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向德國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繼承人弗朗茨·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遭到一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暗殺。7月28日，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7月31日，俄羅斯下達動員令，促使德國于8月1日向俄羅斯宣戰。8月2日，德國入侵盧森堡，并于8月3日向法國宣戰。8月4日，德國進軍比利時，同一天，英國向德國宣戰。奧斯曼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是統一進步黨一貫的秘密外交。

7月22日，戰爭的爆發看上去還不是無法避免的，恩維爾帕夏就向德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馮·旺根海姆男爵提出建立奧斯曼-德意志同盟，大維齊爾賽義德·哈利姆帕夏則向奧匈帝國大使提出類似建議。兩位外交官對此都不甚熱情，直到情勢的演變使戰爭一觸即發，奧斯曼帝國在談判后承諾將支援德國（如果俄羅斯介入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斗爭，德國又將支援其盟邦奧匈帝國），他們才改變態度。經蘇丹批準，三國在8月2日簽署了一項盟約。但奧斯曼政府的官方立場是武裝中立，讓其他列強無法確定奧斯曼的意向。

早在19世紀30年代，普魯士的軍事專家就開始指導奧斯曼軍隊進行現代化。1880年，《柏林條約》之后，奧斯曼處于動蕩時期，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要求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提供軍事及文官顧問。對蘇丹來說，俾斯麥的德國既不與英國交好也不與俄羅斯結盟，以中立態度對待奧斯曼帝國—雖然這并不是事實，但這種假象使雙方受益。兩方的軍事交流未曾間斷過，奧斯曼軍官也會前往德國接受訓練，例如，馬哈茂德·謝夫凱特就曾在德國待過10年。這些交流對奧斯曼的軍力提升確實很有效果，對一個生存極度依賴陸軍的國家來說，它的重要性絕非英國對奧斯曼海軍及法國對奧斯曼憲兵部隊的協助所能相提并論的。與此同時，德國對奧斯曼的協助也促進了德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軍火及鋼鐵行業。德國在奧斯曼帝國最著名的投資就是柏林至巴格達的鐵路，所使用的車輛和鐵軌幾乎由德國工業包辦。德國分別在1888和1903年獲得了科尼亞至巴格達和巴格達至波斯灣兩段的修建鐵路租讓權，樂得協助奧斯曼抵擋英國在波斯灣的侵蝕并在帝國最偏遠省份實施伊斯坦布爾的政令。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唯一信任的歐洲元首，他在1889年訪問伊斯坦布爾，1898年再訪伊斯坦布爾及敘利亞。

奧斯曼土耳其的騎兵

英國的橫行霸道也是促使奧斯曼倒向德國的因素之一。眼看開戰在即，溫斯頓·丘吉爾發覺伊斯坦布爾政府并無意愿與英國結盟，在1914年7月28日下令扣留奧斯曼海軍委托英國建造的兩艘戰艦。兩艘戰艦的款項都以奧斯曼發行的公債付清，它們已經是屬于奧斯曼的財產，奧斯曼自是舉國憤慨。8月10日，兩艘德國戰艦“布雷斯勞”號及“戈本”號獲準進入達達尼爾海峽，躲避英國船只的追逐，并于不久后被移交給奧斯曼海軍，補償英國扣留船只的損失。

在奧斯曼政治人物眼里，歐洲迫在眉睫的戰事無疑是帝國采取行動擺脫列強經濟奴役的大好機會。在與德國簽訂盟約的同一天，政府就宣布停止外債的償付。德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提議與奧斯曼帝國其他債權國發布一份聯合抗議，強調國際規則不應被單方面廢止，但各國在抗議書的文字陳述上并沒有達成一致。奧斯曼政府拒絕讓步，這使奧斯曼與德國的關系在整個戰爭期間都不太好。

另一個可以刺激穆斯林對抗西方利益的議題是奧斯曼特許令，長期以來，它都是國家積弱不振的替罪羊。1908年以來，政府不斷要求廢除特許令，但列強不肯放棄既得利益。1914年9月，奧斯曼政府單方面廢除了特許令，贏得了民眾自發的以及由統一進步黨引導的支持。

