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570年，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被教皇逐出教會。為了擺脫被大陸天主教國家包圍的境地，英格蘭與在地中海和天主教西班牙作戰的伊斯蘭勢力開啟了一段聯盟的時期，并且與伊斯蘭世界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有了深度的交流。本書充分展現了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與伊斯蘭世界間的廣泛聯系，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這段異質文化間交流的歷史仍然能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啟發。

我們習慣于把伊麗莎白視為一個令人目眩但本質上權勢有限的君主，癡迷于固守她在歐洲西北部的小角落……但正如布羅頓所展示的那樣，在她統治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時間里，英國也深深地與伊斯蘭世界的3個大國打交道。《女王與蘇丹》既是對那個非凡時代的豐富多彩的描述，也提醒我們，我們自己的命運和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時間比我們想象的要長得多。——丹?瓊斯，《泰晤士報》

1579 年 9 月底，一封寫給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信寄到了倫敦。包裹這封信的是一個綢緞制成的袋子，配有銀囊，那封信精美絕倫，與女王曾收到過的任何外交信函都不同。信是寫在一張綴有金沙的巨大的羊皮紙上的，精心設計的花押非常顯眼，橫跨頂端的飾紋華麗精致。這封信用奧斯曼土耳其語—該語言采用了一種風格化的阿拉伯字母—寫成。寫這封信的是 33 歲的奧斯曼蘇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他在所有正式信函中都使用這種語言。這是有史以來土耳其蘇丹和英格蘭統治者之間的第一次交流。這封信是為了一個英格蘭商人的到訪而寫的，商人名叫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他在同年春天抵達了君士坦丁堡，要求奧斯曼帝國授予英格蘭優于迄今為止奧斯曼帝國授予其他基督教國家的特權。

這封信輾轉了 6 個月，才從君士坦丁堡抵達倫敦，在倫敦被提交給女王，同時呈遞給女王的還有一份由王室文士編寫的拉丁文譯文。這封信遵循奧斯曼帝國給臣民的書面命令（hukum）的標準慣例，被稱為一道直接的“ 給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的命令”。穆拉德告訴伊麗莎白，他已獲悉“ 她的商人抵達了我們神圣的領土進行貿易”一事。他已下詔，若“ 她的代理人和商人從英格蘭領土乘船而來，不會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只要這位遙遠國度的女王愿意接受穆拉德的宗主地位，向他稱臣，他將樂意保護她的商人。

伊麗莎白很快回信。日期是 1579 年 10 月 25 日，回信的開頭和穆拉德的一樣意味深長。女王在開頭這樣描述自己：

伊麗莎白， 承蒙天地唯一的創造者、最強大的上帝的恩典， 英格蘭、法蘭西及愛爾蘭女王， 對抗各種偶像崇拜者、冒稱耶穌之名的基督徒的最戰無不勝、最強大的基督信仰捍衛者，向最尊貴、最無敵的君主，穆拉德蘇丹（Zuldan Murad Chan），最強大的土耳其王國的統治者，東方帝國最至高無上的君王致以問候，祝您幸運快樂。

伊麗莎白迫切地炫耀自己的帝國野心，雖然自稱法蘭西女王有些言過其實。她向穆拉德保證，她和蘇丹一樣厭惡那些“ 偶像崇拜者”天主教徒和“ 冒稱”基督教徒之人。但是她的主要興趣是與奧斯曼建立商業關系，即使這意味著必須以一種臣服的立場來回信：

最尊貴、最戰無不勝的皇帝，我們今年收到了陛下于 3 月 15 日在君士坦丁堡寫給我們的信，我們從中了解到，陛下面見了居住在您的皇城里的我們的臣民威廉?哈本，慷慨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卑微請求，準許他和另外兩個隨行商人，以及其他他的公司里的我們的商人帶著商品從海上和陸上訪問貴國的領土，再從那里安全自由地離開回國。

