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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記錄過中東的戰火,如今拍出跨文化教育紀錄片


文 | 二維醬
“我去格爾木。”周軼君在機場值機柜臺前說,然后拿起手機繼續跟我聊關于教育的話題。這是8月15日下午,周軼君籌劃拍攝了近一年、跨越六個國家的紀錄片《他鄉的童年》剛剛在西安殺青。來不及休息,她在機場將裙裝換成便裝,無縫銜接下一輪行程的連軸轉:先上青藏高原,在海拔4800米的三江源地區完成一個英文紀錄片的出鏡工作,第二天凌晨四點就要起床;再過兩天,她要飛往武漢,去采訪江豚保護的環境專家。
這樣的奔波對于周軼君來說并不陌生。2002年到2004年,她曾是全球唯一常駐以色列加沙走廊的國際記者,終日穿行在戰火紛飛的中東地區,在充滿流血和沖突的地方記錄著一個個生與死的瞬間。
那時的她,一身黑衣黑褲,背著黑色的包,扛著黑色的相機,仿佛游走于刀尖的獨行俠。離開加沙兩個月的時候,她在街頭商店鏡子里看見自己身上的裙子,覺得有點怪異。她已經有兩年沒穿過裙子了。
“記者總是從別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總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們呢?”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書《離上帝最近》中,周軼君寫下了這樣的感受,她發現瑣碎生活的力量如此之大,曾經烙印在記憶中那些玻璃窗上的震顫、爆炸的轟鳴、絕望的呼喊、刺鼻的血腥,在陽光下恍如隔世。
到2017年這本書再版時,周軼君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書名改為《中東死生門》,“生死是一條直線,死生則不然。”她提到自己最近幾年仍會去一線,但考慮家人多一些。第二本書《走出中東》是她在鳳凰衛視繼續近距離觀察中東的記錄,伴隨女兒初生的啼哭寫就。在新生兒的面孔上,作為母親的周軼君窺見了人類的成長。女兒凝視第一次出現的事物的模樣,就如同今天身處變革忽至的世界中的我們,無法預知將被帶向何處。
有越來越多的網友認識她,通過鳳凰衛視那檔高口碑的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以及后來的《鏘鏘行天下》和《圓桌派》。她是節目的常駐嘉賓,與竇文濤、梁文道等人坐在一起談論當下社會的種種現象,兼具戰地記者的沉穩大氣和女性視角的細膩,還被馬家輝親昵地稱呼為“小君君”。

如今走在街上被人認出來,多半是因為節目,但周軼君覺得更加珍貴的,是還有人通過她的書、她的寫作來認識自己。即便這兩年她的寫作變少了,有些困擾纏繞在心里,她發現原本應該自由開放的互聯網,被切割成無數的“密室”,充斥著各種單方敘述的內容,她不知道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會被歸到哪個“密室”里。
她也想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長大。拍攝跨文化教育紀錄片的初衷,是周軼君試圖解答自己在育兒過程中的困惑,去更廣闊的世界里尋找答案,卻因此忙于出差。她跟女兒開玩笑說,“媽媽拍這個紀錄片,是離開你,去尋找教育你的最好方法。”但她知道,最好的教育其實是陪伴。
一個成年人的自我發現之旅
今年六一兒童節,周軼君發了一條圖文微博,她跟三個印度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最初只是想為孩子們尋找更好的教育方式,意外的,遇見了自己來時路上種種心結。它是關于成長的無限可能,也是一個成年人的自我發現之旅。”

在周軼君為紀錄片組建的團隊中,有一些很年輕的同事,他們最初對教育、對小孩這些事情完全不感興趣,表示不打算結婚,不想要孩子。有位95后的成員,去第一站芬蘭之前就向她說明,只是陪她過去,對這個話題一點興趣都沒有。初到芬蘭看到幼兒園里滿地亂爬的“洋娃娃”,周軼君覺得可愛極了,年輕同事卻在默默吐槽。
但是過了幾天,那位年輕的姑娘主動來跟她分享了一件事。她發現在芬蘭,家長很尊重孩子,把他們當成年人對待。讓她想起自己小時候,有段時間特別喜歡看偵探小說,她爸爸就跟很多中國家長一樣干預,不準她看這種沒用的書,她聽話沒再看。就這樣,一些興趣在不經意間被扼殺了。當她看到鏡頭下的孩子可以如此精神飽滿,揮灑元氣,似乎找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她告訴周軼君,突然覺得有個孩子不是那么可怕的事。
