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６月下旬，是高考放榜的季節, 又是中考的季節。過去中考在先，還是６月下旬, ７月上旬才是高考。對于大部分學生來說，要上大學，中考比高考還關鍵。能進好的高中，就可以一路搭上順風車, 考上大學。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學生, 都是在初中升高中這個瓶頸上被卡住的。

農村基礎教育和師資條件遠遠比不上城市，家庭所擁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更加缺乏。鄉村少年，一路走來，十年寒窗。高考之于農家子弟，如歷史上的科舉，若金榜題名，從此可以放飛理想；若名落孫山，一切歸零。

何炳棣在其《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一書中以明清兩代的進士中很多出身于三代無功名的“寒門”的事實，來說明科舉制為通過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典范，實在是歷史學家對統計數據的誤讀。中國1950年代以來通過戶籍制度實施嚴格的城鄉分割，高等教育為鄉村少年“農轉非”提供了一條狹窄、但頗為制度化的向上流動渠道。

一

我出生在江蘇省鎮江市丹徒縣南部的一個村子。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村莊還很偏僻，一條大河，與鄰縣相隔，到鄉鎮中心，主要是土路和石子路，徒步走要近一個小時。100年前，這里生活的饑苦，可想而知。那一年，也就是1919年，村里出了第一個大學生，戴安邦 （1901-1999），上的是著名的金陵大學。

據網上（華人百科）介紹，“戴安邦1901年4月30號出生于江蘇省鎮江丹徒縣南部丘陵地區的農村家庭。家有少量土地，童年即隨家人在地里勞動，而收獲有限，當地鄉民均甚貧苦 …..”。戴安邦1929年留學美國，193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學位，后返金陵大學/南京大學任教, 是中科院院士，中國著名無機化學家和配位化學的奠基人。

我小的時候，就知道村里出過這樣一個名人。我就讀的村辦小學，就在戴安邦家旁邊。據說是他留學回國后，用金陵大學做教授的薪水，造了那幢遠近幾十里最高的房子，供養他的繼母。我因為讀書好，長輩中就有更多的人把道聽途說的故事講給我聽，可能覺得我會有興趣聽。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上大學時，我的四爺爺還繪聲繪色地和我說起他七歲年, 目睹戴安邦留洋歸來的熱鬧場面。我到上海之后，從一個本家長輩那里，聽到更多的關于他的故事。

戴安邦不是“富二代”，父親在鎮江幫洋人看教堂。據說一次教堂騷亂，洋人都跑了。等到事件平息后，洋人回來發現教堂毫發無損，為了報答看門人守護有功，問他有何需要。守門人說，別無他求，只愿兒子有書讀。

這個故事，似乎是真的。據網上的介紹，他讀完私塾后，入讀鎮江私立潤州中學，這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辦的一所中學，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就在這所學校教過他。他后來一路入讀的金陵大學也是基督教長老會辦的大學。網上資料稱，他入學之后第四學期因學費困難，半工半讀，才完成學業。大學畢業工作四年后，又獲獎學金, 繼續深造。

我與這位同村前輩從來沒見過，只在《中學生數理化》的封面上看到過照片。我沒有直接從戴安邦獲得過什么幫助，但是榜樣“role model”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96年我出國留學時，是本村第二個出國的，距離戴安邦1928年赴美，已整整68年了。60多年，一個甲子，中國的農村，有變的，也有不變的，不變的是生活的艱辛和教育資源的匱乏。

二

我成長就學的時代，正值改革開放之初。那時沒有學前教育，我沒有上過幼兒園。正規教育是從小學開始。村子南邊, 一排房子，兩間教室，外加一間老師辦公室。課桌是有的，凳子卻要學生自己帶。小學生除了每天背書包，還要帶板凳。因為學生少，四個年級，分成兩個班。一、三年級在一個教室。二、四年級在另外一個教室。一節課45分鐘，老師先給一年級講大約20分多鐘左右，然后布置作業，再給三年級講。所以我在上一年級課的同時在聽三年級的課。比張藝謀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中水泉小學的課堂情形, 稍好一點。教學質量, 可想而知。