蘇丹與女王之間長達17年的誠摯通信自此開始，這標志著一個在歷史上不太可能形成的聯盟就此產生。對這位已經統治了21年的老謀深算的新教女王來說，面對天主教對自己的咄咄相逼， 與蘇丹交好是另一個旨在確保她的政治地位的精明之舉。

自 1570 年教皇庇護五世（Pope Pius V）對伊麗莎白施以絕罰以來，歐洲天主教勢力就開始僅允許英格蘭商人在它們的港口和城市展開有限的商業活動。為了應對隨之而來的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一批商人聚在一起，提議在女王的祝福下探索與傳說中的東方土地直接開展貿易的可能性。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長期以來一直是東方貿易的中間人，大部分來自波斯和東印度群島的令人垂涎的香料和優質絲綢都是通過他們的港口運來的，但少數有進取精神的英格蘭商人想出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可以在幫助他們籌集資金的同時降低他們自己的個人風險。

在給穆拉德寫第一封信的不久之前，伊麗莎白已經授權創立了英格蘭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這種模式將在土耳其以及后來的印度和美洲殖民地被不斷復制。成立股份制公司的邏輯很簡單：考慮到長期遠航東方需要高昂費用并存在不確定性，商人們簽訂合同以分擔成本， 并根據他們投資的資本分享可能得到的利潤。這是一種無意中產生的有關做生意的模式的新概念，它即將引發革命性的長期后果。

對于年輕而缺乏經驗的奧斯曼帝國蘇丹來說，與英格蘭女王結盟是一個更大的地緣政治世界圖景中的一小部分。穆拉德比伊麗莎白小 13 歲，已經登上了這個有著 400 年歷史并處于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的寶座，當時它仍然統治著北非、中亞、中東和巴爾干半島的大片地區。他也在多條戰線上面臨著挑戰：與東方波斯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曠日持久的戰爭、巴爾干地區人民對奧斯曼統治的反抗、來自歐洲的西班牙和神圣羅馬帝國的挑戰，以及國內君士坦丁堡朝廷中的黨派之爭。穆拉德虔誠、體弱、久坐不動，有患癲癇病的傾向，更專注于他在多普卡帕宮（Topkapi Palace）的城墻內的宮內局勢，而把管理帝國的任務大部分委托給了他的維齊和總督。他最鐘愛的妃子是出生于阿爾巴尼亞的薩菲耶蘇丹（Safiye Sultan），在他那傳說中的后宮這片受保護地區內部，他允許她行使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力，并放縱他的母親努爾巴努蘇丹（Nurbanu Sultan）發號施令，與他妃子的相抵牾，這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蘇丹更感興趣的是邀請蘇菲派神秘主義者（Sufi mystics）為他解夢，而不是管理他那幅員遼闊的帝國，這對伊麗莎白來說可能是一種幸運。穆拉德的宮廷志得意滿地聲稱：自己與英格蘭的結盟非常徹底，女王的商人只要抬起他們的食指并念誦清真言、作證言，就能成為穆斯林。

英格蘭對伊斯蘭世界的迷戀，要遠遠早于蘇丹和女王之間的第一次書信交流。早在 16 世紀 50 年代，英格蘭商人已經開始在摩洛哥和敘利亞地區經商了。亨利八世經常“ 身著土耳其樣式服裝”出席盛典：一身絲綢和天鵝絨，戴穆斯林的頭巾，腰佩一把彎刀。他的商人進口了大量的絲綢、精致的紡織品和充滿異國情調的商品，如大黃、紅醋栗、甜葡萄酒等東方商品，還有摩洛哥的糖。他女兒伊麗莎白甚至由于大量食用這種糖而黑了牙齒。亨利八世的女兒加速了交往的進程，并著手推進向伊斯蘭世界拓展業務的一項新政策。在伊麗莎白統治結束的時候，有數千英格蘭臣民生活在伊斯蘭世界中，有些人從事貿易和外交工作，另一些人從事海盜和冒險活動，還有許多人被迫改宗，像奴隸一樣生活。他們四處闖蕩，行跡遍布阿勒頗（Aleppo）、拉卡（Raqqa）、費盧杰（Fallujah）、巴格達（Baghdad）、的黎波里（Tripoli）和阿爾及爾（Algiers）等地。