籌備已久的紀錄片即將接受市場考驗,周軼君心里有忐忑,但周圍人給了她這樣的反饋,又讓她有了幾分安心。她最初自己只是作為一個有困惑的媽媽,想尋找全世界關于教育孩子的智慧。但走著走著,她發現意義不止于此,這也可以是一趟成年人回顧自己成長過程的旅程。
很多家長認為自己在不那么完美的環境下長大,孩子也可以,順其自然就行。走了一圈再回來的周軼君覺得,這可能是一種誤區,“如果你看得足夠多,眼界足夠寬廣,會發現有更多的選擇,更多的可能性。”
周軼君在上海長大,父母都是普通職工,她在普陀區的一條街上從幼兒園讀到高中。生在上海對她最大的影響,是從小就能接觸到很多國際化的事物。她記得小時候看過日本攝影師久保田博二的展覽,對攝影、對視覺的興趣就是在那次點燃的。
當時最讓她著迷的是文學。印象里最美好的一個暑假,她躺在涼椅上,一口氣讀完了《圍城》。對于孩子來說,那似乎是距離遙遠的故事,但她心中有無可比擬的快感。她想,如果以后能成為文學編輯,就是最崇高的事業了。
后來陰差陽錯,周軼君讀了阿拉伯語專業,這將改變她之后的職業方向,也為看待世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不過在報志愿時,她想的只是要去北京。90年代北方文化興盛,有王朔、竇唯、張楚等人,對這個上海女孩來說有種致命的誘惑。
畢業后進入新華社,周軼君一心想做國際新聞記者,得知加沙有一個外派名額時,便主動請纓,用“女性的耐力比男性的爆發力更重要”的陳述打動了社長。當時的加沙地區戰火不斷,槍林彈雨,讓人避之不及,但年輕記者渴望經歷和榮譽,“有血液涌動的感覺,非常想去。”26歲的周軼君成為常駐加沙的唯一國際記者,一待就是兩年。
初出茅廬就接觸到世界上沖突最激烈的地方,直面宏大復雜的議題,那時的熱情和孤獨,都成為周軼君最為珍貴的人生經驗。后來她在看李安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時,覺得特別感同身受,兩個世界的巨大反差,在她剛回國時也尤其強烈。
那片地區總是吸引著她,一次次回到危機四伏的中東。在鳳凰衛視擔任時事觀察員的周軼君,見證了2010年從突尼斯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在中東乃至全球的蔓延。做新聞的形式從文字和照片變成視頻影像,她需要頻頻出鏡和走上主播臺。這種轉型在她看來只是在操作層面上,而更為根本的,屬于新聞專業主義的思維是一脈相承的。
當她寫完記錄這段經歷的《走出中東》,發現“阿拉伯之春”已經快要被人們遺忘。“但其實這件事一直沒有解決。”周軼君說,“現在看到全球一些年輕人在抗爭,如果不理解他們的初衷,我們永遠沒辦法解決它。”
如今,她再次轉型做教育方面的紀錄片,從內容上,似乎跟之前鉆研的中東問題沒什么相關性,但有一件事她覺得不曾改變:向廣闊的世界尋找答案,不斷地解決自己的困惑,并且相信得到的啟示對大多數人也有幫助。
十年后再到以色列
講故事的方式變了
《他鄉的童年》從去年9月開始籌備,周軼君第一次嘗試自己做導演。多年戰地記者的經驗,讓她能夠游刃有余地應對一些突發狀況,比如在陌生的國度找到對的人脈資源。但是拍片子燒錢的程度超出了她的預料。
“你看《圓桌派》這季最后幾集就知道,我都沒有新衣服可以換了。”
周軼君決定拍紀錄片時很干脆,但回過頭來發現確實低估了它的復雜性,需要團隊溝通協作,時間很緊張,跟之前寫書完全不一樣。這部紀錄片是由周軼君創辦的所以然工作室與優酷聯合制作,她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資金,但過程中還是有幾乎支撐不下去的時候。到現在她依然覺得有困難、忐忑,她也會想,這樣慢節奏、注重思考性的內容,是不是不適應這個娛樂化時代?
至少這個過程對于她來說是彌足珍貴的。每次探訪其他國家的教育方式回到家中,周軼君會跟孩子分享她收獲的趣事。比如在芬蘭的森林里,老師給她看被不同動物吃掉的松果,可以根據上面的咬痕來判斷是松鼠還是老鼠吃的,以此訓練孩子仔細觀察事物的能力。
在日本,她發現幼兒園里的孩子每天都有密集的體能運動,園長告訴她這叫“完全燃燒”,要享受燒完后的喜悅。

對比看中國的孩子從小忙功課,沒時間活動,體育課一跑就累,周軼君為此擔憂。她想起自己小時候喜歡跑步,經常早上跑步去真如老街吃羊肉。運動習慣讓她至今保持著不錯的體力,有年輕同事說,你是不是偷偷吃人參了?
