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還在銀行工作，懷揣著文學夢的張宏杰，將自己的一篇歷史散文《無處收留：吳三桂》塞進信封投稿至《收獲》雜志，翹首以盼雜志社的回音。張宏杰后來評價自己這篇文章：“從文體上，它非驢非馬，不是純碎的散文，也稱不上小說。它是一種敘述和思考的雜糅，是一種合金體的怪物。”

盡管那篇“吳三桂”至今未得到《收獲》的回音，但張宏杰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憑借著“合金體怪物”似的寫法，在通俗史學寫作領域闖蕩出了一條路。有評論家認為張宏杰的寫作是“跨問題寫作，摻雜了大量小說式、歷史報告文學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寫法”。

二十余年，張宏杰先后出版了《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讀中國史》等著作。用文學手法來解讀歷史，用當下的視角重溫歷史，用歷史的深度解讀當下，這是張宏杰最獨特，也是吸引無數讀者的魅力所在。莫言曾評價：“這些東西都流露著天然的文學品質，因為它的出發點是對人性和命運的關心。”

讀史未必就一定使人明智，有時候反而會讀出愚昧，張宏杰認為理解歷史局面或人物都需勘透其內在邏輯與外在動因，方能成一家之言。同時，張宏杰也做到了，用有趣、通俗化的寫作讓歷史抵達更多讀者。

文史不分家，對張宏杰來說，文學如酒，歷史如茶，都是其生命不可缺少的。

近日，張宏杰的隨筆集《歷史的局外人》出版上市，在這本書中，他將歷史隨筆和文學隨筆交織一體，以當代視角追溯了歷史上“大家們”的人生軌跡、也呈現了他在文學和歷史之間游蕩和從文學青年到歷史中年的生命軌跡以及他在公共史學實踐上的探索經驗。

【對談】

澎湃新聞：你在本書的第一部分追溯了一些“大家們”的人生軌跡，怎么想到開篇寫魯迅如何掙錢與花錢？

張宏杰：魯迅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都非常大，起碼在某一個歷史階段，大家除了馬列毛之外，只能讀魯迅，他對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精神都起到了巨大的塑造作用，因此我們更有必要深入地去了解這個人，從更多側面去分析他的那些想法和思路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他的哪方面思想在今天還有借鑒意義。教科書上呈現的都是他斗爭性的那一面，但現在很多史料的出現向我們展露出了魯迅更復雜、更有人情味的那些面向，所以我就寫了這么一篇《魯迅的收入與生活》。

魯迅一開始并沒有立志做個作家，他的本職工作是個公務員，從職務來看，相當于今天的處長。他很敬業并且看重官職，希望在仕途上有所發展。魯迅認為他的官職還是比較“大”的，有一次他去教育部辦事，一進門巡警給他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魯迅就感慨“可見做官要做的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也還是認識的。”在他的日記中也有多次對于得到官職后心情大好的記錄。他在中華民國文化奠基的很多方面做過自己的貢獻，但也有一些活動今天看起來不大光彩，而后也因為內心倨傲，與同事和上司的關系并不太融洽，魯迅在仕途上陷入停滯，再加上當時公務員系統欠薪時有發生，魯迅才慢慢將生活重心轉移到寫作上。還有包括他對蔡元培復雜的感情、對待金錢的態度、擅長營銷策劃出版書籍等等，這些側面都可以使得魯迅這個人物豐富立體起來。

澎湃新聞：你提到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給過你很大的啟發和震撼，但史學界也不乏對黃仁宇的批評，你怎么看？

張宏杰：黃仁宇在學術界和普通讀者群里，口碑比較兩極化。普通讀者心目中黃仁宇是個大歷史學家，古今中外無所不懂，但在學術界看來，他的學術著作不夠嚴謹、破綻不少、局部有所見大體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不高。

但客觀分析，如果黃仁宇在普通讀者中的傳播力度沒有這么廣，沒有寫這么多普及性、通俗性的東西，他在歷史學界的地位會高一些，比如他在《劍橋中國史》中撰寫的其中有關明代財政的章節，學術水平也是很高的。但就因為所謂的虛名太高，在學術圈反而被瞧不起了，這也是學術生態中的一種正常現象。

《萬歷十五年》大獲成功首先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1949年后，大陸史學界迅速定于一尊，對歷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釋，比如五階段論、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動力理論等，歷史學界越來越呈現一種僵化、沉默、壓抑的局面。而《萬歷十五年》的出現就如同在沉默的房子里打開了一扇窗戶，讓人們感嘆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黃仁宇不僅用嫻熟的文學化手法達到了史學的目的，而且他向讀者提供了一個簡單明了的通史觀，這是他受到普通讀者歡迎的幾個原因。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這種學術生態？學術寫作與通俗史學寫作之間的平衡在哪里？

張宏杰：學術寫作和通俗史學寫作之間有一種比較緊張的關系，從事普及工作的有了較大影響力后就看不起只會寫學術文章的，認為那是鉆到故紙堆里，寫的東西沒人看。寫學術文章的覺得寫普及的都是注水，忽悠普通讀者，沒有任何價值。這兩種態度都沒必要，可以有更良性的生態。

