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宇潔 |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學重點研究基地

【導讀】過去一年來，美國對伊朗持續施壓，中東局勢再度劍拔弩張。原本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大為緩和的美伊關系，出現重大反復，“伊朗問題”再度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事件之一。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美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也有人直言這是對伊朗的全面“絞殺”。事實上，伊朗在伊斯蘭革命之后，通過對另一種現代化模式的探索，日漸成為國際上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也從曾經海灣地區的美國“憲兵”，成為美國在中東最大的敵人。這一切的源頭，可能都要從40年前那場舉世皆驚的伊朗革命說起。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對伊朗持續施壓，在撕毀伊核協議、擴大制裁、不讓伊朗一滴油流向市場之后，近期又派遣航母戰斗群前往中東。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美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也有人直言這是對伊朗的全面“絞殺”。伊朗在伊斯蘭革命之后，通過對另一種現代化模式的探索，日漸成為國際上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也從曾經海灣地區的美國“憲兵”，成為美國在中東最大的敵人。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對伊朗問題的探討，至少應從40年前那場舉世皆驚的革命說起。

▍伊瑪目復臨？

1979年2月1日，一架噴氣式飛機降落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在眾人的簇擁下，一位身穿黑袍、頭戴纏頭的老人走下了飛機。來自伊朗全國各地和各個階層的人群綿延機場到市區道路沿線兩側18公里，歡迎這位老人的車隊。被伊朗國王巴列維流放了15年的阿亞圖拉霍梅尼（1902~1989），就這樣返回了伊朗。改變伊朗政治發展軌跡、對整個中東地區政治格局產生巨大影響的伊斯蘭革命，在此刻預示了即將取得的勝利。在當時伊朗一些普通民眾心目中，阿亞圖拉霍梅尼的歸來儼然就是伊斯蘭教什葉派傳統中那位“隱遁”了的伊瑪目（Imam）的復臨。就連他搭乘法航噴氣式專機回國的方式，也被認為與隱遁伊瑪目從天而降不謀而合。在革命至今的40年里，阿亞圖拉霍梅尼一直被尊稱為“伊瑪目”霍梅尼。

在一個以伊斯蘭教什葉派信仰為國教已經近500年的國家里，“伊瑪目”是一個神圣的稱呼。不同于遜尼派當中“引領禮拜的人”這一純粹的宗教含義，對什葉派來說“伊瑪目”更具有獨特的意涵。在什葉派的話語系統里，伊瑪目作為合法領拜人的身份無可質疑，但除此之外，這一宗教稱謂還負有更為明確的政治含義。那就是，只有具有先知穆罕默德血統的人才能擔任伊瑪目，他們因高貴的血統和由之而來的神圣知識，成為穆斯林團體真正的引領者。因此，對什葉派來說，伊瑪目不僅僅是引領信眾禮拜的人，更是真正合法的政治領袖。“信伊瑪目”如同“信真主、信先知”一樣，是什葉派的核心信仰，并且成為區分什葉派與遜尼派的關鍵性特征。

因為種種原因，除第一位伊瑪目阿里（他是穆罕默德的堂弟，也是他的女婿）曾任第四任哈里發（即真主使者的繼承人）之外，什葉派的眾伊瑪目們再無人擔任過歷史上主要穆斯林國家的政治領袖。歷史上支持伊瑪目作為穆斯林團體政治和宗教領袖這一訴求的，一直也只是穆斯林中的少數派。但先知后裔的神圣光環讓伊瑪目們總是成為令人忌憚的潛在敵人。來自統治者的壓力讓伊瑪目的傳承越來越艱難，到了第十二位伊瑪目的時候，這一傳系終于中斷了。

第十一伊瑪目去世之后，是否確有第十二伊瑪目其人？第十二伊瑪目是幼年繼位，還是根本查無此人？什葉派內部對這一問題眾說紛紜，據傳因意見分歧而分化為十四支。面對伊瑪目缺位給什葉派權威體系帶來的巨大打擊，什葉派社團的精英人士從神學角度做出了回應。第十二位伊瑪目處于“隱遁”之中的說法傳播開來，并逐漸形成了系統化的伊瑪目“隱遁”和伊瑪目“復臨”學說。