戰鼓擂響

“布雷斯勞”號及“戈本”號分別被重新命名為“米迪里”（即萊斯博斯島的奧斯曼名稱）號及“‘堅定的’蘇丹塞利姆”號，其指揮為原德國海軍少將威廉·蘇雄，他從9月9日起出任奧斯曼海軍司令。在他的指揮下，10月29日，兩艘戰艦炮擊俄羅斯的港口敖德薩、尼古拉耶夫及塞瓦斯托波爾，擊沉多艘俄羅斯戰艦。這個行動注定了奧斯曼帝國的命運。11月2日，俄羅斯向奧斯曼宣戰，英國與法國隨即也在5日宣戰。1914年11月11日，蘇丹穆罕默德五世向英國、法國及俄羅斯宣戰。兩天后，在托普卡帕宮圣物殿中，蘇丹親自參加儀式，宣布發動“圣戰”。五道教諭有史以來第一次號召全體穆斯林—特別是在被列強英國、法國及俄羅斯殖民統治的領土居住的穆斯林起而反抗異教徒。這個號召獲得了阿拉伯穆斯林神職人員的普遍歡迎，但關鍵人物麥加的謝里夫侯賽因卻拒絕配合蘇丹，理由是如果他鼓動當地的穆斯林采取行動，有可能激怒占據埃及并控制紅海航運的英國，促使它封鎖并炮擊漢志港。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則沉默以對—例如在埃及與印度，教諭則要求人們唯英國之命是從。

奧斯曼的軍事指揮中心在伊斯坦布爾，它與軍隊的各個作戰地點隔著廣闊的安納托利亞土地。交通狀況在過去50年中已經大幅改善，但公路與鐵路網仍然不能滿足戰時的需要，軍隊的動員與補給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從伊斯坦布爾到敘利亞要花一個多月的時間，到美索不達米亞則要兩個月。鐵路建設正在飛速進行，但鐵路系統總有不可避免的缺口，軍隊及補給不得不依賴船、卡車及駱駝。毗鄰俄羅斯的邊界情況也很糟糕：鐵路只到安卡拉東邊60公里處，從這里到埃爾祖魯姆行軍要35天。陸路情況很糟，海路則因地中海有英國海軍、黑海有俄羅斯海軍而充滿危險。奧斯曼帝國是個農業國家，卻把自己丟入了一場工業化的戰

爭。組織一支軍隊固然不成問題，但它卻缺乏支持其行動的能力。

奧斯曼帝國對抗敵人的活動在不同的時間分別集中在四條戰線上：安納托利亞東部與高加索地區、達達尼爾海峽、伊拉克，以及敘利亞與巴勒斯坦。戰爭最初幾個月的情況對奧斯曼來說并不是個好兆頭，因為德國的支持顯然無法保證他們獲得勝利。1914年11月，英國占領了巴士拉，向北進入伊拉克。第四軍統帥杰馬爾的部隊的目標是將英國逐出埃及，但1915年2月，他們在蘇伊士運河受阻，第二年夏季再度無功而返。

在1915年1月安納托利亞東北的大雪中，欲報1877至1878年喪土之仇的恩維爾帕夏在薩勒卡默什與俄羅斯軍隊交戰，奧斯曼部隊損失將近8萬人；1916與1917年之交的冬天，在穆什-比特利斯前線，6萬奧斯曼士兵陣亡。奧斯曼獲得的勝利極少，且往往后面會遇到更大的失敗：1917年春，奧斯曼軍將英軍趕出巴勒斯坦，但同年12月，他們又丟了耶路撒冷；雖然1915年12月與1916年4月之間，奧斯曼軍包圍并占領了伊拉克南部的庫特，但6個月后卻丟了巴格達。在土耳其人心目中，庫特之役固然是奧斯曼的勝利，但真正名留青史的一戰則是1915至1916年的達達尼爾戰役，又稱“加里波利之戰”。此役不僅是一次重大的戰略勝利，而且具有提振民心士氣的作用，同時也令他們的盟邦德國對奧斯曼刮目相看。但奧斯曼在加里波利之戰的損失極為慘重，死亡者約有9萬人，傷者約16.5萬—而且這顯然還是十分保守的估算。

奧斯曼在四年戰爭期間損失的人口數量同樣令人震驚，死于疾病的人多于因傷死亡的人。據估計，陣亡的戰士約有32.5萬，傷者約有40至70萬，其中6萬不治身亡。另有40萬人死于疾病。因此，戰斗人員死亡總數將近80萬。1917年3月與1918年3月之間，實際可作戰部隊從40萬降至20萬。到1918年10月停戰時，人數又再次減半，此時武裝部隊人數僅及1916年最大數目80萬人的15%。數萬士兵逃役。戰斗人員的主要來源是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農民，戰爭剛開始時，他們約占奧斯曼總人口數的40%。人口大量減少的結果之一是土地勞動力短缺。每當軍隊要求優先于民間需求時，留在后方的人通常需要與趕往前線的人經歷同樣多的苦難。

