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5日—16日，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主辦的“絲綢之路寫本文化與多元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隆重召開。本次研討會匯集了50余位國內外頂尖學者，在兩天的會議中，學者們圍繞絲綢之路、寫本文化、多元文明三個關鍵詞展開了熱烈討論，現場精彩紛呈，啟發不斷，堪稱近年來絲綢之路研究的一次盛會。

參會學者合照

15日上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黃洋首先做了開幕致辭。黃洋表示，在“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下，近年來國內逐漸掀起了一股絲綢之路研究的熱潮，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一直有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傳統，從此前的章巽到現在以余欣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學者，都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的研究前沿，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希望能與國際各學術機構繼續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的研究。

之后，會議召集人余欣就本次會議的主旨做了說明。余欣表示本次會議旨在聚集世界一流學者，以絲綢之路出土寫本與文物為基礎，圍繞中古時代世界圖景生成的歷史進程以及多語言寫本在文明建構中的意義等議題，探討東西交流視野中的物質文化、知識傳播與信仰實踐，從論域、方法和個案研究等方面多層次地豐富對于絲綢之路在世界文明互動交融作用的理解。

會議開幕式

第一場

本次會議的首位報告人是著名的回鶻文獻研究專家Peter Zieme（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Zieme教授一直致力于吐魯番等地出土回鶻文寫本的研究，在回鶻文摩尼教文獻和佛教文獻研究上貢獻卓著。吐魯番出土回鶻文佛教寫本中，蒙元時期的畏兀爾寫本占了很大比重，Zieme教授此次即為我們帶來了他關于畏兀爾佛教徒的最新研究，其報告題目為《蒙元帝國的多元文化精英叢考》（Some Notes on Multicultural Elites in the Mongol Empire (Yuan)）。蒙元時期，畏兀爾佛教與漢地佛教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此次報告，Peter Zieme選取了五位具有代表性的蒙元畏兀爾精英，結合西域回鶻文書以及漢文史料還原了其在華活動的歷史面貌，并重點談到了小云石海崖，他認為，漢文史料中出現的貫云石很可能是他的漢化名字。

Peter Zieme

第二位報告人是波波娃（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波波娃是國內學界較為熟悉的俄羅斯學者，此次的報告題目為《中華帝國對西域邊疆地區的管理與Н.Я. 比丘林的翻譯工作》。俄羅斯漢學起源較早，名家輩出，比丘林（Н.Я. Bichurin）就是俄羅斯早期漢學家的代表。比丘林在首次指出漢文史料在重大世界史研究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后，即著手翻譯漢文西域史料，波波娃在報告中討論了與漢文西域史料有著密切關系的中國古代四夷觀以及歷代對西域地區的統治制度，并就比丘林的翻譯原則及翻譯工作的難點做了進一步討論。

波波娃

自由討論環節，對于Zieme報告中談到的幾位多元文化精英，沈衛榮問道為何這些少數族裔（畏兀爾人）會如此精通和擅長多種語言？他們的身份應當如何界定，是漢人，藏人，還是來自雙語家族？Zieme在回應中指出，絲綢之路上的很多民族都曾在語言交流與文化傳播中扮演了重要的“翻譯者”角色。掌握多種語言對于任何一個帝國而言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這在中亞地區是一個普遍現象。同時Zieme也談道，當遇到人名是僧侶名的情況時，很難知道其真實的族屬身份。在自由討論環節，索羅寧認為對元代畏兀爾人的探討還應該多關注他們和西夏之間的文化往來與互動。高田時雄則對Zieme報告中談到的語音問題提出了質疑。

第一場自由討論

第二場

沈衛榮（清華大學）最近十多年來一直對黑水城出土藏傳密教文本多有關注，尤其致力于探討西夏佛教、藏傳佛教、漢地佛教三者之間錯綜復雜的文化交往，以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西域佛教史。他此次報告的題目為《<拙火能照無明>—從漢藏語文本的厘定到西夏藏傳佛教歷史的建構》。本次報告，沈衛榮以黑水城出土的密教文獻《拙火能照無明》為例討論了西夏和西藏、漢地之間的文化交流。沈衛榮指出西夏時代的佛教文本反映出了漢藏交融的特點，西夏文本有很多來自藏文本，而藏傳密教文本中也出現了很多漢傳密教的內容，將西夏文本、藏文本、漢文本進行對勘，可以進一步加深我們對西夏、西藏、漢地三者文化聯系的認識。