根據這一學說，第十一伊瑪目之子穆罕默德·伊本·哈桑為躲避當時的統治者阿巴斯哈里發的迫害，奉真主之命藏匿了起來。他就如同烏云背后的太陽，雖然人們看不到他，但是他的光芒依然存在，他的教導將通過代理人傳達給追隨者。在末日審判前，第十二伊瑪目將經安拉核準，作為馬赫迪（即救世主）率正義之師復臨人間。期盼伊瑪目復臨，成為什葉派穆斯林內心潛在的熱望。每逢亂世，打著伊瑪目代理人旗號的社會政治運動層出不窮。蒙古人征服后的中亞到波斯一帶，一些地方統治者為了讓自身的統治獲得宗教合法性，甚至派人每天牽著轡鞍華麗的白馬，在城門口等待隨時可能歸來的伊瑪目。即便作為現代伊朗國家之源的薩法維王朝（1501~1736）的諸位君主，也是以“伊瑪目在大地上的影子”這一身份進行統治的。

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發展常常給人們帶來一個誤解，那就是伊斯蘭世界的大多數現代國家在建立之初就天然傾向于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發展道路。但事實上，推動這一地區的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社會變革往往是部落貴族或軍事寡頭的政治需要，與穆斯林大眾的群眾性運動、穆斯林知識分子的現代主義主張相結合，加上大國默認或干預的產物。它在不同的地區以不同的形式改變了自伊斯蘭教產生以來，與其相伴生的帝國政治形態。在大多數新國家中，由宗教領袖組織和領導的宗教力量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建國的過程，但并沒有發揮主宰的作用。現代伊朗國家建立的過程亦是如此。1921年，伊朗哥薩克師將領禮薩汗（Reza Khan）在英國人支持下發動政變。1925年底伊朗立憲會議宣布禮薩汗為國王，此前統治波斯地區數百年的愷加王朝（1796~1925）終結。禮薩汗以古代波斯的強盛王朝巴列維作為自己家族的姓氏，巴列維王朝就此開始。

在禮薩汗和他的兒子巴列維國王統治伊朗的50多年里，均致力于建立一個以西方國家為樣板的世俗化國家。禮薩汗在1928年頒布《統一著裝法》，要求伊朗男子著西裝、戴圓頂帽；后頒布政令，宣布一切公共場所對婦女開放，并禁止婦女戴面紗和頭巾。圓頂帶沿的禮帽不方便禮拜時以額頭觸地，因此在馬什哈德等宗教圣地引發強烈抗議和動亂，但禮薩汗也未改變主意。影響伊朗地區上千年的伊斯蘭教，其社會影響力似乎越來越弱。就連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尊重的宗教學者階層，也成為一些年輕人譏諷的對象，被喻為伊朗“詩圣”的薩迪詩中所說的“馱著經卷的驢子”。

到了禮薩汗的兒子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他明確表示伊朗不會走毛拉所代表的黑色道路，也不走社會主義的紅色道路，而是要開展一場“白色革命”，以西方為榜樣，走向他心目中真正的現代文明。巴列維國王還繼續其父親時期的策略，試圖以重塑古波斯民族精神來遏制伊斯蘭文化的影響。1971年為了慶祝波斯帝國2500周年誕辰，巴列維國王在伊朗南部的波斯波里斯古王宮遺址舉行盛大慶典，以證明王權的歷史連續性和合法性。現代化的錄影設備記錄下了出席這一慶典的各國政要，還有志在必得的巴列維國王。即便1979年后被迫流亡，身患重病流離于埃及、巴拿馬、墨西哥等地，并最終客死他鄉，巴列維依然將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對歷史的回答》，認為波斯帝國的復興是自己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

