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最火的網劇《長安十二時辰》備受追捧和好評的原因，是它在這個粗制濫造、滿是狗血的環境下拿出了足夠的耐心和誠意，從劇本到鏡頭到演員甚至到服裝道具、動作設計，每一個細節都足夠用心。劇中出現重要人物、機構和相關信息時，還會有一句簡短的介紹，硬是拗足了造型把一部網劇打造成了歷史劇，虛虛實實，以致于很多機構、人物生平和情節，都讓觀眾真假難辨——比如四字弟弟所統領的靖安司，歷史上真的存在么？比如張小敬所任的不良帥，是否真的有如此的威望和號召力？

隨著劇情不斷推進，人物關系越來越復雜，平日里大家都恨不得設置成1.5倍速度，現在希望變成0.75倍。所以，小編在同大家一起追劇的同時，從《中國大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摘錄了一些歷史背景知識，分成幾期與大家分享，大家讀完，或許可以從劇中得到更多不一樣的感受。

《長安十二時辰》劇情的時間起點，為唐天寶三載上元節西市開市之時，一隊狼衛冒充商隊混入了長安城。天寶年間、上元節、西市開市，究竟是怎樣的社會景象，我們不妨來讀一讀：

天寶

唐玄宗統治的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是唐代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時期。有一種說法認為，開元時期是 盛世，天寶時期是亂世，即所謂“開元之治”和“天寶之亂”。實際上，開元和天寶作為唐玄宗統治的兩個階段，盡管存在著一些差別，但這種差別主要是政治風氣上的，從整個社會經濟的角度看，開元和天寶是一個整體的歷史時期，真正繁榮昌盛的局面，天寶比之開元有過之而無不及，故可以稱之為“開天盛世”。如果說安史之亂是唐代由 盛而衰的轉折點，那么這個“亂”的局面是天寶以后的事情，因為安史之亂爆發后不久，就不是天寶年號了。至于說天寶時期埋伏下了安史之亂的根源，那么這種根源是 從開元時期就已經埋伏下了的。所以，開元和天寶可以在整體上稱之為隱伏著危機的盛世。

開元、天寶時期，國家的整體實力是非常強大的，主要表現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等方面。經濟實力主要包括人口、耕地面積、單位面積產量、人均糧食占有量、國家的賦稅收入和倉庫貯存量等因素。

在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古代社會里，人口就是生產力，是衡量社會生產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國力盛衰的重要標志。開、天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人口高峰期，根據《通典·食貨典》的記載，唐代國家控制的戶口由神龍元年的 615萬戶，到開元十四年增加到 706萬戶，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前，達于極盛，計有 891萬余戶，5291萬余口。這僅是登記在國家控制的戶籍上的戶口數，其實官方戶口統計與實際情況存在著很大的誤差。盡管中央政府不斷下達強化戶口管理的敕令，但括戶遠未括盡隱漏戶口，如杜佑在《通典·食貨典》中所指出的，即使在天寶時期國家控制的戶口達于極盛時，仍是“浮浪日眾，版圖不收”，認為天寶末年未登記的隱戶占全部戶數的 1/3。學術界對于唐代的戶口數的估計，還存在著一些分歧，但基本同意杜佑的看法， 并以此為基礎，做出了種種推測。最高的估計來自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他推測天寶末唐代極盛時期的戶數在2000萬戶，人口達到1.4 億；汪篯則認為隱戶在300萬～ 400萬戶之間，英國教授普利布蘭克認為口數在7000萬以上，胡煥庸等編寫的《中國人口地理》（上冊）則說總人口接近 8000萬。僅僅從官方統計的著籍戶口看，這一時期的人口增長率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最高的。

開、天時期的耕地面積，根據杜佑的統計，國家控制的交納地稅的耕地達到 620萬頃。單位面積產量，根據陸贄在《均節賦稅恤百姓》中提到的關中地區“ 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說明當時關中地區的產量在一至二石之間，因為唐代的地租率一般為 1/2 。 

在唐人的記載中，畝產一石粟是普遍的情況，唐代一石合今81市斤，一畝合今0.783市畝，折合成今制，唐代畝產一石粟，就是畝產103市斤。當然各地的情況不完全一樣，但唐代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卻是事實。按照胡戟先生的推算，開、天時期全國每年的糧食產量可達6億石，合今近 500 億市斤，平均每人占有量達 700 市斤。平均每戶占有的耕地，大體在六七十畝，人均產糧量在 800 至 900斤之間。這是盛唐人口、耕地、單位面積產量三者之間一個很好的比例，構成了國力強盛的堅實基礎。

