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熊貓

“熊貓進村”的事在李子壩過去幾十年里從未發生，直到2014年3月1日。一只成年野生熊貓順著竹林晃下山，闖入了村民的生活。在村民的圍觀堵截下，熊貓驚慌間咬傷了一人的小腿。

李子壩村坐落在甘肅與四川邊界，處于保護大熊貓而設立的甘肅白水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后文簡稱“白水江保護區”）最南端。2017年，大熊貓國家公園試點成立，白水江保護區也被劃入其中。

如今，野生大熊貓在村莊出沒已不算稀奇。今年四月初，白水江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劉萬年帶隊在李子壩巡護時，就在靠近村子的山林里，見到了慵懶地掛在樹上曬太陽的大熊貓。對比2009年至2017年間調查數據，他們發現，村子周邊大熊貓活動范圍有明顯逐年擴大和向保護區外擴散的趨勢。劉萬年咧嘴笑著說：“這說明當地這些年的保護工作起了效果。”

他提到的“保護工作”指的是在李子壩已實行十余年的社區參與共管的自然保護地管理模式，也正是國家公園體制改革關注的重點之一。

2017年發布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就提到，“將建立社區共管機制，鼓勵通過簽訂合作保護協議等方式，共同保護國家公園周邊自然資源。”

大熊貓國家公園管理局四川分局的古曉東參與編制了大熊貓國家公園的試點方案。在他看來，社區正是該試點區推進工作時面臨最突出的難點，“實際情況非常復雜”。特別是涉及社區、居民多，且傳統經濟發展高度依賴自然資源。

2015年全國第四次大熊貓調查發現，近十年來，野生大熊貓種群數量呈現增長趨勢，棲息地正在擴大。但根據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歐陽志云團隊的長期研究，過去大面積森林采伐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導致大熊貓棲息地破碎化很嚴重，它們的未來并不樂觀。

“目前中國野外大熊貓被隔離為30多個種群，其中18個種群的個體數低于10只。由于旅游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再加上氣候變化等因素的可能影響，被隔離的大熊貓小種群局部滅絕風險很大。”歐陽志云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在新劃定的大熊貓國家公園中，近2.71萬平方千米的試點區涉及川甘陜的12個市州，生活著近20萬人。大大小小的村莊鑲嵌在整合棲息地無法割裂開的連通地帶。社區不可避免將是未來保護工作重要的一環。

保護模式的創新

李子壩隸屬的甘肅文縣碧口鎮，被幾座隆起的高山阻隔，只有僅供徒步的山路相連，開車得繞道四川，從青川縣城經由開在山崖旁的公路進入。

四月中旬，村后的樹林一片綠意盎然，潮濕的空氣中彌漫著清甜的泥土味。山坡上，一塊寫著“核心區”的標牌前，村民冉堂發停住了腳步，指著說：“再往前走是原始森林，熊貓就住在里面。”

站在他家門前眺望，村民的房屋蓋在路旁，周邊田地和山坡種著排列整齊的茶樹，全村700多口人的經濟來源正是這4700畝生態茶園。

“這是’獨芽’，今年是600元（每斤）。”冉堂發擺弄著掌心的一片嫩綠色的芽頭，笑著說：“這可是正宗的熊貓茶葉。”

視線越過茶樹林，是與之相鄰、枝葉繁茂的樹林，層層疊疊的綠意鋪滿了山頭。“以前，那都是光禿禿的山。”他轉身指著林子說。

十幾年前，李子壩是另一番景象。

村委會書記任華章回憶，“1990年到2003年，砍伐特別嚴重。村里到處能聽到鋸木頭的聲音，山上冒著燒炭的黑煙，路上運木頭出去的車不停。”

從碧口鎮趕來路途不便，這增加了執法難度。任華章記得，那時的青川縣城外開了六家木材加工廠，原材料大部分來自李子壩周邊的山林。有一次，村民舉報有人帶著電鋸進山砍樹，等執法人員趕來，那伙人早收拾東西消失了。

往后，濫伐越演越烈。1999年，李子壩通了公路，以往靠人背馬馱運出去的木頭，換成了卡車運。最嚴重時，南坡的幾千畝樹林幾乎都被砍光了。

而當時的任華章三十歲出頭，退伍回鄉不久。看到面目全非的李子壩，任華章萌生了想治住這股歪風邪氣的念頭，就與村長商議，集結村里的青壯年成立一支巡護隊。

起初的招募工作并不順利。村里人，要么不相信一支民間隊伍能擋住“惡徒”，要么有自己的心思。“有些進山的人，也是熟人帶來的。”任華章說，“好在當初村里幾個干部堅持，挨家挨戶做工作，最后湊齊了20個人。”