白色革命所引發和暴露的新舊問題，讓不滿情緒在伊朗社會各界持續彌散。正如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所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往往會陷入一種“根本性困境”：一方面必須集權于君主以推進社會與經濟改革，另一方面集權卻使得擴大傳統政體的權力和吸收現代化所產生的新集團變得更為困難，甚至不可能。盡管國王靠手中的軍隊和高壓政策勉強維持了10多年表面上的穩定，但王權的基礎已經削弱。1976年美國改變了對伊政策，迫使巴列維國王實行一場“謹慎”的自由化運動。與此同時，伊朗為了控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而實施的經濟緊縮政策，使得失業率急速上升，此前依靠石油收益大幅增加推動的經濟發展速度減緩。巴列維國王維持社會穩定的兩大法寶——經濟增長和政治高壓同時倒塌。

激進的游擊隊、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黨派和宗教人士在伊斯蘭教的旗幟下結成了統一戰線，最終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很多人認為因反抗國王的暴政而流亡海外的宗教人士阿亞圖拉霍梅尼是能夠從泥沼中拯救伊朗的人。在小資產階級看來，霍梅尼是獨裁的夙敵，是私有財產、傳統價值觀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護者。在知識界看來，他雖是宗教學者，但更是富于戰斗精神的民族主義者，能使伊朗從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工人看來，霍梅尼將實現社會公正和財富的重新分配。在鄉村民眾看來，他會把白色革命允諾但卻未予實現的各項物質內容落實。阿亞圖拉霍梅尼正符合當時伊朗不同階層對于一個領袖人物的期許，他的歸來被視為伊瑪目的復臨。

▍另一種現代化？

在很多人看來，世俗化是現代性無可避免的結果，20世紀前半期無疑應該被貼上明確的世俗化的標簽。世俗主義潮流已經或終將主宰世界，宗教的影響淡出歷史舞臺，這似乎已是人類社會默認的發展趨勢。但是，擁有當時中東地區最好的武器、龐大的軍隊、巨額的石油收入，被美國視為海灣憲兵的巴列維政府，卻被一場以宗教為旗幟的革命推翻了。這場從世俗到宗教的革命，不同于20世紀中期中東地區頻頻出現的政變，它的后續影響震撼了世界，因與20世紀西方社會的政治邏輯和政治推斷完全相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和討論。當年，福柯在《世界報》上發表名為《反抗有用嗎》的短文，認為“除了宗教，還有什么能夠為沮喪的人們，為經受了‘發展’、‘改革’、‘城市化’和這個政權所有其它失敗造成精神傷害的人民的反抗提供支持？”什葉派伊斯蘭教之所以在革命中具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因為它不是“人民的鴉片”，而是“沒有精神的世界的精神”。或者用一句更易于理解的表達，它是“無情世界的感情”。革命撕裂了似乎早已注定的歷史脈絡和慣常認知的因果鏈條。著名的伊斯蘭教研究者伯納德·劉易斯甚至認為這場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將與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大革命同樣重要。

