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維曦 清華大學清新時報

作者 | 王維曦

責編 | 張藝璇

排版 | 彭欣怡

小歡喜劇照

（圖源網絡）

學生：“不是在上課外班，就是在去上課外班的路上。”

家長：“孩子們‘放學的點’可不是指公立學校定的下午四點，而是課外機構下課的時間——一般是小學生晚上八點，初中生八點半，高中生九點。”

教育部：“（校外）培訓結束時間不得晚于20：30。”

機構報告：“中國城市學生每周參加課外輔導的平均時間為10.6小時。到2020年，全國K12（學前至高中教育）課外輔導服務整體規模預計超過5000億元。”

學生：“不是在上課外班，就是在去上課外班的路上。”

家長：“孩子們‘放學的點’可不是指公立學校定的下午四點，而是課外機構下課的時間——一般是小學生晚上八點，初中生八點半，高中生九點。”

教育部：“（校外）培訓結束時間不得晚于20：30。”

機構報告：“中國城市學生每周參加課外輔導的平均時間為10.6小時。到2020年，全國K12（學前至高中教育）課外輔導服務整體規模預計超過5000億元。”

近日，熱播青春劇《小歡喜》收官。該劇主要講述了三個面臨高考的北京家庭的故事，因劇中片段一次次映射現實且直戳學生和家長心窩而頻上熱搜。

“我給你把六科都報上，每天放學以后直接上這兒來上補習班。”

“你不要對媽媽有敵對情緒。”

“我就是比成績，我什么都不跟你比。”

“別的方面沒有用，考大學只有這個成績。”

劇中，被公認生活在最幸福、最有愛的家庭的高情商男孩方一凡，再也受不住母親童文潔的這通責怨。

小歡喜劇照

（圖源愛奇藝播放平臺）

他朝母親怒吼回去：“從今天開始我不學了，你報班，你多報一點，你自己去上那個班……”

盡管家庭情況各異，孩子學習成績也有好有壞，但在面對高考時，無論是《小歡喜》中還是現實中，家長們都展現出了相似的焦慮。

跨年冷暖

2018年的跨年夜，北三環西路輔路在導航上顯示為紫紅色。不到800米的距離，導航給出的預計通過時間是6分鐘。

打著雙閃的違停車輛近乎擠占了兩排車道，附近的居民都清楚違停的原因——這是教輔機構云集的海淀黃莊和大鐘寺的“集聚效應”。居民們調侃說，海淀黃莊和大鐘寺都有著“宇宙補習中心”之稱。不一會兒，身著紅白相間校服的人大附學生、藍白相間校服的四中學生就三五成群地走向大鐘寺地鐵站。

大鐘寺附近基礎教育階段培訓機構一覽表

大鐘寺靠近北大附中與人大附中等北京重點高中，附近各類補習班云集。

（記者由百度地圖數據統計制圖）

因期末將至，坐落于此的某知名課外補習機構在晚八點有余仍燈火通明。而那些來接孩子的家長們，此刻聚集在教室后門，窺探著自家孩子的動態。

吳杰便是其中的一員。白天在單位，他是要“趴窗眼”的班主任；晚上回到家，他便如《小歡喜》中善于調和母子矛盾的“和事佬”方圓一般，是不插手孩子學習事務、只管做好后勤保障的“奶爸”。

吳杰說，孩子媽媽唱了紅臉，他就不得不唱白臉。“一周光在黃莊和大鐘寺就有五個補習班，我得讓孩子有口氣喘。”

當天上午，孩子撒嬌說跨年夜不想去上課。孩子媽媽立刻搬出了一堆的理由，懟回了孩子的“任性要求”。為了避免無謂爭吵，“佛系爸爸”吳杰已經習慣了在自家孩子的教育問題上保持沉默，只是淡淡地說了句：“那爸爸晚上接送你。”