沈衛榮

“草捌”一詞在敦煌文獻中多有出現，前人對該詞的含義也有不少研究，張涌泉（浙江大學）在本次報告中帶來了他對這個詞的最新研究，其報告題目為《說“草捌（八）”》。相較于以往學者多認為“草捌”指馬或牛，張涌泉認為“草捌”一詞應當來自藏文，“捌”很可能是藏語Ba的記音字。這表明吐蕃統治敦煌結束之后藏文在敦煌地區仍繼續流行。

張涌泉

Brandon Dotson（喬治城大學）的報告題目為《敦煌所出9-10世紀的三件藏文、漢文和突厥文法律文書中的擲骰子占卜》（Dice Divination in Three Tibetan, Chinese, and Turkish Codices from 9th-10th Century Dunhuang）。他從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對敦煌所出9-10世紀的三件藏文、漢文和突厥文法律文書中的擲骰子占卜做了分析。他主要關注于寫本形態與現存的骰子實物兩個方面，認為以《摩酰首羅卜》為代表的三件占卜文書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其文書內容所示占卜的操作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在相對應的神祇名稱上略有差異。此外，Dotson還注意到藏文與突厥文寫本中提及的骰子與于闐、中亞、印度河沿線等地考古發現的實物遺存非常相似，這說明擲骰子相關的占卜文書也曾在這一區域廣泛流行。

Brandon Dotson

Dotson報告中提到的擲骰子，引發了現場學者的熱烈討論。Nicholas Sims-Williams補充了一則新的材料—來自柏林所藏的粟特骰子與之非常相似，且對應的文書也是以三個相同數字組合出現（111，222，333，444），這其中是否存在某種次序？Doston認為就目前中國發現的材料來看，尚不能確定這些數字是按照特定的順序排列。這種亂序的組合排列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擲骰子占卜活動的流行。接著，Costantino Moretti和余欣就骰子的功能發出了疑問。余欣特別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即這些骰子除了用于占卜，是否有材料表明還用于游戲等場合。Doston做了肯定回應，并對這些骰子與天文學之間的關系做了補充說明。接著，沈衛榮對這三件擲骰子文本是否為佛教文本發表了意見，并聯系到目前學界尚存爭議的藏傳佛教起源問題。Doston指出，通常判定佛教文本需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是否包含佛教眾神祇的尊名；其二，是否包含儀式或修行內容，比如誦經等。就擲骰子而言，這些文本似乎可以看做是受到了陀羅尼與道教儀式的影響，很難將其單純定義為佛教文本。

Nicholas Sims-Williams提問

最后，榮新江肯定了張涌泉報告中把敦煌文獻中的漢語詞匯放到河西大背景中去考慮的做法，同時他也指出對于特定量詞與名詞的搭配，如“頭”和“匹”對應牛和馬等，也應當納入討論。王三慶、高田時雄等學者則從音韻學方面提出了質疑。

第三場

S?ren Stark（紐約大學）常年在中亞地區開展粟特考古工作，是粟特學界的新銳，這次會議他為我們帶來了上古和中古時期布哈拉地區的系統性考古調查新成果，報告題目為《上古和中古時期布哈拉（粟特西部地區）的考古調查新成果》（New Results of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Bukhara (Western Sogdiana)）。布哈拉地區是現存最早保存有歷史書寫的中亞古遺址之一，文化遺存豐富，目前已知超過1000個考古遺址最早可上溯至早期青銅時代。與以往較多關注中心城址不同，Stark認為應當對邊界地區加以重視。邊界帶上的早期文化層堆積較淺，往往更能直觀反映其與周邊地區文化交流的線索。布哈拉地區作為連接多條重要交通線路的絲路重鎮，對探討絲路文化與多元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S?ren Stark

