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湯濤（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館長、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傳播與政府公關研究中心研究員）

早在2007年，筆者就著手對老市長汪道涵進行研究。為查閱檔案史料，在相關部門的資助下，先后赴中央檔案館、國家機械工業檔案館、國臺辦、海協會，以及安徽、江蘇、浙江等地的檔案館，查閱和收集了近1000萬字的史料和文獻。同時，筆者還沿著汪道涵曾經學習、生活、工作和戰斗過的地方，即安徽明光、湖北紅安、皖東抗日根據地、華中解放區、山東解放區，以及杭州、上海、北京、香港等實地考察走訪，并采訪了汪道涵的50多位家屬、親屬，以及秘書和學者等有關人士。其中，河南羅山縣“五七”干校是必走訪之地，因為1969年10月，汪道涵從國家外經委被下放到此干校，接受過三年的審查和勞動改造。

一、與譚偉一起做“放牛倌”

1966年11月，擔任國家外經委副主任的汪道涵率中國政府經濟考察團抵達巴馬科對馬里進行友好訪問。三個月之后，當他結束訪問回到北京時，國內形勢風云突變，他當即被扣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叛徒”帽子，關押在北京阜外大街外經委二號樓隔離審查，實行“群眾專政”。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編者按中，引述了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這一最高指示決定了大批干部的命運。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都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干校。羅山縣“五七”干校就是在這種政治形勢下，由20世紀50年代末河南省公安廳建起的“信陽五一勞改農場”改名而來。羅山有一機部、物資部、全國總工會、團中央、國家經委、國家科委等十來個“五七”干校，外經委的干校設在羅山龍山鄉十里塘村。

圖 | “文革”中下放羅山“五七”干校的汪道涵

1969年10月，汪道涵離開北京，到中原農村開始一種別樣的勞動生活，這一年他54歲。

現在的羅山縣，交通發達便利。抵達羅山縣城后，再驅車南行四五公里便到龍山鄉十里塘村。十里塘村位居羅漢公路兩邊，這里就是當年外經委羅山“五七”干校舊址。羅山干校有500多人，分三個連和一個校部。汪道涵最初分到二連，后轉到三連。

在羅山干校，連隊是按糧田、副業、基建的作業分工，對所有人員實行軍事編制，各連有連長、指導員，受校部黨委領導，干校也有軍管代表，生產、運動都受校部領導管理。

由于汪道涵年齡大，抵“五七”干校不久，就分配他和外經委一局局長譚偉一起放牛。譚比汪小一歲，早兩個月下放到干校。汪道涵和譚偉管理喂養了20多頭牛。放牛看起來很輕松，其實是個又重又臟又累的工作。

干校的牛棚類似簡易倉庫，一字排開有50多米長，三面為土坯墻，房頂蓋著稻草。放牛首先是個技術活。牛拴在哪個欄里，汪道涵事前都要規劃好。有些公牛好斗，必須得把好打架的公牛隔開，稍有怠慢，整個牛棚就會成為廝殺戰場，一旦開戰，那將是一場災難。

圖 |外經委羅山“五七”干校三連的三排房子。當年汪道涵曾經在此居住

放牛是個體力活。汪道涵既要為牛鍘草，還要負責挑水喂牛。牛的飲水量很大，汪道涵他們每人每天要到河塘里挑幾十擔水。汪道涵之前擔任過華東工業部長和一機部副部長，懂得機械原理，他們便設計一個小發明，在水塘邊搭一個臺子，利用杠桿作用把水從湖里提上來，先倒進缸里，然后修一條水槽，利用自然坡度讓水流到牛棚前的大缸里。