國家積累的財富在這一時期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杜佑在 《通典·輕重》 中記載，天寶年間國家倉儲的糧食達一萬萬石。具體每年收入的情況，杜佑說，“ 按天寶中天下計帳， 戶約有八百九十余萬，其稅錢約得二百余萬貫， 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余萬石。 ……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三十余萬端匹屯貫石， 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  不在其中”；開支則要少得多，“ 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余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余萬端屯匹……錢則二百余萬貫”（《通典·食貨六》）。整個國家財政收入有常，變量補充，入大于出，經濟實力不斷上升。

有學者對唐、宋兩代的經濟實力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從純粹數字上的計算來看，  唐代即使在開元天寶時期，其財力也遠不如宋代那樣豐厚，但是唐代國勢卻明顯比宋代居于鼎盛狀態，其原因在于唐代開、天時期的財政狀況優于宋代，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節余，而宋代的財政狀況并不理想，財政赤字非常嚴重，入不敷出的局面是不可救治的痼疾。 

所以說，財政收支的平衡是開、天時期鼎盛國勢的重要表現和基礎。還在開元年間，國家府庫就是“財寶山積不可勝計”（《 唐語林》卷3）。天寶八年，宰相楊國忠為了向玄宗表功，多次奏請 “ 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唐玄宗帶領百官參觀了貯藏天下賦調正稅錢物的左藏庫，向他的臣下炫耀國家的富足，并毫不珍惜地大加賞賜。《資治通鑒》記載此事時，評論說“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

盛唐時期的經濟發展，不僅表現在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還表現在土地集中的基礎上，地主經濟有了很大發展，私家糧食和財富的積累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手工業和商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城市生活日漸繁 榮。這是一個“家給戶足，人無苦窳”（《 通典·選舉三·歷代志下》） 、“四方豐稔，百姓樂業”（《 唐語林》卷 3）的時代。杜甫在《憶昔》詩中對開元盛世的描寫，道出了當時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的狀況。詩中寫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

在軍事力量方面，開元天寶時期也有了極大的增強。首先表現在軍事體制的改革和戰斗力的提高。唐初繼承自西魏北周以來實行的府兵制，但是隨著土地兼并的發展 和邊疆形勢的變化，從高宗武則天以后，府兵制已經成為制約軍事發展、影響戰斗力的制度。全社會性的逃避兵役導致兵源枯竭，戍邊衛士的逃亡使得邊防軍隊戰斗力低下。玄宗接受張說的建議，將邊境駐防軍隊從 60 萬中裁減 20 萬，因為在編的軍隊雖然數目巨大，但在御敵制勝方面沒有什么戰斗力，只是“將帥茍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裁減 20 萬使之歸田務農。同時，為了改變關中軍府 “人逐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三輔漸寡弱，宿衛之數不給”（《 唐會要·府兵》）的狀況，決定停止府兵番上宿衛，利用國家積累的大量財富，采取招募的辦法，解決京師宿衛問題。開元十一年在長安附近諸州招募強壯12萬，分兩萬人輪流宿衛京師兩個月。此后，征行戍邊的任務也逐漸以募兵取代府兵。通過這些改革，軍隊的戰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這是開元后期應付日漸增多的邊境戰爭的強大后盾。

軍事力量的增強還表現在邊疆防衛體制的完善。到天寶元年之前，在東北、西北、西南的邊境上先后設置了平盧（治營州，今遼寧朝陽）、范陽 （治幽州，今北京西南）、河東（治太原，今太原市西南）、朔方（治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河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隴右（治鄯州，今青海樂都）、劍南（治益州，今四 川成都）、安西 （治龜茲，今新疆庫車） 、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九個節度使和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這是根據當時邊疆形勢變化而做出的必要的調整，對于提高邊防軍隊的戰斗力有著積極的意義。至于后來節度使勢力膨脹，以致對抗中央，并非其必然結果。

為了加強軍事實力，玄宗還大力發展屯田事業。在武則天時期通過屯田解決邊疆軍糧供應取得顯著成效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邊疆屯田的經營管理制度，加大對屯田事業的投入，到天寶年間基本解決了邊防軍糧的供應問題。 

據《通典·食貨二·屯田》 的記載，天寶八載全國屯田的總收成是 193 萬余石，包括關內、河北、河東、河西、隴右等大軍區在內的邊防軍中，屯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上元節