戰爭中的阿拉伯人

戰爭也考驗了帝國與阿拉伯人民之間關系的底線。雖然奧斯曼的阿拉伯人大體上仍維持傳統的忠誠—他們最根深蒂固的忠誠屬于作為伊斯蘭教哈里發的蘇丹，但戰爭所導致的緊急狀況催生了新的態度。杰馬爾帕夏出征埃及失敗，1915年2月灰頭土臉地回到敘利亞，開始在軍事及內政上實行專制，他深信當地的阿拉伯人懷有二心，即將發動起義，于是進行高壓統治。他處死了當地的阿拉伯領袖，并將顯赫家族遷往安納托利亞，借此消除任何可能對統一進步黨不利的勢力；同時他又違反統一進步黨的現行政策，再次強制推行土耳其語。杰馬爾的政策沒能減輕當時肆虐敘利亞的饑荒，相反，英法封鎖海岸港口，政府征用交通工具，商人投機倒把，以及杰馬爾倒行逆施，把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財政資金用來從事公共建設，修復古跡，這些使情形更加糟糕。早在1914年之前，由于帝國喪失了巴爾干的領土及稅收，為帝國的政府及行政提供資金的重擔更多地落到了阿拉伯（與安納托利亞省份）的肩上。杰馬爾在敘利亞的苛政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怨憤，不過他們的怨憤還沒有轉化成歐洲人眼中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此之前，英國對埃及與阿拉伯半島之間的阿拉伯土地（控制通往印度路線的關鍵地區）的興趣并不大，但伊斯坦布爾的連年動亂讓他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在近東的角色，并思考如何利用阿拉伯人的反奧斯曼情緒為自己謀利。同時，他們也無法忽視法國人對這個地區表現出的興趣。阿拉伯人中的基督徒雖然普遍認同法國，但在敘利亞占多數的穆斯林卻偏向英國，因此，當一些阿拉伯人建議可以選出一個阿拉伯哈里發，借此疏遠奧斯曼時，英國的政策制定者認為這個建議是可以接受的。1916年6月，所謂的“阿拉伯大起義”在漢志爆發，起因是謝里夫侯賽因借機擴張自己的勢力。8月，侯賽因被謝里夫海達爾取代，但到10月，侯賽因又宣布自己為阿拉伯王，12月，英國承認其獨立統治地位。伊斯坦布爾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封鎖起義消息的擴散，以免打擊軍隊士氣，刺激反土耳其的阿拉伯派系。奧斯曼會和異教強權德國結盟，發動一場圣戰，已經足夠不可思議，邀請德國出兵保衛穆斯林圣地則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在阿拉伯土地上的事件仍然有待我們厘清，也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范圍。長久以來，英國把阿拉伯人浪漫化，把土耳其人惡魔化，使世人先入為主地相信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即“阿拉伯的勞倫斯”）的虛構事跡，而無視歷史學家以事實為根據的分析。19世紀，列強互不信任，盡管他們認為戰爭是進一步剝削奧斯曼的大好機會，但也知道必須警惕歐洲對手的行動，所以激烈的外交斗爭在整個戰爭期間與戰斗同時進行。英國這段時間的戰略考慮可以概括為以下語句：

在英國規劃人員眼里，戰后近東將會由奧斯曼-德國聯盟支配，德國人也持這種觀點。英國的計劃就是要限制這個聯盟可能對英國利益造成的損害，而最簡單的一條道路就是限制奧斯曼在帝國部分領土上的權威。

