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家、法國漢學家魏丕信的代表作之一，在書中，魏氏對一七四三至一七四四年河北(特別是河間、天津兩府)旱災期間，政府所進行的大規模而且頗有效率的賑災活動進行了詳密的考察，并以此為核心展開了廣泛的研究。他著重使用大量的賑災手冊、行政法規匯編、地方志、文集等資料，把有關事件放在一定的歷史過程中加以觀察，從而寫成了這部從晚明至十九世紀中期的荒政史。本文就是李伯重先生為這本書所寫的書評。

十八世紀的官僚和荒政

文| 李伯重

（原載《讀書》2002年10期）

《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家、法國漢學家魏丕信 （Picrrc·Eticnnc Will） 的代表作之一，一九八〇年在法國出版，引起國際學界的重視，被稱為“一部杰作”，“對于我們理解十八世紀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隨后又被譯為英文，于一九九〇年在美國出版。

《十八世紀的官僚制度與荒政》，魏丕信（Picrrc·Eticnnc Will）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來源：item.jd.com）

在書中，魏氏對一七四三至一七四四年河北 （特別是河間、天津兩府） 旱災期間，政府所進行的大規模而且頗有效率的賑災活動進行了詳密的考察，并以此為核心展開了廣泛的研究。他著重使用大量的賑災手冊、行政法規匯編、地方志、文集等資料，把有關事件放在一定的歷史過程中加以觀察，從而寫成了這部從晚明至十九世紀中期的荒政史。

這本書研究的最初出發點是中國的人口問題。在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期，中國人口經歷了巨大的變動。造成這種變動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為原因，自然因素可能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魏氏指出：中國大陸的特征是在氣候、水資源方面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季風無規律，主要江河水流量變化無常，河流上游水土流失導致下游河道淤積與洪水泛濫等等，都是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表現為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導致了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重大自然災害就會引起“生存危機 （subsistence crisis） ”，從而對社會經濟造成重大沖擊。

然而，任何一個有組織的社會都不會被動地屈服于自然災害及其帶來的農業歉收。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預防措施的“武器庫”，以應付不可避免的緊急情況，并在災后恢復生產力。救災活動可以有各種不同形式，同時救災活動的有效性也取決于多種因素。這些因素包括總的經濟狀況；人口、資源、可以取得剩余產品及其儲備，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平衡；國家的財政狀況；政府的效率和組織程度，以及政府對鄉村的實際控制程度；鄉村中各階級之間的關系；發生災荒時有產者對大眾需求的滿足能力等等。這些因素及其作用，都是救災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在本書中，魏氏對以上因素都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并且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對官僚政府的各種抗災措施進行研究。

清末《點石齋畫報》刊登的災荒圖 （來源： www.zwbk.org）

在明清中國，人們在對付自然環境的變化和抵抗生存危機的威脅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用并發展起多種措施。這些措施被匯集成為各種著作，其數量之多，描述之詳細，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這與明清中國國家的特點有密切關系。

魏氏指出：與近代以前的歐洲相比，明清中國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擁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以及一個成熟的和穩定的官僚制度。這一點，正是中國具有比歐洲更強的抗災能力的關鍵之所在。中國國家組織的救災活動，不僅十分周密詳盡，而且已經制度化。魏氏注意到：一方面，無論是政府能夠配置的人員，還是國家所控制的資源，明清官僚機器都顯得很虛弱；另一方面，在人力和資源的組織與動員方面，明清國家卻具有一種相當明顯的才干，因此確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這兩方面的反差，頗令人驚訝。特別是在一七二〇年前后到十九世紀初的一個世紀中，賑災活動組織得非常之好，政府與官僚都能投入大量的精力與財力去賑災，并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在這個時期，國家以賑災為己任，在賑災活動中占有主要地位，而私人及各種社會團體的賑災活動則處于從屬的地位。由于這些成就是在巨大的技術局限和困難的情況下取得的，所以就更為引人注目。因此，魏氏得出了以下結論：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明清 （特別是清代） 的官僚機構，確實仍能夠非常有效地發揮作用，使人民能幸免災荒和匱缺所帶來的最劣影響。簡言之，與大多數史家的看法相反，這一切遠非只是“有名無實”。

