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城市的治理價值

智能城市的發展，首先建立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上，但同時又不能僅僅局限于這些技術。技術的發展往往是線性邏輯，其目標是解決相應的問題。然而，問題可能會出現外溢，并會伴生一些副產品。因此，智能城市的發展需要建立在一些有益的治理價值基礎上。

整體來看，筆者認為，智能城市運行所依賴的治理價值主要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面向未來。智能城市實際上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這是因為人工智能的技術正在不斷發展。從廣義上理解，人工智能實際上是一個自動化的過程。人類社會自誕生以來，就是在工具的基礎上實現諸多功能的。然而，每一項生產工具都需要人來進行操作，并且對人有一定程度的技能要求。所以，工具越復雜，對人的技能要求就會越高。因此，人類就希望可以發明一種可以自我運轉的工具，用黑格爾的概念就是“自在自為”。在農業社會，諸葛亮在三國時期發明的木牛流馬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工業革命的到來實際上是開啟了這種智能化的先河。例如，蒸汽機驅動的火車替代了馬車。盡管火車仍然需要人類操作，但是其在動力上解決了自我運轉的問題。所以，機器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水平，只不過這種智能的程度非常低。

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即便是在學術討論中，人們依然會習慣用機器來指代人工智能。比如，人們會說，人與機器的和諧共生，這里的機器就是人工智能。另一個重要的例證體現在學科分布上，比如，中國關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計算機科學中，另一方面則集中在自動化的研究中。例如，中國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研究單位之一便是中科院自動化所。

近年來，隨著智能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擺脫了傳統的自動化模式，并向模擬人腦這一更高的目標進步。人工智能也在挑戰一些傳統上認為只有人腦才能進行的任務，例如棋類的游戲，特別是圍棋。這一點在2017年AlphaGo和世界圍棋冠軍柯潔的對戰中得到充分證明。下一步人工智能要突破的領域主要是情感計算和語義分析。在一些規則容易建立并且特征明顯的領域，機器智能實際上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并已經超過了人類。但是在涉及情感心理等復雜問題上，機器顯然還較為幼稚。所以，情感計算是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點。語義分析的內涵與情感計算類似，因為人的語義是多重面向的。同樣一句話在不同的語境下、不同的聲調中、不同的訴說者口中都會產生不同的含義，這是機器難以處理的，但這也是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方向。

所以，未來城市的發展會越來越與未來學的內容相結合。人工智能所推動的未來發展可能會產生出許多超出人們預料的結果，這其中可能會包含很多驚喜，也可能會包含很多風險。所以，未來的城市治理不能因擔心這些風險就去逆轉這種潮流，因為潮流是很難逆轉的。正是因為人工智能的浪潮及其對人類的影響是無法逃避的，未來的城市治理才要敢于將這些新的元素，比如將智能共享汽車、終身教育體系等引入城市治理的大框架下，這樣的城市才會更加具有吸引力。從這個角度而言，未來城市研究要與未來學緊密結合。這種對未來城市治理狀況的前瞻性和預判性分析，實際上會幫助我們更加從容地應對未來的變化。

第二，面向人本。城市是人的存在的集合。盡管人們對城市的第一印象是高樓大廈或橋梁等，但是這些建筑存在的目的是要發揮人的居住和使用功能。因此，一旦城市人口處于凈流入的狀態，那么這個城市的活力就會不斷增加。人們會為城市所提供的工作崗位而展開競爭，同時城市的住宅以及商鋪的價格也會上升。這種房屋價格上升的邏輯很容易理解：后來涌入的人需要支付更多的租金，才能換回先入者對原先機會的放棄。那么，一線城市本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福利的機會較多，涌入人口的數量也就超出了城市緩慢吸收的節奏，所以后涌入者愿意支付更高的租金來同這些先入者進行交易以換取機會。這一點可以部分解釋中國一線城市房價上漲最快的原因。

由此可見，人的流動是城市活力的根本。底特律則是人口凈流出導致城市活力下降的例子。2010年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里的生活實際上是人的生活。

中國一線城市還在增加更多的吸引后來者進入的新特征。例如更多的教育機會、更好的設施，所以在房價如此高的情況下依然有大量的人希望涌入這些城市。但是超大城市由于過多人口的涌入也加大了城市的負擔，導致城市病等諸多問題。這就使得城市的發展在面向人本方面產生了悖謬，就是超大城市本身因為其要素、品質以及資源的豐富吸引了大量外來的涌入者，但是，人口過量涌入也會導致城市以及人本的品質緩慢下降。智能城市的發展實際上提供了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比如智能醫療的發展，可能會實現醫療資源均等化。