既然列強各有主張，各種協議隨之產生，將在戰后的和平會議上簽署。經過一連串的外交折沖，英法俄于1915年3至4月簽訂了《君士坦丁堡秘密協定》，英法同意在勝利后將伊斯坦布爾和海峽交給俄國，次月的《倫敦條約》則承認安納托利亞西南部為意大利的勢力范圍。法國與英國都希望獲得敘利亞，而在相關的協議及有關阿拉伯各省的協議討論中，俄羅斯要求得到與其邊界毗鄰的安納托利亞東北部。戰后對敘利亞的安排因巴勒斯坦問題而復雜化，英國擔心奧斯曼的蘇丹-哈里發會影響到英國統治下的數百萬穆斯林，于是又和謝里夫侯賽因展開談判，討論設置阿拉伯的哈里發及獨立的阿拉伯國家。有關奧斯曼的瓜分及阿拉伯國家的相關議題的細節可見于侯賽因與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爵士1915年期間的來往書函，以及英國談判代表馬克·塞克斯與法國代表弗朗索瓦·喬治-皮柯所達成的協議。兩份檔案的一致性雖然相當高，但在有關巴勒斯坦地位與阿拉伯國的范圍及獨立程度等關鍵問題上有分歧。當然，戰爭初期的安排很難經得起時間考驗：戰爭的進程及國家優先事項的改變（包括1917年，奧斯曼的軍事力量開始崩潰，俄羅斯也開始了布爾什維克革命）導致了這些安排部分落空（雖然不是全部）。1917年，美國參戰，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緩慢但不可逆轉地影響了列強的殖民心態，在此之前，他們從未注意過這些命運掌握在他們手中的人的愿望。

一戰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奧斯曼社會所造成的改變絕不是任何政治或意識形態活動所能做到的，而且從長期來說，它導致了帝國的解體。列強在每個階段對奧斯曼領土的瓜分都對奧斯曼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構成產生了影響，許多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看到了在自己的民族國家的美好未來，離開了奧斯曼，同時，一波又一波人離開被割讓的奧斯曼領土，進入奧斯曼有限的剩余領土，填補了非土耳其裔基督徒留下的空缺。

奧斯曼的猶太人對“奧斯曼主義”的支持又維持了一段時間，甚至在1908年革命之后，這個理念仍然在統一進步黨中占據要津。20世紀初，奧斯曼猶太人幾乎有半數生活在薩洛尼卡—許多人在15世紀末遭西班牙及葡萄牙驅離后就定居在這里。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統治期間，他們對重回故土巴勒斯坦建立新國家的猶太復國主義并不感興趣，1912年希臘占領薩洛尼卡時，選擇前往巴勒斯坦的人也不多，很多人反而移民到法國、英國、埃及、巴西、南非及美國。1908年革命之后，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在伊斯坦布爾成立分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其活動多集中在文化方面，盡管他們從未忽視自己的政治目的。猶太復國主義對奧斯曼帝國的支持一直維持到大戰初期，1912至1913年巴爾干戰爭期間，他們還曾經組織了一個支持團體，為奧斯曼軍隊提供醫療援助，1914年之后也曾為戰爭出過力，還曾為漢志鐵路的建造貢獻過資金。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把在奧斯曼帝國內建立家園看作他們最佳的安全保障。

同樣明顯的是，戰爭使原本已經衰弱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戰爭一開始時所采取的經濟政策，亦即所謂“民族經濟”完全背離了維持了好幾個世紀的自由制度，它主要可以分為兩部分：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停止償付外債的直接目的是減少外部勢力對奧斯曼經濟的控制；鼓勵穆斯林享受政府的合同與補助的目的是將非穆斯林的資產轉移至穆斯林土耳其人手中，借此剝奪前者的經濟地位，這個措施頗具政治意義。第二部分政策催生了一個新的穆斯林商人階級，他們利用戰爭帶來的非常需求大發其財，并借此投機倒把獲取暴利。有些人獲得了沒收自亞美尼亞人及希臘人的土地及事業。當然，多數人并未受惠，奧斯曼經濟花了許多年才得以恢復。

戰后秩序的洗牌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強權政治已經發生無可逆轉的變化。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及奧斯曼帝國不是崩潰就是衰弱到毫無戰略地位，協約國（英國、法國及1915年才參戰的意大利）則占據了支配地位。然而，所有國家都因戰爭疲憊不堪，比起奧斯曼事務，戰勝國在本土及周邊有著更加重要的問題，所以各國不會用軍事手段推動戰后安排的實施。另一方面，多年以來，多民族帝國明顯無法滿足大多數人的愿望，民族國家儼然成為未來的大趨勢。在民族國家內進行委任統治與劃分勢力范圍似乎成為解決方案，這讓協約國可以繼續攫取經濟與政治利益，就像他們19世紀在巴爾干所做的那樣。另一個影響奧斯曼帝國戰后安排的關鍵要素是：這個伊斯蘭國家長久以來一直跟歐洲唱反調，歐洲正好借此機會對其進行懲罰。例如在英國，“土耳其人”已經成為“侵略主義”的代名詞，特指奧斯曼的穆斯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必須永久摧毀“土耳其人”，而帝國內剩余的基督徒及猶太人也走上了民族自決的道路。

