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尼2019年的雙年展，占了美術館四層的樓面。我上上下下磨蹭了兩遍，還是擔心自己是幼稚的幺兒，撞見了“皇帝的新裝”，有一種空泛、夸張的即視感。身體的尷尬與愉悅是不會騙人的。窗外的哈德遜河，把夕陽映射到內墻上，倒是很有棱角很有氣度的大師派頭。

惠特尼雙年展非常“當代、主流、美國”，藝術行情和社會起伏，看一眼參展藝術家的名單就好。今年非洲裔和拉丁裔超過了半數，女性藝術家也是半數。“政治正確” 是“惠特尼模式”的區別性特征，然而，作品的成色與作者的基因，怎樣的權重較為合宜？圍繞“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爭論已有百多年；而藝術史家貢布里奇（E.H. Gombrich）也說，“越走近我們自己的時代，就越難分辨什么是恒久的成就，什么是短暫的時尚”。

看不懂，似乎是惠特尼的宿命。如果不是大都會博物館在1929年拒收葛楚·范德伯爾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 女士捐贈的五百多件美國當代藝術品，也就不會有特立獨行的惠特尼美術館了；而命運的底色，是本已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葛楚又嫁給了巨富的惠特尼家族，自己還是雕塑家。自成一格的惠特尼，1914年就在格林威治村開出了自己的工作室，如今已是西八街上的“國家歷史地標”。天意冥冥，其中自有草蛇灰線的痕跡。

格林威治名利場

Vanity Fair at Greenwich Village

盛夏的西村，30日的“紐約驕傲游行（NYC Pride March）” 為“驕傲月”點燃了閉幕的慶功焰火。過度蜂擁的彩虹色塊蜂擁著，異常興奮的老少男女興奮著，這的確有些波西米亞的遺風。整個六月，“社會性別（gender）”可能是紐約首屈一指的關鍵詞。同性戀運動的導火索“石墻事件”五十周年，“朝圣者”排著隊繞著圈緩緩往石墻酒吧（Stonewall Inn）騰挪，華盛頓廣場不時有人脫得精光跳進噴泉里去。

歷史的榮光與現實的堅挺，是危險而微妙的關系。過了一周，競爭相當勁爆的西村同志酒吧一條街，只有幾名游客舉著手機在“石墻”門前自拍了。再往北五條街，踏上韋弗利酒館（Waverly Inn）故意不弄平的舊木地板，從吧臺蹩進餐室，在低矮的天花板和紅色的皮椅之間，惠特尼迎面而來，低調奢華地，凸顯在一撮有關格林威治村的談資里。

韋弗利酒館說起來是個近百年歷史的街坊小館，可當年的格林威治是真窮，不是今天小資們劈情操之“時髦的老舊”。2006年，《名利場》（Vanity Fair）的老主編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收拾殘局，叫御用插畫師愛德華·索雷爾（Edward Sorel）把墻面畫成了本街區的“名利場”——150年間格林威治村的43位名人環侍，搞得好不容易訂到位的食客，還真以為自己擠進了其所標榜的“半私人餐飲俱樂部”，不日也能上名人墻一樣。不過，菜單上印著大嘴總統川普的評語“紐約最難吃的飯館”，與我頗心有戚戚，倒算不得裝酷。男侍者文氣俊秀，一再溫存地推薦牡蠣，但并識不得墻上的任何人。杯墊上印著諾曼·金斯利（Norman Kinsley）的句子，二戰小說《裸者與死者》的作者，格林威治《村聲周報（The Village Voice）》的創辦人之一，侍者也不知其乃何許人。歷史淪落成促銷的廉價包裝，不再是驚過心的生死與動過魄的情色，還有人相信“他們雖然發瘋卻一定會清醒，他們雖然沉淪滄海卻一定會復生”嗎？巫寧坤翻譯了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的詩《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他“歸來、受難、幸存”，老年返歸美國，咆哮出自傳《一滴淚》，這個夏天亡去的僅是軀體；狄蘭雖自省“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卻早早的在39歲就醉死在了西村的切爾西旅館。

