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土耳其因吉利克，美國戰機在土耳其的北約基地為伊拉克戰爭做準備。（劉宇作品） 

劉宇（1959— ）的拍攝經歷讓人驚嘆，他一次次前往世界上災難頻發或無人問津的地區，先后經歷了波黑戰爭、科索沃危機、伊拉克危機、莫斯科紀念“二戰”勝利50周年慶典、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認定、聯合國成立50周年慶典、美英兩國大選、四屆奧運會等重大事件的報道。對于此，他自己卻很淡然，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和陳小波之間的談話。

▲ 第25屆全國攝影藝術展覽首展開幕式上，國展紀錄類評委、中國文聯攝影藝術中心主任劉宇在講座

▲ 1998年，美國華盛頓，克林頓遭到眾議院彈劾后首次與希拉里一起參加公眾活動。

一工作就干上了自己喜歡的事情

陳：我們認識20多年，算得上是好朋友。可記憶中，我還從來沒和你認真談過攝影呢！

劉：你在和別人談呢。

陳：和別人也不談！也就是因為這個專欄，我不得不一次次談攝影。我覺得老在說攝影的人不正常啊！

劉：我覺得我那點事對于別人好象沒有多少借鑒意義，再說我也確實不好意思當你的面自吹自擂啊！

陳：作為攝影記者，說你身經百戰也不為過，也許你身在其中不覺怎樣,但是對很多人來講幾乎是傳奇呢。

劉：有人說至少要換7次工作以后才能找到自己喜歡的職業，我很幸運，大學畢業后第一次選擇工作就干上了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一干就是20年。而這20年，也正是中國傳媒以及新聞攝影面貌都發生巨大變化的20年，我有幸經歷了這個過程。就如同乘船出海，站在船上望著大海不覺得，但當你回頭去看，就會發現船已經離岸很遠了。

▲ 2010年，朝鮮平壤，朝鮮群眾等待參觀平壤革命博物館。

徐佑珠，是一個不能不提的人

劉：我從徐佑珠講起吧！

談到八、九十年代新華社攝影部、甚至是整個新聞攝影界，徐佑珠都是一個不能不提的人。她當了我十幾年的部主任，是在我職業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個人。我說過我是一個比較被動的人，需要別人在后面推著我向前走，她就是在背后推著我的人之一。她給了我很多鼓勵，使我慢慢自信起來。她說她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照片下面寫一行字。其實她對于照片的判斷非常準確。有時遇到重要的新聞，編輯編完讓她定稿，她很快地看完后會說：把你所有照片都拿來。幾十、上百張照片在她手里匆匆一過，留下的幾張基本上是最好的。

陳：徐佑珠身上有種純粹的東西，那是一種鼓舞人的力量。我們那批進攝影部的大學生應該說都受到她的那種職業精神和職業水準的浸染，我們一開始就站在一個比較高的起點上。還有當時的副主任謝俐，遇到這兩位出色的女性領導是我們的運氣。

劉：我很慶幸我一畢業就能到新華社攝影部這個中國最大的新聞攝影機構工作，這里產生過中國最好的攝影記者和編輯。但是在整個文革期間，新華社攝影部基本沒有進新的大學生。我分到攝影部中央組的時候，最年輕的記者也超過了40歲。

我在挺長一段時間里似乎并沒有引起她的關注。直到采訪完1990年北京亞運會，徐主任說了一句給我很大鼓勵的話：“我以前并不了解你，從這次亞運會我開始認識你了。”她是這樣的人：如果欣賞你，你不說她也會使勁用你。我記得后來好多次重要采訪都是她點名派我去的。有些事甚至是被她推著、逼著去做的。1993年荷賽基金會來北京與中國的新聞攝影界交流，請來了英國和法國的兩位大師，同時邀請東道主新華社出也出一名主講人。徐主任推薦我去，我自認為拙于言辭、極力推脫。在她的堅持下，最后只好趕鴨子上架。事情過后我得到一個體會，只要你認真努力了，結果往往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樣糟。