會議召集人余欣（復旦大學）近年來一直在推進中古時期知識、信仰、制度的整合研究，本次報告題目為《絲綢之路作為方術網絡：基于器物與寫本的人形方術再思與重構》。他仔細梳理了從敦煌、高臺、居延、吐魯番、長沙到日本奈良、京都等地發現的“人形”構件，認為此類“人形”最開始是為了驅逐一切入侵者，到了后期發展為替死者領受罪惡，同時起到辟邪的作用，已經帶上了道教解除方術的色彩。這一方術沿著絲綢之路在整個歐亞都有流傳，余欣進一步指出絲綢之路除了是一條寫本之路外，還應該注意到絲綢之路也是方術實踐和生成的場域，應該更多地關注到絲綢之路上的方術傳統。

余欣

在自由討論環節，游自勇針對余欣的報告提出了兩點問題：第一，人形材料的分類，不同材質的人形簡功能是否有區別，比如桃木被認為是具有辟邪作用，這是否與報告中談到的解除方術不同？第二，為何這些人形具有替代的作用，其內在基理和背后的邏輯應當作何解釋？余欣在回應中表示人形材質與植物崇拜有關，涉及其功用問題時，應當考慮雙向度，即對外和對內，人形的功能一方面是祛除一切入侵者，另一方面也是隔絕陰陽，將死者“囚禁”于身后世界之內，以免為害生人。對器物材料的利用和功能性分析，還應重視器物的位置、在空間中和周邊物事、背景的整體關系。

游自勇提問

對于營盤織物與古羅馬藝術風格的相似，S?ren Stark提議在探討圖像學的傳播媒介時，可攜帶物品（如金屬器等）似乎可納入討論。Stewart表示贊同，但他認為就營盤個案而言，其織物上的人物裝飾圖案十分精細，不太可能通過金屬器之類的媒介傳播，而更可能是存在一個可靠的圖像底本。

S?ren Stark提問

對于沙武田報告中談到的胡旋舞女形象，沈衛榮補充道元代十六天魔舞中的舞女常被認為具有色情意味，但其實完全是漢文化的想象，由此聯系到敦煌壁畫中出現的胡旋舞舞者形象，其身份和性別似乎還可以有討論的空間。

沈衛榮提問

第四場

之后報告的是北京大學的榮新江，報告題目為《便攜的冊子本—中古知識傳播的新途徑》。榮老師報告之初即戲言自己此次報告的題目是最符合會議主旨的，就是直接討論寫本形態。他將敦煌冊子本分為五種類型：一是地方官遷轉、就任需要使用的地志、方志類文獻，如《貞元十道錄》、《敦煌錄》；二是節度使府掌書記撰寫往來通信所依據的范本，如《甘棠集》；三是游吟詩人和文人行走時帶的詩集，如《瑤池新詠集》；四是游方僧人使用或秘相傳受的典籍，如禪籍《六祖壇經》，以及民間流傳的疑偽經；五是民間使用的字書、蒙書、占卜、醫藥、日歷等。這些冊子本便于翻檢和攜帶，民間宗教以及不被正統佛教承認的疑偽經都通過冊子本廣泛流傳，冊子本所負載的知識也因此得到更廣闊的傳播。

榮新江

趙豐（中國絲綢博物館）是國內絲路之綢研究的重要學者，此次的報告題目為《吐魯番出土文書和面衣所見波斯錦》。他認為波斯錦是以張為單位的斜紋緯錦，圖案上以聯珠紋為特點。其中經線加S捻的中原式聯珠紋緯錦為何綢仿制的波斯錦，而經線加Z捻的中亞式聯珠紋緯錦為吐魯番文書所記載和當地人所認知的波斯錦，其圖案受波斯藝術影響，但不一定產于波斯。真正波斯生產的錦可能更為精美，或與中亞和波斯壁畫中所見相同或相似。

