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下過雨，深圳南山區的城中村街道泥濘，卻擠滿了各色攤販：賣盜版碟、瓜果蔬菜、烤扇貝生蠔，還有小孩子窩在西瓜攤上寫作業。隔一條街，有一棟加蓋的四層連體樓房，每層20戶，每戶30多平米，昏暗的樓道里堆滿了撿來的垃圾。小熙就住在這里。她是一名IT程序員。

小熙來自湖南益陽農村，在L公司上班，做產品前端設計。2009年經老鄉介紹來到深圳，住在城中村。客廳依稀的燈光下，堆滿了衣物、行李、瓶瓶罐罐。我倆把西瓜切開，一人一個勺，開始舀著吃，墻上蟑螂聞到甜味，歡快地跑來跑去。談起自己的家庭，小熙說：

“我不太回家。但是經常寄錢給他們。家里的兩個弟弟需要交學費，得幫他們。當程序員比其他行業的女孩子掙得多。我能多掙，就得多幫助家里。我自己也能存些錢……而且老板說，干一段時間就幫我漲工資。”

20世紀以來，中國數字化產業蒸蒸日上，互聯網技術突飛猛進，相關就業人口超過5000萬，但性別卻始終缺席這一盛宴。建構這一數字帝國背后的成千上萬的“碼農”，一直是都是“隱形人”，更別提還會有人記得IT里面的技術女性。這群女性是誰？來自哪里？都在干些什么？IT技術于她們又意味著什么？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在2015年準備博士論文的時候扎進田野，想要了解性別與技術如何在中國數字化浪潮的不斷變動中互相影響、互相解釋。

成為“程序猿”

對于很多女性來講，成為一名IT程序員讓人羨慕。那么，為什么這群女性想要成為程序員？在最初的職業選擇過程中，是什么因素左右了她們的擇業？成為程序員之后，她們又如何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

研究發現，父權制仍舊是很多女性程序員擇業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一點在來自農村地區的女性當中體現最為明顯。與以往凸顯男性氣質的諸多發現不同，我的田野資料呈現出來的女性擇業，最主要的并不是“興趣愛好”或者是“對編碼、程序的癡迷”，相反，“收入高”“比較體面”以及“早點幫襯家里”成為她們擇業考慮的重點。程序員花花說：

“當時小，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報志愿的時候，我家鄰居的姐姐，之前在廣州工作工作，說當程序員學軟件，收入高，比去工廠打工高很多。我就報了。”

作為農村女孩，掙錢養家的責任在她們看來遠大于自我發展和接受教育。在諸多訪談者中，如小熙一般每月寄錢回家、供弟弟上學的例子不在少數。這種“打工妹”的身份認同在出身農村的女性程序員里表現尤其突出。相較于城市長大的女性，來自農村地區的女性程序員對于自己“打工妹”的身份更加認同和敏感。她們來到深圳的原因多是“靠老鄉”或“有老家的朋友介紹”，在大城市一起租房、“抱團取暖”的情況比較多見。

上到大三的時候，花花來到深圳南山區，在一家教育網站公司實習，后來就留下來做數據分析。相較于自己在工廠縫牛仔褲的朋友們，花花滿意自己的工作。而與此同時，她也不得不去適應充斥男性氣質的IT環境和工作特征。提及自己具體的工作時，她認為編程工作“無性別”特征，男女被“一視同仁”：

“我們（同指男性和女性程序員）基本做的是一樣的工作。有時候我們加班，但這并不意味著你是女生，就要被優待。……如果你選擇當‘程序猿’，那你就得做好加班的準備。老板這么想，我們這么想，大家都這么想。尤其是你跟別人合作做項目的時候。我更喜歡別人把我當做跟其他人一樣的，而不是一個需要特別照顧的女生”。