這些成就是在特殊的條件下獲得的。就是說，當時的賑災和其他類似的行動，都近乎所謂的“運動”。那么，是否應當只把這種成功視為危機時期政府活動和效率的突發？換言之，在危機時期，國家干預到達了高峰，并且在時空方面都很集中，所以此時政府活動效率甚高；而在一般情況下的行政管理，則是日常化的、繁瑣的，往往效率很低。魏氏通過賑災研究指出，在任何一種官僚機構 （無論是“傳統的”還是“近代的”） 中，都必定會有大量的日常性工作和低效率，明清中國也不例外。但是明清兩朝在救災方面的成功很難說只是一種特例，即在危機時期政府活動具有更高的效率。很清楚，在明清時期 （特別是清代） ，救荒運動的組織絕非一時之舉。救災工作的成功，是以國家機器處于高度的有備狀態為前提的。例如，救荒的關鍵是維持大量的糧食儲備，但這是一件復雜而費力的工作。為了有效地維持這些儲備，還必須制定和執行大量非常復雜的規章和手續，而這些規章和手續又是普通地方行政的一部分。因此，魏氏把這種情況稱為“應用官僚制度”，并強調在研究中，必須隨時記住政府職能與履行職能的社會過程之間的關系。

清代賑災圖（來源：www.linzexu.cn）

魏氏也沒有忽視地方精英 （特別是士紳） 在救災活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救災是中國官僚制度的頭等任務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國家機構與那些與之共同形成一個權力結構的社會群體是不可能截然分隔的，二者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國家只是處于這個權力結構的頂點。在國家正式任命的官僚的權力層之下 （即縣以下的地方權力結構中） ，包括不具有功名的富民、里長、保甲、鄉約以及地方政府組織中的下層雇員、胥役等等。但是，只有擁有功名的士紳能與那些出身于自己階層的官員平起平坐，而在必要時，還承擔著與“權力”抗衡的作用。

國家與地方精英之間存在權力斗爭，特別是在經濟利益方面。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控制地方權力的地方精英 （以士紳為代表） 在不同情況下扮演著不同角色。他們在國家權力與人民大眾之間，或者是作為中轉器，或者是作為庇護所。而國家也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抑制土地兼并，并保護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出于國家和地方精英雙方的利益，所以需要采取適當措施以預防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這成為使整個權力體系具有凝聚力的最有力的因素。但是利益的分歧總是存在著。首先，通過發放救濟，并進一步通過建立借貸制度來抵抗災荒，顯然是控制主要生產者 （農民） 的手段之一。國家希望通過這種手段，使小土地所有者能夠保持其獨立性，避免其由于高利貸或典押財產而依附于有產者。而地主出于自己的利益，則力圖束縛住佃戶，必要時通過使其負債并保留其償付能力來達到目的。因此，在國家——地主——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非常復雜的關系。魏氏主要關注的是官僚制度的實際運行問題，因此他認為在清代鼎盛時期，這種官僚制度在防災救災方面顯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盡管地方社會上最富裕的、最有影響的那部分群體具有必要的財力和手段，同時也有愿望，來致力于救災活動，但他們的工作絕不可能達到像十八世紀的政府所達到的那種程度。十八世紀的官僚機構能夠集聚和利用大量的資源，并能夠進行糧食和資金的跨地區調運，因而才有可能獨力承擔起大規模的、長時期的救災活動。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國家的能力才顯露出衰落的跡象。由此可見，明清國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能夠起的作用非常重大，遠非近代以前的歐洲國家所能及。

反應清朝官制的《黃河督運圖· 奉旨榮任圖 》（局部）（來源：mxpm.net）

明清國家的能力、日常運作情況以及國家與地方精英之間的關系，對于正確認識明清乃至以后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都非常重要。因此之故，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指出本書“對于理解前現代中國國家的運作提供了重要幫助”；而李明珠 （LillianLi） 則認為本書的精彩分析，“對于我們理解十八世紀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是最早關于傳統國家在防備和救濟饑荒方面的作用的后傳統 （post-traditional） 的分析，它提出了一些關于國家的這種努力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影響的重要問題。……它提供了一個如何利用制度史來提出乃至回答一些重要的社會經濟問題的范式”。

在國際學界中，國家與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極為重大、同時也極為困難的問題。而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經濟的關系，則因情況更為復雜和過去研究十分薄弱，因而難度更大。魏氏在此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乃是他多年辛勤探索的結果。

本書的學術意義，還不止于上面談到的方面。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本書所體現的史觀，可以說是西方學界二十世紀后期出現的對明清中國社會經濟新看法的代表。