她在以色列看到四歲的孩子拿著釘子錘子做手工,尺寸比較小,但都是貨真價實的工具,而不是玩具。令人感慨的不僅是對孩子動手能力的培養,還有家長對孩子的信任,相信他們可以自己去完成一些有風險的事情。
“這個片子不會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開闊眼界的東西。”周軼君說,其他國家的教育經驗并不能直接移植,但可以打開人的思維。“你要知道別人面對問題時是怎么想的,才會發現原來還有這么多可能性。”
對于以色列,周軼君有更深的感情,她曾親眼見證和記錄了巴以沖突的殘酷現場,但十年后回到這里,她發現故事換了一種講述方式,在她眼前徐徐展開的圖景不再是呼嘯的槍彈,而是創業者的樂土。

回到闊別已久的以色列
她接過一個13歲的以色列少年遞來的名片,上面寫著某某企業CEO;來自世界各國的團隊每天穿行于此,試圖從這個具有創造性的國度取經;她采訪了一位市長,得知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的50%以上……
最讓周軼君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以色列攝影師。他們在每個國家拍攝時都會請當地的攝影師,通常攝影師會帶很多笨重的設備,恨不得有助理幫忙背著。但以色列的攝影自己想了一個辦法,把三腳架抽出了一條腿,然后拿舊皮帶打了一個洞,用腰部就能把腳架支撐起來,拍攝時非常靈活,不需要其他穩定器。
紀錄片拍攝的足跡遍布芬蘭、日本、印度、英國、以色列,最后再回到中國。在西安殺青的最后一期,講的是國內傳統文化與現代教育觀念的碰撞。
生活在香港,有一雙混血兒女的周軼君,感覺現在的孩子們從小學英語,中文的教育對他們來說反而是更難的。女兒喜歡迪士尼的公主,但周軼君給她講西游記的故事時,聽到大鬧天宮、蝦兵蟹將,女兒聽得特別入迷,覺得那樣的想象力更宏大。
她看到國內有的夏令營教孩子們扎風箏,從中講幾何,講美術,講歷史,還會引導大家去思考為什么中國發明了風箏,卻沒有發明飛機。在上課之前,老師先讓同學們自己討論要不要做作業,所有的規則由他們討論出來。
這樣的教育方式讓周軼君受到觸動,不是灌輸知識點,而是真的在傳授知識。她回顧自己學生時代上過的課,很多知識點都還給老師了,記得更清楚的反而是課外看的閑書。
她總結說,自己喜歡的是學習這件事本身,從未停止過學習。所以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對獲取知識這件事產生興趣。
前段時間因為出差太多,周軼君的兩個孩子有意見,于是他們開了個小會。周軼君讓他們說說為什么不想讓媽媽出差,不好的理由是什么,有什么解決方法。最后孩子們給媽媽定下了一個規則:每次連續出差不得超過七天,一年不超過六次,特殊情況可以申請他們的批示。
因為這樣的時刻,周軼君發現自己身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她曾經跟其他人一樣,覺得父母不努力工作,怎么養活孩子?現在她會跟孩子們坐下來討論,工作到底是為了什么?比錢更重要的東西是什么?她發現生活中有無窮無盡的事情等著他們去探討,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她同時不斷在修正自己。
因為職業習慣,周軼君一直都關注著國際時局,她覺得無論是誰,做什么工作,都應當關心周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現在,她對教育的話題更加敏感,觀察世界也找到了一套新的講述方式,她覺得教育跟一切都相關,“教育就是每個人的生活,是關于所有的事情。”

Interview
三明治:你提到拍《他鄉的童年》是因為在教育孩子過程中有很多困惑,具體是什么?
周軼君:我們做父母都沒有經過訓練,經過考試,可能知道一些大的原則,但自己會忍不住,會犯錯。
我不太能舉出特別的例子,只是有一些困惑。覺得現在的教育跟以前差不多,還是依靠考試分數,但他們面對的未來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三明治:拍攝了這么多個國家,你最欣賞的是哪個國家的教育方式?
周軼君:我回來跟女兒說,最好是兩三歲的時候去日本,接受一下嚴格的身體規訓。小學的時候去芬蘭,可以接觸大自然,享受自由。中學去以色列或者英國,一方面鼓勵創意,另外對學科成績也比較重視,還有課外的培養,戲劇、美術、音樂全面發展。印度嘛可以選擇一個夏令營。每個地方都各有所長。
三明治:家人帶孩子跟你有什么不同,產生沖突怎么解決?