放牛還是個衛生工作。汪道涵每天要為牛棚清圈，一堆牛糞有一尺多厚，草帽那么大，一泡牛尿也不少，牛棚里空氣污濁不堪。汪道涵為了清潔環境，與譚偉一起，在牛棚后挖一個坑，訓練牛在進棚前，站在坑邊拉屎拉尿。牛的習慣養成后，基本上不在棚里亂拉屎了。要是碰上雨天，他們就把牛牽到外面去拉屎放風。汪道涵披著蓑衣，淋著雨，腳下是爛泥，高一腳低一腳地把牛牽進牽出，他一年就穿破了兩雙大雨鞋。汪道涵還練就了搓麻繩的功夫。由于牛勁很大，牛鼻繩必須很結實，否則，一拉就斷，牛就跑了。汪道涵與譚偉兩位高級知識分子學搓麻繩，開始是搓三股，后來又搓六股，最后搓到九股，牛繩才算結實。

如果僅僅是放牛，汪道涵憑年輕時在軍隊鍛煉出來的結實而強壯體魄還能對付，最困難的是承受造反派的精神折磨。干校的“五七戰士”在田頭休息時，經常拉他們去開“地頭批判會”，每人都要發言，把他們當批判的對象。汪道涵每天按照要求寫思想匯報，材料要上掛下聯，即抄一段毛主席語錄，把自己罵一頓。

1970年2月5日為除夕夜，由于子女都散布在天南地北，汪道涵和譚偉兩人惺惺相惜。他們在狹小的牛棚里生起小煤爐，鍋里煮了點肉，然后買了一瓶酒，就算過年。河南冬季雨多，天氣陰冷，他們坐在寒冷除夕夜里，一盞孤燈照著他們兩個凄惶的異鄉人。20多頭牛喂飽后，正在安靜地反芻，四周寂靜無聲，聽不到往年熱鬧的鞭炮聲。他們相對而坐，默默地喝酒。那晚，汪道涵竟然喝醉了。在譚偉的記憶里，汪道涵眼光里的那種無法言喻的苦楚，歷歷在目，無法忘懷。

后來，隨著造反派揪“五一六”分子，尤其是“9·13”林彪事件后，他們獲得少許的平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墜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因為汪道涵是專政對象，造反派不給傳達。他們有臺“東方紅”收音機，收到外電報道林彪的事情。但他們不敢說，只是觀察造反派不停地開會，用石灰水把墻上“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的字樣刷掉。汪道涵看出端倪，他在匯報上繼續上掛下聯，仍寫“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有次造反派急了，厲聲問：“怎么還寫永遠健康？”他問為什么不能寫？造反派氣急敗壞說：“現在不能寫！林彪出事了，不可以寫了。”

二、干校里的兩個“忘年交”

在羅山“五七”干校，汪道涵結交了兩個忘年交。

一個是龍永圖。1965年12月，剛剛入職外經委不久的龍永圖聽汪道涵為機關人員作時事報告。龍永圖終身忘記不了那場震撼心靈的報告。他曾憶述道：“那次時事報告會，道涵同志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縱論國際國內形勢，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聽得入迷，那時我們年輕人用今天的話講，一下子成了汪道涵同志的‘鐵桿粉絲’。”龍永圖在是日日記上寫道：真想不到世上還有這樣博學多才的人，共產黨里真有能人！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外經委很多年輕人不明真相，開始張貼大字報。汪道涵受黨組書記方毅委托，找龍永圖談話。他給龍永圖講了許多關于黨的路線斗爭的歷史，希望他在目前復雜的斗爭中，要保持理智，要善于分辨是非，最主要的是要相信黨。此次談話后，龍永圖對“文革”有了一種新的認知。

圖 | 1967年1月，時任國家外經委副主任的汪道涵支援馬里經濟建設

后來，汪道涵與龍永圖都下放到羅山“五七”干校，接觸的機會也多了。汪道涵除了放牛，還得鍘草，給牛挑水喝。由于受了多年的批斗，身體比較弱，他每一次去挑水的時候，龍永圖經常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走到他旁邊，順著幫他提一下桶。到了冬天，池塘邊結了一層薄薄的冰，龍永圖怕汪道涵腳滑掉進冰湖里去，就常常在河邊守著。

有次，汪道涵到山上放牛，龍永圖從口袋里拿出了一張事先準備好的條子遞給他，上面抄錄了一段毛主席語錄，“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我們應該相信黨……” 汪道涵接過條子后，緊緊地握了握龍永圖的手，輕輕地說了一聲：“永圖同志，謝謝！”