八十年代初, 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的經濟功能越來越突顯。父親在外工作, 母親帶著我們姐弟三個, 種地謀生, 終日勞作。為了多掙一點錢, 還找了村辦鞋廠糊紙盒的活。從軋紙板、釘盒子、到貼商標，大部分活都是我們三人包辦。一天最多的時候可以做兩百個盒子，賺兩塊錢。分田到戶之后，還有一件事就是放牛。生產隊的地可以分了, 牛不能分。一頭牛平時由各家輪流放養。輪到我家時，這個工作主要由我負責。因為牛在草地上吃草時, 我還可以有時間看看書。

小學升初中，我連鄉鎮中心中學都沒考上，只好進了附近三個村聯辦的初級中學。中學原是一座廟宇，破四舊的時候拆了廟蓋的。老師中很少有從正規師范學校畢業的。初中開始需要教英語, 可到處找不到英語老師, 最后找到一個學過英語，剛剛落榜的高中生。 他當時大概18歲都不到，沒有教學經驗，上課時也沒有老師的權威，經常和學生扭打在一起。這個的學校，高中升學率，好幾年都是零。因為看不到希望，很多家長覺得不如早點掙錢。不少同學上了一兩年，就不來了。剛入學的時候初一分兩個班，一個班有55人, 大約共110人。讀完初中最后起參加中考的，包括我自己，一共只剩下27人。

與戴安邦時代不一樣的是，1950年代之后有了戶籍制度，教育機會也同樣分隔為城鄉。城市中好的中學，農村學生一般不能報考。留在農村家門口上學，方便省錢，但看不到任何繼續升學的希望。這個時候，命運給了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轉到了父親工作的國企單位職工子弟學校借讀。

子弟學校位于鄰近的一個江濱小鎮，硬件很好，老師中不少是上海到各地支邊或下放的知青，因為無法回到上海，就在附近地區安頓下來。子弟中學屬市區管，我因為沒有戶口，就沒有學籍，只算借讀。學生主要是職工子弟，學習氛圍也不好，升學率也很低，學生大部分混個職業高中，畢業后進廠工作。在鎮上讀書的兩年，物質條件相對好一些。我住在父親的集體宿舍里，能在單位食堂自己吃飯。由于免除了不少農活家務，自己支配的時間也多了。我有些零花錢，可以到小鎮書店買自己感興趣的書，還可以借閱單位圖書室的大量小說。

父母每天和我們念叨的, 也是如何要努力學習，跨過戶口這道門檻，才能長遠享受穩定和安逸的生活。上完初中升高中，還是要回到戶口和學籍所在地的聯辦中學報考。我的夢想其實是考上中師, 做一個小學老師，因為這樣馬上可以“農轉非”。八十年代，中專中師在農村都是先錄取成績最好的學生，其后再由普通高中錄取。那一年，我考了一個不上不下的分數，只好捏著鼻子，乖乖地上普通高中，繼續面臨著三年的不確定。人生沒有退路，沒有選擇。

三

中學雖然是全縣最好的重點中學，卻不在縣城，當時的縣城在鎮江。中學建于1950年代，主要面向全縣各鄉鎮招生。學校雖說在某鎮, 其實是在一個附近村子的東岳古廟里。青石板路，一條長長的巷子，走到鎮上也需要半個多小時。因為農村學生占大多數，沒有商品糧配給，吃飯是需要自己帶米的，每天自己在食堂里淘米蒸飯。每個來到這里的學生,　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就是考上大學，頗有今天衡水中學的色彩。

所有學生寄宿在校，半軍事化管理，按時起床，按時熄燈。每個星期，只有周末外出自由活動的時間。能到鎮上洗個澡，看場電影，已是難得的奢侈。學校允許一個月回一次家，背袋大米，帶罐咸菜，增加補給。從學校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先要走到鎮上, 坐一趟公交車，到另外一個鎮再搭長途汽車。每天班次不多，錯過一班就得等好久, 下車之后，還要步行10里才能到家。　

