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一百六十年前發生在克里米亞的一場戰爭，早已湮沒在歷史煙塵中。因為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無論規模還是烈度都超過了克里米亞戰爭。即使放在19世紀，奧斯特里茨戰役（1805）、拿破侖遠征俄羅斯（1812）和滑鐵盧戰役（1815）都比克里米亞戰爭出名。提起克里米亞戰爭，有人可能會想到英國護士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也可能會想到沙皇尼古拉一世之死，或者俄國農奴制改革的起因，僅此而已。

然而，英國歷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克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1）出版，還是引起不小的反響：歷史書原來可以這樣寫！克里米亞戰爭原來這么復雜、這么驚心動魄、這么影響深遠！奧蘭多·費吉斯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歷史學教授，被譽為“當今英語世界俄羅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他主要的研究領域是俄國文化史，其作品多次獲獎，深受讀者歡迎。例如，已譯為中文的《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人的私人生活》、《古拉格群島：一個愛情與求生的真實故事》、《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還有《一個民族的悲劇》（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革命的俄國，1891—1991》（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等，都是作者的力作。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克里米亞戰爭》一書由呂品和朱珠翻譯，譯者加了副標題“被遺忘的帝國博弈”，詮釋這場戰爭的要領，很透徹。

在《克里米亞戰爭》一書中，奧蘭多·費吉斯發揮他一貫的鋪陳歷史細節的優勢，依據大量的文獻資料，在兩軍交戰的主線之外，穿插和引用了豐富的“當事人”口述。有國王和大臣的看法，有戰地記者的筆錄，有參戰官兵的口述，有普通民眾的回憶，等于是以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的視角“還原”了戰爭的全景，展現了19世紀中葉大國勢力在黑海的博弈。奧蘭多·費吉斯所引用的這些文獻，主要是俄羅斯、英國、法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檔案資料，他也參閱了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學術著作和普通讀物。按照學術標準，奧蘭多·費吉斯對史料的占有無可挑剔，對于具體問題，他的著作中也有深入分析和嚴密推理。而文字表達的曉暢易懂，算是錦上添花了。

按作者自己的說法：本書旨在全面反映地緣政治、文化與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響主要參戰國介入克里米亞戰爭的，也希望讀者通過閱讀本書而對克里米亞戰爭有一個新的理解，認識到這場戰爭是歐洲、俄羅斯和中東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影響猶在（見本書的序言，中譯本第7頁）。作者還進一步指出，許多英國人把這場戰爭看作“毫無意義”或“沒有必要”的，是因為公眾對英國糟糕的軍事行動和有限戰果失望，這影響了后來英國歷史文獻判斷這場戰爭的客觀性。

奧蘭多·費吉斯《克里米亞戰爭》的寫法有點像希羅多德的《希波戰爭史》，開頭好幾章都是鋪墊。奧蘭多·費吉斯重點要寫的發生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戰爭只占十二章中的五章。開頭第一章至第四章講的是不同的“故事”，實際上是四組鏡頭：第一章“宗教戰爭”講的是法國和俄國之間如何爭奪“圣地保護權”；第二章“東方問題”先講1821年希臘獨立戰爭引起的列強干預（幫助希臘脫離奧斯曼帝國），接著講述兩次埃土戰爭（1831-1833；1839）；第三章“俄國威脅”講的是俄國在多瑙河控制兩個公國的行為，以及英、法兩國對俄國的警惕；第四章“歐洲和平的終結”講法國和俄國針對“圣地保護權”的具體沖突，從1851年倫敦舉辦的國際博覽會，講到法國的拿破侖三世與俄國皇帝尼古拉的較勁。第五章“虛張聲勢”總算寫到俄國出兵了，但還不是真正的克里米亞戰爭，而是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多瑙河戰爭（包括第六章“土耳其人首嘗戰果”）。多國參與這場戰爭是在1854年，這一年夏季打敗俄國軍隊，迫使俄國軍隊撤離多瑙河下游，退守克里米亞半島。英法等國的聯軍追到克里米亞半島，后來就以克里米亞半島為戰場。從克茲勒夫（Kezlev）登陸，阿爾馬河（Alma River）戰役、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戰役、因克爾芒（Inkerman）戰役，到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最終陷落，戰事結束，即本書的第七至十一章。而最后一章“巴黎與新秩序”描述的是戰后簽訂條約的細節。