汪道涵與龍永圖之間的忘年交，一直保持了40年。1999年，作為中國復關與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就如何恢復與美國的WTO談判等問題請益汪道涵。汪道涵在闡述全球化發展的最新動態、APEC的發展和WTO生效以來的進展情況后，鼓勵道：“我們1500萬上海人民支持你龍永圖同志。”這在當時的形勢和情況下，是對龍永圖全體代表團成員的支持、鼓舞和精神資助。其實，也是羅山“五七”干校那段友誼的升華。

汪道涵另一個忘年交是外經委青年員工李鍵祥。汪道涵1964年擔任外經委常務副主任時，李鍵祥只是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在特殊年代里，他因莫須有的“五一六”罪名下放到“五七”干校作為“專政對象”。

剛到羅山的汪道涵，經受了大大小小的批斗會，挨斗時被迫長時間地站立并受到“噴氣式”的體罰。同時，他還得和年青人一樣做重體力勞動，冒著大雨在稻田挑秧苗，經常在田埂上滑倒，爬起來再接著挑，沒人敢扶，否則就是劃不清界線。汪道涵的雙手由于過度勞累，十指僵硬，不能舒卷自如。這時，總有一雙同情的眼睛，關注著汪道涵，他就是李鍵祥。

在“五七”干校，汪道涵經常要應對無端的刁難。有一日，刮大風，把蘋果吹落一地，他隨手撿起一個摔裂的蘋果看看，就被造反派發現，誣為偷蘋果，罰他在夏天的烈陽下雙手各平舉一個爛蘋果，長時間站在那里暴曬。還有一次，汪道涵下工較晚，已過開飯時間，打飯的人又不在，他就自己盛點冷飯冷菜吃，卻又被人誣為偷菜吃，就地餓著肚子遭批斗了一番。干校吃飯是排隊領飯，由于超強體力勞動，汪道涵經常吃不飽。一次，汪道涵打飯往回走，雨后路滑，一碗米飯扣在地上，他緊張地張望四周，迅速地把米飯劃拉到碗里。

有一天，汪道涵和李鍵祥獲準到信陽去看病。路上，他們倆乘監管人不備，溜到一個偏僻的樹林里，由于相互信任，縱情談論當前時局。李鍵祥年輕，不堪迫害，他咨詢汪道涵當年如何應付國民黨監獄的刑訊逼供，又問在監獄里是怎么斗爭的。汪道涵答：“這不能比，那時我公開反對他們，可以罵，與他們爭辯。現在能罵嗎？既要順從他們，又不接受他們強加的誣陷，確實難哪！過去，過完堂就不理我了，現在日日夜夜都在折騰我們。”

看完病，李鍵祥陪同汪道涵順道尋找當年他作為首長解放信陽的街道。彼時汪道涵觸景生情，不勝唏噓。

2005年汪道涵逝世后，李鍵祥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大家在評價過去的一些部領導時，都有不同的看法，褒貶不一。但對汪老的看法，包括整過他的同志都是一致的，認為“汪老有學者風度，為人儒雅，平易近人，學識淵博，口碑極好”。

三、親情和書籍幫他度過特殊的歲月

汪道涵在羅山“五七”干校的三年多時間里，親情和書籍，給了他家庭般的溫暖和心靈的慰藉。

2009年夏，汪道涵長子汪致遠中將在接受筆者采訪時，曾回憶起他與父親在一起的成長故事。1970年1月，汪致遠從遙遠的嘉峪關到羅山“五七”干校看望父親。當汪道涵見到分別數載、成熟且英俊的兒子時，滿眼充滿了慈愛和欣慰。汪致遠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專業，在農場工作一兩年后，被分配到冶金部嘉峪關的一家大鋼鐵廠工作。后來，他曾擔任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