未來，伴隨著智能醫療的發展和醫療資源均等化，以前只有在超大城市才有可能享受到的最高水平的醫療服務，今后在其他地方也能獲得，那么超大城市豐富的醫療資源對人們的吸引力就會下降。因此，智能城市的發展可能會越來越接近以人為中心的狀態。馬克思講到“自由人的聯合體”，如果自由人的聯合體在未來可以預期的話，那么其最先會在智能城市中實現。

第三，面向可持續。城市化是與工業化結合在一起的。工業化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資源稀缺給人們帶來的限制。人們的生活也前所未有地達到一個相對富裕的狀態。城市化則極大地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例如供水系統、燃氣系統和電信系統在農村有效分布和維護的成本要遠遠高于城市，因為城市居民居住的密集度非常高。這種高密集的居住實際上增加了資源的使用效率。與工業化以及城市化伴生的消費社會的形成，則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消費欲望。也就是說，工業化滿足了人們對一些基本物品的需求，但是工業化的“永動機”在產生出大量的產品之后，又構造了一個消費體系，刺激人們去不斷地增加新的需求，從而維系和提升這一生產體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的許多需求是被創造出來的，并且其通過社會想象在傳播中不斷強化。從梭羅的《瓦爾登湖》的角度來看，滿足一個人最基本需求的物質產品是不需要太多的。但是，社會卻通過大屏幕電視、手機、地鐵廣告等媒體，輪番向消費者傳遞消費的信號，然后制造出對消費的向往。然而這種消費欲望的增加實際上導致對社會資源的過量需求，最終對自然資源產生非常大的壓力。這也意味著，如果每一個人都要實現當下日益膨脹的需求，地球將難以承載。因此，人們需要保持城市發展的活力以及城市發展的可持續。但是，我們不可能在人們的消費欲望被刺激后，完全消解這些欲望。

相比而言，共享則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可持續理念。例如，共享智能汽車滿足人們的多樣化的需求。人們在出行時可能乘坐不同品牌的共享汽車，并且在價格可以接受的情況下還可以享受豪車服務。這將會使市民的消費體驗得到重大提升，但同時消費者又不需要以完全擁有豪車為目標。這實際上降低了消費者購買以及維護消費品的成本。同時，這種共享又在整個社會的范圍內做到了資源的有效使用，這就是可持續的觀念。所以，共享會成為未來城市治理的核心要素，其內核便是可持續。

智能城市在未來的風險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風險社會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城市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智能城市同樣會面臨一些風險。筆者認為，智能城市在未來所面臨的風險主要如下：

第一，不確定性風險。盡管目前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充滿了憧憬，但人工智能依然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例如，目前的人工智能進展集中體現在“窄人工智能”上，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在某一具體的項目上會做到很好，但無法讓人工智能很好地去處理寬泛性的問題。一些學者用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狀況來類比今天的人工智能。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工智能出現了爆發性的發展，在較短的時間內，人工智能在用機器推理證明數學定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所以當時樂觀的人們也開始討論人工智能時代的許多未來問題。然而這一預期并沒有實現。1969年，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與西蒙·派珀特(Simon Papert)在《感知機》（Perceptrons）一書中指出，由于計算能力不夠以及感知機無法處理“異或”（XOR）問題，神經網絡的AI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一觀點導致了1970年代人工智能發展的“寒冬”。未來智能城市的發展一定建立在人工智能技術在全行業和全領域爆發性應用的基礎上。一旦人工智能技術在一些重難點問題上無法形成實質性的突破，就可能會面臨極大的困境。盡管人工智能科學家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持樂觀的態度，但是這里依舊需要強調，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景仍然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另外，人工智能的應用同樣需要考慮成本的問題。目前，許多人工智能技術確實可以智能化地處理問題，但是技術和產業化之間依舊存在很大的距離。本文所討論的智能城市是圍繞著居民的生活展開的，因此這里的人工智能技術不是在實驗室中的人工智能技術，而是產業化的人工智能技術。以無人駕駛為例，目前，谷歌無人駕駛汽車已經可以做到安全運行，但是這一技術要實現產業化的問題之一是其費用過高。例如，該技術需要多個前置攝像頭和雷達，其總成本較高。相比而言，未來智能城市在基礎設施方面需要進一步布局大量的智能設備。這些智能設備采購和運營的成本，以及這些智能設備產生的采集、分析以及處理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此，未來城市建設中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將人工智能的技術運用到這些場景中去，并保證這些技術的實現成本也是城市治理所能夠負擔的。