《克里米亞戰爭》的“結語”是很精彩的，作者花30頁篇幅（英文原著26頁），以“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神話與記憶”為題，把英國、俄羅斯、法國、土耳其關于克里米亞戰爭的有關傳說、贊美或批評都做了梳理，重點介紹克里米亞戰爭留在這些參戰國的“痕跡”或印記。

（二）

這場“克里米亞戰爭”的時間籠統的說法是1853-1856年，實際上戰爭分兩個階段。1853年10月至1854年2月是第一階段，戰爭局限于奧斯曼帝國與俄國之間，規模不大；1854年3月至1856年3月是第二階段，英國、法國、奧地利、撒丁王國參戰，變成以俄國為一方，以奧斯曼帝國、英國、法國、奧地利、撒丁王國為另一方的大規模戰爭。關鍵是，作戰地點也有轉移。1853年10月至1854年8月的主戰場在多瑙河下游，1854年9月至1855年9月在克里米亞半島作戰。高加索地區、波羅的海也是分戰場，這兩處的勝負對戰爭全局起著重要作用。

克里米亞戰爭并不是為爭奪克里米亞，因為克里米亞早已被俄國吞并了。在克里米亞戰爭發生之前，俄國人統治克里米亞70年。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受俄國人的壓迫，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同情韃靼人，卻無力收復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戰爭的作戰地點一開始在多瑙河下游，是因為俄國與奧斯曼帝國爭奪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要是英、法等國不參戰，這場戰爭后果難料，但史書上可能會稱之為“多瑙河戰爭”或“巴爾干戰爭”。俄國一定要和奧斯曼帝國作戰，是因為俄國皇帝認為奧斯曼帝國必然會崩潰。事實是，奧斯曼帝國沒有瓦解，也沒有亡國。這次克里米亞戰爭中俄國慘敗，但戰后克里米亞仍然是俄國的，并沒有還給奧斯曼帝國。

克里米亞戰爭的線索是清楚的：俄國和俄羅斯之間交戰約四個月，多國參與后規模擴大，并造成慘重傷亡，戰敗國俄羅斯承受巨大的打擊。近代國際關系史、奧斯曼帝國史、俄國史中，對克里米亞戰爭全過程的敘述和對戰爭后果的判斷大體一致，只是在一些細節上有分歧和爭議。不過，以往提及克里米亞戰爭，大多數是放在近代國際關系史中考察的，因此，戰前微妙的國際局勢，歐洲外交官們穿梭般的外交活動，都被描述得非常細膩。關鍵在于，俄國打敗奧斯曼帝國到底會產生什么后果，英國和法國估計得很嚴重。英國堅決不同意俄國占領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抵制俄國侵吞巴爾干是英國外交中的大事。當然，奧斯曼帝國絕不愿意喪失海峽。奧斯曼帝國不惜一戰也不答應俄國的無理要求。

這里涉及的重點問題是，俄國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局部戰爭為什么變成一場多國卷入的戰爭？國際關系史的解釋是：俄國威脅到英、法等國的利益。比如，1854年3月28日英國向俄國宣戰，官方稱：俄國針對奧斯曼帝國的侵略戰爭已經到了“不計后果的地步”，俄國皇帝執意拒絕奧地利皇帝、法國皇帝、普魯士國王和英國國王陛下提出的停戰協議，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和英國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以維護和平與正義。在英國人看來，出兵作戰是不僅是為了英國人民的利益，也為了歐洲各國的獨立，還為了維護英國的盟國奧斯曼帝國的尊嚴和獨立地位。聯軍取得多瑙河戰爭的勝利后（1854年8月8日），英、法、奧地利向俄國提出的停戰方案是：多瑙河自由通航；取消俄國在黑海的優勢；俄國放棄單獨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教徒的要求。尼古拉一世不愿意接受這個方案。當時多瑙河兩公國已由奧地利軍事占領，俄軍已撤到克里米亞半島的塞瓦斯托波爾。英、法等國聯軍便開赴克里米亞半島，然后是11個月的鏖戰，直到1855年9月10日攻占塞瓦斯托波爾。俄軍在克里米亞半島全線敗退、投降，在高加索等戰場的勝利也不能改變敗局。第二年3月30日參戰雙方在巴黎簽訂條約，正式結束了這場殘酷的戰爭。

