改革，是2012年以來全球各大地區中最多數量的改革。基礎設施方面，非洲新建、修復了大量公路、橋梁、港口，多數國家已經建立了基礎設施相對完備的工業園區（截止到2016年底，僅中國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籌建的產業園就約有近100個，其中30多個已經開始運營，埃塞俄比亞等國還在園區內配備了專用發電設備以解決電力不穩問題）。國際在非制造業、建筑業等的大量投資也為其由資源出口型經濟向多元化經濟轉型、增強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奠定了基礎（截至2017年底，中國對非制造業投資存量57.1億美元、建筑業投資存量達128.8億美元，國際對非制造業綠地投資中，紡織品、服裝和皮革等的投資從2016年的11億美元大幅上升到40億美元，是2014年的兩倍，2008年的20倍）。另外，目前除南蘇丹、中非共和國、剛果（金）東部、馬里北部、尼日利亞北部乍得湖一帶、索馬里等少數國家和地區仍有局部沖突外，大多數非洲國家都進入了獨立以后較為穩定的階段。

此外，美國聯邦儲備局進行了近10年來的首次降息及未來進一步降低利率的預期（以使美國經濟免受與貿易緊張、全球增長疲軟和持續低通脹相關風險的影響，預期美國將采取更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在2019年6月莫桑比克美非峰會上宣布了對非600億美元計劃等因素有助于緩解非洲資本外流的壓力、增加美國對非洲的投資，有利于非洲經濟的復蘇。

二、非洲經濟發展的老問題、新挑戰

1.公共政策領域改善甚微，投資環境仍然存在多重障礙，工業化績效較差

2018年，非洲雖然在某些領域的社會政策有所改善，但公共政策和制度框架總體改善甚微，宏觀管理還在惡化，法治、負債、透明度以及公共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問題（世界銀行《國家政策和制度評估CPIA)》報告）。企業在非洲投資仍然面臨多重障礙，如缺乏資金、不可靠的電力供應、政治不穩定和高稅收等（具體順序依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北非前三大障礙依次為政治不穩、融資和電力；東非為電力、融資與高稅收；中部非洲依次為融資、電力與政治不穩；南部、西部非洲依次為融資、電力與非正規企業的競爭）。非洲服務貿易平均從價稅關稅率高達70%，而歐盟僅為18%，東盟為52%，南美共同市場為23%。非洲的城市化率僅為33%，而世界其他地區的城市化率超過了50%，為全球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區。這種低城市化率，加上道路基礎設施薄弱的結合意味著非洲很大一部分人口無法進入國家和全球市場。另外，大多數國家（除埃塞俄比亞、埃及等少數國家以外）工業占比的增長一直非常緩慢，在總就業中所占的平均份額約為15%，在GDP總增加值中所占的平均份額約為20%，而且還有下降的趨勢(這可能與大部分非洲企業為生產率較低的小型企業有關），工業化績效欠佳。

2.基礎設施仍然薄弱，特別是道路、電力供應十分薄弱

在非洲運營的公司中，近60%認為基礎設施(電力短缺、成本和運輸瓶頸)是他們日常運營中面臨的最具約束力的制約因素。非洲的道路密度3.4公里/1000人，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鋪設道路密度更低，僅為0.7公里/1000人，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1/5。2015年，SSA只有3700公里的高速公路，而印度和中國分別有2.4萬公里和11.1萬公里。非洲每公里的公路貨運費用是美國的2-4倍，沿著主要走廊出口所耗時間是亞洲的2-3倍。道路的安全狀況令人擔憂，交通事故死亡率為全球最高。非洲的電力缺乏、昂貴而且不穩定：2017年SSA電力接入率只有44.6%（其中布隆迪僅為9.3%，乍得僅為10.9%），為全球最低；非洲制造業企業的平均有效電力成本接近0.20美元/度（電網電力價格約0.10美元/度，加上斷電時發電成本0.40美元/度)，大約是世界其他地區工業成本的四倍；2006-2016年，SSA79%的企業平均每月停電8.6次，平均每次持續時間5.7小時。這些將人們與基礎教育、衛生服務、交通走廊、貿易中心和經濟機會隔離開來，不僅阻礙了經濟增長，還延滯了人力資本發育。

3.美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引發全球經濟放緩，帶來石油價格的不確定性

隨著美國與中國、歐洲等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全球貿易額增長率從2017年的4.4%下降到2018年的3.9%，2019年的3.7%（世界貿易組織的估計）。由于非洲60%以上的出口產品銷往美國、中國和歐洲，70%以上的進口產品來自這些國家，全球貿易額增長率下降引發的經濟放緩可能導致非洲出口下降，對其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據估計，短期內貿易緊張對非洲GDP的影響約為0.07%（其中，對礦產等資源密集型出口國的影響最大，達2.5%，對石油出口國的影響約為1.9%，而對非資源出口國的影響約為1.1%。此外，非洲仍然面臨出口脆弱性、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及美元降息幅度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不確定性的挑戰。