第二，失業風險。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會不可避免地加劇失業的問題。前騰訊副總裁吳軍的觀點是“2%的人將控制未來，成為他們或被淘汰”。圖靈獎獲得者約翰·霍普克羅夫特（John E.Hopcroft）則認為，未來有25%的人在工作，并且他們的工作時間每周縮減為三天。2013年，牛津大學的卡爾·弗瑞（Carl Frey）和邁克爾·奧斯本（Micheal Osborne）發表了《就業的未來》（The Future of Employment）。該研究報告對未來20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各項工作的前景進行了調查研究和算法估計，并預計到2033年時，美國將會有47%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當然，在人工智能時代還會出現一些目前用已有視域無法預測的新職業，即將來可能會出現大量使用機器并為機器服務的工作者。例如，中科院自動化所所長王飛躍教授主張，大家需要關注的事實應該是，人工智能會催生大量的新就業人群。

然而，客觀而言，人工智能將對許多傳統行業形成顛覆性的沖擊，例如翻譯（包括筆譯、口譯以及同聲傳譯）、速記員、律師、會計師、銀行職員、保險業銷售者、旅游中介等。從2016年開始，中國“四大行”就進行了數以萬計的裁員，工商銀行在年報中表示要發展依賴人工智能的服務。據報道，印度的IT從業者也受到了這一沖擊。這種失業風險的沖擊甚至是全面性的。因此，王飛躍先生的觀點沒有說明新增加的就業人口一定比被替代的人口數量多。而失業是城市治理中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因此，未來智能城市的治理要考慮在大規模智能化之后，這些失業人群的經濟來源如何保障，以及在保障其基本生活之后，他們的個人生活如何充實。

因為這一次失業潮所影響的并不是傳統的第一、二產業，而是被認為是高級白領所在的第三產業。換言之，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初級律師、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初級會計師未來將可能大量失去工作，這對未來的城市治理帶來極大的挑戰。

第三，隱私風險。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對人的隱私形成重大挑戰。智能的實現是建立在傳感器、攝像頭等設備的大范圍鋪設和布置基礎上的。這些設備至少會以秒為單位產生大量的數據，而這些數據中就會包含眾多隱私。并且，這種隱私的風險不僅出現在公共場所之中，同樣還會出現在家庭之中。家庭之前一直被認為是個人隱私保護最重要的場所，但是伴隨著智能設備在家庭中的普及，家庭作為私人空間的屬性也在降低。例如，可以想象在未來幾年中，智能音箱、智能冰箱、智能家居以及掃地機器人等會大量進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而這些設備工作的最重要的機理就是它不斷地在采集個人數據，并且對個人數據進行分析，然后才能為人類提供智能化的服務。所以一旦黑客進入了數據服務中心的后臺，那么這些家庭里的隱私數據無疑會暴露在黑客面前。這種問題不僅是針對個人的，而且是針對整個城市治理的。因為城市治理中有許多重要的關鍵性設備，例如橋梁、地鐵、道路等，這些設備與人民的生命安全有著緊密的關聯。如果這些重大設施的數據被黑客竊取或者篡改，那產生的安全危害將會是難以衡量的。

智能城市概念將為城市治理提供新思路

相較于智慧城市而言，建立在“人工智能”之上的智能城市的概念將為城市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智能政務系統可以提供強大的復雜問題的決策功能，并解決政務資源稀缺的問題。智能交通的建設也會大大緩解城市的交通壓力，并降低交通中的安全風險。智能醫療將進一步提高公共醫療服務的效率，并促進醫療資源的均等化，緩解醫患矛盾。基于大數據之上的智能安全系統，可以高效地緩解大城市在社會綜合治理、犯罪以及流動人口等方面面臨的壓力。智能教育也將重塑傳統的教育體系，改變教育生態，提出了終身教育和創新教育的新要求。智能城市本身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概念。智能城市所實現的教育、醫療等資源均等化，體現了面向人本的特點。而且智能城市系統將大幅提高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但同時，智能城市的概念仍在初級階段，并面臨著智能發展不確定、成本較高、失業、隱私保護等風險。未來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將是智能城市實現與發展的關鍵因素。盡管筆者在這里宏觀地描述了未來智能城市可能的發展圖景，然而，智能城市在具體實踐中仍然會面臨許多具體問題。這里需要強調一種智能城市的整體治理觀。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強調微觀，而學者們在研究城市治理的問題時也越來越傾向于這種研究策略。然而，對于城市而言，這種宏觀治理視角可能更為重要。只有從宏觀上把握城市治理的基本原則并規避其關鍵風險，智能城市才能朝著良善的方向發展。研究者和實踐者都需要反復思考的問題是，發展人工智能和建設智能城市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只有我們堅持正確的治理價值，智能城市的建設才能在人類得益并且人類可以掌控的軌道上行進。

[作者高奇琦系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洋系華東政法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系講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與建設研究”（18VZL020）、司法部2017 年度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課題“基于區塊鏈智能合約的數據流通相關法律與對策研究”（17FB3001）的階段性成果。本文首發于《上海行政學院學報》，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