愛德華今年該有90歲了，道地紐約客，在《國家》《紐約》和《名利場》等雜志的封面上畫了一輩子紐約的人和事，《紐約時報》曾評價他是“美國最重要的政治諷刺作家之一” 。他愛用黑色水筆，A4紙是他的疆域。所以，韋弗利酒館墻上的所謂“壁畫”，不過是電子掃描的插圖放大后貼上去的“墻紙”罷了，經不得近看的。據說2012年遭遇了火災，還再印再貼了一次。沒有人心疼。一如惠特尼2019雙年展所影射的，當代美國的藝術，打印機之流，已是畫筆顏料的同義詞，安迪· 沃霍爾一再重印的金寶湯（Campbell’s Soup Cans），早就在現代商業帝國的心臟，復印過金元寶的傳奇。

愛德華以“直描”出名，真不為尊者諱，狄蘭被畫成手握酒杯兩眼發直的呆樣，浪漫的詩人也是濫性的酒鬼。這比參與到“紐約驕傲月”的很多大型機構要坦誠得多。從紐約公共圖書館《愛與抵抗·石墻50》圖片展，到紐約市博物館《驕傲·麥克達拉（Fred McDarrah）石墻攝影展》，及至紐約歷史協會的《放松與反擊：LEBTQ的夜生活》和《存在的力量：女同性戀珍檔》等公共展覽，都以最高規格，把同性戀運動敘述成一部無辜又無暇的受難史和史無前例的偉大革命史。而且，參觀者全部沒有年齡限制。熱風所及，涵蓋各大商場甚至教堂。這多少讓我細思恐極。同性戀運動的偉大，在于它追求自我解放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自由的精神。雖說石墻當年也是酗酒、濫交、嗑藥的大本營，西村也曾是艾滋病的高發區；但今天看來十分便利的“驕傲”卻絕不是輕浮的，它曾經以多少人靈與肉的求索和犧牲為代價，“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內核無疑是堅挺獨立的。說出歷史的完整，本身已是教材。但是，沒有人——包括歷史學會這樣的準學術機構都沒有——正告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反傳統并不是天經地義的所謂“當代精神”，傳統也自有其成為傳統的必然；健康的社會當然要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權益，要給反規范以必要的空間，但當革命總歸無罪，造反一定有理的時候，反叛本身也就必然遭遇消解，于個人無非是不過腦子的趕時髦，于社會則不啻為披著“民主”羊皮的專制。這種“革命”……是經歷過的。一座龐然大城完全可能因為精神的極端而毀于一旦。

呆在惠特尼旁邊的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不知有何高見，1961年她就在談《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她還相當精準地預言了街區的“中產階級化”：新戶主無一例外地改變了街區原真的文化多樣性，盡管當初是沖著它來的。格林威治村不再有窮人了，上海的田子坊和老碼頭，也真不再是勞動人民的了。全世界都無話可說。

對面一桌三四十歲的便裝白人，一番彩虹互夸，一本正經地相互炫耀自己的公司“各種膚色都齊全了，團隊終于實現了多樣性。”這粗糙的邏輯，差點兒讓我把剛吮進嘴里的長島藍點牡蠣給吐出來。好吧，格林威治還是滾燙的，她是很多歌劇里的女主角，作天作地、幺蛾子不斷；但也熱情似火，體貼入微。她獻給紐約的是污血，也是嬰孩。

中央公園以東

Upper East Side

惠特尼美術館原址所在的麥迪遜大道75街，現在是大都會博物館展示現代藝術的布勞耶分館（Met Breuer），正在展出慕克吉（Mrinalini Mukherjee）在美國的“軟雕塑”首展，大粗麻繩，很手藝很傳統很當代。轉角有一間意大利家族餐廳2009年開的新店，取名卡拉瓦喬（Caravaggio），四百年前活躍在羅馬和西西里島上的大畫家，以所謂“暗色調”出名。大都會博物館的精粹導覽線路總是以他的《音樂師們》作結。他面對模特，不打草稿，油彩直接上畫布；經常斗毆，也是不費口舌，直接上刀。真功夫，真性情。