在家庭教育中，母親常常掌握話語權，媽媽們對子女教育的關心演化出了“媽團”這一群體。

“第一次去女兒的家長會，我發現出席會議的家長們彼此都很熟悉。那時候，我和女兒已經被‘組織’遠遠地被丟在后面了。”李秀梅因工作錯過了女兒上初中后的兩次家長會，而讓老公參加的結果，便是她根本不知道“媽團”的存在。

“媽團”的負責人人稱“魏總”。同《小歡喜》中的宋倩老師一樣，她女兒成績也穩居年級第一。聽我稱呼她“魏總”，這位性格直爽的東北母親趕忙笑著解釋道：“其實我不是總，是家長們客氣，把我當成‘媽團’的總了。”

以前有家委會，現在有“媽團”。“魏總”以為，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媽團”將家長管理范圍從課外生活延伸至課外學習。“媽團”的家長們如同星探一般，共享課外班和授課教師的信息，當他們認為某位教師適合教他們的孩子時，便各顯神通，通過長期積累的教師人脈網，齊心協作將這位老師請來補習。

于是，同班同學也成了課外班同學。

“課外班甚至成了我們的第二集體，沒去的人第二天在學校都接不上梗。” 李雨涵曾征戰于課外班疆場，如今已升入北大，她們班很多同學的外號都是教她們三年的課外機構的老師起的。

理想前后

1985年出生的年輕母親尤然，在懷孕時便開始讀西方教育學書籍：“我表弟從小學開始每周四五個課外班。我當時說今后絕不能讓自己的孩子這么辛苦。”于是，她帶著七歲的孩子去公園、去旅行。盡管發現這些地方鮮有孩子同齡人的身影，“但這并沒有動搖我給孩子一個美好童年的決心”。

“最終擊垮我教育理想的，其實是來自孩子的責怨。”

讀一年級的兒子期末考試得了95，卻位列全班倒數，回家后哭著向母親抱怨說，同學告訴他，課外班老師帶著做了跟期末考試幾乎一樣的題，別的媽媽都送孩子去了，可她沒有。

“你就知道帶我去瞎玩。”孩子吼道。她趕忙寬慰孩子，先向孩子道歉，然后哄他去睡覺，再為他把第二天上學帶的書包整理好。

“如鯁在喉，哭了一整宿”——尤然這樣描述那一夜的自己。

“你就知道帶我去瞎玩。”她又小聲嘟囔了一遍孩子的話。

我一時竟也沒能接上話來。

事實上，針對課內考試的補習班只是冰山一角。黃偉為某知名教育機構創辦伊始便入職的名師，他認為，課外輔導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校內教育職能的極其有限，它不包含幫助學生取得課外考試獎項，這使“報班熱”被推向又一個高潮，“課外補習是大家公認的捷徑”。

換而言之，盡管教育仿佛被一個個考試分割成了不同的賽道，但殊途同歸，家長為了孩子先到終點，既想為了少跑幾米跑內圈，還會想方設法地往起跑線前面湊。

曾經懷揣著教育理想的尤然，也被推著走上了賽道。經濟學出身的她感嘆道：“如今的教育像極了搞惡性競爭的市場，為了不被市場淘汰，你就得比別人多學，你就只能參與越來越多的課外學習，否則就是放棄競爭。應試就是接受挑戰。”

在高度市場化的課外補習機構眼中，幾乎每位家長都是潛在消費者——

“您好，您家孩子今年要中考了，我們這邊有各科的補習教師，他們都來自名牌高中……”

在因自己被“媽團”落下而深感焦慮的時候，李秀梅曾跟這種電話另一頭的話務員進行過更加深入的溝通。她發現這些話務員就像是為人量身定制旗袍的裁縫，熟悉各校教學情況，也深諳家長心理。他們不是普通話務員，而是月薪超過校內在編高級教師，月入過萬的教育咨詢師，又稱課程顧問。