4.在經常項目和貿易平衡共同作用下，外部不平衡趨于惡化

一些國家的財政狀況出現下滑，威脅到債務的可持續性，并加劇了經常賬戶赤字。在經常項目和貿易平衡共同作用下，非洲外部不平衡的狀況自21世紀以來一直在惡化。2017年底，非洲加權平均經常賬戶赤字已經占到GDP的4%(中位數為6.7%)，這可能威脅到其外部可持續性。對于尼日利亞、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與安哥拉五大經濟體，2000-2016年，除南非外，其余4個經濟體特別是石油生產國特別是阿爾及利亞和安哥拉的出口大幅減少，但進口卻沒有相應減少，使得貿易逆差不斷上升。其它大多數經濟體情況與此類似。以坦桑尼亞為例，由于大規模公共投資引致的運輸設備、建材、工業原料以及石油產品的進口增加，2018年的進口額高于2017年，而出口并未改觀(盡管坦桑尼亞先令實際貶值)，使得經常賬戶赤字增加。國際對非洲投資雖然在增加，但增長緩慢。同時，非洲內部儲蓄極不穩定,在上世紀90年代有所下降，在本世紀頭十年有所回升，最近大幅下降。

5.總體債務負擔上升，債務脆弱性加重，風險增加

2014年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造成部分非洲國家特別是石油出口國財政狀況惡化，加上基礎設施等公共投資支出增加（非洲年基礎設施需求達1300億美元-1700億美元，融資缺口為680億美元-1080億美元）、債務組成從官方優惠外債轉向成本和風險更高的商業外債、部分國家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威脅激增導致安全支出增加，使得非洲國家總體債務負擔趨于上升。一些非洲國家債務問題加重，債務脆弱性加重，容易受到債務危機的影響。2017年，科特迪瓦、埃及、尼日利亞、塞內加爾、南非和突尼斯的債券發行總額為193億美元，累計達到695億美元，非洲52國平均債務負擔達到53%，債務脆弱性增加。2013-2017年，非洲石油出口國的債務負擔從平均19%大幅上升到43%，石油進口國則從52%小幅上升到62%。

6.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面臨多重挑戰

非洲大陸自貿區啟動帶來諸多機遇，但也面臨多重挑戰：（1）非洲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相對其他地區更為復雜和多元化。非洲從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邊界往往是人為的、分裂的種族群體，無視河流和山脈等自然邊界。目前的54個成員中，既有沿海、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大的國家，也有內陸、資源貧乏、人口稀少、土地遼闊的國家，這種成員的多樣性必然使得各國從區域一體化中獲得的好處并不均等，平衡各方利益更為困難；（2）非洲基礎設施薄弱。公路、港口、鐵路和走廊對一體化十分重要，但非洲基礎設施仍然薄弱、邊境官僚主義及腐敗現象嚴重，給一體化帶來障礙；（3）自貿區成員眾多帶來相互信任減少。充分實現規模經濟需要大量的成員降低貿易壁壘，深度的一體化(包括金融市場、人員流動)要求成員之間更大的信任，這在成員較少的背景下(如東非共同體)和較少的多樣性環境下更容易實現，而隨著成員數目的增加，將導致信任減少，特別是缺乏將權力下放給超國家機構所需要的信任；（4）原產地規則的確定與實施帶來巨大挑戰。非洲各國的生產過程日益分散，涉及方方面面，意味著原產地規則不僅嚴格而且必然復雜，加之通常會受到強大行業利益集團的影響，使得各國就一套共同的優惠原產地規則達成一致變得十分艱巨。即使達成，但如果過于嚴格，僅遵守嚴格而復雜的規則就會帶來巨大的額外成本，抵消貿易創造的優惠效應；（5）區域經濟共同體的形成往往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合作，而不是經濟利益和貿易，非洲自貿區也不例外。當前，泛非團結、重建非洲、鞏固統一、實現自力更生和確保和平與安全等政治目標仍然主導著相關一體化的政治辭令，然而，政治、經濟、貿易這三個目標常常很難調和。

此外，非洲經濟發展的其它老問題還有：一些非洲國家盡管經濟高速增長，但貧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仍然很大，社會發展面臨較大挑戰（如非洲的青年失業率從2012年的5.7%上升到2016年的7.3%）；非洲農業對雨水灌溉的依賴，使農民容易面臨收入沖擊，十分脆弱;效率低下的公共企業存在財政風險。其它新挑戰還有：多年穩定的埃塞俄比亞政局出現一定程度的動蕩、北非再現政治風險苗頭等。

