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廠》中的工會支持者

紀錄片《美國工廠》再次引起了人們對赴美中資企業福耀及其創始人曹德旺的討論。實際上，早在紀錄片問世以前，曹已經多次因為他的冒險之舉而進入到兩個國家的輿論中心，盡管兩邊關注的焦點并不一致。

曹德旺的離開在大陸引發了對制造業成本升高的反省，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他是經濟不景氣時期攜資外逃的叛徒，他所遭受的工會阻擊則讓一些國內輿論產生對美工會的恐懼。在媒體的想象之中，美國工會似乎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存在，它們被塑造成專事搞垮企業的利益集團，對于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來說則是“國際化的障礙”（網易研究局：《曹德旺赴美開廠踩了坑？ 美國工會威力有多大》，2017年6月16日）。

而美國媒體則關注這家中資工廠能否遵守美國法律來經營——它不斷被曝光的安全隱患與環境保護問題令人們擔心這將把一些經營上的不良習慣引進來。此外，偏向采用中國而不是本地管理者，對美國員工不尊重也是媒體關注的一個方面，組建工會在西方輿論中被認為是工人解決問題的一個主動行為（紐約時報：《中國工廠遇到了美國工會》，2017年11月8日）。

中國媒體無疑對美國工會存在許多誤讀。盡管正如影片中州參議員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指出的那樣，俄亥俄州是一個有悠久工會歷史的地方，但另一位當地市政府的負責人顯然更加誠實，他曾在接受采訪時說，加入工會已經是個“過時的傳統”，UAW的影響力遠遠沒有幾十年前那么大。來當地建廠的日本公司和其他中國公司也并非全部成立工會。

受到里根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影響，自1980年之后美國工會成員覆蓋率開始急劇下滑，目前只有大概11%。如果排除政府雇員，在私人部門則只有7%。與鼎盛時期工會成員曾占到工人總人數三分之一相比，這些數據是很可憐的。美國千人以上罷工次數統計也在1980年代有一個斷崖式的下跌，這種低谷一直持續至今。而在此以前，美國工會運動曾經歷過二戰后四五十年代及六七十年代等多個高峰。

實際上，除去《美國工廠》，美國電影工作者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系列記錄同期工人運動狀況的影像。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工人影像將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工會衰落這一進程是如何逐步展開的。沒有對美國工會政治演變歷史的了解，我們也就無法理解《美國工廠》中所呈現的工會政治的現狀，從而陷入到誤讀當中。

《烈火戰線》海報

電影《烈火戰線》（1987）呈現了發生于1920年代的一次重要歷史事件——馬特萬戰役。電影中的主人公是西弗吉尼亞州明戈縣的礦工工人。他們為抗議低工資和公司強迫消費而罷工，隨后在來自UMWA的工會組織者領導下，白人、黑人與意大利移民聯合起來組建統一的工會。但采礦公司雇傭的私人武裝（鮑德溫 - 費爾特偵探機構）一直試圖干擾和破壞他們的工作。這部電影反映了那個時代工人為爭取勞工運動工會化而進行的努力。這次戰役進而引發了一個多月后的布萊爾山戰役。張躍然在文章《美國工人運動與中美貿易戰》中就提到，布萊爾山戰役被很多歷史學家稱為“美國內戰后規模最大的一次國內武裝沖突”。大概有1萬名礦工參加了武裝對抗軍警、雇主雇傭的民兵的抗爭，最后總統直接下令，由軍隊強行介入鎮壓了罷工，一時間血流成河。

但要一直到1935年，美國政府在經濟大蕭條背景下高漲的工人運動面前，才通過國家勞動關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從法律上第一次承認了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以及工人的罷工權——一般稱為“勞工三權”。紀錄片《糾察線上的兄弟》（2009）展現了那一時期美國工會大批成立的背景，它主要聚焦于1930年代末成立的著名工會UAW——也就是《美國工廠》中提到的工會，主人公是工會最初創始人路德三兄弟。他們都是德國移民，積極參與了那一時期針對通用和福特公司的罷工活動，并迫使它們簽署了工會合同。UAW積極提高汽車行業的工人工資并爭取完備的福利制度，后來發展成為美國最大的單一工會，鼎盛時擁有過150多萬名成員，盡管如今由于汽車工業的萎縮而縮減到30多萬人。這些成績甚至使得路德兄弟被稱為美國中產階級的鍛造者。正是以UAW為標志的工會運動逐漸將美國大量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提高到一個較富裕的程度，以支撐起他們擁有住房、汽車以及穩定家庭生活的美國夢。