學術寫作和非學術寫作的要求確實是不一樣的，但嚴肅的學術研究作品也可以抵達普通讀者，只要寫作者本身對自己的研究花過功夫，清晰明了地將事情說清楚，而不是堆砌材料，什么資料都不舍得丟。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潰》就是學術寫作大眾化的一個典范，這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普通讀者也能讀的懂，喜歡讀，當然這是很高的寫作境界。普通讀者選擇歷史作品，不是為了學習考證的技術，而是為了獲取知識和結論，學者可能樂于展示自己的專業技巧，螺螄殼里做道場，但讀者沒有觀察庖丁解牛的耐心。

通俗寫作是面向大眾的，就要把握一個底線，就是真實性。不能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曲解史料，不能將野史中明顯不靠譜的內容作為論據，也不能老是看二手、三手的東西進行簡單綜合，這樣學術寫作的生命力也不持久。合格的通俗寫作，應該建立在對史料的辨析之上，給出自己的判斷，同時要尊重讀者的讀史需要和讀史趣味，不要有一種高高在上我是權威的優越感。

澎湃新聞：怎么理解普通大眾與通俗史學之間的需求關系？

張宏杰：很多專業歷史研究者往往對普通讀者的讀史需求有一種誤解，認為普通大眾只需要膚淺的、故事性的歷史普及讀物，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

我在中學時代非常不喜歡歷史，教科書上本來非常豐富的歷史被壓縮成干巴巴的時間概述、年份、地點、意義。但是在大學期間我對歷史產生了強烈興趣，因為讀到了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時代》、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格魯塞的《草原帝國》，這些優美而有吸引力的敘述在一瞬間改變了我對歷史的印象，這些書不僅引起了我對歷史的興趣，甚至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我要說的是每個人都有強烈的讀史需求，歷史是有魅力的，甚至可以讓原本討厭歷史的人變成歷史學家。

普通讀者的歷史知識需求是很強烈的，有多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人類追根溯源的本能；第二個汲取信息的需要，人只有盡可能全面地掌握他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真實信息，才有助于他做出人生中一個個復雜而微妙的平衡和判斷，新聞是對世界橫向了解，歷史則是縱向了解，兩者交織起來，一個人的信息世界才會完整；第三是生存實用需要，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靜靜旋轉，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交錯，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變幻莫測、光怪陸離，要了解這個國家，離開歷史這個角度是不可能的；第四則是從事某些職業的人對歷史知識的需求比其他人更迫切，比如政治家、經濟學家必須了解歷史，才能更好地領導、理解一個國家；第五就是歷史具有強烈的娛樂功能，這也很重要，人類除了理性的需求之外，更包含著獵奇和消遣的心理需求。

澎湃新聞：傳統史學也有很多局限性，你在書中提到“讀史使人明智”這句話并不絕對正確，學歷史不見得都有正面作用，很多時候獲得的可能是負面作用。

張宏杰：歷史學不只是史料學，更主要的是史識和史觀，換句話說是分析總結的悟性和能力。正如同有良好反省習慣和反省能力的人不多一樣，擁有合格的歷史反思能力的國家和民族也不多。

比如滿族在關外初起時，并沒什么文化，對中原歷史的了解也主要基于《三國演義》等通俗文學，但是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前幾代統治者的進取策略非常明智，每一步棋都下得很精明。這是因為，現實而理智的思考方式遠比一腦子史料重要。早在關外，皇太極就說讀書必須明晰是非通權達變，不能拘守篇章。而明朝末年統治者頭腦里的世界是一個已經被“歷史經驗”燭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懸念的世界。“善惡忠奸”的邏輯如同條繩索，束縛了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此外，人類的記憶并不總是客觀的，歷史記憶被扭曲有時候也是現實利益的需要。我們可以通過“多學科交叉法”“二重證據法”“大膽假設，小心求助”，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盡最大可能抵達歷史真相。在真相的基礎上，用邏輯來進行梳理，從歷史真相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澎湃新聞：所以可以認為通俗史學寫作者是普通讀者與歷史之間的橋梁嗎？

張宏杰：可以這么認為，任何學科的最終目的，都應該是促進社會、文明向更好的方向發展。而一個時代，一個社會，通俗史學發達與否，對民眾的知識結構完善和人文精神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一個社會的歷史記憶是殘缺的，那么社會成員采取共同行動的能力將會受到損害。

大部分讀者不僅需要“史實”，更需要“史識”，或者說“思想含量”。這種“史識”不是指史書中可以供我們經世濟用的“權謀”“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層的東西。我常常收到讀者的來信，這些來信中不乏認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讓我深受啟發。史學家的思想成果很專業，較難為大眾所分享，由我們這些“業余寫史者”用通俗的方法來傳達“史識”就更加重要，我十分愿意做這樣的事，也期待著讀者與我進行認真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