縣政府和保護區管理局提供了2萬元資助，并為巡護隊配備了統一的迷彩服。但第一次執行任務，巡護隊就遭到抵制。反對者圍住巡護隊，惡語相向。

李子壩幾乎家家戶戶都以賣茶為生。那時候，炒茶用炭。村邊的山頭搭建了上百個燒炭的土窯。任華章帶著人去砸土窯，有村民托人來說情，但他覺得，既然要搞保護，就該一視同仁。傷了村民的利益，自然也就得罪了人。“好在有法撐腰，有些人也就在心里恨我。”

當時，年輕氣盛的冉堂發身材高大，也被召入了巡護隊，但沒干多久，因為偷偷帶人進山打獵被開除了。“年紀小，根本不理解保護有什么用。”他辯解。但家鄉的變化觸動了冉堂發，在被開除兩年后，他又回到了巡護隊。

那幾年，巡護隊與政府的聯合執法遏制當地村民破壞森林肆無忌憚的勢頭，李子壩逐漸恢復了青山綠水的容貌，烏泱泱茅草的山坡漸漸被繁茂的灌木叢覆蓋。

2009年，民間環保組織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簡稱“山水”）來到村里。在他們的協助下，白水江保護區管理局與李子壩村簽訂了一份“保護協議”。協議約定，村民負責對協議保護地進行巡護，制止亂砍、盜獵、亂采、濫挖，約定期滿后評估保護效果，由保護區管理局給予一定的補償與獎勵。

山水選中李子壩并非偶然。“村子在大熊貓的重要棲息地，保護價值很高。像這類保護區內的村子有很多共性，比如靠山吃山，面臨周邊村莊的資源利用。而我們看中它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不便導致管理難度大，但是村民的保護意識和組織管理能力卻很強。”山水社區保護項目主任馮杰解釋。當時，社區保護在中國尚未普及，這些正是他們選定李子壩先行嘗試的原因。

在馮杰看來，“過去保護只是政府的事，而‘協議保護’的方式為社會資源投入保護搭建了橋梁”。他解釋，“協議保護”是土地所有者將保護權移交給承諾保護的一方進行管理。在中國，通常的做法是鼓勵政府將土地的保護權和管理權移交給當地社區、機構，并對提供保護的人給予相應的補償和激勵。十年來，“協議保護”模式在中國的自然保護領域逐漸被認可，諸多嘗試也都顯現出了效果。

2011年冬天，時任村長的任華章和冉堂發都參加了項目在村里的第一次評估。在冉堂發的記憶中，“那天非常熱鬧，很多村里人都來了，還發了獎金。”

馮杰記得，那一期項目約定的4000元保護獎勵，因為評估時發現了砍伐痕跡，最終扣除了1200元。“有村民提出了異議，發現的砍伐痕跡是很不起眼的一塊，但協議規定得死板，（最后）我們還是按規定扣了錢。”

經過現場討論，村民和山水共同協商對砍伐的評判標準做出調整。自那以后，“協議保護”的方式在李子壩延續了下來。

全球環境研究所社區保護專家彭奎研究和實踐“協議保護”多年，他認為，這種做法不僅擴大了保護面積，提升了現有保護區內的有效保護，同時平衡了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提高了當地人參與的熱情。

彭奎解釋：“通過契約形式將利益相關的各方（政府、社區、企業、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匯聚到同一個平臺，經過平等協商將權利與責任劃分清楚，賦權社區去開展保護行動，這能夠使當地人獲得擁有感和自豪感，激發他們的責任心。同時，引導社區改變對生態破壞的生計方式，有限度地合理利用資源，讓他們從可持續發展的生計模式中獲利，達到多方共贏，這就真正解決了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因此，在國家公園體制改革試點的總方案中，‘協議保護’成為了被推薦的模式之一。”