趙豐

自由討論環節，索羅寧從西夏文獻研究的角度，對卷子本和冊子本之間的關系問題做了補充。鄭阿財認為，在考慮卷子本和冊子本的關系時，其流傳空間也應當納入討論。榮新江最后指出，寫本研究還應當重視紙張的產地。比如，高昌回鶻時期摩尼教寫本紙張的來源，他認為很可能來自撒馬爾干，大馬士革等地， 而非高昌本地。因為敦煌歸義軍時期所使用的紙張質量一般，與此相鄰的高昌地區質量應該差不多，所以摩尼教寫本使用的質量較好的紙張不太可能來自高昌本地。

索羅寧提問

第五場

Paul Copp（芝加哥大學）的報告題目為《敦煌寫本中的俗教和儀者技藝》（Vernacular Religion and Ritualist Craft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Copp首先指出，受到杜德橋（Glen Dudbridge）在《廣異記》研究中所提出的“本土”（Vernacular）概念的啟發，敦煌發現的一類與儀式相關的寫本應當代表了敦煌本土社會的儀式文化。對于寫本與地方文化的關系，Copp認為應當超越以往研究佛-道二元宗教的框架，而更多探討寫本及其內容與民間具體實踐方式之間的關系。

Paul Copp

劉屹（首都師范大學）近年來從道教研究逐漸轉到了佛教研究，本次報告的題目為《“惡王”傳說：“法滅故事”諸版本的時代線索》。在佛教“法滅”之前，曾有惡王入侵，但在各版本的法滅故事中，惡王并不相同。在早期的佛經中，惡王并非指入侵印度的外族，而是根據當時對北方外族勢力的粗淺了解而擬定的。在此后的多種漢、梵、藏、于闐文法滅故事中，開始出現Yavanas（希臘）、Pahlavas（帕提亞）、Sakas （塞種）三個相對固定的惡王組合，這一組合與公元前后的三次外族入侵印度有關，很可能形成于貴霜時期。而在9世紀形成的《于闐教法史》等文獻中，吐蕃、突厥、大食、回鶻、漢成為了新的惡王，這實際上是從于闐的視角來重構“三惡王”的組合。

劉屹

陳懷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曾系統研究過高昌回鶻時期的景教，本次的報告題目為《構建共通文本社區：以唐代長安所出宗教寫本為中心的考察》。在唐帝國統治范圍內，存在大量多語言、多宗教、多族群的社區，這些社區間存在廣泛的文化交流。除了共通的詞匯、儀式、圖像外，唐代還存在共通文本的現象，陳懷宇提出了“共通文本社區”（shared textual community）的概念。有些文本的共享是清晰可見的，如道教的《本際經》和景教《志玄安樂經》都引用了佛教《法句譬喻經》，但有時候對共通文本的借鑒則是隱形的，如對《道德經》的借鑒。使用共通文本的人具有很大的能動性，會摘取共通文本中有利于其宗教價值的內容進行改寫。

自由討論環節，學者們就三夷教的譯經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史睿認為討論文本社區時還應該考慮文本的形制和媒材等問題。史睿接著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佛教有譯經場，景教是否也有？相關的譯經規范是否一樣？陳懷宇回應道目前還不是很清楚摩尼教和景教的譯經組織，與之有關的題記材料還不是很充分。王丁認為摩尼教里的摩尼和景教里的耶穌在各種經典中的譯名不同，概念不穩定，這或許說明當時的翻譯還未組織化，規范化。陳懷宇回應道鳩摩羅什和玄奘都有專門的譯場，但是時代不同，有不同的官員參與，譯本也未完全統一，因此譯法的不同并不能說明譯場還未規范化。榮新江也對三夷教譯場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三夷教應當具有自己的譯場，摩尼教的《下部贊》不能作為例子，因為《下部贊》產生于安史之亂以后，這一時期連佛教的譯場也很少開設，應當排除這些例子。“移鼠”之類的譯名見于零散卷子（可能為偽），但是，景教碑和《三威蒙度贊》等材料中所出現的“彌師訶”是一致的，這說明景教可能是存在譯場的。