西方學界對明清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看法，在過去的幾百年中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大體而言，在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中期，西方對于當時中國所持的看法是頗為積極的。伏爾泰、魁奈、亞當·斯密等，對中國的評價都很高。這種積極的看法在十八世紀末開始轉變，到一七九三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 （George McCartney） 訪問中國后，即把中國稱為“一艘搖搖晃晃的、老舊的頭等戰艦”。此后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自黑格爾以來，西方學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的“木乃伊式的國家”。而明清 （特別是清代） 則是最能體現這種停滯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費正清提出了新的“沖擊—回應”理論，即中國社會并非停滯，而是有變化的。但這種變化是在外力的影響下發生的。倘若沒有外力介入，中國仍然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因此這種理論的核心，仍然是明清 （特別是清代） 中國社會經濟的自身停滯。這種理論后來又發展為“傳統平衡”、“高度平衡機括”等理論。

英國特使馬戛爾尼（George McCartney）訪問中國（來源：wikipedia.org）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中外學者質疑上述主流觀點，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論和西方的“近代中國”論。 這兩種觀點頗為相近，都強調中國的社會經濟在明清時期不僅有明顯變化，而且這種變化與近代早期西方出現的變化非常相似，倘若按照其自身的軌跡發展下去，將會像西方國家那樣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但是中國終究未發展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因此這些看法不僅無法證實，而且在理論上也無法自圓其說。 同時，由于這些看法的出發點仍然是西方的經驗，因此限制了對明清中國實際情況的深入認識。

到了最近十幾年，西方學界對中國的看法又發生了巨大變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政治學家肯尼迪 （Paul Kennedy） 曾估計說：乾隆十五年 （一七五〇） 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是英國的17.3倍。在一八三〇年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產值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的工業產值只是中國的40%。二十世紀末，經濟學家麥迪森 （Angus Maddison） 運用實際購買力的計算方法，對過去兩千年中世界主要經濟體的GDP （國內生產總值） 做了計算，得出的結論非常令人吃驚。根據他的計算，一七〇〇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在一七〇〇——一八二〇年的一個多世紀中，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四倍于歐洲。所以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不僅經濟規模在世界六大經濟區中最大，而且增長速度也是第一。世界史學家弗蘭克 （Andrew Gunder Frank） 也認為，十九世紀初期中國經濟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在當時世界經濟里處于中心地位。上述這些看法，姑且不論是否經得起仔細推敲，但都表明了一點：清代中國經濟出現了迅速增長；這個增長所依靠的不是外力，所遵循的也不是近代早期西方的經濟成長模式。

清末廣州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在“一口通商”時期，“十三行”的發展達到了巔峰，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與亞洲、歐美主要國家都有直接的貿易關系（來源：stdaily.com）

這些新看法的不斷出現，促使我們從一個更新的視角來看明清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但是這些看法也存在著一些重大的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重要者之一，是如何看待明清國家及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明清中國是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國家對于社會經濟活動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都是在這一特定環境中發生的，因此我們在研究這些變化時，不能回避國家及其所起作用的問題。

過去學界對明清國家在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持一種否定的態度，或者認為明清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阻礙了中國社會經濟的進步，或者認為腐敗、虛弱、低效率和缺乏進取心使得明清國家無法解決遇到的重大問題，無法有效地執行大規模的計劃，因而也無法如德國、俄國和日本國家那樣積極地面對外來挑戰，帶領全國人民走向近代化。這些看法無疑有其正確的方面，因為明清兩朝確實沒有把中國帶入近代化。但是這種看法同樣也有很大的缺陷，因為它無法解釋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

很明顯，以往關于明清國家的看法，基本上是以近代西方國家為標準而得出的。王國斌 （R.Bin Wong） 指出，人們通常認為明清中國的官僚制度，缺乏在西方背景下所要求的專業水準及統治行為。這些對中國實況的批評，含蓄地把中國等同于“傳統”或“近代之前”，而把歐洲與“近代”劃上等號。但是這些差異僅只是“中國”與“歐洲”的不同，而不是“傳統”與“近代”的差異。事實上，如果深入比較國家完成特殊任務的具體能力，我們就會發現明清中國國家的表現有時會超越近代早期的歐洲國家。例如，歐洲的國家缺乏能力來對農業人口增稅，因為精英對土地擁有權利，使得政府無法確立自己的新權利；歐洲的政府也無法進行人口清查。最后，在十九世紀以前，沒有一個歐洲國家能夠想出——遑論形成——一種社會輿論與文化實踐。而在中國，從公元前三世紀起，就一直通過有組織的文官機構對人民課稅；人口登記及清查制度始于兩千年前，到十八世紀政府所做的人口記錄，其范圍已遍及整個帝國。然而在此時的歐洲，卻是由教會來記錄人口統計資料。歐洲的高度制度化的宗教握有決定信仰正統性的權力，這在中國卻屬于國家權力的范疇。因此，如果使用同樣的標準來看，中國的國家從事某些活動要比歐洲國家來得早。這產生了一種與一般想法相反的可能性，即明清中國的某些實際經驗早于近代歐洲。 （《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王國斌著，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53----254頁） 因此，如果擺脫了以往國家研究中的那種西方中心論，那么我們就應當承認明清國家并非如過去所想像的那樣。到底應當是什么樣，則只有通過深入的研究才能了解。