離開英格蘭前往東方的商人和冒險家們帶回來了新的商品和新的思想，改變了國內的文化和社會。在伊麗莎白時代，富裕家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 土耳其地毯”，地板和墻壁上都有精美的編織物，上面帶有由安納托利亞、埃及、敘利亞或波斯織工編織的伊斯蘭圖案，還有蠶絲被或手繡掛毯。甚至連 16 世紀的英格蘭的語言中也充斥著與伊斯蘭國家進行商業交流而產生的詞匯。

“ 糖”（sugar）、“ 糖果”（candy）、“ 深紅色”（crimson， 來自土耳其語的“kirmiz”）、“綠松石”（turquoise，或“土耳其石”）、“靛藍”（indigo）、“ 郁金香”（tulip，來自波斯語中“tulbend”一詞的土耳其發音，意為“ 穆斯林頭巾”），還有“ 零”（zero），都在這個時期進入了英語并具有了它們的現代詞義，這主要是由于英格蘭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貿易活動。

英國人以多種方式對伊斯蘭勢力做出了回應：把它們視為一支可能能使英格蘭免遭天主教威脅的力量、一個可以擊潰所有基督教國家的軍事帝國，以及一個只要與之合作就能讓國家富裕起來的國際商業力量。成千上萬的英國商人、外交官、水手、士兵、布道者、工匠和仆人在從北非到波斯的伊斯蘭國家生活過，每個人都提供了自己的視角。其中不乏顯著的人物，例如安東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這位商人在 16 世紀 60 年代會見了奧斯曼蘇丹、俄國沙皇和波斯沙阿，幾乎憑借一己之力開辟了英國與亞洲的貿易往來；威廉?哈本是英國第一個出使奧斯曼帝國的官方大使；商人薩姆森?羅利（Samson Rowlie）被俘虜、閹割， 他改信了伊斯蘭教并以哈桑阿迦（Hassan Aga）這個名字作為阿爾及爾的首席宦官和司庫度過了余生；安東尼?舍利（Anthony Sherley）爵士是一個不服國教的叛國者、投機主義者，他一路遠行到波斯，在那里結識了沙阿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并“ 入鄉隨俗”，成了沙阿的私人特使，以波斯人的打扮游訪了歐洲各國首都并稱頌歐洲和波斯結成反抗土耳其人的軍事聯盟所具有的優點。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目標和期望，它們都注入了一股經驗的洪流，這些多種多樣且經常相互矛盾的經驗共同構成了伊麗莎白時代探索伊斯蘭世界的各種路徑。

伊麗莎白時代的人民如何與伊斯蘭世界接觸的故事從來都不在都鐸王朝歷史學家的視野之內，他們認為莎士比亞筆下的英格蘭是“ 這一個統于一尊的島嶼”（this  sceptred  isle），光榮孤立于世界其他絕大部分地區，與土耳其人、撒拉遜人和伊斯蘭教教徒的相遇只不過是大膽的文學想象。而事實遠非如此。在一個由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國主宰的地緣政治世界中，伊麗莎白女王是位于邊緣地帶的一個小角色，她在不同的時刻公然承認伊斯蘭勢力具有優勢，并一再使英國與之保持友好關系。這并不意味著伊麗莎白統治下的英格蘭是一個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在宗教寬容和接受彼此文化差異的氛圍中愉快共存的太平世界。雙方的關系往往是以互相猜疑、誤解和搖擺不定為底色的。其后果也是多種多樣且有時自相矛盾的。卷入其中的人大多數人是由自身利益驅使的，他們并不相信自己正在終結某種文明之間的深刻沖突。這是一段闡明了伊麗莎白時代的微妙而復雜的歷史，它也解釋了我們自己的時代。

本文摘自《女王與蘇丹》，[英] 杰里·布羅頓 ( Jerry Brotton ) 著，張珉璐 譯，后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