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平哥，一個嗓音洪亮、結實憨厚、為人正直的藍領招工平臺的老板。“現在招工太難了，旺季甚至要四五千返費才能招到一個工人”，他憤憤不平地說著，“有些黑中介就在路邊擺個椅子坐著，一年坐收百萬”。雖然對“招工難”早有耳聞，但平哥談到的“返現”，以及圍繞“返現”展開的勞務大戰還是讓我瞠目結舌。

什么是返費？返費如何串聯起制造業工人、勞務公司與工廠？這同新時代農民工的流動與生存狀態又有何種關系？一時之間，頭腦中涌現出諸多疑問。

在平哥的描述中，工人是精明的，工廠是無奈的，勞務公司是被動的。這幅圖景沖擊著我對工廠體制中壓迫者與反抗者的舊有想象，我很想知道：面對如此嚴峻的用工危機，制造業生產如何維系，誰來負責為世界工廠輸送勞工？

勞力交易：新街市場的中介營生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來到了長三角一個制造業的重鎮，這里訂單經濟發達，不少大型制造業企業云集于此，因此也深受“用工荒”沖擊。據平哥說，新街是該地最為熱鬧的勞動力市場，“那場景有點像小說里寫的奴隸貿易，你們去看看就知道了”。

一走進新街，我就感受到這里勞力生意的火熱。新街儼然是個自發性的大型人力資源集市，各種中介招牌店面林立，讓人目不暇接。新街右側分布著“中介巷”與小吃攤。“中介巷”集中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勞務中介和黃牛。店面有大有小，有些勞務中介僅在路邊豎起幾塊招工牌、擺上一把椅子，即開始營業。

求職者進入中介巷，便不斷有勞務中介員與之搭話提供工作信息。當然，他們只推薦與自己有合作的勞務公司所負責的工廠。在布滿小型中介店的街上，我和工友隨意進入了一家中介店求職。這家職介店面積不足二十平米，墻上掛著營業執照（很多小中介的執照來源并不正規，一般稱其為黑中介），房間燈光昏暗。

老板娘是一位中年婦女，一進店便拉著我們加微信，“加個微信以后我們就是好友，方便聯系”，之后開始噓寒問暖為我們挑選合適的工廠：“小年輕嘛進L廠，活不累工資高，十二小時兩班倒，包吃住，宿舍就在廠對面”。

我們與中介商定好進某家廠后，中介老板娘便讓我們交出身份證進行登記。一些中介檢查完后，會在每張身份證上貼上紙條，注明是由誰送來的，方便后續交接。

每天十一點到十三點，黃牛與勞務中介把自己帶來的勞動力送到各勞務公司在新街的攤位，經各勞務公司人員進行人員登記和清點，待達到一定數量后即派車載往勞務公司進行面試。

整個新街左側擠滿了等候被調度的勞工、忙于接送工人的勞務中介員、黃牛以及等待接人的面包車。我觀察著這些前來送人的黃牛或小中介，他們身材魁梧，穿著時尚，手臂上的紋身赫然在目，頗有一股“社會人”的氣質。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還有一些拍照與賣筆的商販，他們用擴音喇叭喊著：“筆2元一支，拍照10元，考試要用到！”勞務公司人員也用喇叭喊著：“進某某廠的人到這集合！”叫賣聲和吵嚷聲不絕于耳。

勞務外包：“用工荒”時代的招工模式

新街的中介營生之所以如此火爆，緣于當下制造業企業的用工困境。一方面，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工廠的用工量巨大，千人、萬人以上的用工規模非常常見，而富士康這類工廠，甚至達到十萬以上。

另一方面，作為國際代工體系的重要一環，訂單波動與用工需求之間關系緊密。由于訂單嚴格的交貨時間限制與巨額違約金，制造業的招聘時效性很高，這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招聘難度。因此，制造業企業一般將普工招聘外包給勞務公司，由勞務公司為其組織、篩選與輸送勞動力。

出于對淡旺季收益的衡量，企業試圖打造一條靈活雇傭的鏈條，通過“淡季解雇-旺季多雇”的模式對應季節性的招工需求，以彈性的用工模式實現最大化收益。外包同時規避了企業淡季解雇工人所引發的勞資糾紛與經濟賠償。