元宵節 （又稱上元節）觀燈，相傳始于漢代，最初是宮廷豪貴們的一種游賞活動。他們高懸彩燈，輕歌曼舞，為節日增添了歡樂氣氛。隋唐五代時期，這種傳統繼續保留下來，不

但在宮廷，而且逐漸在城鄉流行，成為全民性娛樂活動。

《 帝京景物略·燈市》記載：“上元三夜燈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日前后二夜，金吾弛禁，開市燃燈，永為式。”這表明唐明皇時，正式確定元宵節前后三天都要舉辦燈會。這種風氣，世代相傳以至于今。                              

其實，上元觀燈之盛絕不是始于玄宗時代，隋煬帝時觀燈活動已很盛行了，煬帝除了在每年的元宵節期間舉辦規模盛大的觀燈盛會之外，還要舉行各種百戲表演。《 隋書·音樂志下》記載：“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其中尤以大業二年（606 年）為招待突厥可汗來朝而舉行的元宵燈會最為盛大，這次活動“ 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節目有走索、頂竿、扛鼎、舞輪、舉重、幻術、歌舞等，“千變萬化，曠古莫儔” 。

到唐代，武則天、中宗、睿宗時期上元觀燈仍很盛行，“ 神龍之際， 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游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游。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夸競”（劉肅《 大唐新語· 文章》）。當時詩人蘇味道《 正月十五夜》詩記載這次放燈盛況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秾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郭利貞有詩贊道：“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 匝路轉香車。燦漫唯愁曉，周游不問家。更逢清管發， 處處落梅花。”（《全唐詩·上元》） 從中可以想見中宗朝觀燈活動規模之盛大。中宗晚年曾于元宵夜與皇后韋氏微服“ 觀燈于夜里，又縱宮女數千出游，多不歸省”（《 資治通鑒·唐睿宗景云元年》），可見中宗是個非常愛玩的皇帝。

唐睿宗、玄宗父子都熱衷于上元觀燈，特別是在唐玄宗時期，將上元觀燈制度化，從而把這項古老的民俗活動推向了高潮。由于唐玄宗的大力提倡，上元觀燈這種活動迅速普及推廣到全國各地。揚州向來為繁華之地，“燈燭華麗，百戲陳設，仕女爭妍，粉黛相染，天下無逾于廣陵矣”（牛僧孺《 玄怪錄》卷 3）。就連遠在邊陲的偏僻之地西涼州在上元夜也大設燈會，“燭燈十數里”（《明皇雜錄》逸文）。

這種風氣影響到民間，推動了民間燈會的開展，形成了民間比燈賽燈的風俗。當時，“ 洛陽人家上元以影燈多者為上，其相勝之，辭曰千影萬影”，這已經是民間以放燈來互相爭奇斗勝，比試夸耀了。這也進一步激發了老百姓的參與意識，使得上元燈會這種健康的民俗活動代代相傳，以至于今。

上元觀燈，雖因安史之亂及唐后期的藩鎮割據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在大都市一直還在舉行。白居易《 長安正月十五日》詩描寫了中唐以來“ 明月春風三五夜” 的長安，“ 喧喧車騎帝王州”，“萬人行樂”的觀燈盛況。 張祜《 正月十五夜燈》詩也描寫了當時長安燈會的盛況，詩曰：“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除長安外，像揚州以佛寺燈會為代表的民間賞燈觀燈盛況更加熱烈。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于唐文宗開成四年（839 年）在揚州目睹了上元放燈的盛況，并且作了詳細記載：“ 正月十五日夜，東西街中，人宅燃燈……寺里燃燈供養佛，兼奠祭師影。俗人亦爾。當寺佛殿前，建燈樓，砌下、庭中及行廊側皆 燃油，其燈盞數不遑計知。街里男女不憚深夜，入寺看事。供燈之前，隨分舍錢。…… 諸寺堂里并諸院，皆競燃燈。…… 無量義寺設匙燈、竹燈，計此千燈。其匙燈之燈樹，構作之貌如塔也，結絡之樣，極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許。并從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為期”（《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卷 1） 。 由此可見，上元觀燈盛會終唐不衰。