戰爭結束后，奧斯曼的盟邦保加利亞在1918年9月就崩潰了，伊斯坦布爾就此門戶大開，只能聽任協約國的宰割。奧斯曼內閣尋求議和。1918年10月30日，奧斯曼在停泊于愛琴海北部利姆諾斯群島穆茲羅斯島外的英國艦上簽訂了停戰協議。在刻意含糊其詞的協議中，最令人驚慌的是第七條，它規定在協約國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他們有權占領“任何戰略要地”，而第二十四條則允許他們在混亂時占領安納托利亞東部的6個亞美尼亞省份，即錫瓦斯、埃拉澤（馬穆雷特阿齊茲）、迪亞巴克爾、比特利斯、埃爾祖魯姆和凡城省。兩天后，包括塔拉特、杰馬爾和恩維爾在內的統一進步黨領導成員離開伊斯坦布爾，逃往克里米亞，再轉往柏林。11月13日，協約國占領伊斯坦布爾，此舉明顯違反了英國皇家海軍元帥卡爾索普暗示的承諾，作為皇家海軍地中海指揮官及英國兩名談判負責人之一，卡爾索普曾保證，他將告知英國政府，只要奧斯曼政府能夠確保協約國人在伊斯坦布爾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占領便不會發生。

協約國迅速完成了對伊斯坦布爾的占領，英國率先進入，法國與意大利緊跟其后。沒過多久，每個國家都分配到一片區域負責治安，英國占領了佩拉、加拉塔及希什利，法國占領了伊斯坦布爾市區及其西邊郊區，意大利占領了博斯普魯海峽亞洲沿岸，但三國彼此間都有矛盾。有一件事最能表明他們連友善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都付諸闕如：協約國占領了之前由土耳其軍隊控制的阿亞索非亞清真寺，并立即試圖將這座作為清真寺存在450多年的建筑重新改造為教堂。鷹派基督徒將占領視為改造這座拜占庭式建筑的大好機會，在英國的親希臘沖動下將這座教堂歸還普世牧首的計劃，則被視為與希臘建立戰略關系的手段。但東正教與天主教之間的分歧仍然有著龐大的力量，有人提出了出人意料的意見，認為這個教堂不應成為東正教教堂，而應成為希臘東儀天主教的教堂，歸羅馬管理。這個意見的根據是，有人斷言，1453年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時，君士坦丁堡受羅馬管理，更重要的是，由于東西教會在11世紀才分裂，所以這座教堂屬于天主教的時間比它屬于東正教的時間更長。支持東正教的新教極端派察覺了天主教的陰謀，政治嗅覺更加靈敏的一些人發現，他們的意大利或法國盟邦試圖占據有利地位，于是英國展開了一場宣傳戰。有人甚至使用了具有強烈反穆斯林色彩的十字軍式修辭—外交部態度小心謹慎，空想社會改良者則大聲疾呼。最謹慎恐懼的則是英國的印度辦公室，這里的官員深知，英國若驅逐蘇丹-哈里發，有可能會得罪印度的穆斯林。另外一個相關團體很快也插手：親奧斯曼的壓力組織英國—奧斯曼協會贊成印度辦公室的觀點，認為英國應該成為穆斯林的保護者。

凱末爾登場

面對戰后的危機以及協約國對安納托利亞大部分地區的占領，奧斯曼政府沒有采取任何積極行動，大維齊爾、穆罕默德六世的姐夫達馬德·費利德將秩序重建視為自己唯一的任務。1918年11月，高階官員兼戰斗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曾經透過自己在議會中的關系，試圖影響協約國占領伊斯坦布爾的政治進程，但未能成功。盡管他一直都是統一進步黨成員，卻潔身自好，不曾參與黨內領袖人物的戰時劣行，與秘密組織也毫無瓜葛，且是恩維爾帕夏眾所周知的死對頭。與他志同道合的阿里·福阿特、雷斐特（貝利）、勞夫（奧爾貝）及東線英雄卡澤姆·卡拉貝基爾，全都反對政府的政策，或者對政府的無為感到不滿。穆斯塔法·凱末爾和他們一起擬訂了秘密的軍事計劃。