一位人力協會的成員告訴我：“他們廠里要有人給他擔風險呀，不然淡季招那么多人不得虧死。每個廠都有幾種不同的用工形式，外包工就是淡季我要踢掉的。工人被辭退就去廠里吵也沒用，廠里說這都事先有規定的。”

外包體系：勞務公司、黃牛與小中介

勞務公司從企業承接招工任務，但并不獨立完成，而是主動將任務分散，從黃牛和勞務中介手中收購勞工，形成了“勞務公司-黃牛-小中介”層層分包的中介招聘體系。

這種“分散-收購”對勞務公司有利，一方面黃牛和勞務中介數量眾多，可以擴展關系網絡更有效地挖掘和組織勞動力；另一方面，勞務中介和黃牛受法律資質的規制較少，多數以小團隊或個人的形式流動招募求職者。在逃避監管的情況下，流動招募避免了統一定價的形成，招募者可以動態調整勞動力價格，節約勞務公司的招工成本。

在這其中，中介組織之間并未簽訂任何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僅基于信任關系及其他制約條件達成協作。在這樣一個層層分包的招聘體系背后，中介組織之間不僅存在合作，更存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結構——勞務公司會為爭奪企業的招聘代理權而競爭；另一方面，小中介、黃牛與勞務公司也因勞動力數量與招聘費用相互牽制。

談起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一勞務中介人員告訴我：“有些中介都很牛叉的，做了十年以上，勞務你錢沒（給）到位就不給你送人，都要給他面子。”

在這樣的外包體系中，勞工相當于被不斷轉手和定價的商品，經過三四道流程才輸送進廠。有時，工人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被轉手了幾次。就像K廠的工人小徐，當我問起他的進廠經歷，他一臉迷惑的回答：“我是通過李姐（中介）進的，但不知道怎么又到這里，自己也搞糊涂了。”

至于為什么最初選擇李姐，他坦言原因很簡單，對方承諾的返現很高，還會在他拿到返現后，推薦他去其他工廠，“一個人就只能拿到一次返費，拿到返現后再去其他廠再拿返現，一年可以拿到好幾萬呢，正兒八經在里面上班就沒多少錢”。

“返現”激勵：中介鏈條的核心動力

小徐提到的“返現”堪稱勞務外包體系運轉的動力，也是串連勞務公司、黃牛、小中介和工人的紐帶。用小中介老板娘小美的話來說：“返現就是勞務給我們的，我們再給你的錢，為了鼓勵你進廠……返錢是工資外的，你放心，通過我們肯定拿得到，我們都做了十幾年了。”

不過賺取返現，并不像小美說的那樣輕而易舉，工人能夠拿到“返現”需要滿足一定條件，即需要在廠工作滿45工作日或以上且不出現違規情況。同時，“返現”高低呈季節性波動，旺季更高，而淡季較低，設置這種非正式激勵的初衷在吸引并調節工人求職進廠。

“返現”由勞務公司出資，其分發通常要經過“生產車間線長-工廠管理人員-勞務公司-黃牛-勞務中介”五個環節（環節的多寡會視合作情況而變化），最先由工廠中的線長負責核對每位工人的工作量，再將符合條件的工人名單上報至管理人員；隨后，管理人員將“返現”與人員名單交付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再將“返現”打入黃牛賬戶后便不再介入，后續返給工人多少由黃牛、勞務中介自行決定。

通過設置返現，勞務公司得以在旺季吸引足夠的勞工并對其工作量進行間接控制，黃牛與勞務中介也可以從挖掘與組織勞動力中獲取利潤。

如果說“返現”帶來勞務公司利潤空間的縮水，那么對勞務中介和黃牛而言，“返現”則是其擴展利潤空間的源泉，是在工人不斷離職與求職中制造出的生財之道，工人每次回到勞動力市場都會為其帶來一次新的收入。因此，勞務中介與黃牛會鼓勵工人僅達到就職時間的最低要求，在拿到“返現”后第一時間跳槽，重新回到勞動力市場成為可被再次定價與銷售的自由勞動力。