周軼君:如果我在房間里聽到小孩在哭,第一反應就會沖出來,但如果是先生聽到孩子哭,知道孩子旁邊有其他人,就不會沖出來。當媽媽就會有種時刻不放心孩子的感覺。
觀念上當然也有沖突。比如我媽媽從上海過來幫忙帶孩子,因為快開學了,周末也要讓孩子做算術題,但我先生就覺得沒必要,而且那個題比學過的難一些。再比如我堅持要讓孩子吃得很健康,但他們爸爸就覺得可以吃點垃圾食品。
沒什么特別好的方法,有時間就多解決一些。孩子自己會看清楚,怎么利用你們矛盾尋找適合他們的方式。我跟孩子商量,要說出他們需要什么,喜歡什么,給他們一些自己的選擇。就拿看電視這事情說,如果你能有多時間陪他們玩,就不太需要看電視,如果多帶他們出去玩,就不那么容易沉迷屏幕。
三明治:很多人是因為談話綜藝節目認識了你,這跟做新聞很不一樣,要接受觀眾挑剔的目光。你會在意觀眾的評價嗎?
周軼君:有時候會收到網友關于我們在節目里觀點的探討,會有一些更深入的補充。我覺得觀眾跟我們是平等的,更像是聽友、視友,交流應該是挺平等的。
我現在會看彈幕,以前從來不看,現在覺得很有意思,甚至到了不開彈幕覺得少點什么的地步。觀眾的評價對我非常重要,讓我去思考不同角度的事情。
三明治:在關于中東的兩本書里,寫過很多人的故事,你跟他們現在還有聯系嗎,怎么看待后續發生的事情?
周軼君:去英國拍片的時候,錯過了一個熟人。他是一個埃及的革命者,被放逐到了英國,我在《走出中東》里有寫到。本來想跟他見一面的,但因為太專注拍片子就完全忘了這件事。
我是希望能繼續跟他們保持聯系,是超越了寫書對象的存在,他們的命運非常有意思。在我寫上一本書的時候,“阿拉伯之春”這個事很快被人們忘記了,但其實這個事一直是沒解決的,還在全球蔓延。現在看到全球一些年輕人在抗爭,我聽到有人說是經濟原因,就覺得跑錯了方向。我在書里寫得很清楚,關于互聯網造成的一些透明和不透明的現象,大家需要怎樣的生活。從中東到很多其他地方,抗爭的青年不是跟你談有沒有工作的事情,而是談他們的價值觀,不理解這個問題,就不能了解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是什么。
事情是追求平等的價值觀、夢想引起的。最后會演變成另外一件事,中間會觸動其他的狀況。比如在烏克蘭就觸發了地緣政治,完全變成了舊式的戰爭。但我們還是要理解初衷是什么,不然我們永遠沒辦法去解決它。
三明治:最近很多引起全民討論的話題都來自視頻,比如《樂隊的夏天》《長安十二時辰》《哪吒》等等。在現在這個大家更傾向看視頻的時代,文字還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價值?
周軼君:我覺得這個時代對寫作者來說肯定是一個挑戰,金字塔塔尖的人會收獲越來越多,其他人想出頭可能會更困難。這幾個爆款,長安和哪吒不都是寫出來的么?真正寫得好的人會收獲更多。
所以這就是說,你要如何面對你的寫作。
紙質書籍的衰落已經發生了很多年,現在全球還有爆款的書籍出現,只是人們對書籍的需求不一樣了。閱讀本身有純粹的樂趣和快感,就像我在暑假一口氣讀完《圍城》,這種快感現在更多被視覺化的內容取代。可是這些爆款終究還是喜歡讀書的人做出來的,你看那些樂隊的歌詞,也有文學化的表達。只是創作分散到了不同的媒體里。
三明治:最近看過印象最深的書籍和影視作品是什么?閱讀量跟之前相比變化大嗎?
周軼君:閱讀量跟以前不能比,不是視頻的問題,是時間精力越來越碎片。我希望拍完片子能集中時間讀書,我現在能提出問題,能自己去找一些答案,跟以前不一樣。
我在看《人類群星閃耀時》,好多歷史是不知道的,寫法也有意思。我也會集中看某一個人的作品,一直很喜歡陳樂民的書,他是歐洲問題的專家。寫得脈絡非常清楚,特別受教,而且他做學問的態度嚴謹謙遜,不斷挑戰自己的觀點。另外還有看漢學家卜正明的書。
影視經常看Netflix,我喜歡看燒腦劇,像《西部世界》《暗黑》,還有歷史劇《王冠》。
有時會重復看一些很下飯的視頻,看很多遍,比如《老友記》《欲望都市》。我經常覺得自己是個挺無趣的人,不想把自己搞得太深刻了。
周軼君制作的紀錄片《他鄉的童年》8月28日起,每周三零點在優酷獨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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