智聯招聘在線課程顧問薪資

（圖源智聯招聘網站）

北京世紀好未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即原學而思）在智聯招聘網上發布的招聘公告顯示，教育咨詢師其職責為“提供課程咨詢服務，促成簽單”，基本要求是“熟悉教育服務產品，負責課程銷售，準確把握客戶需求”。銷售成了教育行業的頭等大事。

“供給側改革，課外輔導行業走在了前面。”一所北京知名高中的語文教研組組長王文老師半開玩笑地說道，“課外機構比公立學校的產業鏈長太多了，所以它有市場。”

“產業鏈長太多”，確是如此。產業鏈向上游延伸，是技術研發環節。前程無憂等招聘網站顯示，諸如學而思、巨人教育等大型輔導機構，不僅招募教學人員，還招聘專職研究教材、規劃課程產品的人員。產業鏈向下游拓展，便會進入到市場拓展環節，教育咨詢師這一職位和鋪天蓋地的課輔廣告的存在便是體現。

據全球知名咨詢公司德勤的研究數據，中國城市學生每周參加課外輔導的平均時間為10.6小時，且截至2017年底，全國有超過10萬家K12（基礎教育）課外輔導服務供應商，到2020年整體市場規模預計超過5000億元。

“課外輔導班給你的選擇非常多，總有一款能滿足你（的需求）。在課內教學還是大鍋飯式教學的今天，課外班那種為你量身訂制的感覺讓大家的獲得感多一點。”王老師如此分析報班者的心理。

價值多寡

群體心理學認為，群體的形成，需要成員心理之間有依存關系和共同感。

令人不解的是，為何同校同班同學家長的身份不能讓家長們構建起這份相互依存的共同感，偏需是以共同參加某一補習班才能團結家長、形成“媽團”等類似組織呢？

“魏總”解釋道：“課內我們插不上手，但在課外，我們能一起為給孩子提分使上勁。”

在為孩子“減負”的路上，“媽團”成員各有分工。“魏總”負責“掌握大局”——制定規劃，聯系好老師，避免孩子們走彎路。張廷媽媽是全職母親，她的任務是為一起補習的孩子購買盒飯。天翼媽媽有組織大型會議的經驗，她負責在學校周圍尋找教室——西單的寫字樓、金融街附近的酒店會議室、圍棋學校的教室，都曾是他們為孩子挑選的就近補習的地點。

家長齊上陣的這一幕，像極了《小歡喜》中三位媽媽勠力同心地將教師界的“四大天王”請到家中為孩子們補習的場景：楊楊媽媽負責邀請老師并提供上課場所，一凡媽媽和英子媽媽則為家中的老師和孩子們做一席豐盛的飯菜。

媽媽們策劃邀請“四大天王”

（圖源“電視劇小歡喜”官微）

家長們在本職工作之外又有了第二份職業，他們渴望孩子提升成績的急切心情可見一斑。

當然，“媽團”終究無法凝聚其一個班級里的所有家長，也并非所有孩子都裹入了“報班熱”之中。李秀梅女兒所在的班級里，就有兩位“逆勢而為”的家長，都曾入過“媽團”，卻皆在不久后退出。

“魏總”依舊關心著這兩個孩子的狀況：“一個孩子學得依舊出色，但那孩子天資聰慧，有自己的學習方法；另一個剛不上（課外班）就掉隊了，原來年級前十，后來班里墊底。”

“學得好，是孩子優秀，一般人比不了；學得不好，是家長沒進‘媽團’、沒給孩子報班，一般人不能學。”李秀梅的女兒曾在飯局上如此評價媽媽加入“媽團”時的邏輯，引來眾笑。

“孩子啊，還是不能理解當家長的苦衷。”李秀梅稍作嘆息，“誰敢以自己孩子的前途為賭注，去挑戰這么多人公認的‘鐵律’。”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王冉清楚，自己的媽媽便是這么想的。只是，為了踐行這條若有若無的“鐵律”，她的家庭要付出更多。

一家三口擠住位于五環外不足四十平米的大開間里，沒有無線網，父母月收入不足六千。可這都并不影響媽媽“大手筆”地為王冉報了三個補習班。“可我學不進去。學而思有Wi-Fi，家里沒有，我上課就是看手機。”