如此這般，一方面可以再賺一次招聘代理費，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勞動力緊缺的現象，炒高“返現”提高抽成收入。如一位從業人員所言，在“穩定就業”上，勞務公司和勞務中介有著根本的利益分歧：“勞務中介巴不得工人流動越快越好，今天賺一千，明天賺一千五再離職。”

“自由”的工人：中介鏈條中的傳輸品

很大程度上，中介鏈條成為工人快速跳槽的推手，既然已經一無所有，許多工人就選擇用這自由換取些許返費。小張就是其中之一。他坦言道：“我一年換了好多家廠，那些廠里的都不把我當人看，有次在線上睡了個懶覺就被解雇了。反正我也不想在一個廠長時間干，拿了錢就走，有時候比那些正式工拿的錢還多。”

但是，每次換廠都為其帶來了生理與心理上的疲憊。他不無心酸的說：“每次換廠我也很累，還要體檢，每個廠的體檢單不通用的，你看我現在這么瘦，都是抽血抽的。”

至于賺返錢的難處，小張也有所知曉，就是要進電子廠做外包工，一方面工作時間很長，對身體不利；二是學不到任何技術，只是簡單的重復性操作。但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他認為這是被迫之選：“我初中都沒畢業，你說我能進什么廠，進的都是垃圾廠。我也想提升學歷，學些技術，但都沒時間，現在也沒精力。”

像小張這樣的工友還有很多，投身于外包工的茫茫大軍，離職又返工，靠“返現”消費帶來的愉悅感驅散生活的迷茫與空虛。

比起工人，職介所的中介員過得也并不幸福。和小張年齡相仿的曉月是一名職介所中介員，從事這行一年多，已經心生厭倦。“我工資很低，工作很累，整天要和那些勞務中介打交道，感覺自己整天生活在一個偽裝的世界。這里什么人都有，整天談的就是錢，我一下班就把自己關閉在房間里看劇，哪也不去。”

一些工作上的糟心事也令曉月無所適從，這樣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勞務公司的壓力，當她挑選的工人數量少或者無法輸送進廠的時候（工人身體有問題），勞務人員便對她指責；二是工人的壓力，一些求職者為討要返現會上門鬧事，對此她頗感無奈與憤懣：“那些人就是無理取鬧，說好了（返費）過多久發給他，他就來鬧。你是沒見過極端的，一些人就趴在這邊不走了，擾亂我們生意。”

談起她的過往人生，曉月經常落淚，她直言自己作為一名底層打工仔的不易。此前她一直在電子廠工作，對工人這塊也了解，所以選擇中介行業。但是從事該行業并沒有得到她想要的充實與快樂。但就現階段而言，她也只能從事這份職業。談到未來，她似乎并沒有抱多大的期望，只說走走看吧，可能走到哪里她也并不知道。

“世界工廠”的未來

過去的四十年來，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勞工隊伍，源源不斷的青壯年從鄉村走入城市，成為打工妹、打工仔，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貢獻了巨大能量，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然而時過境遷，從2013年起，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開始持續下降，與此同時，制造業用工成本與工人離職率出現增長。

據統計，2011年，制造業企業的平均漲薪幅達到13%，但當年制造業工人離職率高達35.6%，高居11個受訪行業之首。2015年，制造業平均薪酬漲幅達到7.1%，但離職率達到28.9%，再居11個受訪行業之首。我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平均每個勞工一年換3-5個廠，流動率最高的電子廠工人進出比例為2:1。

面對日趨嚴峻的現實，由“工廠-勞務公司-黃牛-小中介”構成的中介鏈條是否能維系勞動力市場長期穩定的運轉實屬未知。越炒越貴的返費，越來越薄的利潤以及越來越高的離職率似乎蘊含著一種隱憂。

我無意在去批判這樣的一個中介市場，某種程度他們為工人就職提供了一個平臺，也分擔了用工企業的諸多壓力。簡單粗暴地取代中介鏈條或打擊非法中介并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但中介機構的參與如何能提升工人的就業質量，如何讓工人過上體面的生活，確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文中提及的新街及人物均為化名。本文改寫自學術論文“經營‘靈活性’：制造業勞動力市場的組織生態與制度環境”中的田野研究。文章收錄于期刊《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劉子曦系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教授，朱江華峰系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