陳：徐佑珠那時做的重要的事情還有：打開了封閉的大門，讓我們走出去，其他媒體的杰出攝影者走進來，毫無障礙地溝通。記得有天晚上，安哥從廣東來部里放他的幻燈片，徐主任和我們一起看到最后，笑到最后。

劉：八、九十年代是中國傳媒對圖片的認識和實踐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她這樣做讓我們有機會和同行進行更多的交流。我們那時非常關注其他媒體刊登的照片，經常擺出來與我們的照片比較研討。大家在相互競爭又相互學習的氛圍中一起成長。

▲ 原新華社攝影部主任、編輯家徐佑珠（郝遠征 攝）

新華社給我的訓練，嚴格而有益

陳：你應該是經過新華社嚴格訓練的“成果”之一——守紀律、有合作精神、隱忍、服從、擔當、不事張揚……

劉：新華社給我們的訓練主要不是通過培訓的方式進行，而是一個部門多年形成的工作秩序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工作的性質決定工作的狀態。不同的題材對攝影者有不同的要求，在適應這種要求的過程中也得到多方面的訓練。比如在中央組的十幾年，養成了我的紀律觀念。中央組的記者每天早晨8點以前絕對要全部到辦公室，不管你昨天工作到多晚，也不管當天有沒有你的采訪安排，要隨時處在待命狀態，多少年來一直是這樣。另外團隊意識也非常重要。中央組經常要聯合作戰，每人負責某個角度事先都有嚴格分工，你別的拍得再精彩，規定動作沒拿下來也要挨批評的。而采訪社會新聞則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記者有很強的新聞敏感，還要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拍體育則對攝影技巧有很高的要求。

合作精神有時比一個人的能力更重要。比方選駐外記者，首席記者往往不問這人能力怎么樣，先問能不能與人合作。有很多只在業務上出類拔萃的人往往在這上面容易吃虧。

合理的規則一定要遵守，我想這也是職業素質的一部分。

陳：在新華社，做人往往擺在做事的前頭。

劉：我在攝影部換了不少地方，第一我必須服從攝影部的整體安排，第二從個人來說我不愿意總是重復干一件事，哪怕這事別人看起來很好。我也知道一個人專注于干一件事更容易干出名堂，專家是那些在很小的領域比別人專注的人。可我本來也沒給自己很高的目標、很大的壓力，所以不如干自己喜歡的事。我不是特執著、特堅持的那種人。

陳：這20年當中，你很多時間都在國外工作，在國外工作應該更考驗人的素質和承受力。

劉：在國外工作對人的鍛煉是全方位的。我曾經分別在倫敦分社和華盛頓分社常駐。《洛杉磯時報》曾讓70多個駐外記者描繪他們對自己職業的感受，他們用的最多的是“歷險、激動、自由、挑戰、忠誠、孤獨、擔心、難堪、離婚、危險”。這十個詞，也或多或少能表達我自己對駐外攝影記者的一些感受。你突然被派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大部分時間都處在失衡的生活之中，必須和令人焦慮的環境搏斗。那個國家發生的所有重要事情似乎都與你有關。你翻開報紙，每天都有新聞發生，但攝影記者必須事先得到線索，然后還要確保能到達現場，這其實是比拍攝本身更要緊的問題。我兩次駐外都是在世界上新聞業最發達的地方。華盛頓和倫敦也聚集了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攝影記者。我采訪白宮新聞比較多，幾大媒體派到那里的都是各自大牌的記者。其實他們之間的競爭也是硬碰硬的，因為大家在同樣的拍攝條件下拍攝同樣的對象，高下一望而知。

▲ 1996年，北京西黃寺，十一世班禪與十世班禪母親相見。

我沒有理由不珍惜機會

陳：你是同時期記者中獲得機會最多的人之一，你如何能一次次獲得機會的？

劉：應該感謝新華社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使我這個比較被動的人獲得如此豐富的經歷。在攝影部這么多年，我好象很少主動要求什么事情，包括去美國、英國常駐，也包括到地方掛職。我不想干擾領導的戰略部署，呵呵……