上東區的飯店大多會標明各自的“著裝密碼”，卡拉瓦喬是“婉拒牛仔、短褲和運動鞋”的，自稱室內的藝術品有上百萬美元，“是延續‘博物館一英里’（Museum Mile）的絕佳目的地”。這一英里在中央公園東面的第五大道，從110街到82街，連續有9座博物館，是上東區的“高地”。卡拉瓦喬一律是有些年齡的男侍者，會背誦長長的每日特價菜單給客人聽。這時務必要屏住笑意，想象自己是在百老匯聆聽意大利歌劇《鄉村騎士》，這個莊嚴的儀式比吃到嘴里的青口番茄意面更令人回味。內墻滿是壁畫，一色兒童頭像和花朵，這些標記性符號屬于出身庫珀聯盟的抽象藝術家唐納德·巴克勒（Donald Baechler）。唐納德宣稱，線條、形狀等形式重于敘事和內容。這種說法似曾相識，但比他早得多實踐這一念頭的，有個叫賈斯培·瓊斯（Jasper johns）的，他的白色旗幟正掛在對街的布勞耶分館里，顯然比這些大頭耐看得多。不過，唐納德這種看似萌新實則含混的圖像，好似手繪又像復印的拼貼，恐怕符合“高級”的社交策略——曖昧是上東區“富有”的某種“樂趣和美德”。“當我們看到有些人一派孩子氣，不肯正視社會現實，卻還在當今的世界里找到了合適的安身立命的所在，我們不是也會感到某種樂趣嗎？如果我們可以通過對于揶揄不吃驚、不發呆的方式來宣揚我們并無偏見，這豈不是給我們增添了一種美德嗎？”貢布里奇評價起當代藝術來，也真是正宗英國腔調。

那還是降下云頭，去一個單純安逸的地方吧。比如，往南走十三條街，到1930年開業的皮埃爾酒店（The Pierre Hotel）里去。《聞香識女人（Scent of a Woman，1992）》選了這里做探戈戲的片場，扮演男主的阿爾·帕西諾（Al Pacino），出生在紐約平民區東哈萊姆，意大利西西里島移民的后代，32歲首演《教父》，帥得晃眼；52歲用身段說話，詮釋了男人的不油膩與性感之間的關系。時間可以摧枯拉朽，也可以老而彌堅。陪九旬的上海爺叔徐老先生午餐，他有很多故事講，比如，“赫本、泰勒都住在此地，好比49年之前上海的國際飯店吧，地段身價差不多。喏，宋子文的女兒也在這個廳里結的婚。”他說的是皮埃爾的圓拱大廳，1950年代改裝成現在的樣子，一時風頭無二，絕對當年曼哈頓最豪華的摩登舞廳；2016年修復重開，成為《紐約時報》所謂“紐約最壯觀的聚會廳”。站在扶手樓梯上四望，是有少許凡爾賽宮式的奢華感。這座城市鄭重其事地上演過很多戲劇，都有同一個舞臺，而且背景在半個世紀里也保持不變。1967年，53歲的愛德華·梅爾卡斯（Edward Melcarth）搭上腳手架，手工繪制了從穹頂到360度大廳的所有墻壁。新近公開的檔案揭示，梅爾卡斯當年就毫不避諱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和對共產主義的向往，他畫過不少建筑工人的勞作場景，帶著深切的愛欲和同情。原來如彼。那么，與其說梅爾卡斯在皮埃爾畫的是羅馬松、海神和綿綿不絕的青春男女，不如說是切膚的情色禮贊與熱烈的烏托邦幻想吧。他被西方現代藝術史遺忘，看來是生不逢時，若是今朝，單憑他的性趣、理想而非才華，就足以占盡博物館和頭條了。

