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編者按】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寫于1930年代的歷史劇《伽利略》講述了伽利略因堅持科學而與當權教會發生沖突，在被教會軟禁期間，仍堅持寫出了自己科學著作的故事。

1979年，戲劇家黃佐臨受導演陳颙邀請聯合執導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經過一年的排練，《伽利略傳》在北京上演，轟動一時連演80場。兩位導演當時希望在中國介紹布萊希特體系，并以此來打破戲劇界很多守舊的做法。

時隔四十年，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重啟大幕再度重排此劇，邀請了40年前參加《伽利略》創作的李健鳴戲劇構作，并特邀德國柏林德意志劇院導演伊凡·潘特列夫執導。

《伽利略》的表演我不想多談，因為自己并不適應演員們大驚小怪的激動——他們似乎是在盡力貫徹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代以降的一項悲劇原則，“借助幽默插曲減輕悲愴氣氛所形成的壓力”。舞臺之上似乎并未呈現一出悲劇。

為了避免尷尬，還是讓我們暫且拋開布萊希特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乃至劉老根大舞臺或德云社之間各自自信的表演道路爭執，專門聊一聊敦勵《伽利略》這一類題材從古代希臘雅典衛城腳下曬死人不償命的狄俄尼索斯劇場一路走進中央空調動力強勁的當代鏡框舞臺的內驅之力吧。

不妨首先這樣假設——如果伽利略生活的年代早于或恰在公元前五世紀，從埃斯庫羅斯到阿里斯托芬之間，至少應有一位劇作家會書寫他的故事。因為其生平正是古代希臘戲劇所熱衷的題材之一——悲劇作家青睞的早期神話或歷史故事，喜劇作家鐘情的同代人物。當然，后者的醉翁之意往往在于政治諷刺。

不僅如此，古代希臘戲劇更熱衷于針對同一題材反復闡釋——不同劇作家盡可倚據獨立的觀察視角、哲學理念及編撰方式，形成截然不同之作，借由酒神節的戲劇競賽一決雌雄。劇作家們并不在乎題材的雷同，只因題材并非私產，卻近乎開放源代碼，碼農徑可視之為起點，接力創新，呈示萬花筒般的觀念世界。

“二戰”頭幾年，貝爾托·布萊希特完成了古代希臘的劇作家無緣承接的工作，創作出歷史劇《伽利略》，先后于戰爭后期的瑞士，以及美國和戰后的德國上演。

伽利略的名字路人皆知，即便在中國，只要你讀過小學，就應該知道他從比薩斜塔上面扔下大小不一兩只鐵球的怪誕事跡——地心引力并未如亞里士多德所言“物體下落速度與重量成比例”那般喝令兩只鐵球排著隊砸向自己。

伽利略因為率先將科學實驗和數學分析方法相結合，用以研究慣性運動與落體運動規律，為牛頓第一和第二運動定律的研究鋪平道路，而被認作現代力學及實驗物理創始人。當然，這位亞平寧半島之子的成就不止于此，否則就不會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伽利略發現新宇宙”的說法。

《伽利略》一劇便是講述他如何將視線抽離地球，轉而凝視星空的故事。

一六零九年，身在威尼斯的伽利略道聽途說荷蘭新款光學產品問世，遂無視知識產權，大膽復刻，憑借凹凸透鏡和風琴管，拼湊出一架自己的望遠鏡，且于次年迅猛提升放大率至三十三倍，專以細察日月星辰。這件事情聽起來簡單，可是，它的后果卻很嚴重，因為彼時天空貌似公有，誰都可以抬頭瞅上一瞅，可是闡釋權卻隸屬教會。

雖然我們在今天習慣于將伽利略身處的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中期，稱作“科學革命時代”，亦即“哥白尼、培根和伽利略的時代”。但倘若我們失去歷史教科書賜予的全息視角，果真置身其間，卻會發現，那不過是一個煉金術士、占星術士和魔法師的時代。

所謂“文藝復興時代”亦復如此。如果對于當時直立行走的靈長類動物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數據統計，極易導出“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皆為異端之論——二者畢竟皆屬少數派舉動，不僅從未弘揚官方認識，更是怪招迭出，挑戰主流信仰及民間習慣。

頗具諷刺意味之處恰在這里——“科學革命時代”的天空或宇宙之闡釋權，并不屬于憑恃理性與經驗進行研究的知識分子。尤其在反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轄制區域，百分之五百歸于上帝的大氣層代理機構——內部混戰不休，不派別之間極盡互窮追猛打之能事，互斥對方為謬誤，但對外一致聲稱擁有“絕對真理”的教會組織。