但是當機會來臨時，不管大事小事，我會認真做好每一次采訪，用照片來贏得大家的信任。也許我不一定比別人做得更好，但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當你這次做好了，自然就不愁有下一次。公平的領導不會只讓“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陳：你說起來很簡單啊！這么些年來，我知道你也確實次次做到了用人品、用實力說話。

劉：可不敢說“次次”，我也有敗走麥城的時候。不過我常想，每天不知有多少攝影記者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奔忙，但是當那些震驚世界的事件發生時，有幸恰恰置身在那個時間和空間交匯的點上，這對攝影記者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在九十年代好運氣一直伴隨著我，有時好到天上掉餡餅的程度。92年11月的一天，電影導演李少紅去倫敦領獎。我當時是倫敦分社的記者，使館文化處的同志讓我帶她在倫敦轉轉。本來說好去格林威治天文臺，半路上鬼使神差地轉道去了溫莎堡。溫莎堡是英國女王的行宮，距倫敦大約50英里。快到目的地的時候，我看到遠處有黑煙升起了來，以為是工廠在冒煙，但是隨口和李少紅開了個玩笑：“今天溫莎堡要是著火，咱們可趕上大新聞了。”當我們從高速公路上下來，越來越接近溫莎堡的時候。我們終于看清了，確確實實溫莎堡著火了。我成了最早趕到現場的記者之一。這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 1992年，英國溫莎，溫莎宮大火。

陳：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的奧林匹克公園爆炸事件也是你不期而遇的新聞事件。

劉：對！至今令我難忘。奧運會新聞中心和奧林匹克公園只有一街之隔。每天最早開始和最晚結束工作的總是新華社報道組。那天凌晨1點多，從奧林匹克公園方向傳來一聲悶響。沒有人發出命令，新聞中心新華社辦公室仍然在工作的三名攝影記者本能地撲向照相機，先后沖出了辦公室。所有人都在向外跑，只有三種人向里沖：警察、醫生和記者。我憑著感覺一直跑到公園的圍墻外，看見馬路上或坐或躺的一群傷員。我舉起相機剛拍了幾張，警察就開始驅散人群。我慶幸自己早到一分鐘，拍到了新華社距第一現場最近的照片。隨著警察封鎖圈的擴大，我且退且拍。那時雖然已是凌晨，但我毫無倦意。我知道，此刻正是在合適的時間處在合適的地點，我沒有理由不珍惜機會。第二天早晨，到新聞中心上班的各國記者們吃驚地發現，新華社辦公室的擋板上已貼上幾十張幾個小時前發生的爆炸事件的照片。

陳：心存敬畏、感恩、珍惜、退隱之心的人是有福的人。

▲ 在1998年一個夏日的午后，兩名阿米士人（Amish）走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卡斯特縣的鄉間小路上。最早的阿米士人早18世紀為了躲避宗教迫害從歐洲移居到此。這些遵從保守教義的基督徒身處最發達地區，但是放棄科技變革帶來的福利，固守著幾百年前的生活方式。他們穿著自己的傳統服飾，以馬車代步，不用電器設備，以農業種植和手工坊維持生計。

不能忽視對人的命運和人性的關照

陳：很少在你的照片里看到暴力血腥，哪怕你是在有激烈沖突的地區。是不是那種東西不適合你的內心，抑或是你有自己的規則？

劉：前幾天一個朋友在信里說我拍的照片“有一份特別的寧靜和悲憫”。這是過譽了，可能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但是我相信記者的性情與好惡一定會在他的照片里反映出來。