第六場

史睿（北京大學）的報告題目為《從雅言到方音—中古寫本所見讀書音的文化分層》。中古時期的讀書音與不同文化層次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根據文化層次的不同，他將寫本時代的讀書音分為四等：最高等的士族不需憑借注解或符號，即可發出完全符合詩文聲律的讀音；其次，則是在文本的異讀文字上加朱點標志讀音；第三等則直接標注反切，主要為庶民使用；第四等則是不顧及正音，任由讀者按照自己的方言誦讀，主要存在于各地百姓的日常閱讀以及以外族文字音寫漢語之中。但隨著士族文化和寫本文化的退卻，這一分等到了唐朝逐漸發生變化，士人逐漸不再刻意標榜雅言，刻本的出現也使讀書正音之學趨于統一。

史睿

高田時雄（復旦大學）長期致力于唐五代河西方音和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此次的報告題目為《藏文音寫漢文文獻PT1249小注》。他考察了此前無人關注的藏文音寫漢文文獻PT.1249。他根據藏語音，復原出了原本的漢文，并進一步比對出該文獻來自《四分律·比丘尼揵度》。這是首次發現藏文音寫的漢文律藏文獻，意義重大。從對音特點和寫本形制看，該文獻年代應在吐蕃統治時期，應該是在式叉摩那（沙彌尼→式叉摩那→比丘尼三階制中的第二階）受戒時使用的。據此可知，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寺院中不識字之人也能根據此類音寫文獻受戒而成為正式的比丘尼。

高田時雄

自由討論環節，沈衛榮認為高田時雄的工作難度非常大，能對出來很不容易，他希望高田先生能進一步分享研究方法。高田時雄表示他之前還復原過難度更大的詩詞，工作方法是根據藏文的發音先把大概的漢字錄下來，然后再翻閱檢索相關文本進行比對。鄭阿財對荒見泰史的結論提出質疑，他認為S.2204不應當作一個完整的作品看待，而應當是一個文本群。多出來的內容可能不是后面加的，而是使用時就抄到了一起。

第七場

郝春文（首都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目為《關于敦煌學之名詞、內涵、定義及其性質的探索歷程》。報告伊始，郝春文展示了多張珍貴的敦煌學界學者參加會議的照片，激起了與會學者很大的興趣。郝春文認為石濱純太郎雖然在1925年就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但影響力并不大，真正使“敦煌學”一名廣為人知的是陳寅恪。敦煌學的空間范圍應該限于歷史時期的敦煌，研究對象以敦煌遺書、石窟藝術、敦煌史跡和敦煌學理論為主，與這些研究對象相關的考古、歷史、藝術、科技等諸多學科均應納入敦煌學范疇，敦煌學是一個交叉學科。

郝春文

成書于晚唐的S.367《唐沙州伊州地志》不僅對研究唐代的沙州、伊州很有價值，對研究唐朝之前的兩地歷史也很有幫助，馮培紅（浙江大學）的此次報告即揭示了這一點。他的報告題目為《從“獻地”到“買地”：敦煌寫本S.367<唐沙州伊州地志>的學術價值》。他依據S.367《唐沙州伊州地志》討論了大業初年的西域東部形勢。大業初年，隋朝與占據西域東部的鐵勒結成聯盟，共同對付吐谷渾，鐵勒控制下的伊吾吐屯、設也在大業五年向隋朝獻地，但這一獻地受到了奔逃至伊吾的西突厥勢力的阻撓。隋軍只得在六年出兵伊吾，地志中還記載了隋在占領伊吾后，仍買地筑造新城一事，馮培紅認為這與粟特商胡在伊吾擁有很強的實力有關。通過買地，隋與商胡達成妥協，以換取商胡對隋軍的支持。

馮培紅

敦煌是匯聚絲綢之路多種文明的重要節點，劉進寶（浙江大學）的此次報告即清晰地揭示了這一點。他的報告題目為《敦煌是文明交往的產物》。他認為敦煌不僅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其本身也是中外文明交流的產物。敦煌文化并不是西來的，也不是中原文化的翻版，而是吸收了東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文化。