（三）

關于這場戰爭，已經出版過很多英文書和俄文書。當然，有一部分是講故事的，例如，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輕騎兵的沖鋒、“提燈女士”南丁格爾，等等。也有學術性很強的著作，對戰爭的原因、戰爭的進程和影響等做了深刻的分析，并不像奧蘭多·費吉斯所言，“作者們缺乏學術素養”，只能描述戰爭插曲。奧蘭多·費吉斯說其他作家沒有能力探討克里米亞戰爭的宗教原因，或者是“歷史學家們往往低估了戰爭的宗教契機”，低估了宗教在19世紀的重要性。其實，克里米亞戰爭起因是宗教問題，對任何研究者來說是清楚的，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著作都會把“圣地保護權問題”當作戰爭的起因，并不是沒能力研究或有意忽略，“僅僅用一兩段話輕飄飄地一帶而過”。顯然，奧蘭多·費吉斯以“宗教戰爭”為第一章的標題，是把這個觀點作為自己的創新點或著作的亮點的。

奧蘭多·費吉斯的主要貢獻是用翔實的資料全方位展示了這場戰爭的復雜和殘酷。克里米亞戰爭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陣亡或病亡的士兵有75萬人，受傷致殘的上百萬，平民的死傷無法統計。傷亡最嚴重的是俄國軍隊。一說俄國軍隊傷亡50萬人，一說這場戰爭中雙方總傷亡人數在50萬以上，也有學者的判斷是“總傷亡80萬人”。死亡的士兵不全是陣亡，而是因饑餓、營養不良或疾病致死。野戰醫院的條件差，延誤了救治或傷口感染，也增加了死亡率。但這些傷亡的細節在以往的書籍中是缺失的，后人往往只能了解到冰冷的數字。由于里米亞戰爭卷入了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戰爭的除了軍事人員，還涉及國王、高官、宮廷隨從、外交官、宗教領袖、革命者、醫生、護士、記者、攝影師、作家等，所以，關于這場戰爭的描述，就不限于戰報和官方記錄，保存下來大量的軍官回憶錄、士兵信件、記者的手稿、照片等等。然而，以往的研究者都沒有下奧蘭多·費吉斯這么大的功夫。

說到克里米亞戰爭的傷亡，必然要提到占地醫療服務。從戰地醫療服務的角度看，克里米亞戰爭是不同尋常的一場戰爭。俄國在戰爭期間提高了醫療服務，聯軍也有醫療救助，英國護士南丁格爾的醫療救護站設在斯庫臺（Scutari，一譯“斯庫塔里”），傷員要花幾個小時才送到（跨過黑海到斯庫臺500公里遠）。俄國醫生尼古拉·皮羅戈夫（Nikolai Pirogov，一譯“皮羅古夫”）在塞瓦斯托波爾建立醫療救護站，救助的能力更強。

即使講到戰地醫療救助，南丁格爾和皮羅戈夫的事跡在奧蘭多·費吉斯筆下更為生動、詳實。南丁格爾是生于英國德比郡的一名護士，戰爭期間她帶著38名護士于1854年11月4日到達斯庫臺，在臨時改建的房舍里救治傷員，條件很差。護士們承擔著給重傷員喂食、清洗身體、分派藥品等多項任務。一個多月后增加了一批護士，均由南丁格爾指揮和管理。她是一個能力很強的管理者，她重新規劃了廚房，購置了鍋爐，雇傭了當地人做洗衣工。南丁格爾每天工作不停歇，晚上也親自巡查，安慰傷病員。不過，傷病員的死亡率很高，因為英軍士兵的飲食和服飾等后勤供應不足，加上氣候不好，傳染病流行。俄軍方面，戰地醫院的條件也很差。尼古拉·皮羅戈夫是高水平的外科大夫，他為俄軍傷員救治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原是圣彼得堡軍事醫學院的醫學教授、外科大夫，1847年在高加索地區擔任隨軍醫生，掌握乙醚麻醉術。1854年12月皮羅戈夫到達克里米亞，發現那里的情況很糟，外科醫生沒有經過嚴格職業培訓，加上醫療器械質量不高，感染嚴重。皮羅戈夫逐步實行傷病員分流系統（他的發明），根據傷病程度分成不同類型的組別，依次接受不同難度的救治。沙皇的弟媳婦、大公夫人葉蓮娜·帕夫洛夫娜創建了圣十字架神團，派出34名護士隨同皮羅戈夫前往克里米亞前線的辛菲羅波爾。皮羅戈夫也把護士分了組，讓她們承擔不同的協助手術或照顧傷員的任務。克里米亞當地的女性自發組織起來，前往塞瓦斯托波爾的包扎站和占地醫院服務，協助皮羅戈夫的救助工作。