比起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的研究浪潮，關于梅爾卡斯的論文簡直屈指可數。古根漢姆的巴斯奇亞特展在8月里排起了長龍，是今年夏天這座巴別塔式的博物館里唯一要限定人數的展；而31年前的8月，27歲的街頭涂鴉畫手過量吸食海洛因，在格林威治意外身亡。等我好不容易入得門去，卻不得其門而入。我在成長過程中，被教過太多斗爭和革命的美學，以至于并不認為巴斯奇亞狂暴線條所描繪的“與人斗”真的“其樂無窮”；但顯然梅爾卡斯式的崇高美學現如今在這個帝國主義的“首都”是不流行了的。上東區要讓人家看見，是它永遠先進永遠正確，是它且只有它在給時代領跑；保證做到這一點的一個方式，就是用最前衛的作品（直接叫說法也行），裝點它的飯店和博物館，越革命越好。

好在中央公園以東，卡萊爾酒店（The Carlyle Hotel）還在。

裝飾藝術風格的卡萊爾1930年開張，所有的美國總統和幾乎所有的歐洲王室都曾下榻于茲。年過八旬的伍迪·艾倫（Woody Allen），導演過《午夜巴黎》，在曼哈頓的午夜里，常駐在卡萊爾咖啡館（Café Carlyle）吹奏爵士單簧管。9月16日今年秋冬季第一場演出的預售票，近距離欣賞伍迪的位置已經售罄。這讓人平添惆悵，畢竟已經熬過了整個夏季，七月和八月酒吧都不營業，連看到墻上壁畫的機會都沒有。1952年，紅塵囂囂的，匈牙利裔的法國人馬塞爾·弗茨（Marcel Vértes），一部電影《紅磨坊》，輕取了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獎和最佳服裝設計獎。1955年，他在卡萊爾咖啡館，寥寥幾筆，天上處子般，畫上了他的馬兒與少年。淡妝濃抹，相宜的，總是情色功夫。

音樂務必是現場的，壁畫當然是手繪的。卡萊爾酒店的怡人趣味，老派雅致。在一切都隔著屏幕的現世，這真讓人心安。篤篤定的侍應生，欣欣然的旅人，施施然的常客，一切的儀態都端正又新潮。七十多歲的厄爾·羅斯（Earl Rose）是獲得過艾美獎的作曲家，在白蒙酒吧（Bemelmans Bar）彈爵士鋼琴二十多年，如果聽眾聽出來是他的曲子，掌聲嫵媚些，他就頷首致意，間或和客人閑聊幾句。我問他現在一周還來幾次，他說4次吧；然后問我，知道墻上是誰的畫嗎？空間和時間一下子自由了起來，我答：哦，親愛的羅斯先生，您和我現在不是在中央公園以東，而是在中央公園的原點，坐擁著1947年中央公園的四季。于是他輕拍我肩：您說出了所有美國人的童年，不如合張影吧。每個童年的記憶，都是神一樣的存在。久遠的，如中國人的哪吒，上溯到波斯帝國；切近的，如瑞典人的長襪子皮皮，和比她早幾年“出生”的，路德維奇·白蒙（Ludwig Bemelmans）筆下的小丫頭瑪德琳（Madeline）。

16歲從奧地利來到紐約的白蒙，太熟悉酒店，太熟悉中央公園。他在緊靠公園南沿的利茲·卡爾頓酒店（Ritz-Carlton Hotel）工作了16年，在飯店便簽上畫了無數速寫，直到出版商慧眼識珠。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同一周，白蒙第一本《瑪德琳》出版。無數新美國人借著瑪德琳的巴黎，遙想回不去的歐洲。白蒙生前出版了六本瑪德琳系列，發行1400萬，童書里全是他的歐洲和他的法國、他的巴黎和他的倫敦。只在這個原名“上東區邊上”的酒吧（Upper East Side Bar），白蒙才畫了紐約，把它濃縮進了中央公園里——卡拉韋爾修女牽著瑪德琳和其他11個小女孩路過大都會博物館，去坐1908年旋轉至今的超級大木馬；貝殼樂池（Naumburg Bandshell）里，管樂隊正在吹奏；動物園的籠子前，老鼠先生們在圍觀電影明星，猴子戴著帽子人模人樣地在和銀行家交易；公園設計師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的得意之作羊草甸(Sheep Meadow)上，上百只羊正在替他除草，直到1943年經濟大蕭條，饑腸轆轆的失業者擠走（吃掉？）了羊群，露宿到了草坪上……《中央公園的四季》是白蒙心里的、看見的和記住的紐約，私心里，我覺得這才是他的小真心、他的小噱頭、他的代表作。