教皇本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以為這位教徒只是私下里解悶，說不定還能順手搜集若干佐證《圣經》偉大光榮正確的實據。他沒想到，視線一個筋斗翻出大氣層的伽利略，的確搜集到不少實據，只不過更適合佐證教會對于天體運行狀況的無知。伽利略透過本應專職附和宗教儀式的風琴管內壁，發現月亮的表面既不光滑也不平坦——由此可見，當時流行的“完美球體”理論純屬扯淡。

他還洞悉到木星的四顆衛星，為尼古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覓出確鑿證據。更為可怕之處——持續的觀察使他獲致大量事實，足以證明地球環繞太陽旋轉。

果然，《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對話》一書在一六三二年出版之后，教皇烏爾邦八世震怒，神圣羅馬帝國和西班牙王國亦提出聯合警告，羅馬宗教裁判所邀約伽利略前去“喝茶”——四十年前，布魯諾正是在這座古都的鮮花廣場香飄十里。

觀看舞臺上面中國演員扮演的伽利略之時，我剛剛從希臘之旅折返，猛然覺得，“科學時代”與“黃金時代”何其神似，雖然一個貌似專制，一個貌似民主。

所謂“黃金時代”，正是古代希臘戲劇興盛的公元前五世紀，亦即伯里克利的民主時代，我們后人所說的“古典精神”幾乎灌注于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作為宗教與科學斗爭的早期劇情，雅典法律禁止天文學研究。

當然，希臘屬地很大，雅典之外的希臘哲學家們我行我素，你禁你的，我搞我的，涌現出無數可貴的宇宙推斷：

恩培多克勒在阿克拉加斯城指出，光由一點行至另一點，途中需要時間；巴門尼德在埃里亞城宣布地球為球形，且將其劃分為五個區域；

奧諾庇德斯在希俄斯發現地球軌道是傾斜的；

畢達哥拉斯派信徒菲羅達斯在底比斯否定地球是宇宙中心，將其降列為圍繞著一團“中央火”旋轉的眾多星球之一；

菲羅達斯的弟子利西帕斯認為，星星起源于宇宙旋轉運動對于物質的吸引，繼而產生燃燒與聚結所致；

在阿夫季拉，利西帕斯的弟子，專門從事巴比倫知識研究的德謨克利特形容銀河為眾多小星的匯合，并謂天文史是無數宇宙發生周期性沖擊及毀滅的總結……

我第一次讀到上述記載之時，簡直震驚之極。古代希臘畢竟幾無科學儀器可言——至少我所接受的社會進化論教育造就如此印象——而且，當時的“科學研究”，基本都是哲學家所為，他們又是如何做到呢？

我在雅典租住一周的酒店附近，有一座通常被稱作“繆斯山”的菲洛帕波斯山（Filopappou Hill），我獨來獨往，每每晨昏登山，走著走著就到了與其相連的普尼克斯山（Pnyx Hill）要塞，竟遇見默冬（Meton）天文臺太陽鐘遺址——那位天文學家曾借第八十七屆奧運會（公元前四三二年）宣布十九年七閏規則，而以他命名的四米見方的太陽鐘，對角線直指向衛城與利卡維多斯山（Lykavittos Hill）正中間的位置——雅典立法以夏至日為一年之首，當天的太陽恰恰初升于那一點。利卡維多斯山被阿里斯托芬寫進了喜劇《云》，詩人也沒有浪費默冬這個角色，他手持測量儀器出現在嘲弄“理想國”的劇本《鳥》中。

由此可見，當時的哲學家并非赤手空拳空想科學問題。而雅典考古博物館收藏的“安提克塞拉機械”復原模型，則屬另一教人驚駭的證據，它似乎推翻了達·芬奇之前歐洲并無“現代機械”設計制作的習見。該模型的原物打撈自伯羅奔尼撒半島和克里特島之間同名小島所屬海域的一艘沉船，青銅碎片鑲嵌齒輪。美國科學史家德里克·普賴斯借助現代技術對其進行掃描及內部成像處理，發現它居然是一臺問世于約公元前八十年的天文歷法計算器。

面對羅馬宗教裁判所的“茶桌”，伽利略做出了馬基雅維利式選擇，盡管表面上相當屈辱，卻是為了在時間中獲勝——投降。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悔過書”簽字之后，伽利略被判終身監禁，《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對話》被判焚絕，他還被禁止出版或重印其任何著作。