劉進寶

自由討論環節，學者們圍繞“敦煌學”概念的早期傳播展開了討論。高田時雄指出石濱純太郎在提出“敦煌學”的概念之前，剛隨內藤湖南去過歐洲考察，收獲很大，此后石濱純太郎還在其他地方使用過敦煌學的概念，并被日本學者所接受。王國維，羅振玉等中國學者應該是從日本學者那里知道了“敦煌學”一詞。石濱純太郎是一位被遺忘的大學者，現在已經愈發認識到其重要的學術地位。劉進寶則認為石濱純太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編書上，在學術上也因此而默默無聞，其所寫的《敦煌石室遺書》影響力有限，王國維很難從日本學者那里獲知“敦煌學”的概念。榮新江提到陳寅恪在1944年的文章中即認為“敦煌學”概念為其所創，陳先生在西方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若他知道石濱在此前提出過“敦煌學”概念，是不可能說自己首創的。郝春文認為石濱和陳寅恪更有可能是分別獨立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

榮新江

第八場

Nicholas Sims-Williams（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是國際上著名的粟特研究專家，在粟特文、巴克特里亞文文獻的解讀上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他此次的報告題目為《樓蘭所出未釋早期粟特文古信札（斯坦因收集品L.M.II.ii.09）》（A So Far Unedited Early Sogdian Letter from Loulan (Stein collection,L.M.II.ii.09)）。他以一件斯坦因在米蘭所獲L.M.II.ii.09（編號為Or.8212/1823）的粟特文書為中心，通過將其與早期粟特陶器和石刻銘文進行比對，首次對文書內容做了釋讀。Sims-Williams認為這是一封妻子寫給遠方丈夫的家書，信末兩行保留有年代和送信人的名字，年代與著名的粟特古信札接近。該文書內容對我們了解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的活動具有重要價值。

Nicholas Sims-Williams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是國際上知名的摩尼教研究學者，此次的報告題目為《ārdhang的詞源學及其含義》（The Etymology of ārdhang and Its Implications）。ārdhang一詞以往常被認為是指摩尼的圖畫書（pitcure-book）， Durkin對此說法提出異議。他在報告中對 ārdhang的詞源學及其含義做了考證，認為其與公元731年漢文史料中出現的 “大二宗圖”有關。另外，吐魯番文書中也使用這一術語，這應該與8-9世紀回鶻摩尼教的興盛有關。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全場報告結束后，高田時雄以本次會議的三個關鍵詞—“絲綢之路”、“寫本文化”、“多元文明”為線索對本次會議做了總結。高田時雄表示，此前隨著日本NHK紀錄片《絲綢之路》的熱播，絲綢之路在日本幾乎家喻戶曉，受這股風氣的熏陶，他對絲綢之路的研究一直懷有很大的興趣。他認為絲綢之路實際上有兩條，一條往西延伸到中亞、歐洲，一條往東延伸到日本和朝鮮半島，日本和絲路也很有關系，日本有不少學者即主張東線絲綢之路的終點應該是奈良。東線和寫本文化也有很密切的關系，敦煌吐魯番雖出土了大量寫本，但畢竟是偏遠地區，中古時期的中國應該有更漂亮，更華麗的寫本。日本國內保存了很多唐寫本，非常精美，要研究中古時期的寫本，也應當注意日本所藏的這些寫本。最后，高田時雄對日本國內出現的“絲綢之路學”一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絲綢之路是一個地理概念，以絲綢之路下面的寫本文化、多元文明進行概括就可以，要建立一個獨立的“絲綢之路學”是不可能的。

高田時雄做會議總結

本次會議是思想與學問的盛宴，無疑將開拓新理論和新材料，推動海內外學界運用文獻、考古、藝術相結合的方法，超越物質性與文本性，在絲綢之路與寫本文化研究領域，提出前沿命題，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在構筑具有引領性的世界學術話語體系，進一步開展國際學術對話與合作研究上，本次會議也將成為未來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