但這部羅斯福推動的國家勞動關系法也帶來一些后患。比如張躍然曾在《美國工人運動與中美貿易戰》中作出分析，這部勞動法規定“必須通過工人投票，有半數以上工人同意才能組建工會”，為美國企業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去阻撓和反對工會的建立。這正是《美國工廠》中記錄下的投票環節的法律依據。更重要的是，投票的設置使得工人容易產生在雇主與工會之間二選一的錯覺，讓他們忘記工會本來就應該是工人自己的組織，而不是企業之外的第三方。工會不是沒有嘗試過改變這個規定。在奧巴馬總統任上，與民主黨聯系密切的幾大工會就積極推動“雇員自由選擇法”，即一半以上企業員工簽署授權卡就可以成立工會的法案。諷刺的是，奧巴馬并沒有費力去支持這個法案，而多年以后他卻參與了這部關注勞工議題的紀錄片的后期發行，甚至因此在媒體宣傳上成為了這部片子的“代言人”，張躍然提到的另一個問題則是這部法律使得時任總統羅斯福與勞工運動形成了政治聯盟，并在日后促使工會逐漸淪為民主黨的選舉機器，民主黨允諾在勝選后給工會輸送利益，工會則向民主黨輸送選票，這就使得工會不但喪失了政治獨立性，而且日益官僚化，甚至走向腐敗，逐漸在喪失基層代表性。今天許多工人對工會缺乏信任，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即便羅斯福的“恩惠”也仍然是暫時的。二戰后為了應對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潮，美國在1947年出臺了勞資關系法（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ct，也被稱為Taft-Hartley Act）來取代羅斯福的勞動關系法，通過種種規定很大程度上取回了工人的工會組織權。這一法案無疑是冷戰環境下的產物，甚至包含著對工會工作人員麥卡錫主義式的清洗條例。它給美國的工人工會運動帶來巨大沖擊。美國經典左翼影片《社會中堅》（1954）即反映了這一變化。在影片中，為抗議事故頻發的危險工作環境，礦工們經投票產生工會，舉行罷工并建立罷工糾察線。但Taft-Hartley Act的頒布導致了局勢的急轉直下，罷工的工人們失去法律保護被捕。礦工的妻子們本來是家庭婦女，現在不得不代替他們的丈夫來保衛糾察線，因為她們不是礦業公司的雇員，不會受到這一法案的懲罰。在工人團結的斗爭過程中，女性們的獨立意識逐漸覺醒，并贏得了男性工人的尊重。盡管在影片中，罷工最終取得了勝利，我們回到現實卻可以發現工會運動的衰弱。但不可否認，影片極富預見性地突出了女性和少數族裔工人的力量。而這些力量是促使工人運動在60-70年代又走向短暫復興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哈蘭縣》截圖

到了70年代，女性導演芭芭拉·庫珀的作品《美國哈蘭縣》（1976）被認為是影史上最偉大的紀錄片之一。在這部反映美國礦工罷工的影片中，黑人礦工、女性礦工一道成為整起罷工事件中的中堅力量。在為期一年的罷工運動后期，來自其他州的聲援隊伍則反映出70年代整個美國追求平等解放的民間環境。這部影片也同時記錄了工會高層中的腐敗現象，UMW前工會主席鮑伊爾與煤礦主利益勾結，為了繼續打壓工人不惜謀殺競選對手。（這一情形在同時代另一部影片《藍領階級》（1978）中得到更加夸張的體現，影片講述了70年代一個與工會有關的荒誕兇殺案故事，三名困難的少數族裔工人由于經濟困難決定去工會總部搶劫，卻發現了工會的非法貸款業務以及與犯罪集團勾結的信息，因而企圖敲詐工會，反被工會領導人報復。）

如果我們注意到《美國工廠》中那位舉牌穿過車間宣傳工會的工人所說的話，會發現他提到的一位女演員的名字：莎莉·菲爾德（Sally Field）。這位女演員由于主演了《諾瑪·蕾》（1979）中女工的角色而成為當年的戛納電影節影后。在這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影片中，由菲爾德飾演的女工舉著寫有“工會”（UNION）的紙板穿過南方小鎮的一個棉紡織廠車間，最終促成了工會的建立。但21世紀的工人似乎沒有諾瑪·蕾那樣的幸運了。

從80年代起，里根像撒切爾一樣用強力的手段來鎮壓工人和工會運動，兩黨政治的輪替也沒有改變實質上延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張躍然指出，促使工會政治衰落的因素還包括這一時期美國的產業結構發生的巨大變化。制造業產業工人在就業人口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服務業工人逐漸崛起，這使得舊有的工人運動組織方式面臨調整。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下的國際產業轉移也使得美國逐漸去工業化，即便一些留下的制造業也偏向于轉移到一向反工會、通過工作權利法案（right-to-work laws）來阻止工人加入工會的美國南方。這導致了美國東北部傳統工業地區逐漸成為“鐵銹區”。

當芭芭拉·庫珀在90年代重新拿起鏡頭對準美國的工會政治時，她只能拍攝一部反映工人罷工失敗的紀錄片了。這部紀錄片《美國夢》（1990）同《美國工廠》有著一些類似的主題，比如美國中產階級的下滑，但它有著更為鮮明的立場。它將工人家庭失去收入和家園主要歸因于里根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紀錄片中，一家肉食加工工廠通過降薪、削減福利、外包（靈活用工）和替代式雇傭來減少用工成本。當地工會P-9進行抗議罷工，但它的要求并沒有得到該行業全國性聯合工會的支持。最終，將近80%（超過700名）工人被開除。

實際上，在《美國工廠》中，我們看到，新鮮資本提供的就業崗位無法使工人們回到曾經的中產階級位置，而建立工會的嘗試在萌芽時就被扼殺了。這表明工人不得不被困在一種更為底層的收入水平上。與特朗普吸引制造業回流的政策相配套，貿易保護政策也很難將制造業就業提振至原有水平。以鐵銹帶的俄亥俄州為例，去年3月份美國開征鋼鐵關稅時，俄亥俄州制造業就業為69.58萬個，到去年12月份略微上漲至70.57萬個。社會學家布洛維曾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認同性”工廠政治已經取代”強迫性”工廠政治，通過制造工人對生產過程的同意來維持資本主義生產。之后布洛維又將它放入到更為宏觀的社會結構當中，稱之為工廠政治中的“霸權制度（hegemony）”。然而， 歷史也許要證明所謂以福利體制和大規模中產階級為特征的“霸權”工廠政治不過是曇花一現，并不可持續。不但美國夢，以美國夢為參照的各國發展愿景都將在全球化的破產中成為泡影。而當我們回顧美國工會政治的百年歷史，它的衰落也意味著走向建制化的改良主義工會的落敗。這其中的經驗與教訓，是值得認真總結和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