三、結論與中國的對策

（一）.結論：非洲今明兩年的經濟發展有望繼續保持溫和復蘇的良好態勢

雖然存在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債務問題、大宗商品價格等一些不確定性，但未來兩年大型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的增加、非洲大陸自貿區協定的啟動、中非合作“八大行動”的推進、美聯儲降息等為確定因素。雖然非洲自貿區的真正實現仍面臨多種障礙，但這至少釋放了非洲國家團結起來支持多邊主義、推進非洲一體化的明確信息，有助于提振國內外投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非洲國家都將從一體化中受益，且正朝著正確方向發展。例如，不久前非洲開發銀行與非盟委員會聯合發布的《2018年非洲簽證開放指數報告》顯示，非洲國家相互開放程度總體提高。因此，非洲今明兩年的經濟發展，機遇大于挑戰，總體應會繼續保持溫和復蘇的良好態勢。

（二）.中國的對策

基于非洲的基本經濟形勢，預計未來幾年其將集中于發展基礎設施、積極承接國外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經濟結構多元化、推動非洲自貿區協定的實施等，中國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將中非共建“一帶一路”同非洲自貿區實施、非洲2063議程、各國非洲發展戰略緊密對接，具體可采取以下對策：

1.以東部非洲、埃及、埃塞俄比亞等為重點區域和重點國家

在次區域上，繼續以經濟政治較為穩定、地緣優勢明顯、與中國友好的東部非洲為重點。在國別上，以在非洲政治經濟影響力較大或一帶一路沿線的埃及、南非、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肯尼亞、烏干達等為重點國家優先發展。有鑒于中國與埃塞俄比亞、埃及近年來制造業合作快速發展的趨勢及其重要政治經濟地位，可作為重中之重，動態跟蹤。

2.把本地化原則融入中非合作的各個方面

這里的本地化，指站在當地人的視角，用當地游戲規則、當地思維模式、當地力量、當地資源設身處地、因地制宜進行相關安排。無論當地政局、政策如何變換，當地人民和社區是不變的，而當地的民主選舉體制又決定了政客們必然將他們的感受與訴求列為重要考量因素。因此，采用本地化原則，使合作項目符合當地人民的特點，切合當地的實際需要才能以不變應萬變，在化解風險的同時真正推動當地經濟發展。例如，非洲以青年人為主，他們最需要的就是技術轉移，最喜歡的形式是歌舞，最有效的形式是比賽，因此選擇中非合作的內容、方式時要重視這些方面。

3.密切關注非洲大陸自貿區的進展，采取相應對策

非洲大陸自貿區的關鍵是降低貿易成本，最大的挑戰是原產地規則的確定，由此，中國可以幫助其改善海關管理，提高透明度和減少海關的繁文縟節，幫助培訓非洲海關官員、實施海關數據自動化系統等貿易便利化措施，也可參與協調原產地規則的談判，防止原產地規則與全球和區域價值鏈的崛起背道而馳，防止較發達的合作伙伴（如南非）利用原產地規則創造一個壟斷市場，而使低收入伙伴(如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得不到優惠等。

4.與第三方及當地銀行合作，合力解決融資問題

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極大（年均資金缺口在680億至1080億美元之間），政治風險、債務風險、環境風險也較大，為加強基礎設施合作同時又減少相關風險，中國可與第三方及當地銀行合作，合力解決融資問題。例如，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合作在全球管理的資產超過100萬億美元，其一小部分就足以填補非洲的融資缺口。

5.進一步推進投資便利化，同時保障在非中國人的安全

可以考慮推進中國投資較多的非洲東道國成立一個中國投資者能夠接觸的國家最高決策機構（如總統投資顧問委員會）以方便中國投資者與最高層直接對話，減輕企業投資經營中不必要的障礙特別是最重要的障礙。有鑒于非洲治安威脅有所增加，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專門針對中國人下手的現狀，中國政府需要進一步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保障中國人的人身與財產安全。近年來，中國在非企業、商會協會自發建立了各種民間安保力量、華助會（如安哥拉、南非等），政府要對其予以進一步扶持。

6.適時總結行之有效的新經驗并加以推廣

在非中國企業及其它國家企業中，有不少符合當地市場特點、能夠提高企業形象、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兼具的新經驗、新方法，政府可加以總結和推廣。例如，新近在莫桑比克出現的“連鎖工業園”模式，既符合非洲大多數國家市場偏小的特點同時又有助于中國企業獲得規模經濟，減小市場風險，是一個根據非洲當地市場特點設計的、適合當地市場的創新安排。又如，中航國際在肯尼亞的“非洲技術挑戰賽”項目，利用其技能開發項目作為營銷工具，將自己打造成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使得參加者對中國企業的形象大為改觀，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結合。再如，以民間力量、當地員工為主的尼日利亞華星藝術團開展的“中尼文化交流走進校園”活動，深入當地中小學演出尼日利亞和中國的傳統節目，產生了很好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作者劉青海系經濟學博士，副研究員，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我國生產要素成本上漲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轉移研究”（16BJY08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