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一些新式槍械和交通工具排上了用場。比如，蒸汽船的使用，電報的出現，是19世紀中期值得關注的大事。交通工具加上通信手段，使報社有能力派遣記著前往戰爭地帶，他們撰寫的報導很快會見諸報端。新聞稿從戰地傳到倫敦，由蒸汽船變為電纜傳輸，幾個鐘頭就可以到達倫敦。《倫敦新聞畫報》可以印刷圖片，在戰場上拍攝的照片印刷可以在畫報上。雖然照相技術剛剛為人所知（1851年世界博覽會上展示了拍攝的相片），但當時人們有幸通過戰地記者拍攝的照片“看到”克里米亞戰場和軍人。其實1846-1848年的美國墨西哥戰爭、1851-1853年的英緬戰爭都拍攝了簡陋的照片，但都比不上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所拍攝的清晰而逼真的照片。

（四）

在《克里米亞戰爭》一書中，奧蘭多·費吉斯對這場戰爭也提出了一些學術性很強的問題。除了前文說的“宗教戰爭”的觀點，他還認為，“克里米亞戰爭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打破了長期以來維持歐洲秩序的俄羅斯—奧地利保守主義聯盟，讓一些新興國家包括意大利、羅馬尼亞和德國得以誕生。”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從國際關系史的角度看，克里米亞戰爭雖然對19世紀中葉的歐洲格局產生了影響，但未必是分水嶺；而且，“打破俄羅斯—奧地利保守主義聯盟”這一判斷未必準確。

奧蘭多·費吉斯還認為，“克里米亞戰爭是土耳其人首次參加歐洲的戰爭，這場戰爭打開了奧斯曼帝國的大門，西方的軍隊和技術涌入，加快了這一地區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步伐，同時也引發了伊斯蘭世界對西方持續至今的對立情緒”（見本書序言，中譯本第7頁）。說到打開奧斯曼帝國的大門，早在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行省。在19世紀，1827年的納瓦里諾海戰，英國、法國、俄國的軍隊直接打擊奧斯曼帝國軍隊和埃及行省的軍隊，公開支持希臘人脫離奧斯曼帝國，歐洲大國也直接干涉兩次埃土戰爭，這些都是打開帝國國門之舉，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并不比克里米亞戰爭的影響小。至于西方軍事技術的涌入，本來是奧斯曼帝國主動向西方學習，法國軍官、普魯士軍官都是奧斯曼帝國歡迎的，歐洲的武器和技術是帝國迫切需要的。克里米亞戰爭對奧斯曼帝國來說是一次難得的勝利，因為奧斯曼帝國和俄國之間的戰爭一個多世紀，屢戰屢敗，1853年也是被打敗了，由于英法等國參戰，才把俄國軍隊趕出多瑙河，這等于是挽救了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在這場戰爭中獲勝，無異于阻止了俄國南下侵吞本國領土的步伐，贏得了一個推行改革的有利環境，意義不同尋常。

奧蘭多·費吉斯說這場戰爭“同時也引發了伊斯蘭世界對西方持續至今的對立情緒”，這是作者的過度引申和聯想。至于“東方問題” 的復雜性、黑海地區基督教徒與穆斯林的關系、歐洲對俄羅斯的敵視等因素，其他學者也注意到了，并非他第一次提出。克里米亞戰爭的直接記錄和當時學者的評論還有很多，奧蘭多·費吉斯并未全部參考和采用，所以在軍事方面的勾勒還是松散的，不夠凝練。從1854年8月起，英國和法國的報紙不斷爆出驚人的消息，有 “克里米亞血戰”、“攻克塞瓦斯托波爾”、“俄國艦隊大部分被殲滅”等標題。依據公開的戰報和來自前線的消息，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寫了百余篇報道和評論克里米亞戰爭的文章（發表于《紐約每日論壇報》、《南非人報》、《新奧得報》上）。這些文章或政論有長有短，涉及到具體的戰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能直擊問題的要害。奧蘭多·費吉斯在書中也引用了馬克思的通信。相比之下，奧蘭多·費吉斯對戰場上戰斗情況的描述，以及對戰爭結局的判斷，往往是借用日記或通信來舉證，絮絮叨叨地講下去，沒有歸納和概括，顯得瑣碎。雖然《克里米亞戰爭》以細節描寫見長，但有的地方缺少必要的剪裁，文意枝蔓，真要考驗讀者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