1918年的凱末爾

和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愛琴海沿岸一樣，其黑海沿岸地區也有規模頗大的希臘人社群，加上俄羅斯爆發了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年之后，成千上萬希臘人逃難至此，他們與當地穆斯林民眾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1919年3月，英國軍隊進駐恢復秩序，但他們既沒有足夠的人力，也沒有行動的意愿。奧斯曼內政大臣提名穆斯塔法·凱末爾前往調查，獲得了內閣同意，隨后，凱末爾被任命為第九軍(駐地在埃爾祖魯姆)督察長，這使他實際上成為安卡拉以東整個安納托利亞東部的行政長官。1919年5月16日，凱末爾在伊斯坦布爾登上一艘汽船，三天后抵達安納托利亞黑海濱的薩姆松。

戰爭期間，安納托利亞也曾在特別組織的指導下成立武裝組織，1918年11月之后，這個任務由同樣秘密的前哨社接管，這個社團的領導也是統一進步黨的重要成員。除了要平息東部黑海沿岸的騷亂，穆斯塔法·凱末爾的任務還包括解除當地民眾的武裝，并依照穆茲羅斯島停火協議的要求解除第九軍武裝。但出發前往薩姆松之后不久，英國懷疑穆斯塔法·凱末爾此行并不單純，另有不足為外人道的任務，在他們的催促下，奧斯曼政府命其返回。就在這幾周中，希臘部隊獲得協約國的首肯，自伊茲密爾及愛琴海沿岸向內陸推進，占領了他們心目中本該屬于他們的領土。盡管安納托利亞西部的穆斯林民眾已經飽受戰爭摧殘，他們還是再度動員起來，下定決心寸土不讓。

穆斯塔法·凱末爾卻沒有服從政府的命令。他的親信卡澤姆·卡拉貝基爾和雷斐特本應協助他完成解除武裝的任務，已經先他一步來到東部，分別駐扎在埃爾祖魯姆及錫瓦斯。三個人一不做二不休，切斷了反占領活動與奧斯曼政府之間的關系。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棋就是他們發起了一個獨立的抵抗運動，為達成這個目標，穆斯塔法·凱末爾及其親信多方利用電報，與安納托利亞和色雷斯的軍官聯系，散播相關信息。各行各業的人響應了他們的號召，他們自稱為“民族主義者”，在安納托利亞各個地方召開大會，其中尤以1919年夏天在埃爾祖魯姆與錫瓦斯舉行的會議最為重要。他們根據眾所認同的原則制訂了未來的行動綱領：以停戰協議為底線，奧斯曼的領土必須實現獨立與統一；不容許存在少數特權，堅決反對希臘人與亞美尼亞人的領土主張；接受外國援助，但前提是援助必須是無償的。他們仍打算以蘇丹-哈里發之名號召人民效忠—但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

1918年11月，統一進步黨自行宣告解散，許多成員因持續進行的戰犯審判鋃鐺入獄。1920年1月在伊斯坦布爾展開的新議會選舉中，只有民族權利保衛協會認可的候選人才有機會贏得席位—自1918年底起，在帝國仍然保有的版圖內，以奧斯曼民族自決原則為要求的這類穆斯林團體紛紛在各地成立，聲勢浩大，而民族權利保衛協會是這類團體的上級組織。埃爾祖魯姆與錫瓦斯大會的抵抗精神在2月17日的新議會上得到重申，并成為一項《國民宣言》，它堅決主張奧斯曼穆斯林占有的領土獨立自主，神圣不可侵犯，其中還特別提到伊斯坦布爾與馬爾馬拉海；而在阿拉伯人占多數的地區、色雷斯西部及《柏林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區域，它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國民宣言》還要求少數民族的權利應依照條約的安排。抵抗占領的理念逐漸在伊斯坦布爾的權力上層獲得支持。

《國民宣言》所設想的未來有兩個特點。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就用“土耳其”稱呼奧斯曼這個國家，如今，《國民宣言》用土耳其指代帝國戰后仍然擁有的領土。然而，與此同時，盡管非穆斯林威脅著奧斯曼帝國的存在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奧斯曼主義也不再是政權合法性的原則，但取代奧斯曼主義的并不是“土耳其主義”，而是穆斯林情感的真誠訴求。穆斯塔法·凱末爾1919年12月在一次談話中也已經講得很明白，阿拉伯的未來顯然已經另有所屬，所以這個訴求針對的是土耳其人與庫爾德人的情感。就這個時期的抵抗運動來說，民族主義意味著，只有土耳其及庫爾德的穆斯林才是奧斯曼帝國的繼承人。

本文摘錄自《奧斯曼帝國：1299-1923》，[英]卡羅琳·芬克爾 著，鄧伯宸/徐大成/于麗 譯， 后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