不過，未久，他又被判居家軟禁，伽利略的狡獪棋高一著，偷偷重拾筆墨，寫成《關于兩門新科學的對話與數學證明對話集》——“新科學”指材料力學和動力學——托人私運書稿至荷蘭萊頓，出版于改革后的新教世界。

伽利略是一個絕好的案例，關于具有內驅動力的思想不會因為一紙禁令而果真停滯。

我們不妨在此再度引入一位“黃金時代”的類似角色加以參照：不管天文學研究禁令頂風作案，甚至從太平無事的克拉佐曼納遷往風暴中心雅典的阿那克薩戈拉。

他撰出《論自然》一書。雅典的知識界將《論自然》譽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著作，他簡直就是過早出生的哥白尼兼達爾文。而其提出的“漩流”理論，被阿里斯托芬斷章取義寫進了《云》，并成為劇中人蘇格拉底的臺詞——宇宙開始時是由各種太初所組成的混沌世界，“精神”充塞其間，“宇宙精神”整飭太初，將它們納入“漩流”，引導它們趨向組織形態發展，這一“漩流”將太初分為火、氣、水、土“四行”，又將世界分隔為兩個旋轉層，外層為“以太”，內層為空氣，劇烈的旋轉作用使得“以太”將石塊撕離地球，將其點燃為星星，太陽和星星是無焰燃燒的巖石團……

如果繼續留在雅典，等待阿那克薩戈拉的命運自然只有一種。伯里克利的政敵克里昂對其提出控告：不敬神。雖有伯里克利參與辯護，阿那克薩戈拉依然被公民代表們判處有罪。阿那克薩戈拉腳底抹油，一路溜出雅典，向東，直至達達尼爾海峽的蘭波索斯，繼續教授哲學為生。

同樣面對毒芹或火刑柱，蘇格拉底做出了截然不同于伽利略和阿那克薩戈拉的選擇——既不投降也不逃跑。公元前三九九年，安尼托、米勒托、萊孔三人提出控訴：蘇格拉底者，公害也。罪名：他非但不承認國家所信仰的神，反而另外相信邪魔，還教壞青年。審判在普通法院舉行，五百名公民出席，大多數為非知識分子。根據柏拉圖的記敘，蘇格拉底堅持辯稱自己相信國神，甚至相信日月的神性——專以回應自己堪稱邪惡勢力的指控，因為安托尼認為他破壞了支持道德的宗教信仰，雅典知識分子對于民主政治的信賴因此而被削弱。

除此之外，蘇格拉底的回應頗為強硬，他宣稱，自己所擔任的是教導善與簡樸生活的神圣使命，沒有任何威脅能夠阻止，他表示將永不停止宣揚與傳授哲學，永遠不會改變自己的作風，因為他服從的是神，而不是雅典人。他認為自己是神遣下來給國家幫忙的牛虻——我們國家像一匹碩大高貴的馬，由于它體積大、行動遲緩，需要給予刺激使其提起精神。

然而，耐人尋味之處卻是，蘇格拉底提到阿里斯托芬的《云》對其諷刺，使得荒謬言論占據了陪審團的心靈。

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云》的相關劇情：

斯特瑞西阿德斯（Strepsiades）聽說蘇格拉底開了一家“思想店”，能夠教人毫無原則證明一切（聽起來就像今天的大學生辯論賽），遂趕去求教。蘇格拉底批評其信仰，宣稱沒有宙斯。斯特瑞西阿德斯問道：那么誰造雨？蘇格拉底答曰：這些云。“思想店”主人還斷定打雷也沒宙斯什么事，同樣還是云干的。

請注意——當斯特瑞西阿德斯疑惑于是不是宙斯在推動云，蘇格拉底毫不猶豫地進一步否認：一點也扯不上關系，大氣的漩流不斷推動著它們。你們看到了吧——阿那克薩戈拉的“漩流”便是如此這般經由蘇格拉底之口說了出來，繼而被斯特瑞西阿德斯奉為偉大的新神。

關于雷是怎么響起來的，“思想店”打了一個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比喻——你是否體驗過，當你在酒宴中肚子里面灌飽了肉汁湯，經過一陣攪動之后，突然呃地一聲從里面沖出來？毫無疑問，這不是蘇格拉底，而是阿里斯托芬在說話，這位詩人始終熱衷于將大腸或生殖器的運動與玄妙的哲學混合在一起，從而引發超越所有時代的共鳴。