坊市

唐代繼承隋制在西京長安、東都洛陽州治和多數縣治都設市，進行商品貿易，并設置市令官員，負責市場秩序的管理和商稅的收取。為了便于管理，市內出售同類貨物的店肆，都要集中在同一區域內。當時規定非州、縣治所在，不得置市，“ 其市當以午時，擊鼓二百下而眾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其州縣領務少處，不欲設鉦鼓，聽之。 車駕行幸處，即于頓側立市，官差一人權檢校市事，其月，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于鋪前更造偏鋪，各聽用尋常一樣偏廂，諸行以濫物交易者，沒官。諸在市及人眾中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唐會要·市》；《 唐文拾遺·檢校市事敕》） 。大中五年，宣宗下敕 “中縣戶滿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滿三千戶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須置，舊來交易繁者，聽依三千戶法置，仍申省。諸縣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準戶部格式，其市吏壁師之徒，聽于當州縣供官人市買”（《 唐會要·市》） 。政府對坊市管理相當嚴密，“京都諸市令， 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為之貳”（《唐六典·太府寺》） 。京師如此，地方市也不例外，州縣“市令丞，掌市廛交易，禁斥非違之事” （《唐六典·州縣官吏》） 。

由上可知，唐代坊市是沿用歷史上的一種傳統貿易制度，其對市場設置的條件要求、申報程序、時間限制、管理辦法、官員配備、處罰條例等，均有一套完整而又嚴密的制度，系 “日中為市”的繼承和發展。隋代“東京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盡管肆店行鋪林立，但政府對其限制較嚴，如少數民族或外籍人入市時，須取得皇帝的批準。隋煬帝大業六年 （610 年），“ 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于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齊正，卑高如一，瑰貨充積，人物華盛。時諸行鋪競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須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飲啖，  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浸以為常”（《 太平御覽· 居處部十九》引《 西京記》） 。這里明顯的有粉飾太平、滿足煬帝天朝上國虛榮心的成分在內，但政府可以對市肆建筑、裝飾乃至價格進行強行規定，少數民族或外籍人能否進入也由政府最 后決定的史實十分清楚。 隋代東京市內有 120 行、3000 余肆、400 余店。唐代長安及洛 陽的坊市繁榮超過了隋代，長安東市、西市為工商區，區內店鋪密布，臨街而設，有 220 行之多。 當時商行有行頭或行首、行老，官府通過其控制商人行頭甚至對坊市內 “ 幽房閨稚無不知” （《酉陽雜俎續集· 支諾皋下》），政府對坊市控制之嚴由此可見 一斑。

長安如此，東京洛陽的商市也十分繁榮。 唐代洛陽有南、北、西 3 市，市場店肆棋布，貨物山積。另外如揚州、益州、廣州等城市的坊市也相當活躍。據房山云居寺石經題記，唐代幽州 （今北京） 、涿州 （今河北涿州） 就有絹行、彩帛行、布行、染行、幞頭行、靴行、大米行、粳米行、油行、果子行、肉行、炭行、生鐵行、雜貨行等商人組織。當時城市內進入流通領域的商品相當廣泛， “ 凡貨賄之物，侈于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 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 唐國史補》 卷下） 。

隋唐坊市雖然沿襲歷史上的傳統，但期間也發生著變化，尤其是唐代中后期這種 變化還相當大。一是政府對坊市的控制有所放松，并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二是突破了州縣所在地設市的規定，出現了草市等新的形式。

篇幅所限，關于《長安十二時辰》的背景知識就先了解到這里，下一期，我們將圍繞劇中出現的一些經典人物，特別是讓張小敬苦心守望著的長安城里的那些小人物，與大家一起從書中探尋他們于歷史中的身影。敬請期待吧！

要想更全面地了解唐朝，了解中國的各個朝代歷史，強烈推薦大家讀讀這套《中國大通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歷史知識應有盡有，簡直就是一套追劇寶典呢！

《中國大通史》

曹大為 商傳 王和 趙世瑜 總主編
精裝 16開
學苑出版社 出版

本書是一套詳細、系統地反映史學界改革開放40年來研究成果的中國通史著作。由史學界權威學者倡議，戴逸、張岱年、季羨林、鐘敬文、侯仁之、顧誠、丁守和等20余位學界前輩任學術委員，180余位歷史學、考古學、哲學、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著名學者參與撰著編輯。

全書以中國歷史時序排列，分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華民國，1700 萬字。全書各卷均以綜述與治亂興衰、經濟、國家控制、社會結構、精神文化、社會生活等六編構成，以專題形式敘史，后附主要參考史料、歷史紀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