92年10月，我奉總社之命采訪波黑內戰。我們從貝爾格萊德前往波黑塞族武裝的中心帕萊，剛進入波黑境內，前方的車隊就被穆斯林武裝襲擊，我們被迫滯留在邊境附近。一位當地的記者得知我是來自中國的新華社，主動帶我到附近的醫院，看到了被殺死的十幾個平民的尸體全部被燒焦了，有些頭甚至被割下。我拍了照片，但是并沒有發稿。揭露戰爭的罪惡不一定非要用赤裸裸刺激讀者神經的方式。回到我們滯留的地方，我看到來時同乘一輛車的一對身穿軍裝的青年男女依偎在山坡上，女的懷里抱著一只流浪的小貓，一臉甜蜜。男的目光悠遠地望著前方。他們并沒有意識到，一個來自遠方的中國記者把鏡頭對準了他們。在路上他們的戰友曾告訴我們這對夫婦剛結婚三天，他們的愿望是生六個孩子。愛情孕育生命，但是誰能保證他們自己的生命不被戰爭吞噬呢？攝影記者當然要反映戰爭帶來的后果，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忽視對人的命運和人性的關照。

▲ 1992年，前南斯拉夫波黑，新婚三天的夫婦一起來到波黑戰場。

陳：你溫和的生命態度在你的照片里得到反映。即使到了戰爭的現場，你也會回避那些慘烈的場面，而把溫暖的瞬間傳達出來。

劉：我想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流露吧，一般并不刻意回避什么。只有在職責與內心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才會選擇放棄。在波黑采訪期間，有一次跟著當地電視臺的記者深入到了塞族武裝的一個前線指揮所，那可能是我最接近戰場的一次采訪了。槍聲、炮聲象新年的鞭炮聲一樣密集，不時有抬下來的受傷士兵。后來一個老人來到指揮所，被告知他的親人被打死了。老人不停地地啜泣，我把鏡頭對著他，老人沖我擺手。后來，老人慢慢走出指揮所。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沒有跟上去，我實在不愿意再打擾這個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老人。也許我失去了一張好照片，但是并不后悔。攝影記者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尊重被攝者。

陳：平時很少見你悲喜流露，在熱點地區采訪，你會激動嗎？

劉：如果自己不被感動，拍的照片恐怕也很難感動別人。但一個感性的人不一定是感情外露的人。我也有在現場因為激動得手發抖或者因為感動而眼淚蒙住雙眼的時候。

今年一月我在泰國普吉島采訪海嘯時，碰到一個人民大學的喀麥隆籍留學生愛莎，她的女兒貝蒂在泰國度假時遇海嘯失蹤，愛莎只身從北京來到泰國尋親。那時我到泰國參加海嘯報道已經半個多月，回國的機票都訂好了。見愛莎的第二天，我去機場準備回國，她搭我們包的車去災區找女兒的下落。

在去機場的路上，我心有不甘，好題材并不總能碰到，如果就此放棄，我一定會后悔的。愛莎也勸我留下來了幫她找女兒，望著她期待的眼神，我無法拒絕她的信任——無論是作為中國人還是她的校友。到了機場，我沒有登機，而是改簽了機票，一起踏上尋親之路。我們帶她去各個停放遺體的寺廟，還去了她女兒曾住過的酒店。穿過廢墟我們找到貝蒂住過的房間，里面一片狼籍。愛莎見到了女兒的遺物。她點燃了路上就買好的三支蠟燭，嘴里念念著：“咕咕、咕咕（貝蒂的昵稱），媽媽來看你了。”然后，枕著女兒的衣服，躺倒在貝蒂的睡過的床上，長睡不起。在酒店外的大海邊，一直非常堅強的愛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她一面按照喀麥隆的傳統向著吞噬女兒生命的大海撒鹽，一邊大聲呼號：“大海，不要發怒了，還回我的女兒吧！”。在回停車場的路上，我一直走在前面，我不愿意她看到我的滿面淚水。此后的幾天，我們每日奔波幾百公里陪愛莎找女兒，那時候我已經把從沒見過的貝蒂當作我的親人，很難分清找到貝蒂和完成報道任務哪個更重要了。