作為教師和父親，王文理解家長們的“花錢買安心”的心理。

“但若是把‘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用在了課內教育和課外補習上，就太過滑稽了。”

體制內外

吳杰平日里也總聽孩子們吐槽，說他們不是在上課外班，就是在去上課外班的路上。

但吳杰坦言，“不能說上課外班沒用，兒子也認同這點。”吳杰說，孩子這學期主動要求報英語補習班，他對上課外班的小情緒只是日常的抱怨撒嬌，“他就是想告訴家長，他很不容易”。

曾是競賽班學生的唯唯，自小學三年級便開始上課外班。“如果（在校內）遇到新課，我會心慌的。”曾有一次物理課，唯唯的老師講了高考不考、因此課外班不會講解的內容，但他從頭到尾沒聽進去一個字。“我壓根沒聽學校老師講過新知識，完全不適應這種方式。”

但是，唯唯這種“由外至內”的學習方法，反而使他的排名長期處在年級里的靠前位置。

曾經瘋狂補課的海淀黃莊

（圖片源自網絡）

家庭有為孩子選擇課外輔導的自主權，這使得學校已不是開展教育的唯一主體和唯一權威。家校配合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部分轉化為了校內外教育機構的配合。

據“魏總”介紹，“媽團”在課外學習中整齊劃一的前進步伐，使學校開展一切教學活動都不能忽視了這個“地下組織”的存在。

“許多家長把‘知識付費’理解錯了，只愿意給孩子找貴的。我們這一學年只收四百四十塊錢學費的，家長信不過啊。”盡管王老師有教研組長的“光環”，但還曾有學生“在校內請假，在校外補課”，不愿相信自己老師的實力。

“雖說家長希望課內外學習能優勢互補，但課外機構教學的不系統和往昔一味追求進度超前攪亂了課內的正常教學秩序。”這位被從高考大省“挖”到北京的生物特級教師認為，從長遠地看，課內外教學思路的沖突對學生的學習十分不利。

唯唯想了想自己的學習經驗，由衷說道：“北京高考的改革方向，就是考最根本的東西，書本上最基礎的東西，課外班不講的東西。”

師生得出一致結論：課內課外難以兼容。

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下稱“減負三十條”）。自新政頒布，諸多課外補習機構為完成“減負三十條”的要求，已然調整了自身的課程設置和授課時間。

教育部“減負三十條”

（圖片源自教育部官網）

以學而思官網發布的、即將開始的2019-2020秋季學期工作日晚間課程為例，無論是小學生還是初高中生，其下課時間最遲皆不超過20:20。這與家長講述的一年前的情況大不一樣：“孩子們‘放學的點’可不是指公立學校定的下午四點，而是課外機構晚上下課的時間——一般是小學生八點，初中生八點半，高中生九點。”

可見，課外補習機構正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拓展出新的市場空間。

但由于 “減負三十條”對線上教育管理存在管理空白，又出現了部分家長通過借高年級學生賬號上課、買往期錄播課等方式，變相實現讓孩子提前學的目的的行為。

2019年7月12日，教育部等六部門針對這一問題發布了《關于規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再一次明確了線上培訓的時長與時間規范、授課內容規范等內容。

一邊是課外補習機構為滿足市場需求和自身盈利需要，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不斷向規定之外的灰色地帶進軍；一邊是政府以“見招拆招”的方式不斷完善規則，略顯滯后地掃除不斷顯現出的灰色地帶。

吳杰認為，條例的出臺只能約束機構，“連孩子媽媽的想法都改變不了，一時半會兒就更改不了‘補習熱’的大環境。”

到底該如何撫平“童文潔們”的焦慮，如何讓“方一凡們”免因受課內外雙重學業的疲憊，仍需政府和全社會的智慧。

（注：文中吳杰、李秀梅、李雨涵、王文、張廷、王冉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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