汪道涵長女汪靜與三女兒汪凝在采訪中，也深情地回憶了這段往事。他們姐妹經常相約，分別從西北青海、東北黑龍江兵團到羅山干校探望父親。女兒們的探望，讓汪道涵感受到家庭的親情和溫暖。在此之前，汪道涵歷經失去數位親人的痛苦。上世紀60年代初，他的母親和父親先后去世；1965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病去世，1967年，二女兒汪蕓又不幸遇難。在妻子去世后第三天，汪道涵就到部上班。周恩來總理見狀，特別安慰他，問“夫人的后事處理好了嗎？”汪道涵說“都處理好了，該工作了”。幾年之間，接連失去親人骨肉，汪道涵的心情極為痛苦，經受的打擊也非常大。

此時在女兒面前的汪道涵，頭發花白，滿臉憔悴。姐妹倆陪著父親放牛、杈草垛、挑水，由于身邊有造反派跟著，父女之間都不敢說太多的話。女兒幫他去大水塘洗被子，被造反派隊長訓了一頓。給他買盒巧克力補充體力，還被造反派叱責：“你爸爸本來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你還給他送巧克力，你這是在助長他的資產階級作風。”

三女兒汪凝記得很清楚，當她第二次看望父親的假期結束后,汪道涵要送女兒到羅山縣城上車。他跟造反派請假，但只允許送到羅山縣城。到了城里，女兒在一家小吃店買豆腐腦給父親打打牙祭,那一次汪道涵竟然連吃了三大碗。見此情景，女兒心疼得流下了眼淚。

汪道涵一月只分得45斤糧票，對于正值壯年的他來說，遠遠不夠，經常吃不飽，營養不良，有時就偷偷地跑到地里挖野蔥吃。女兒聞悉后，就把自己多余的糧票寄給他。當地農民見汪道涵慈和，對他很友好，有時送他吃的,但他不敢吃，因為要是被造反派知道,那可是罪加一百等。

汪道涵一生酷愛讀書，他有句座右銘：讀書就是生活。他個人的藏書達6萬冊。據筆者有限的閱讀了解，在中共高級干部中，除了毛澤東、胡喬木，大概就算汪道涵的藏書多。

汪道涵以近花甲之軀在干校從事體力勞動，雖然并非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但是遠離京城，遠離塵囂，亦使他意外得到了靜心讀書的機會。

從北京下放羅山“五七”干校前，因為其他書籍不許攜帶，汪道涵就裝了兩部書。第一部是16本的《辭海·試行本》。2003年，88歲的汪道涵在《〈我與辭海〉序》文章中，動情地回憶了這部書陪伴他在羅山的艱苦歲月：“在那段難忘的日子里，這16本書就像一個忠實的朋友陪伴了我，我不感到寂寞，我從中查詞匯，解決讀書時遇到的疑問：讀一個個詞目的釋文，代替了平時的讀書習慣，從中學到了很多知識。”這套書汪道涵曾經保存了很久。后來搬家時，人家把它當作舊書燒掉了，令人倍感可惜，因為上面有許多他標注的眉批。后來，當他翻閱新出版的《辭海》時，常常會想起這16本書。1998年，在出版《辭海》的上海辭書出版社建社40周年時，汪道涵特地題寫“知識如海，學問無涯”贈予出版社。

另一部是《二十四史》。在羅山“五七”干校的三年中，汪道涵系統地讀完了《二十四史》，對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有了新的認識和心得。同時，他還讀了不少經濟和文學的書籍。這三年大概是汪道涵讀書最多的時候。他后來出任上海市市長，退休之后被授予美國塔夫茨大學、香港大學名譽博士，應聘為北京大學等國內外大學的兼職教授，乃至晚年擔任海協會會長，這段時期的“農村大學”讀書積累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72年10月，由于農業部副部長陳正人、內務部長曾山突然逝世，中央接受周恩來建議，批準到干校的副部長回原工作所在地檢查身體、治病養病，等待安排工作。汪道涵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回到北京，到一機部技術情報所工作。1978年，他獲得平反，恢復對外經濟聯絡部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部長職務。汪道涵和整個中國一道，從此邁進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原標題《汪道涵在河南羅山“五七”干校》載于《世紀》雜志2019年第4期。責任編輯 崖麗娟 王 嵐，新媒體實習編輯 鐘凱月。本文為《世紀》雜志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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