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教授的研究小組，在《無聲的革命》一書中分析建國后北京大學學籍檔案資料，發現比起其他省份，來自江蘇省的學生，社會來源更加多元化。他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省內優質教育資源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相對均等化，保證每個縣至少有一所省重點中學。我們的中學, 就是江蘇省首批確立的96所重點中學之一。中學周圍，除了背后的荒山，門口一個以賣蘿卜干為主業的小商店，橫在村外的一條小河外，沒有其他誘惑，據說這樣可以使學生安心讀書。八十年代，多少農家子弟，在此寒窗苦讀，放飛理想。那時候，中學每年都有考上北大、清華的。

當然，理想并非人人都可以實現。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高考前還要舉行一個模擬考試。模考沒過，就不能參加高考。每年一個班上總有幾個，苦讀三年，最后連進考場試一試的機會都沒有。以今天的標準看, 真的是很不公平。記得學校都是要一個個地做學生和家長的工作，把學生護送回家。我與那幾個沒有參加高考的同學，從此人生沒有交集，不知道后來怎樣。

還清楚地記得，高考之后，7月10號晨霧之中, 母親立在校門口。兩個麻袋, 一根扁擔。一頭是被褥行李，另一頭是課本書籍，后面是忐忑的我。接著就是漫長的等待。

我因為考得不錯，消息是通過廣播宣布的。很多人都這么說，我竟然錯過了。第二天想聽重播也沒有聽到，自然是半信半疑。當考分通知書寄達時，我正在幫忙砌柴房，滿手都是泥漿，不方便拆，自然也就沒欣喜若狂的心情。大學的正式錄取通知書，按規定要寄到學校，由本人或家長親自領取。那時候沒有電話，也沒有手機，我下午趕到學校的時候，父親已先我一步，將錄取通知書取走了。當天晚上，家里擺了酒席請客，慶祝我考上大學。我不但空手而歸，在轉車時沒趕上末班長途車，步行回家，24里路，趕到家，已快晚上9點，客人已經散去。人生中這么一個high的時刻，就這樣平平淡淡地過去了。

最近這幾年, 因為交通便利的緣故，可以常常回到家鄉。偶爾有些時間，故地重游。我就讀的小學和聯辦中學，校舍都已經廢棄, 風雨斑駁。小鎮上的職工子弟學校，在國企改革中也關門了。高中還在，卻是幾十公里之外易地重建的。現在農村讀書，大概沒有人是為了轉戶口這么一個單純的目標，因為農村現在的生活，也沒那么差了。大部分人家的孩子, 要么去鎮上, 要么去更遠的城區，或鄰近的丹陽市，有更多更好的學校。戶口本身似乎不再成為障礙，拼的卻是家庭的各種資源。

四

今年夏天回老家，聽到幾則好消息。

表弟的兒子在重點中學丹陽中學畢業, 高考上了一本線。表弟的父母目不識丁，他自己也只上完初中，為了兒子讀書，一個人在城里學校旁租房打工陪讀，一共六年，很不容易。

另外一個親戚，也只是初中畢業，他的孩子，剛剛被丹陽中學實驗班提前錄取，據說不出意外，上個一本應該沒有問題。

他們都不屬于這個社會的中產階級，我在興奮之余，多少有點忐忑。欣慰的是，在當今社會到處哀嘆“寒門難出貴子”的時代, 他們并沒有放棄希望。“寒門出貴子”，其實從來沒有容易過。從個體角度看, 成功的向上流動, 要有父母的執著, 要有公平機會享受好的學校教育， 要有希望和努力, 最后還要有點運氣。這個人生道理, 100年前如此, 30多年前如此，現在和將來也是如此。

（作者吳曉剛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與公共政策學部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