比起其他剛參加工作的IT女生來說，花花習慣編程、工作努力、渴望在工作中表現自己。訪談時，她會頻繁的使用編程語言、專業術語等技術類話語來強化自我的“無性別”身份。

正如社會學家恩辛格所言，除了極具冒險和創業精神的女性之外，IT行業所展現出來的特質并不適合女性。這種性別氣質的“不友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程序員融入程序員社群的難度。作為女孩，走到這一步不容易，為了讓自己更好的融入群體，大部分受訪的女性程序員接受IT產業中的男性氣質，并會主動淡化自身的性別氣質，迎合傳統父權的和新自由主義背景下“努力加班”“堅持不懈”的IT精神。

“程序媛”與性別分工

可與此同時，她們也知道自己與其他女生相比“是一種特別的存在”。這種特別不僅僅體現在她們是IT界的“稀有動物”，更體現在作為女性的她們，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與技術開始打交道并可以與男性一樣從事充滿創造與挑戰的工作。她們由“程序猿”搖身變成“程序媛”，由此打開了一個新世界。

“比起超市的收銀員或者家庭主婦，當程序員會有更好的生活。你會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因為你知道面前復雜的代碼如何運作……你可以更自信地穿衣服，也可以給自己更好的生活。因為程序員是跟技術打交道，而大部分女生是不通曉技術的。”

采訪張艾的時候，她剛剛開始在深圳南山區找到一份IT工作，主要做軟件測試。作為新生代的農民工，她并沒有重復父母下工廠的老路，而是變成了深圳的白領階層。對于她來說，這樣一份工作可以帶來自豪、自尊和體面。也讓她覺得自己與“其他來大城市打工的女孩子不一樣”。

可以，當我們深入到IT公司層面的勞動分工之中，就會發現，激烈的崗位競爭背后依舊隱藏著性別分工的權力關系。大部分的女性在IT職業中，多從事“前端”的開發工作或者是代碼測試。

“前端”主要的工作任務是創建Web頁面或app等前端界面呈現給用戶，以實現互聯網產品的用戶界面交互；“測試”工作即不斷運行研發出來的軟件以找出軟件bug，提升軟件性能。而這些工作相較于“后端”代碼編程來講，被認為“更加容易”“易于上手”“沒有太多技術含量”。

這種“前端”和“后端”、“編程”和“測試”的工作分工實際上強化了性別界線，塑造了性別分工的不平等。后端需要的“邏輯思維”“編程能力”與前端被描述成“沒什么技術含量”“簡單”形成鮮明對比，并凸顯了男性的主導地位。

與此同時，在具體的IT產業分工中，女性“程序媛”承擔了更多的溝通、交流工作，尤其是在項目需求分析、對接客戶、團隊開會時。這些工作成為連接并促進整個IT項目推進的重要根基，但遺憾的是，這些工作并沒有被計入“工作量”，相反，卻只是成為眾多“不可見”的“非物質勞動”之一。

如果IT允許一些女性氣質的存在，那么這種氣質的凸顯是通過傳統的、被認為是女性母職的特性來概括，如溝通交流、情感闡釋、協調協商等。而男性氣質則通過不善表達、邏輯強、思維清晰的特點來概括。

“程序媛”這一昵稱其實凸顯了很強的女性氣質。“媛”字本身帶有強烈的社交和溝通傾向。“程序媛”作為一個具有高度性別特征的詞匯，一方面帶有褒揚性，它肯定了女性在技術實踐中獨立、聰慧的角色；另一方面，“媛”字本身也展現出女性在工作中所承擔的大量情感和溝通性的非物質勞動。在她們看來，“男生可能邏輯思維強一些，但是他們太容易害羞。女技術員更仔細、細心，也更愿意分享和溝通。”在技術話語中，女性程序員特有的性別氣質并不占據優勢，并常常面臨被忽視或貶損的境地。

在“三高”行業里“吃青春飯”

互聯網行業是高壓、高強、高效的代言詞。IT實踐在中國的實踐話語通常圍繞理性、競爭、效率、邏輯等展開，認為計算機編程工作需要長時間、忍耐力、邏輯性和執行力。也正是如此，加班、趕工成為工作常態。