陳：在阿爾巴尼亞邊境，一對科索沃母子依偎在避難的帳篷里，一束光線從頂上瀉下來投在他們身上。你給予這個畫面的安詳氣氛讓我感到“期望中的溫情”。你知道嗎?一直以來，你照片中的親切和善意是我最喜歡的。

▲ 1999年5月3日，在與科索沃接壤的阿爾巴尼亞城市庫克斯的難民營里，一個剛出生七個月的嬰兒成為這里最小的難民。北約轟炸南聯盟引發了“二戰”以后歐洲地區最大的難民營。數十萬阿爾巴尼亞難民逃離家園。原來僅有兩萬人的小城庫克斯就涌入了15萬難民。

▲ 1999年，阿爾巴尼亞與科索沃邊境。科索沃戰爭引發“二戰”后最大的難民潮。

沒有人為通訊社的記者保底

陳：你一直在拍攝國際新聞和社會新聞，很多人還不知道你對體育照片有興趣并且有心得。

劉：體育并不是我主要的拍攝領域，但是我一直對拍體育照片有興趣。我采訪過三屆奧運會，在新華社現役的攝影記者中算最多的之一了。就我個人而言我喜歡兩類項目，一是美的項目，例如體操、花樣滑冰等；二是有身體接觸、對抗激烈的項目。但是在奧運會上任何記者都要無條件地服從新華社報道的安排。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我主管體操、壘球等項目。我為拍好體操下過笨功夫。奧運會前我多次深入到中國體操隊觀察隊員的動作。電視上放體操比賽的錄象，我也錄下來，反復慢動作重放，并在本上作記錄。到了奧運會上，重點運動員的動作連接我已經爛熟于心，這對我的角度瞬間選擇非常有幫助。比如運動員在平衡木上做的鹿跳動作很好看，但我在訓練時從正面拍攝時總是看不到運動員的臉，通過觀察發現這個動作最好的拍攝角度是在側后方，這樣我就可以提前選擇正確的站位。我知道有的同行對我的方法并不以為然，但我知道至少對我自己幫助很大。每個人都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通訊社記者發稿的壓力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那時候新華社采訪奧運會的記者少，即便是決賽也常常是一個記者獨當一面，不允許有任何閃失，因為沒有人為通訊社的記者保底。

陳：“保底”，這也是新華社記者有時會感到“委屈”的地方。這么多年來，當有人指責新華社照片不夠這個不夠那個的時候，我們的記者會這樣想：是啊，你可以嘗試新的手段拍攝，嘗試不成就用新華社的照片，新華社照片就是你們的保底照片。可誰給我們保底呢？

劉：在悉尼奧運會上，我分管的項目是羽毛球、排球等，這些項目沒有直接的身體接觸，動作又都是程式化的。如果你只盯著拍動作，即便在技術上都沒有問題，出來的照片也很難超出預想。所以在拍攝這類項目時，要跳出動作本身，關注運動員細微的情緒流露。特別是比賽結束那一刻，無論是勝利還是失敗，往往都是情緒宣泄的高潮。在悉尼奧運會上，中國隊羽毛球隊獲得了4枚金牌，當他們贏得冠軍的一刻，表現是各不相同的：吉新鵬在把球拍拋向空中的同時大吼一聲，葛菲、顧俊淹泣相擁；張軍、高凌一個跳向空中、一個躺倒在地；龔智超的表現最低調，但我分明看見了她滾動在眼眶中的淚珠。每當臨近比賽結束的時候，我都提前停止拍攝比賽動作照片，換上最適合的鏡頭，選擇最佳位置，穩定情緒，等待精彩的來臨。

▲ 2004年，雅典，姚明在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

經歷是攝影帶給我最寶貴的東西

陳：攝影讓你得到了什么改變了什么？

劉：經歷是攝影帶給我最寶貴的東西。攝影使我有機會到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見到了不同地方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并用相機把這些記錄下來，這實在是很美的事情。