明代戶帖 （來源： zhihu.com ）

然而，以往對明清國家的研究，不僅數量很少，而且大多集中于政治制度 (特別是官制) 以及高層 （朝廷和督撫一級） 官僚機構的活動。后者包括著許多重大的缺陷。例如，近代以前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名實不符，亦即在許多情況下，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正規機構 （如清代的內閣） ，而是非正式機構 （如乾隆以前的軍機處） ；同時正式的制度與實際的運作，也往往相互脫節。其次，高層與基層官僚機構的活動，在各方面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倘若只是著眼于規章制度和高層機構，是無法真正了解明清國家的實際運作情況的。

魏氏通過在本書和有關論著中所做的深入分析，發現了明清 （特別是清代） 國家的許多重要特點。他指出：與近代以前的歐洲國家相比，明清中國國家把人民 （特別是農民） 的物質福利作為國家要解決的頭等重大的問題。與過去相比，明清時期 （特別是在十八世紀） 國家對農民物質福利的注意重點，已從生產性活動轉到了消費。為了社會秩序的安定，國家制定了系統的政策以穩定若干重要民生物資 （特別是糧食） 的供給，并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干預食物供給狀況。清朝創建了一個復雜的糧食供給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朝廷向各地地方官員收集糧價、氣候和降雨的資料，以預測何時何地可能發生嚴重缺糧以及研究如何做出反應。而中心是建立與維持一個儲糧數百萬噸的倉儲系統。這些糧倉主要建立在縣城和小市鎮，代表著國家對普通人民物質福利的承諾。這些做法在歐洲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清代畫家江萱所繪《潞河督運圖》（局部），可見清代漕運盛況（中國家博物館藏，來源：caanet.org.cn）

明清國家遵循的基本國策是擴大與穩定生產及分配，以創造穩固的財政收入來源和安定的社會秩序，從而維護和擴大其統治的能力。這一點并不足為奇，值得重視的是它為達到此種目標而進行的選擇，而這些選擇大不同于那些在歐洲傳統中想像出來的具體目標與策略。因此，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碼生存權利的物質利益手段，早在它們成為近代福利國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國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正因如此，魏氏認為清代國家雖然不是韋伯所說的福利國家，但也是一個“務實性”的國家。同時，十九世紀之前的救災制度表明中國國家有能力建立一個巨大的和復雜的結構，以在廣大的范圍內影響人民的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個結構運作相當有效，從而大大減輕了自然災害對普通人民的打擊。這說明當時的國家，不僅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執行大規模的計劃，以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從而表明中國國家比起當時的歐洲國家來說，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強烈的使命感。魏氏得出的這些結論，對于正確認識近代以前中國國家的特點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還想說幾句：

二十世紀后期，國際史學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因此對以往流行的各種成說、理論及研究方法都展開了全面的檢討，以重新認識歷史 （特別是非西方社會的歷史） 。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這個工作也日益深入。到了一九九一年，費維凱 （Albert Feurwerker） 在美國亞洲學會的主席演講中，發出了在中國研究中，應“對研究對象進行重新的估量、描述和分析”的號召。到了二十世紀最后十年，國際學界在重新認識明清 (特別是清代) 中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漸形成了一股以“加利福尼亞學派 （California School） ”為代表的新潮流。然而，早在二十年前，本書就已在重新認識明清中國國家的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因此本書為以后國際學界重新認識明清中國社會經濟真實情況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對于今天正在興起的對明清中國的新認識，本書實際上乃是一個開端。就此而言，它在國際中國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中，已經留下了永久的痕跡。

（《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魏丕信著，徐建青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出）

*文中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文章版權由《讀書》雜志所有，轉載授權請聯系后臺

閱讀原文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