阿亞圖拉霍梅尼說，“偉大的伊斯蘭革命，首先是一場精神革命，其次才是政治和社會革命”。但是在一個現實的國度中，革命后的政治和社會建設卻刻不容緩。經過一系列激烈甚至慘烈的斗爭，人民敢死隊等世俗激進派主張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溫和派倡導的“民主伊斯蘭共和國”，讓位于一個“純粹伊斯蘭”的政體，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國名于1979年4月1日正式確立。之后《伊朗伊斯蘭憲法》的制定，以憲法名義確保了伊斯蘭原則對國家的指導。霍梅尼自流亡伊拉克期間就不斷予以闡發的伊斯蘭政府和伊斯蘭教法學家治國的理念落到了實處，什葉派政治理想轉化成了現代國家框架中的憲政體制。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宣布伊斯蘭教是共和國的基礎，規定絕對主權屬于真主。在伊瑪目隱遁時，國家應由公正、虔誠、智慧、勇敢、機智、有組織能力，為大多數人民承認并接受為效仿源泉的宗教領袖來管理和領導；如果不具備有多數人擁護的宗教領袖，則由人民選舉產生專家委員會，由委員會選擇具備上述條件的一個教法學家或是三到五個教法學家組成領導集體承擔這些責任（第5條）。《憲法》又確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第57條）。其中總統由普選產生，每四年選舉一次，最多連任兩屆。伊斯蘭議會有權通過法律，照會和彈劾政府內閣部長以及總統。議會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任何超過15歲的公民都有權投票。各選區按照大小獲得相應的議席數目。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種宗教學者領導、憲法監護委員會監督之下的三權分立制度被寫入了憲法。在倡導者看來，這是與巴列維國王時期的專制獨裁完全不同的“伊斯蘭民主”治理模式。在反對者眼中，以宗教名義治國的種種舉措明顯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主宰這一政治進程的毛拉們，更是被很多西方研究者視為現代社會的罪魁禍首，在政治漫畫中被描繪為典型的負面形象。但是實際上，這種政體的確立正是20世紀中期伊斯蘭主義者國家主張的典型表現。也就是說，一方面從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古蘭經》和圣訓出發證明自己的宗教純正性，將之表述為符合傳統伊斯蘭價值和標準的政治理論；一方面又根據現代社會政治理論與現實條件對其進行合理化的改造和論證。伊朗革命之后倡導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其源頭在伊斯蘭教特別是什葉派的宗教政治傳統之中，但是明顯吸納了現代政治思想的要素，是對現代政治制度的妥協和學習，更是對1905年伊朗立憲革命以來政治遺產的繼承。

伊朗認為自己確立的三權分立制度不是西方的議會民主體制，而是伊斯蘭的民主體制。這是在當代社會中維持伊斯蘭傳統的同時，追求良好政治制度的有效方案，是值得向伊斯蘭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推廣的。伊斯蘭民主，已經取代伊朗革命早期“輸出”伊斯蘭革命的理想，成為伊朗社會政治值得驕傲的重要成就。

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第七任總統賽義德·穆罕默德·哈塔米時期，伊斯蘭民主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的闡發。作為反對巴列維統治的抗議運動及伊斯蘭革命的親歷者，哈塔米顯然對現實社會中的伊斯蘭政治體制有更深入的見解。他寫作了《從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一書，討論自古希臘雅典城邦民主制，到現代西方社會的政治思想歷程。與很多伊斯蘭現代主義知識分子一樣，哈塔米堅信伊斯蘭教與民主是相容的，且這一點在《古蘭經》中已經得到了證明。在他看來，宗教性的民主顯然高于世俗民主制度一籌，因為“宗教民主既反對僵化和獨裁，也反對政教分離的思想”，它讓人民根據宗教思想參與國家的建設，決定國家的未來命運，在這一思想體系中，人民就是國家的主人，主宰國家的命運，與此同時也維護宗教的價值觀。哈塔米在他的兩個任期內，強調實行伊斯蘭民主和依法治國，“主張在伊斯蘭范圍內進行必要的變革和在憲法框架內的政治多元化，允許不同政治觀點爭鳴；提倡在發展伊斯蘭文化的同時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強調社會公正，建立‘公民社會’，放寬對言論自由、行為自由的限制，尊重公民隱私，給不同政見者營造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這一政策推進了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政治領域的變革，給伊朗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據伊朗官方的表達，“自由與獨立”是伊斯蘭革命文化中最為主要的因素。要取得自由和獨立，必須對內擺脫獨裁主義、對外擺脫霸權主義勢力的枷鎖。顯然，對外擺脫枷鎖的過程讓伊朗在持續付出沉重代價。西方學術界的“伊斯蘭例外論”此時再次獲得廣泛的認同。在這種觀點看來，伊斯蘭世界諸多國家缺席民主化浪潮，原因就在于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拒絕在宗教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之間做出任何區分。……在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都源于宗教教義與宗教知識技能的意義上，伊斯蘭教的政治理念不僅不同于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且還與之相互矛盾”。

