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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深雨蒙蒙》:那些年看不懂的“窮記者”何書桓

《申報》何書桓,被泡妞大業耽誤的一代名記
作者:李瓊皓
來源:南方傳媒書院
1935年,上海,《申報》記者何書桓和攝影記者杜飛要求采訪當紅夜總會“大上海歌舞廳”的秦五爺,遭到保安拒絕。情急之下,杜飛舉起相機偷拍,兩人被秦五爺手下在街頭追打,雞飛狗跳。
這是瓊瑤電視劇《情深深雨蒙蒙》里的情節。劇中,何書桓塑造了一個“完美”記者形象,復旦畢業,申報工作,戰地記者,最后還能抱得美人歸。

實際上,除了兒女情長、家國情懷以外,何書桓、杜飛和陸爾豪的申報記者身份,也著重突出了當時新聞業的現狀。

何書桓供職的媒體——《申報》是中國近代出版時間最長的中文商業報紙,它在廣告業務、經營方面都開創了中國報紙之先河,是中國商業報紙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報紙。
一個城市的品質,或者說一個城市的歷史,往往是由一張報紙來體現和濃縮的。上海,或者說老上海,《申報》是一塊無與倫比的品牌。
《申報》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安納斯脫·美查(1830-1908)和哥哥菲爾特利克·美查在上海創刊,至1949年5月27日終刊,是當時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商業性報紙。
《申報》原名《申江新報》,《申報》在創刊的時候,上海已經有了一份《上海新報》,“上海”二字被占用,后想到戰國時期的春申君黃歇封地、元明春申君開鑿黃浦江、清代上海人慣用“申”字代表上海等原因,故選用“申”字做報頭,取名“申江新報”。縮寫為《申報》。
這份報紙的出現,不僅使讀者了解這是上海本土的報紙,還有意區分了當時的《京報》《邸報》,表明自己是一份“新的報紙”。
《申報》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史量才的經營管理。史量才在1912年從洋人手里買下報社,開開始接手《申報》。
春秋時期有太史兄弟四人不畏崔杼強權,秉筆直書,民國時有《申報》掌門人史量才。
史量才以不畏強權、堅持真理,以生命捍衛報人天職的品格和功績名傳于世,他更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責任和“慈、廉、忠、實”的私德風范獨樹高標,他還有琴棋書畫劍的文人雅士旨趣。
史量才既是一名商人,又是一名愛國者。他堅持良心辦報,為真理和真相而堅持,直面當時的社會黑暗,敢于站出來與權勢做斗爭,把報紙當成抨擊黑暗統治的武器。
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恢復了帝制,并下令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遭到了全國各界的口誅筆伐,自然也遭到了史量才這些愛國人士的抵制,史量才每天以連版的篇幅針對時勢猛烈抨擊。
1932年,上海報界悄悄流行起一個段子:說現在中國有兩個人有實權,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史量才。蔣介石畢竟是中華民國總統,史量才一個報人怎么能與他比呢?
史量才面對蔣介石“我有100萬軍隊”的威脅,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有100萬讀者”。
傲骨錚錚,不曾折腰。
今天的新聞,明天的歷史。
史量才將他歷經8年尋求到的先他出版發行了40年的《申報》稱之為“老申報”,與他接辦直至終刊的38年連續成一體后,組成了一部珍貴、無價的“我國近現代史”、一本“百科全書”,為后人了解、尋找、研究這近百年社會轉型期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翔實的史料。
史量才在上海報業中,儼然是一個報界權威。他允許《申報》的“自由談”登載起魯迅和陶行知化名(陶化名“不除庭草齋夫”)的文章(陶文是《古廟敲鐘錄》)來,或深刻或冷言冷語反對蔣政權。
甚至發表《剿匪評論》,反對蔣圍攻紅軍。《申報月刊》創刊號甚至刊登了胡愈之的《動蕩中之世界政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鋪子》等進步作品。
后來,史量才被暗殺。
史量才的死令報界大為震驚,幾乎沒有人再敢與國民黨抗爭。于是國民黨把所謂“輿論”也一手包辦,不再有史量才式的所謂“民眾喉舌”和“公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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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帥何書桓VS現代高危記者
何書桓父親是外交官,有權有勢,是個妥妥的官二代,富二代,所以“窮記者”何書桓,那只是表象,用高富帥來形容他不足為過。

當時《申報》先后接辦《時事新報》,收購《新聞報》,在上海乃至全國,已無對手,報業集團財力雄厚。
所以,何書桓這一“記者”身份,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實在是很吃香。雪姨也早早就打聽好了書桓的家世,認定這是個有錢有勢的主,才那么想讓如萍嫁給他。
除了家境和長相外,何書桓作為年輕記者,老想搞大新聞,做獨家或者特稿之類,如果放到現代的話,應該說他的業務素質還是過硬的。
和劇情類似的是,現代突發新聞或調查事件,也帶有一定的危險性,往往需要記者深入報道。陳雯在當地電視臺民生欄目實習,當時接到任務去采訪突發新聞,某村化工廠爆炸。由于消防進不來,只能用傳統方法滅火,明火撲滅了還有燃燒或者爆炸的可能。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報道時,突然身邊一點塑料突然復燃了,出來的時候,他們三個人都是輕度燒傷及吸入化工粉塵。灰頭土臉,全身帶傷不說,后來到醫院簡單處理后,大家又回去剪片子工作了。
做社會新聞,就撇不開調查揭露性報道。曾供職于南方系的姜言,在記者江湖跑了十年。通常一篇4000字左右的稿子,往往要采訪七八人,甚至十幾人,涉及公司高層、中層、基層,主管行業官員,相關行業專家。千萬別以為很受歡迎,因為很多內容是揭露性的,不受采訪對象待見,經常是從前門被踢出去,再從窗戶爬進來。