國家公園的社區參與

大熊貓國家公園試點方案提及，要“探索可持續的社區發展機制”。除了通過適度規模的搬遷使得居住地在區域內合理分布以外，還將建立起一套鼓勵他們參與保護的利益協調機制。例如，設立生態管護公益崗位，招募原住民加入巡護隊，并支持他們將傳統生計轉換成更適宜的生態產業。近二十年來，像山水這類專注于生態保護的NGO進行的各類社區發展試驗正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對比李子壩第一期協議保護的內容，第二期合同增加了村委會提出的細化意見，例如村民在河道毒魚、炸魚一項違規的評估指標中，加上了“視為違約扣除全部保護成效獎金”的懲罰。

2013年底，李子壩第二期協議保護項目結束后，由非政府組織資金、公益林補償資金、村里合作社共同組成的社區基金繼續支撐社區開展保護。村委會統計，在2016至2019的三年間，支出的二十萬元基金經費用于購買投放的魚苗和景觀樹苗、支付村民清掃公共區域和參與巡護的酬勞。

這些投入改變了李子壩村的面貌。

走進村里，蔥郁樹蔭下是干凈整潔的鄉間柏油路，落在清澈見底河道間的大石塊周圍，能瞧見一團團聚在一處的黑影——這是覓食的魚群正悠然自得地湊在一塊兒。

四川平武縣的關壩村，是另一個被“協議保護”模式改變的村莊。

關壩村雖然不在保護區邊界內，但也常有大熊貓等野生動物活動。伐木打獵曾是當地村民生計主要來源之一。上世紀90年代當地開始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野生動物保護法，村民失去了生計來源，多數人進城謀生。

2009年，山水將協議保護帶進關壩村。馮杰與村委商議，共同協助村民轉向對自然更為友好的生產方式。

養蜂就是其中一項。關壩生產的熊貓蜂蜜通過電商平臺進入市場，養蜂村民將部分利潤回饋村里。自2015年以來，四年里，村民共計拿出7萬多元用以改善村里的生活環境。

十年間，關壩的變化顯而易見。2015年，關壩村、木皮鄉政府、平武縣林業發展總公司簽訂了“共同建立保護小區”協議，經四川省林業廳批復成立了以村民保護為主的關壩自然保護小區。

毗鄰關壩的老河溝是另一種嘗試。2012年，由企業家捐助成立的桃花源基金會與平武縣政府簽訂了一份50年老河溝的保護管理權委托管理協議。兩年后，老河溝自然保護中心應運而生，這個原為林場采伐區的老河溝轉身成了中國第一個由民間公益機構推動成立、實施管理的自然保護區。如今，關壩和老河溝都劃入了大熊貓國家公園的試點范圍。

這些社區經驗為中國的國家公園體制改革提供了參考。在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張玉鈞看來，“未來中國國家公園公眾參與機制建立的關鍵還在于建起與之對應的保障體系。”

如何提升社區和公眾參與國家公園建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英國就早有嘗試。與世界上多數建在荒野地帶的國家公園不同，英國的國家公園在設立之初就與大熊貓國家公園同樣面臨著難解的社區問題。當地多數國家公園建在鄉村地區，大部分土地屬農戶私有，約有45萬人居住在國家公園的邊界內。

1995年，英國頒布《環境法》明確規定，在保護與社區發展出現矛盾的情況下，優先考慮保護。這使得在處理保護區范圍內，社區如何平衡發展與保護的矛盾時有法可依。如今，中國的《國家公園法》也正在醞釀中。

東南大學生態旅游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徐菲菲教授介紹，英國是以政府撥款為主來維護國家公園運作，有相對充足的資金，而且在規劃之初充分征求了相關社區的意見，管理機構的部分成員也是當地社區選舉的代表，雖在設立之初沒有制定非常嚴格的保護規章，但卻逐漸達到了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歷經二十多年的探索，英國已形成了一套社區可持續發展政策，用來緩解發展與保護間矛盾。例如，鼓勵公園內居住的農戶發展現代化可持續農業，在周邊的紀念品店和餐飲店中多是銷售包含當地生產的有機或特色食物。

英國采取的可持續發展措施，在李子壩村同樣可見。嘗到因“生態茶葉”獲益的村民，近來年更加注重無公害種植。在茶山上，隨處可見太陽能滅蟲燈，時而能看見鳥群撲閃著翅膀劃過林間，這些保障了棄用農藥后茶樹的生長。

“這幾年，村里的環境越來越好了。”任華章希望李子壩能借助大熊貓國家公園的金字招牌適度地發展鄉村旅游。兩年前，他翻新了自己位于村口的院落，期望依靠茶文化經營民宿。

（陳鵬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