白蒙酒吧的吧臺正墻，畫著中央公園最早的地標畢士大池噴泉（Bethesda Fountain）。畢士大池原址在耶路撒冷，《圣經》里說是療愈癱瘓者的圣地。這樣一想，中央公園以東的這面墻，竟生出了層層套疊的隱喻意味來。

上西區藝人行

Artist’s Row

“有恒產者有恒心”。和畫在街頭的涂鴉墻畫的路數不同，動了在室內畫壁畫的念頭，業主多少是有江山永固的祈盼的。私有的地產主，不必像政府機構，搞得滿墻的宏大敘事；實現點私有趣味和自由意志，不是太麻煩。不過，至少要給得出畫師與業主雙方都有面子的酬金。或者像白蒙，分文不取，但一家人卡萊爾里悠悠地住了個一年半。餐廳酒店，多少還是公共場所。上得廳堂的，講究的無非是個面子，當然說到底，面子也是里子。

上西區的八月，行跡本該寥寥，這是多數住戶飛去南方，曬到西棕櫚灘上的季節。也有例外，中央公園西南邊的“藝人之豹”（The Leopard at des Artistes），華燈一旦初上，高朋自會滿座。這是個畫家、影星、議員、收藏家和基金經理聚居的高檔街區。“豹”，意大利南方系，菜品正宗，服務殷勤，這一分店如餐廳主人所言，講究的是“低調的優雅”。畢竟這個地點本身，早是有傲嬌的身份門檻的。

西67街1號是個叫“藝人酒店”（H?tel des Artistes）的地方，其實是個酒店式公寓。1917年，建筑師喬治·波拉德（George Mort Pollard）設計這座18層高樓時，就特意把正面門楣上的滴水角獸（gargoyle）雕成畫家、作家和雕塑家的樣子，好像是在大聲提醒：這是專為藝術家設計的啊。挑高超過5米的雙層起居區和同樣雙層的玻璃窗，為畫家和雕塑家提供了在大型畫布和裝置上工作所需的光線和空間。像在北京的798街區一樣，二十世紀初的西67街也曾是破爛空闊的工廠區，藝人酒店與其他七座專為藝術家設計的精美建筑（包括有60間隔音公寓的“音樂家大樓”）拔地而起，新興的“藝人行” （Artist’s Row）為二十世紀初的曼哈頓，開辟出了獨一份的藝術家飛地。

這些藝術家已然功成名就，不必掙扎著擠到格林威治村去，不是普契尼的歌劇《波西米亞人》里唱的，要為“你那雙冰涼的小手”去燒掉手稿取暖的無名之輩。實驗藝術的先驅杜尚（Marcel Duchamp）、現代舞的創始人鄧肯（Isadora Duncan）、 插畫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默片時代的“拉丁情人”華倫天奴（Rudolph Valentino）、“垮掉的一代”的文學伴侶菲茲杰拉德夫婦（Scott and Zelda Fitzgerald）、紐約愛樂樂團指揮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上個世紀杰出的芭蕾舞男演員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這些“雛菊中雛菊”，風度翩翩地出入藝人酒店，當然有時只是為了去一樓臨街的“藝人咖吧”（Café des Artistes）喝一杯。最初，這幢樓不設廚房，不曾想這個上流社會的咖吧、沙龍和會客廳，不經意間記下了一部美國現代藝術家名錄，成就了一座不可移易的紀念館。