因此，在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互相矛盾、以不同標準予以解讀的價值觀念影響著超級大國對于中東諸多穆斯林人口多數國家的政策和評價。一方面，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之后致力于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2011年以來所謂“阿拉伯之春”的系列政治動蕩，則直接被解讀為“民主反對獨裁”，這種“民主的覺醒”可能在中東各穆斯林人口多數國家帶來歷史性的轉變。但事實上，雖然得到大量外來支持和援助，經歷政治動蕩的多個國家至今依然處于政治動蕩之中。即使一些國家借助民主選舉的途徑在國家治理中形成了某種共識和凝聚力，但是新產生的政府卻很難持久。“阿拉伯之春”后中東局勢至今動蕩不安，已經顯示出所謂民主轉型方式在該地區的不適應性。另外一方面，奉行伊斯蘭式民主的伊朗政權一直在“伊斯蘭”民主制度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完成了革命后的過渡，實現了政治穩定，并開始以自己的方式推動社會發展。但是，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力量眼中，它被視為邪惡軸心，不斷受到圍堵和制裁。

隨著中東時局的變化，對于伊朗革命及其實踐的評價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西方的社會政治發展模式是否就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一些研究者指出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是1905~1911年伊朗立憲運動以及1953年和1963年民主運動的歷史延續，更是白色革命的邏輯結果和伊朗現代化發展的客觀產物。更有中國學者直言，伊斯蘭革命并非宗教傳統勢力的復辟，也非封建神權與現代俗權的沖突，“而是宗教形式的民主運動和多元社會結構的政治革命，標志著伊朗的政治現代化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

▍革命四十年：成就與挑戰

在伊朗革命勝利40周年前夕，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官方主頁上摘取領袖歷年講話內容，對伊斯蘭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了列舉，提出了包括獨立自主，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尊嚴；提升伊朗在世界上的地位，激勵追求真理的人；提高民眾自由度；提高公共福利；強化精神文明建設；建立社會公正；抵制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勢力等各個方面的成就。而在官方所羅列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成就目錄中，包括了從成功掃盲、打擊毒品，到油氣轉換、3D打印，再到生產雷達魚雷、黃餅自給自足等90項內容。

確實，作為中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大國之一，伊朗歷史悠久，文明積淀深厚，相比于其他中東國家具有自己的優勢。特別是在近年來的中東政治動蕩中，伊朗的宗教政治二元格局呈現出高度的穩定性，什葉派金字塔式的宗教學者體制也成為抵御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的有力屏障，沒有因為解釋主體的多元化而孕育出泛濫伊斯蘭世界的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從輸出伊斯蘭革命到推崇伊斯蘭民主制度，伊朗以泛伊斯蘭主義形式提升其國際地位的理想并未能實現。相反，在今天日益嚴峻的國際體系對抗中，伊朗面臨著內外各種挑戰。