很多警方破獲的案件,一些線索都有記者的影子。犯罪集團一般極為謹慎,并且心狠手辣。為了收集情報,必須以身犯險。
廣西曾經是傳銷的重災區,大大小小的傳銷幫派占據多城,受害者家屬撈不到人,除了報警,就是找媒體。為了掌握更多內幕,葉民偽裝成大學生,由爆料人發展入伙。獲取線索、尋找“深喉”、收集證據、暗訪、與管理部門打交道、反偵察、脫險等眾多操作,步步驚心。最后,葉民通過當地的反傳銷聯盟,接觸了更多被解救的受害者,雖然掌握了更多內幕,但是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大意,都可能置身于水深火熱之中。
從民國到現代,記者的職業標簽大都是“熱血”、“心跳”、“刺激”。實際上,在大多數記者的眼里,他們是做著最難做的事情,幾乎每一件事都是拿命在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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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九晚五VS加班不加價
何書桓后面為了追依萍,還經常去大上海,借著采訪秦五爺的名義,動不動就去那體驗。后來去了綏遠,但是明顯是去談戀愛的。

現代的記者,因為經常加班不加價,記者的生活遠離朝九晚五。記者每天睜開眼后想的不是穿啥吃啥,而是今天有什么大事發生?要是沒什么線索,就等著挨部門主任白眼吧。
記者本身就沒有固定上下班時間。如果在常規新聞部,每天有固定的截稿時間,記者常常一大早就要去采訪,回來后立刻寫稿、交稿,晚上七八點后才有自己的休息時間。
如果是在深度新聞部,大量時間用來準備,還得經歷多次采訪才能完稿,節奏較慢。一旦遇上重大新聞事件,節奏會加快好幾倍,大概率需要出差,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半夜三四點才能回家。
某報社的一副編輯,三十多歲,年青力壯,兩個月前因為勞累過度直接倒在家里,休息一個多月了,還沒有正式上班,傳說中得了一種看見字就會頭暈的病。

工作這么忙了,還能像書桓一樣談戀愛嗎?王冪就吐槽報社的主力軍全剩下女的,部門十個人,九個女的,七個單身,最大的部門主任都快40了,而剛入職的實習生,長得也水靈,硬是沒有對象。每天湮沒在稿件里,基本沒有周末和節假日,如果你以為能像何書桓這么悠哉,還能有機會遇上霸道總裁或者富二代,那真是太渺茫了。

實際上,很多記者每天的日常是:選題討論、發送郵件、語音留言、等待回復,以及閱讀大量的文件,稿件發布后還得憂心閱讀量。這樣形容的話,《聚焦》這類電影更接近記者的真實狀況。

電影《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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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眾痛苦”VS“鐵肩擔道義”
當記者是何書桓的愛好、夢想,在瓊瑤的劇情設置里,何書桓在報社要求去北京采訪學生運動,他的職業偶像恐怕是邵飄萍、黃遠生這樣的傳奇人物。

當時的《申報》一直代表進步力量,保持新聞人該有的姿態和品格,《申報》的影響力足以使何書桓自信地亮出他的記者證。

1933年1月30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魯迅雜文 來源:網絡
《申報》副刊《自由談》是中國現代最著名的副刊之一。1932年12月,史量才借《申報》創刊六十周年之際,對《申報》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大膽起用了剛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年輕編輯黎烈文任《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新生的《自由談》一改先前為鴛鴦蝴蝶派所把持的頹廢風格,使之立足于文藝的“進步與現代化”,“不違背時代潮流與大眾化為原則”,團結了魯迅、茅盾、瞿秋白、葉圣陶、鄭振鐸等進步作家,使《自由談》成為進步輿論的重要陣地,他的繼任張梓生也沿襲了他的編輯思想和風格,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間,《申報》因《自由談》的巨大影響而發行量大增,最高達20萬份,擁有廣泛的受眾群。
那時理想還比錢有價值。何書桓進入這個行業也是懷揣著新聞理想的。干媒體的人,總有一股特別的氣質,不管是談吐,學識還是行動力,在茫茫人海中極具辨識度;媒體人的職業習慣就是保持質疑,追根溯源,或選擇沉默,但絕不嘩眾取寵,因為一則新聞的表述角度,就能直接影響民眾的態度;在越來越復雜的輿論氛圍,媒體人會時刻保持甄辨能力。
各行業都有光榮與艱辛,記者只是其中一個罷了。曾在美國做金融及政策記者的李斯,感嘆參會的金融高管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但參會的女性記者人數卻漂亮扳回一局。

來源:知乎用戶@lenoYM
1949年《申報》停刊,歷時77年,成為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回望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何書桓更像是那些自由不羈的靈魂縮影,讓現代媒體人為之觸動,從而以更開闊的視野,負重前行。
(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視頻圖片來源《情深深雨蒙蒙》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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