99年科索沃危機的時候，我從阿爾巴尼亞開車翻山越嶺趕往馬其頓，在饑腸轆轆的時候，來到兩國邊境一個叫奧荷里的湖邊，坐在湖邊吃著烤肉，望著美麗的湖光山色。我當時想，如果不是因為攝影我怎么可能到那么一個美妙的地方來？當然攝影記者生活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浪漫，更多的是每天奔命如蟻、緊張勞頓，可是我仍然非常感謝攝影。

要說改變了什么，我想也和經歷有關。原來我是個比較內向的人，因為要不斷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使我變得開朗了許多。

陳：支教、駐外、熱點、中央新聞、社會新聞、奧運會，一直到今天的基層工作，這些特殊的經歷你是否把他們當成財富？

劉：當然。任何一種經歷對人的成長都不會白費。有些事當初并沒有意識它的意義，你仍然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受益。就象剛畢業不久就讓我去山西呂梁山區支教，開始并不那么情愿。后來還是覺得我得到的遠比我付出的多。

陳：你的生活態度一貫平淡，你也一直游離在喧囂之外，不會讓人干擾你的安寧。如何看待得失？

劉：我有散淡的一面，也有追求完美的一面。主要表現在對過程非常認真，對結果不太在意。說好聽一點就是“只事耕耘，不問收獲”。

陳：你對自己品格、個性的評價？

劉：一個人的個性如果發揮積極的一面就可能是優點；相反，如果消極的一面被強化又可能變成缺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的優點也可能恰恰是他的缺點。比如自信本來是優點，但盲目自信就可能失去自知之明，對自己、對事物造成錯誤的判斷。不夠自信的人往往遇事對不利的后果考慮的比較多，甚至選擇逃避，因此會失去一些機會。但是也正是他們對困難估計比較充分，會努力想方設法避免消極后果的發生。我應該屬于后一種人吧。

我只不過是幾次游走在戰爭的邊緣而已

陳：波黑、科索沃、伊拉克……你是少數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中國攝影記者。

劉：我可從來不敢稱自己是戰地記者，除了波黑那次算是比較接近戰爭的中心，其他幾次不過是游走在戰爭的邊緣而已。在上級的命令面前，記者和士兵一樣沒有選擇，這是本份。在去波黑采訪的飛機上，我看到報紙頭版登著一張照片，英國一個11次采訪戰爭的老記者被洞穿其腹，倒在波黑戰場，而在他之前已經有36個記者在波黑內戰中喪生了。比起這些真正的戰地記者，我們算得了什么？

陳：在離危險很近的地方，你會有恐懼嗎?

劉：只要去了熱點地區，我一定會想方設法去最接近核心的地方，當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當意識到面臨危險的時候會有一些活思想。不瞞你說，去波黑之前我還給家人寫過些文字留在分社的抽屜里，回來就撕掉了。但是一旦置身其中，出乎我自己預料的平靜。

陳：你又怎么能做到經歷了那么多重要時刻仍能深藏不露甚至更加謙遜？

劉：我不太喜歡成為大家注目的中心。我一直覺得記者是報道別人的人，沒必要成為別人報道的對象。就是你這次訪問，我拖了也整一年了。有些媒體為了宣傳自己，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報道中，介紹自己記者的工作，我完全可以理解，記者也應該給予配合。有時報刊約稿，我也會寫點采訪記什么的。但是攝影記者更應該讓人記住他拍的照片，而不是拍照片的人。攝影記者永遠是在照相機后面的人。