從內部來講，政治代際接續成為迫在眉睫的一個問題。霍梅尼確立的教法學家統治下的伊斯蘭政府體制是對什葉派政治思想的理論創新，它改變了宗教體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改變了什葉派宗教學者階層長期保持的獨立傳統。不過，這一理論及最初在伊朗的順利實踐，是以宗教學者和民眾對最高領袖——具體來說是對霍梅尼——的普遍認可和贊同為基礎的。與其他一些倡導建立伊斯蘭政府的學說相比，這一實踐過于強調最高領袖個人的權威，而淡化了教法學家作為一個整體對伊斯蘭國家的監護權和指導權。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國內外環境都發生巨大的變化。領袖人物的離去也使各種矛盾逐漸顯現，其中就包括教法學家的統治和共和制政體并存、宗教權威和政治權威歸屬不清的問題。此后，教法學家的統治接連遭受多次挑戰。接替霍梅尼擔任最高領袖的阿亞圖拉哈梅內伊迄今已擔任最高領袖30年，年歲已高。在革命激情逐漸消退的今天，即便當時參與過革命的青年學生也已經年逾花甲，很難再產生出克里斯瑪式的領袖。與此同時，革命之后宗教學者內部獨立的傾向一直在加強，即使原本屬于統治精英的宗教學者當中也出現了異議。同時，民眾對伊斯蘭名義下的專制、腐敗和不景氣的經濟局勢不滿，頻頻起而抗議。這使得伊朗這個以什葉派為主導性宗教的國家，很難再像伊斯蘭革命初期那樣維持某種表面的一致性。如何產生一個既能堅持伊瑪目霍梅尼路線，又能引領伊朗在今天的復雜世界格局中平穩向前的領袖，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經濟發展一直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由于伊斯蘭教特別是什葉派尤其強調的正義原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一直把社會公平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原則。但事實上，革命后的新政權主要旨趣不在于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而在于如何構筑國家大廈的政治-文化框架。和20世紀中期以來眾多的伊斯蘭主義倡導者一樣，伊朗革命的領導層無不強調伊斯蘭作為整全性的解決方案，主張以伊斯蘭原則來建立和治理國家。但是一旦要把宏大的政治理想落實成具體治理的細則，去處理發展中的種種問題，則立刻顯示出應對現代國家復雜性的準備普遍不足。因此，真正的符合伊斯蘭原則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怎樣開展，這在伊朗一直缺乏系統深入的討論和規劃。無論是早期靠配給和經濟管制推動社會公正，還是拉夫桑賈尼、哈塔米的經濟自由化和有限改革，都未能解決經濟發展困境。而超級大國以經濟制裁和封鎖為手段達成自身政治目標的做法，更讓經濟情況雪上加霜。

除了內政方面的挑戰，伊朗目前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超級大國的壓力。反對霸權主義，是伊斯蘭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阿亞圖拉霍梅尼認為“世界和平與安寧取決于霸權主義的滅亡”，并提出“假若我們有能力，定將霸權主義者全部消滅”。扛著反對霸權主義的旗幟，伊朗從40多年前的美國盟友徹底轉變為反美先鋒。近年來，美國以“極限施壓”的方式圍堵伊朗，從退出伊核協議，到宣布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主義組織，再到取消伊朗原油對中、印、日、韓等八國的出口豁免，都是在政治、經濟上進一步孤立伊朗，以圖推動其政權更迭。如何定位自己的地區身份和國際地位，如何應對超級大國的壓力，在冷戰結束后的今天，對于伊朗這樣的國家顯得尤為重要。

▍結語

在伊朗革命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首，我們無疑會清晰地意識到1979年是中東歷史甚或世界歷史中具有關鍵意義的一年。當年的11月20日，正值伊斯蘭教歷14世紀最后一年的除夕，一群宗教狂熱分子以凈化宗教的名義攻占了全球穆斯林心中最為神圣的麥加清真大寺，其首領號稱自己是救世主降臨，扣押了在其中參加宗教活動的6000名穆斯林為人質。沒有證據表明這一事件與伊朗相關，但是這一事件和年初的革命一樣，預示了宗教開始以積極的形態回歸中東政治。二戰后確立的中東地區政治格局，由此不斷經歷大規模動蕩。宗教似乎沒有按照人們的預想，從當代人的政治視野中消退。相反，卻成為伊斯蘭世界現實政治問題中的重要變量。宗教極端主義和教派主義，亦成為中東地區政治中不可忽視的一股旋律。

40年前，在兩極對抗的冷戰格局中，伊朗革命領袖喊出了“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為新生的政權進行了意識形態定位，并站穩了腳跟。在冷戰結束后的時代里，霸權的力量更加無所顧忌。被視為鐵板一塊，甚至是“文明威脅”的伊斯蘭世界，實則已經日益碎片化。伊朗是否能在今天的全球格局中得一分天下，確實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刊，原題為“另類現代化：伊朗革命四十年”。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注釋從略。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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