劇中還有“崇惡論”的化身，其宣揚奧林匹斯山諸神撒謊、謀殺、私通，旋而鼓吹反對諸神的新道德。斯特瑞西阿德斯之子菲迪皮茨成為“崇惡論”忠實信徒，毆打父親。老頭子哀求他看在宙斯的份上饒了自己。菲迪皮茨卻予以拒絕：宙斯已不存在，已被“漩流”取代。發怒的父親逃到街上，要求所有善良的公民摧毀這種新哲學。街坊鄰居群起攻擊“思想店”，憤而將其燒毀，蘇格拉底僅僅保得一條老命。

《云》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二年，似乎對于二十四年之后蘇格拉底的命運一語成讖。然而，我們依然需要面對這樣的事實：蘇格拉底與阿里斯托芬的確觀念不和，卻未致敵對。事實上，“黃金時代”的狄俄尼索斯劇場，正是形形色色“當代”思想的舞臺，百卉次第，相與爭鳴。

蘇格拉底與歐里庇得斯過從甚密，詭辯學派運動因此而經由后者的作品占據酒神的舞臺，蘇格拉底因此而一如希臘啟蒙運動的“伏爾泰”。

喜劇自西西里發展而來，這種新藝術在民主與自由的刺激下，至雅典成為諷刺道德與政治的主要手段。喜劇中的人物可以毫無顧忌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阿里斯托芬對于蘇格拉底的戲謔便是自然而然之事，因為前者支持貴族政治，在他眼中，后者所代表的“新思想”，與民主派領袖伯里克利徑以同情態度對待的婦女解放、理性主義、懷疑主義之類激進事物實為一丘之貉，不僅對神不敬，更瓦解曾經足以約束個人品德及社會秩序的道德力量。

不過，即便如此，對于“新思想”極盡喧嘩揶揄之能事的《云》，更近乎知識分子之間的批評與調侃，無非觀念爭鳴的形象化呈現。最有力的證據便是蘇格拉底完整觀看了演出，柏拉圖還把這部有趣的鬧劇推薦給迪奧尼西奧斯一世，后者統治西西里島錫拉庫薩，柏拉圖一度認為那兒將是“理想國”實現之地，而且，即便蘇格拉底飲下毒芹之后，柏拉圖仍與阿里斯托芬保有友誼。

逗留雅典期間，我發現了羈押蘇格拉底的監獄。那是在菲洛帕波斯山與普尼克斯山之間的一處巖間洞穴，隔著鐵柵觀望，分為一大一小，大的貌似曲折，卻也絕非寬敞之地。如果記載屬實，蘇格拉底便是在此坦然以對最后的時光。他不愿意尋找機會脫離牢獄，因為覺得自己只能再活幾年，所放棄的不過是生命之中最為累贅的部分——全部智力都消退了。受審至執行死刑之間的一個月中，弟子們每天都來這里探望他。臨刑前一天，柏拉圖記得，蘇格拉底用手撫弄小斐多的頭發，平靜地說：“明天，斐多，我想你這幾根頭發要剃掉。”“你死得冤枉。”一名虔誠的弟子忿忿不平。“那么你將怎樣使我死得不冤枉？”蘇格拉底反問。

“黃金時代”伴隨蘇格拉底之死而結束。我想，這其中包含一個教訓：即便阿里斯托芬并無惡意，并不了解其初衷的群眾卻有。

無論阿那克薩戈拉、蘇格拉底還是伽利略，皆讓我聯想起埃斯庫羅斯的“普羅米修斯三部曲”。某種意義上，他們實為不斷重演的歷史碎片之中的同一角色。

他們皆如普羅米修斯一般盜火，重蹈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確立的希臘戲劇主題：人類意志對于不可避免之命運的反抗。他們又如狄俄尼索斯或耶穌基督那樣歷經“受苦—死亡—復活”三段模式——只不過“復活”的方式不盡相同，投降、逃跑或赴死皆為各有主張的“復活”，普羅米修斯不是也最終選擇了懺悔，與奧林匹斯山的宙斯和解。

不同的故事——其實我們可以列舉太多——隱含同樣的內核：知識與迷信、啟蒙與反啟蒙、天才與專橫之間的纏斗，知識之樹只能結痛苦的果實，因為人必須接受局限，而知識卻像蛇那樣告訴人要突破局限。

無論是呈現人與神之間沖突的古代希臘戲劇，還是呈現人與人之間沖突的伊麗莎白時代戲劇，抑或呈現人與自己沖突的現代戲劇，都無法避開這一內核。它必然指向痛苦與悲劇，而悲劇的主角，無論身處哪一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方式令命運高貴化——類似西塞昂的利西帕斯雕刻的大地女神德墨忒爾像，那個悲傷的母親暗自為女兒珀耳塞福涅遭受冥王奸污而難過，大理石表面的情感卻是默然承受逆境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