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中，查爾斯·狄更斯將倫敦和巴黎比作歐洲的雙城。那么，愛丁堡和格拉斯哥就是蘇格蘭的雙子星座。這是兩座性格迥異的城市。今天，當你徜徉站在卡爾頓上頂上俯瞰那碧波蕩漾的北海，抑或站在皇家一英里大道上仰望道路盡頭的愛丁堡城堡之時，你會發現愛丁堡是一座坐落在山海之間的領袖之地，而格拉斯哥則打上了頹敗的工業城市，廢棄的船塢、破敗的工廠，以及醉鬼成群的街道。這是今日兩地給人的印象。然而，如果我們回到18世紀，那時蘇格蘭的雙城展現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

愛丁堡：燦爛與糜爛

在18世紀之前，愛丁堡一直是蘇格蘭最大的城市。從1707年合并后，愛丁堡僅次于倫敦和布里斯托爾，是英國第三大城市。到18世紀中葉，人口達5萬多。此后，愛丁堡人口一路飆升，1775年已增至8萬。

畫家筆下18世紀中期的愛丁堡

作為“北方的雅典”，這一時期的愛丁堡貢獻出一大批文學和藝術的天才，大衛·休謨就曾自豪地宣傳：“我是在1711年4舊歷4月26日在愛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論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系出名門。”在自傳中，他將愛丁堡比作“一個文人的真正舞臺”。這個舞臺的高光時刻屬于18世紀中期，如歐斯內特所說，“如果說18世紀中葉的愛丁堡正經歷日益增長的物質陣痛，那么它的心智上在迅速地走向成熟。簡而言之，它已開始收獲幾代人在大學講堂里播撒下的金色果實。”18世紀中期的愛丁堡市內不僅擁有群賢會（Select Club）、撲克俱樂部（The Porker Club）等一流的社交團體，更擁有以大衛·休謨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巨匠。

但隨著人口的急劇擴張，愛丁堡變得擁擠不堪。蘇格蘭各地的人群涌入逼仄狹小的舊城，讓這座老城不堪其重，皇家一英里大道旁的建筑破敗不堪，高達10層的建筑搖搖欲墜，狹窄的街道上擠滿了人、牲畜和交通工具，垃圾堆積如山。笛福在造訪愛丁堡后對其的評價是：“我相信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像愛丁堡那樣，那么多人擠在這么小的空間內。”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說過，“在所有的首府中，唯有愛丁堡遠看風景如畫，近觀則臭氣熏天。”1746年，隨坎伯蘭公爵的大部隊途徑愛丁堡的一位不具名的士兵曾栩栩如生地描述道：

愛丁堡是一座美麗的城市，甚至可以夸口說有全歐洲最高的房舍，但是，愛丁堡也有其瑕疵，而其中最彰明昭著的便是它太骯臟了，城里到處都是糞便。在每家于早上7點左右清掃完畢之前，這些糞便散發出一陣陣令人窒息的惡臭。我相信，在這一點上，愛丁堡絕對屬于世所罕匹。每天晚上10點以后，走在愛丁堡的大街上，若沒有裝滿糞便的便壺砸到你頭上，那絕對是你的萬幸。作為一位外地人，每當聽到路人們此起彼伏、聲振屋瓦（搞的房屋一般有六七層高）的高聲叫道：請高抬貴手，請高抬貴手——意指等我過去了你再倒，那一定會讓人忍俊不禁。

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8世紀中后期。在新城建城前，愛丁堡的舊城內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下水道和衛生系統。豬、羊，偶爾還有奶牛在城市內的道路上大搖大擺地漫步，路上有人帶著便攜式馬桶和一塊小小的遮光帷幕，沿途向路人招徠，“要不要方便？”路人如果聽到頭頂窗口傳來“Gardy Loo！”（源于法語：小心頭上！）就要趕快跑開，那意味著樓上的人要向下面的街道或庭院倒臟水。

18世紀愛丁堡的街景

這只是這座蘇格蘭首府的外表，如果深入到街頭巷尾，還會發現這座城市的另一面。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英國士兵就發現了愛丁堡市內修士門（Canongate）附近隱藏的秘密：

這條大街上有數不勝數的妓院，其常客們經常會問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染上了修士門臀，即他們是否染上了花柳病？在當時，愛丁堡性病肆虐……這里的婦女常常用蘇格蘭花格子呢包住她們的頭和肩膀，這些都是上好的遮掩物，以掩藏她們裸體的不潔。愛丁堡有大量的美女，她們有著一頭金發，姣好的面容上布滿雀斑，她們步履高貴地走在街上，儀態萬方。

不僅是外來的英格蘭士兵，即便本地的紳士也被這里的風花雪月所腐蝕。詹姆士·鮑斯威爾出身名門，卻風流成性，在關于鮑斯威爾的記錄中，愛丁堡的性病非常普遍。當鮑斯威爾的父親抱怨兒子不斷把淋病傳染給蘇格蘭女郎蒙哥馬利·康寧漢姆太太（Mrs.Montgomerie Cunningham）時，她卻安慰鮑斯威爾，“告訴他性病現在是很普遍的事兒。”

格拉斯哥：商業與活力

格拉斯哥顯示出更強的商業氣息與活力。格拉斯哥的商業化始于18世紀初。1855年，斯特朗寫道：“如果可以這個世界可以按不同年代劃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鋼鐵時代，那么至少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內，格拉斯哥只有一個時代——商業時代。”這座18世紀初期僅有12000人口的小鎮，彼時已漸漸開始有了城市的模樣。1755年，格拉斯哥的城市人口為23546人到了世紀末，其人口已接近80000人，比世紀之初翻了近7倍。