百年風云，物是人非。最后不可移易的，還是墻，和墻上的春色無邊。

1915年，43歲的霍華德·克里斯蒂（Howard Chandler Christy）搬進藝人酒店，一直住到他1952年去世。在大蕭條時期，藝人咖吧險要關張，克里斯蒂提議不如在墻上畫上裸女，招攬生意。乍聽下來，這似乎過于俗艷了。然而，我竟墜落在上西區的黃昏里，長久地坐在靠樓梯的餐桌，三個小時不知肉味。越過著裝刻意非正式但袖扣拐杖、珍珠鉆石還是暴露了身份的熟年食客的頭頂，我一遍一遍環視餐廳里原有的十二幅壁畫中幸存下來的七幅：春的花海中、夏的噴泉里、鸚鵡的目光下、秋千的蕩漾間……在飲食男女的歡聲里，占據我腦海的始終只有三個字：思無邪。

無盡春光無盡恨，有限光陰有限身。

紐約是霍華德的福地，他出身俄亥俄州的鄉間，16歲到紐約學藝，一度入伍，退伍后回到紐約，以一戰征兵廣告和戰爭國債海報爆得大名，當時他的模特是他的初婚妻子湯普森（Maybelle Thompson），這位“克里斯蒂女孩兒”在1910年代出盡風頭；而藝人咖吧墻上千嬌百媚的，則全部是他后來的伴侶愛麗絲（Elise Ford）的樣子。而且，不用仔細分辨，也能有七八分的把握斷定對望著愛麗絲的，恐怕不是小說電影里的那位“人猿泰山（Tarzan）”，而就是畫家自己。

暮色四合時出門，遇到2011年接手藝人咖吧并將其更名為“藝人之豹”的潮范老板。他大約六十出頭，一套齊整的淡藍色麻織西裝，腳下一雙同色系阿迪達斯運動鞋，一輛藍色特斯拉。非常上西區的扮相。好像很接地氣，故意平易近人，實際上是格外闊的。“豹”老板一邊打開膺翼車門叫飯店經理出來搬書，一邊與出門的熟客搭訕（這家飯店如今照舊做著左鄰右舍的生意），然后問我，味道可好。我夸贊他花費巨資請了專業人士，壁畫修復得很在行，如果燈光也能博物館級就更好了。一個意大利裔式的回答完全意料之中：有品！但我的佳肴才最博物館呢。

上西區一不留神就是要這樣霸氣側露的節奏。可能真是已然視金錢如了糞土，他們還特別熱衷政治，餐廳里的“白人左派”們高談闊論的都是人人平等、全民福利之類的“高尚”話題。只識衣冠不識人。曼哈頓的街頭，雜亂喧囂，似乎也敞開給任何人。但登堂入室并不容易，因為紐約在本質上是區隔的。每個圈層都有自己的領地，即使是飯店餐館這類哈貝馬斯津津樂道的所謂“公共空間”，難道不也是塊壘森嚴，黑白分明嗎？“藝人之豹”里，多是冠之以藝術之名的紐約叢林之豹。文化趣味，無非是一層欲蓋彌彰的面紗罷了，它恐怕是一種階級鴻溝的約定俗成的修辭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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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出生于優渥的猶太家族，今年夏天在第五大道上的猶太博物館有他的特展《一切都有裂痕》，觀眾裊娜著蜂擁而至（這里的觀眾真沒有身材走形的，在曼哈頓，身材也是階層標簽）。巨大的環繞立體聲幕布上，不同年齡段的萊昂納德顯像在各個墻面上，恍然間，有壁畫的當代感。最大的展廳里，地上丟著好多個懶人沙發，紐約的文藝老年們，長久地依偎著，和暗啞而性感的那個“輕度痛苦愛好者”一起唱啊唱：“像釘在魚鉤上的餌， 像從古書里走來的騎士。 我為你收集著， 我所有的勛章”。

曼哈頓頒發的勛章，不少是畫在內墻上的。人類進進出出，聲色犬馬。

它們不動。是的，也不響。

2019年8月27日

于弗里克藝術參考圖書館（Frick Art Reference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