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正在成為一個全球性的人口現象。

近年來，中國人口學家也開始關注和討論低生育率陷阱問題，尤其是“單獨二孩”和“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研究者們開始關注中國是否存在低生育率陷阱風險，或者是否已經陷入其中。

一種觀點認為斷言中國已進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臨“低生育率陷阱”的嚴重風險還為時過早。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當“低生育意愿”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后，婦女生育率回升的潛力呈不斷縮小的態勢，伴隨著長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負慣性作用以及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的持續低迷，未來中國的生育率或有進一步下降的可能，更有學者認為中國已經陷入內生性、意愿性、文化性低生育陷阱。

那么，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

我們可以從兩條研究路徑來尋找問題的答案，一條是從理論上分析其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會出現低生育率陷阱；另一條是對低生育國家生育率長期變化現實的觀察。本文選擇的是第二條研究路徑，觀察的期限不同，所看到的情況便有可能不同，進而會導致不同的結論。

國際觀察：后生育率轉變時期的生育率變化

本文以總和生育率在1997年之前降到2.1的國家作為分析對象，每個國家至少有20年的觀察期。進入觀察樣本范圍的國家和地區共計66個。

低生育率陷阱不是偶然的存在

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有兩個基本標準：一是總和生育率低于1.5，二是總和生育率低于1.5持續的時間。本文認為，如果一個國家低生育率持續的時間超過20年，就可以判定這個國家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根據上述兩個標準，截至2017年，世界上至少有16個國家和地區正處于或曾經處于低生育率陷阱之中（見表1）。在未來幾年內，波黑、摩爾多瓦、馬耳他和中國臺灣都非常有可能加入這個行列。如果把南歐的圣馬力諾和安道爾包括在內，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就達到了22個，在66個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時間超過20年的國家和地區中占三分之一，在45個總和生育率有記錄低于1.5的國家和地區中占將近二分之一。

其中，德國在低生育率陷阱中的時間最長，達到了40年，意大利、中國香港、奧地利和西班牙都超過了30年。

由此可見，低生育率陷阱的確存在，而且并非偶然現象。低生育率陷阱不是偶然的存在還有另外2個證據：一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有國家和地區落入陷阱；二是低生育率陷阱不僅發生在歐洲，而且還出現在東亞，無論是西方文化背景還是東方文化背景，都有國家和地區落入這個陷阱。

注：①奧地利的總和生育率在1991~1993年曾經回升到1.5和1.51，1994年又降到1.47。2016年世界銀行數據是1.49，MPIDR and VID的數據是1.53。②希臘的總和生育率在2008年和2009年曾回升到1.5，2010年又降到1.45。③葡萄牙的總和生育率在1999和2000年曾分別回升到1.5和1.55，2001年又降到1.45。④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曾在2000年回升到1.6，2001年又降到1.41。⑤2017年，波蘭的總和生育率為1.42，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為1.16，韓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05。

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避免

低生育率陷阱雖然不是偶然的存在，但并非不可避免。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國家和地區在生育率轉變完成后都走向很低或極低生育水平。

在本文所觀察的66個樣本中，有21個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從未降到過1.5以下，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見表2），尤其是美國和法國，它們最低的總和生育率也達到1.80和1.73。

此外，還有幾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雖然降到過1.5以下，但持續時間很短，例如，芬蘭（1973年）和加拿大（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年降到過1.49。由此可見，很低或極低生育率并非后生育率轉變時期生育率變化的必然歸宿。

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以擺脫

在曾經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中，德國和奧地利已經擺脫了陷阱。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數據，德國和奧地利的總和生育率分別于2015和2016年回升到1.60和1.53的水平。這對于長期處于很低和極低生育水平的國家而言，是一個積極信號。

這10個國家可以分為兩組，一組是東歐國家和蘇聯加盟共和國，另一組是德語國家。第一組國家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先后發生了國家政治制度的變革，并在隨后幾年中出現了經濟負增長，在這樣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下，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或后期都降到了1.3以下的極低水平。

1990年代末，這些國家的經濟開始復蘇，生育率也開始回升。

第二組國家（德國和奧地利）也具有鮮明的共同特征：其一，它們都是德語國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其二，它們都曾長期處于很低生育水平，是典型的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國家；其三，與第一組國家相比，其總和生育率開始回升的時間較晚。

與俄羅斯等國相比，德國和奧地利擺脫低生育率陷阱的原因更值得研究，因為其中可能蘊含著值得借鑒的經驗。例如，德國和奧地利從2003年開始不斷加大鼓勵生育的政策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德國生育率的回升也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把德國分為原東德和原西德兩個區域來看，1991年以來，原西德總和生育率的變化相對平緩，原東德總和生育率則呈現出大幅度波動，在德國統一后的最初6年（1991~1995年）的總和生育率甚至低于1，1990年代末以來的回升速度也明顯高于原西德（見圖2），這意味著德國生育率的變化主要是由原東德主導的。