正如上文所言，在這樣的“三高”話語下，女性的社會再生產和在家庭分工領域下的“非物質勞動”被全然無視。家務勞動、看孩子、照顧老人、情感溝通等統統處于被忽略的位置。這也就意味著，女性程序員在承受高壓工作的同時，又要負責打理好家務勞動。但是，一天10個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與無間隙的家務勞動只能壓縮個人的休息時間，這其中的平衡很難取得。

“有時候是會迷茫。因為不知道之后怎么辦。干我們這行的，就是吃青春飯。壓力這么大，不能老是一直干吧？剛開始這幾年還行，將來結婚生孩子，沒辦法加班熬夜的。曾經跟我一起工作的幾個姐妹，要不做市場去了，要不干脆不干了。（我們）本身學歷也不高，工資比較低，干得太辛苦。”

小琛來自黑龍江哈爾濱，在深圳一家生產汽車導航儀的公司做IT。在談到未來的職業發展方向時，她不無擔憂。“吃青春飯”的職業特征導致了女性程序員在技術崗位上的不穩定行和流動性。我的田野調查發現，女性程序員的崗位流轉速度快，不穩定性很強。尤其在職業發展遭遇瓶頸時，大部分女性程序員會選擇轉業做市場、營銷等工作，而不是繼續當編碼員。

2015年接受訪談的三名女IT工程師，在2016年均離開了編程崗位，一位找了男朋友，選擇回老家結婚生子；一位調到了市場部；另外一位，也就是小琛，因為懷孕辭去了工作。

因母職和家庭的需要，IT程序員這一職業如同空姐、模特等高度依賴性別時間的行業一樣，被打上了“吃青春飯”的職業標簽。最重要的是，原本作為界定IT程序員身份最重要的“技術”，也不得不讓位給父權制控制下的社會再生產分工，讓女性再一次被排除在社會技術生產領域。

也是因為此，女性程序員同男性程序員一樣，會積極參與到“屌絲”身份的建構中。男性程序員稱自己是“屌絲”，將自身現狀與社會成功標準進行對比，而女性程序員的“屌絲”認同更多的體現在對無法建立女性氣質的無奈、對家庭和事業發展的困境中。

“屌絲”一詞最早流傳于男性程序員群體，泛指處于社會底層、無權無勢、遠離權利中心的邊緣人群。2011年開始，“屌絲”一詞成為社交媒體熱詞，使用階層逐漸泛化并成為戲謔、惡搞的網絡流行文化。

借助“屌絲”所闡釋的具有戲謔性的互聯網政治，女性程序員積極參與到女性“屌絲”話語的建構中。在群組交流中，她們互稱對方為女屌絲，積極參與創作網絡交流的表情、符號、漫畫，來表現在她們對于就業和職業發展的困惑，同時，她們會成立“女屌絲”群，作為一種言說共同體，來討論具有女性氣質的日常和生活事宜，通過信息共享、情感互動來建立社群支持和性別認同。在這種情況下，“屌絲”使用的性別泛化使其原本狹隘、男權為中心的意涵變得模糊，轉而成為女性程序員社群自我表達的一種方式。

結語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城鄉人口流動日益加劇。尤其是出生在20世紀末的農村新生女性，她們擺脫了家務勞動的束縛，開始走向城市的工作場域，但無論是第一代打工婦女還是其后新生的農村女性，父權體制留下的刻板印象依舊存在。加之我國IT產業仍處于起步階段，可預期的產業文化和性別尊重體制未能完全建立，男權超乎尋常的優越感和控制性彌漫IT職場，從而有意無意間形塑了女性程序員多元化的身份認同。

作為具有一定內隱形和不可見性的技術人員, 微觀的性別關系捕捉與發現十分具有挑戰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忽視信息技術產業中內置、隱形和長期被“習以為常”的權力關系和性別關系。

在信息化和數字媒體迅猛發展的時代，技術與性別不僅僅局限于IT生產場域，更會延伸至我們不斷社交化和信息化的日常交流、生活、消費、傳播中去。關注信息化時代下的性別—技術關系顯得尤為必要。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作者孫萍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改寫自作者的學術論文“跨越技術與性別界限:中國女性程序員的身份認同”(Straddling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The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female programmers in China)，文章收錄于期刊《信息、傳播與社會》（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