1760年的格拉斯哥

約翰·雷在《亞當·斯密傳》中用頗具詩意的筆調描寫了18世紀格拉斯哥的田園風光：不言而喻，18世紀中葉的格拉斯哥和今天的格拉斯哥是大不相同的。它的人口僅有23000多人，從大小或外表來說都只是小村落，布魯米洛一帶仍是金雀花的世界；河上只有幾只平底船，無所事事的人在碼頭游蕩，看著對岸的漁夫把漁網擲向河中，把一網一網的鮭魚拖上綠色的河堤。城里的牧民每天早上吹著號角，把各家各戶的牛從德倫蓋茨和索特馬基特趕往公共放牧場。在諾曼·尼可在《格拉斯哥和煙草大王》一書中，可以品讀出在田園中蘊含的商業元素：“城內最醒目的建筑是格拉斯哥教堂的尖頂、格拉斯哥大學的塔樓（當時的格拉斯哥大學尚在城中心），以及哈奇森醫院（Hutcheson’s Hospital），監獄（Tolbooth）和商業行會（Guildhall）是城內的地標性建筑，一座老橋橫臥在克萊德河上，河上可見白帆片片，那是往來于格拉斯哥港（Port Glasgow）和城內的船只。但就在城外河邊就是一派田園風光，河畔茵茵青草，不時有牛群橫臥其間。那時，格拉斯哥城內少有商店和餐廳，城內平日寧靜，少有車馬喧囂，最常聽到的是奶牛哞哞低鳴。”

城內最重要的十字路口由兩條主要街道交匯而成，一條是從克萊德河邊拾級北上，通往教堂，從河邊至教堂的區間被稱作“索特馬基特”（Saltmarket），另外一條道路從教堂門口穿過，擁有許多名稱，有人稱其為“高步街”（High Gait Street），亦有人喚其為“高柯克街”（High Kirk Street）、大街（the Great Street）、高街（High Street），甚至直接稱其為“街”（the Street）。此外，格拉斯哥市內還有一條古老的街道，它街道是將德倫蓋茨（Trongates）和嘎羅蓋茨（Gallowgates）連在一起。從格拉斯哥成為市鎮以來，嘎羅蓋茨一直是行刑之地，違反城市法律之人，無論男女，均在此被處絞刑,觀者云集。

18世紀格拉斯哥的街景

格拉斯哥展現出的活力很快得到了名流的歡心。蒙塔古夫人于1767年造訪格拉斯哥后稱其為英國最美麗的城市，她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她對這座城市的喜愛超過了她所見過的其他商業城市，因為牟利并沒有奪去人們全部的注意力，“對于科學、藝術和農業的愛好也各得其所”。笛福在造訪后對格拉斯哥印象深刻，評價其為“如果將倫敦除外，它是英國最清潔、最壯麗、建設得最好的城市。”1764年，貝拉米夫人為修建劇場而來到這個城市時感慨，“那雄偉的建筑和美麗的河流……使她的心情非常舒暢。”

盡管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東海岸，但對格拉斯哥印象頗佳，他曾多次在宴會上盛贊格拉斯哥的景致迷人。”按照約翰·雷的記錄，斯密對格拉斯哥的盛贊曾招致約翰遜博士的置喙，“可是，您去過布倫特福嗎？”在當時，英格蘭的布倫特福是陰暗和骯臟的代名詞。對格拉斯哥并不為意的約翰遜后來曾造訪格拉斯哥，“情不自禁地說了贊揚的話”，在前文提及的詹姆士·鮑斯威爾與約翰遜相交甚厚，此時忍不出提醒他道，“可你曾說它是布倫特福。”

為什么同一時期的雙城會出現這樣的區別？亞當·斯密認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格拉斯哥的商業社會更加成熟。在18世紀的愛丁堡，不僅擁有傳統的貴族和地主階層，也產生了一個以銀行家、律師、教士、大學教授為代表的新興階層及依附于他們的體力勞動者和底層貧民，這一階層被斯密稱作“仰食于人”的群體。

斯密在《論警察》中對比了格拉斯哥和愛丁堡兩座城市社會的區別時說，“在格拉斯哥，幾乎沒有一個人家使用一個以上的仆人，那里發生的應處死刑的案件，就比愛丁堡少。在格拉斯哥，幾年才發生一起這種案件，而在愛丁堡，這種紛擾無年不有。由此可見，防止犯罪，關鍵不在于設置警察，而在于盡量減少仰食于人的人數。使人類限于墮落的，無過于依賴，反之，獨立則會提高人的誠實品格。”他進而指出，建立商業和制造業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為商業和制造業有助增進人們的自立能力。一般地說，從商業和制造業所賺的工資，比從任何其他方面賺得的工資來得高，結果人們就變得更誠實。人們如有可能從正當的、勤勞的途徑賺到更好的衣食，誰愿意冒險干攔路賊的勾當呢？

在18世紀啟蒙思想家眼中，商業社會的是一個分工的社會，也是一個交換的社會，分工和交換帶來的是商業文明與秩序。今天，我們回溯18世紀的愛丁堡與格拉斯哥時，不妨從啟蒙思想家的商業社會理論中去探尋這兩者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