從20世紀末開始，幾乎所有處于很低和極低生育率國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支持和鼓勵生育的政策，并不斷加大力度。而且進入21世紀以來，其中一些國家的生育率出現了積極變化。

不過，在符合本文嚴格定義的16個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中，目前只有德國和奧地利剛剛脫離了陷阱。生育率的未來走勢如何，仍需要時間做進一步觀察。要徹底擺脫低生育率陷阱并不容易。

低生育率陷阱的風險并沒有減弱

從全球來看，目前低生育率陷阱的風險并沒有減弱。

1990年世界上總和生育率低于1.5的國家和地區只有7個，2000年增加到26個，雖然2000年以后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生育水平提高到1.5以上，但2016年的總數還是增加到28個。

除了前文提到的國家和地區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幾乎已成定局，還有幾個國家面臨著高度風險，包括塞浦路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馬其頓、克羅地亞、列支敦士登、毛里求斯、波多黎各和泰國。。值得注意的是，與之前相比，低生育率陷阱風險覆蓋的范圍正在擴大，不再僅局限于歐洲和東亞，而是擴散到東非、東南亞、加勒比海地區，也不再僅局限于發達國家，而是開始向一些發展中國家蔓延。

中國是否面臨著低生育率陷阱風險？

對于中國低生育率陷阱風險是否存在的判斷標準不應只是生育水平的單一維度，而且還要考慮到影響生育水平的其他因素，尤其是生育意愿和一些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從多維角度看，本文認為中國已處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風險期，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生育率長期在低生育率陷阱臨界水平上波動。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6左右的水平上已經持續了20年（見圖3），在實行“全面兩孩”政策后，即使有過去積累的潛在生育勢能，但生育率水平對政策調整的反應卻非?！皽睾汀?。

“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后的2014年，全國出生了1687萬人，比2013年僅僅增加了2.86%，2015年又減少到1655萬人。在“全面兩孩”政策出臺后的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增加到1786萬人，但2017和2018年又分別減少到1723萬人和1523萬人，尤其是2018年的出生人數創下了1961年以來出生人數的最低紀錄。

從這個變化看，中國人口的生育形勢不容樂觀。

另一方面，這也說明導致中國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生育政策，至少2000年以來的情況是如此。

在對中國低生育率形成原因的認識中，現代化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被嚴重低估了。在這方面，泰國可能是一個值得參照的樣本。

泰國是發展中國家，具有佛教和東方文化特征，并且沒有實行生育控制政策，因此，泰國生育率的轉變和走向低生育率主要是由現代化推動的。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1991年泰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時的人均GDP為1716美元，人類發展指數為0.583。進入后生育率轉變階段以后，泰國總和生育率一直處于下降之中（見圖3）。

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生育率快速轉變中確實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加速，人均GDP在2011年達到5634美元，超過了泰國當時的水平（5491美元），2017年提高到8827美元，比泰國高出2233美元，人類發展指數為0.752?？傮w來看，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超過泰國，這意味著現代化因素是中國現階段低生育率形成的根本原因。

其次，平均生育意愿顯著低于更替水平。中國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最大風險是生育意愿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從國際經驗看，1990年代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烏克蘭年輕人的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數都降到了2個孩子以下，2002年捷克、匈牙利、荷蘭和西班牙的年輕女性平均生育意愿在1.80~1.85之間，2001年奧地利和德國年輕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僅為1.7個。

相比之下，中國目前的平均生育意愿水平更低，許多調查結果都顯示平均理想子女數不到2個孩子。風笑天對2006年以來進行的8項針對“具有現實性”的調查對象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的總結表明，政策允許生育二孩的調查對象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數只有1.36個。如果意愿生育水平不能出現顯著提高，中國的生育率必然會走向極低水平。

再次，一些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的人口學因素已處于強化之中。一是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齡進一步推遲。二是女性適婚年齡單身人口數量不斷增加。與一些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婚外生育事件非常少。在這種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單身女性的增加會直接導致總和生育率水平的下降。三是不孕不育率不斷提高。侯麗艷對安徽、四川、河南的6個縣市2005和2006年結婚女性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孕癥發生率為7.4%，其中結婚年齡為30歲及以上女性的不孕率為12.5%。此外，自愿不生育夫婦的數量也將增加。

治本之道：提高生育率

低生育率陷阱是對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嚴重威脅，也是對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嚴重威脅。

從國際經驗看，低生育率陷阱并非是偶然的存在，而且一旦落入至少要做出很大努力才能擺脫。從中國的情況看，即使目前還沒有落入這個陷阱，但已經面臨著高度風險。雖然應對因長期低生育率帶來的各種問題的辦法并非只有提高生育率這一條途徑，但提高生育率是一條治本之道。

從目前的生育率變化情況來看，“全面兩孩”政策顯然不足以支持中國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因此需要全面解除生育限制，并且為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意愿實現程度提供積極的支持性制度安排。

[作者吳帆系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原文首發于《人口研究》（2019年第4期），標題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對后生育率轉變國家生育率長期變化趨勢的觀察”。有刪節，經授權轉載。感謝胡啟元對本文編輯工作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