▼劉宇獲得第八屆華賽體育類新聞組照金獎作品《因為愛所以愛》

▲ 2011年8月20日，在達喀爾的海灘上，年輕人冒雨進行足球比賽。

▲ 2011年8月17日，在達喀爾郊外，在達喀爾市中心的一個球場外，小球迷進行射門練習。

▲ 2011年8月19日，一些學生在學校的籃球場上踢足球。

▲ 2011年8月23日，一些學生在學校的籃球場上踢足球。

▲ 2011年8月23日，一些學生在學校的籃球場上踢足球。

▲ 2011年8月18日，足球教練帕爾曼在自己家中陽臺上看著弟子們比賽。他曾在沙特聯賽效力，墻上掛著他當球員時的照片

▲ 在達喀爾郊外，年輕人用木棍和繩子搭起簡易球門。

▲ 一個身穿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10號球衣的小球迷趴在達喀爾市中心的足球場圍墻上觀看比賽。（2011年8月17日攝）

▲ 足球愛好者日落時分在達喀爾機場附近踢球。（2011年8月28日攝）

▲ 8月20日，足球愛好者在達喀爾海灘踢完球后進行身體訓練。

永遠以職業精神來要求自己是最重要的

陳：雖然你自謙“不過是比較認真完成了攝影部交給我的任務而已”，但你怎么能保證自己每次都能完成任務？需要什么樣的素質才能完成新華社的重要任務？

劉：就我個人的體會來說，永遠以職業精神來要求自己是最重要的。

工作的動力首先來自職業的榮譽感。我一直覺得不能單純把攝影當成謀生手段，只為發稿定額和獎金拍照片。記者的職業榮譽在于深刻關注和記錄正在發生的歷史，他們的工作甚至能夠影響社會發展的進程。如果你熱愛這項工作，再苦再累也會甘之如飴。

我們應該承認攝影記者的專業性。盡管人人都可以學會照相，但是絕不是人人都能當一個好攝影記者。攝影記者自身應該時刻以職業的標準要求自己，這樣才有存在的理由。每一次采訪、哪怕是很小的采訪，我也一定要等到活動最后，看看有沒有機會拍到比剛才拍的更好的照片。

專業要求體現在新聞攝影的每一個細節上。攝影器材的進步使我們獲得一張高質量照片比以前更容易了，似乎大家對技術問題的關注程度也因此降低，但因為技術使用不當而毀了一張好照片，這樣的教訓并不僅僅屬于初學者。在雅典奧運會上，劉翔的110米決賽前我把拍攝點選了多數攝影師不會選擇的看臺側上方。在悉尼奧運會上，我曾經在這個角度用長鏡頭把8名運動員壓縮在一個畫面中，如同一幅“八駿圖”。這次我仔細考慮了幾乎所有技術因素。為了獲得更大的圖象文件，我將相機設定在了RAW格式上。但忽視了文件大了連拍的數量會減少，當劉翔起跑后我就開始拍，達到最佳瞬間時，我的快門卻按不下去了。盡管田徑不是我那次主拍的項目，我的同事們出色完成了任務。但是這樣“細節決定成敗”的教訓還是夠我記一輩子的。

陳：任何流派、體系、觀點都破壞不了你攝影的秩序感。你拍攝任何題材都能找到獨特的表現手法……在新聞原則和你的影象審美上，你如何找到平衡？

劉：我始終認為追求影象形式上的新穎是有意義的。因為人的視覺最不喜歡不斷重復的形象。照片的形式千篇一律，人們也會視而不見，甚至產生厭惡情緒。你拍攝的內容再重要，也無法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但是，當時間長了以后我發現，一些新角度也成了老角度。我意識到，單純追求形式上的新穎是不夠的，創新不應該只表現在鏡頭效果上。構圖、光線、角度、線條、質感這些攝影語言對于新聞攝影來說，它們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記者的職責首先是讓讀者獲取信息，同時要特別注重人物的情感表現。應該在對新聞事件深刻理解的基礎上，找到最恰當的表現形式，心到才能手到，眼低不可能手高。

2013年，劉宇作品《青春思密達》獲得第24屆中國攝影藝術展覽（國展）多媒體類金獎。12分鐘的短片精華了職業攝影師劉宇對于女兒16年成長經歷的紀錄。攝影師說：“我想堅持下去，當女兒出嫁的時候再制作一個短片送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