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起跑線”

教育體系是主流社會階級結構再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1976)

尼克·卡拉多納(Nick Caradona)和阿尼·西博爾(Arnie Seebol)在高中時不太可能成為好朋友。他們來自城市的不同地區，有著大不相同的種族和宗教傳統——一個是意大利人，并且是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另一個來自猶太家庭，這個家里有著修行的父母和頑固不馴的孩子們。如果尼克和阿尼沒有通過全市范圍的考試進入一所以科學為導向的“精英”高中，他們的人生軌跡就不會相交。在這所高中就讀的大多數孩子都是要上大學的，但是尼克和阿尼從來沒有過上大學的想法，而他們的父母也同樣從未想到過這一點。

尼克和阿尼的父母很難維持生計，因為他們從事著不穩定的低收入工作。四名家長中只有一人聲稱擁有高中文憑。在尼克5歲時，他的父母分開了，他的父親去華盛頓找工作，他在接下來的工作生涯中一直在華盛頓開出租車，并且再也沒有回到家人身邊。尼克的母親在他12歲之前一直是一名家庭主婦，后來在一家洗衣店從事店員的工作。阿尼的父親為《紐約每日新聞》（報社）開卡車，母親則為商店服裝區做“保潔工作”。尼克和阿尼都是在初中老師的督促下參加了這個精英（select）高中的選拔考試，在得到校方的認可后，他們都被錄取了。

起初，尼克和阿尼之間的關系建立在他們共享差異的極端手段基礎之上，即關注他們長輩們和各自族群文化中的“骯臟秘密”，也就是他們聽到的對群體內成員和群體外成員的不雅用語和貶低。阿尼教尼克區分傻瓜和笨蛋的細微差別。每當做了傻事后,尼克還學會了打自己的頭并大叫“鬼佬”。阿尼告訴他，每當猶太人做傻事的時候就會采用這樣的方式并一樣大聲呼喊著這句短語，就像異教徒一樣。這讓尼克想起了他祖父經常用蹩腳的英語稱呼某人為美國人的習慣(“你一定是‘霉國人’”)，發音聽起來很像“臟甘蔗”，而意大利人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狗屎”。這是一個天然的雙關語，尼克教阿尼用它來和學校里的其他孩子對抗。

阿尼和尼克很快就發現了其他的共同之處。他們都喜歡棒球(尼克是洋基隊的球迷，阿尼是道奇隊的球迷)，兩人都有“拉皮條”的天賦，因為他們總是缺錢。他們在學校里和其他學生打賭，這些學生會選擇三名他們期望能夠在那天的比賽中一共得到六記安打的棒球運動員。每個賭局的賠率是三比一。因此，每個孩子會賭五分錢，賭他最喜歡的三名球員在那天總共會擊出六記安打。如果三名球員擊出了六記安打，賭球的人就會得到十五美分；如果沒有，尼克和阿尼可以贏得五分錢。只要下注的人足夠多，“莊家”總是有勝算的。很多孩子都有自己最喜歡的球員，這些球員很少能在一場比賽中打出超過一記的成績，但他們還是把賭注壓在了這些球員身上。尼克和阿尼也會在午餐時間“拋硬幣”和打牌。他們的高中規模龐大(有5000名學生)，所以尼克和阿尼總是能采取很多“行動”。

在高中最后一年時，尼克開始在學業和其他方面出現問題。他多次“陷入圈套”，并在他母親那里捏造借口。由于深陷這些問題之中，他在學期結束前一個月輟學了，沒有參加任何期末考試。之后，他開始為一家博彩公司做“推銷員”，并很快被“提拔”為一個賭博室的“運營者”。在這里，人們聚集在一起談論賽馬，并在紐約、新澤西和新英格蘭地區的一些賽道上下注。場外賭博是違法的，但它在與當地警方的付費合作中是公開進行的。阿尼按時畢業，去他叔叔的干洗店工作。阿尼想了解這門生意的一切，他希望有一天能夠擁有自己的一個或幾個干洗店。

前面的引語讓我們注意到，學生的社會階級背景和向上流動的教育機會的交集有時可能是偶然而不確定的。尼克和阿尼是在小學時就表現出一些天賦的孩子。他們的老師有一個“夢想”，認為他們有資格進入一個教育分軌體系，該體系讓有才華的孩子有機會在競賽中“成功”——一個上大學的機會。但是尼克和阿尼自己并沒有這樣的夢想，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條通往大學教育的道路。部分原因是上大學的費用超出了尼克和阿尼父母的承受能力。但這也要求尼克和阿尼放棄他們從工作中獲得的收入，以及隨著學業結束而獲得的成人地位。經過很多年的預期社會化，尼克和阿尼的許多同學都成為中產階級和準大學生。他們是“溫室”里長大的孩子，已經在有節制的養料和陽光的環境下被培養多年。他們不渴望獲得成人地位的自由，因為他們的自我意識與他們父母養育他們的意愿相融合。

尼克和阿尼都是來自低收入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工作太辛苦了，無法參與孩子們的學校活動。精英高中為他們提供的入學機會并不存在于真空環境中。尼克和阿尼的案例表明，這種機會存在于工人階級文化,即他們真實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如果圣路易斯市東部所有的窮孩子都能突然進入一所有好老師、好設施、好項目的學校，這對孩子們來說將是一件好事，但是從豐富的教育經驗中，我們也只能期待這么多。孩子們還是很窮，他們的父母和朋友也一樣。他們的教育體系和經驗包含在一種環境中，這是一種遠可以影響課堂之外事件的階級結構。

在美國各地的中小學里，機會平等的美國夢每天都在受到挑戰。大量的研究表明，當學生在一年級進入“起跑線”時，他們就不是平等的。他們的社會地位、種族和性別決定了他們的優勢和劣勢，所有這些都塑造了學校經歷和教育成果。

美國的教育體系

所謂“美國夢”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個人滿足的推遲，尤其是在追求教育目標的過程中，這將會使個人獲得與職業聲望地位相關的社會回報……最終，美國夢成為公共教育的一個障礙。

——Adalberto Aguirre Jr. and David V. Baker, Structured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實際上，如果不是刻意為之，美國教育體系的主要功能是將優勢和劣勢代代相傳。這一論斷與一種滲透社會各個層面的強大而主導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教育是偉大的均衡器。教育把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從一個小木屋帶到了這片土地上的最高辦公室。教育給予美國數百萬貧窮但有抱負的移民以機會去做他們愿意為之工作的任何事情。這就是美國夢的意識形態。這個夢想是如此的強大，以至于家長們會為了控制當地的學校而激烈競爭，這樣，它們的項目、老師和課程就會為他們孩子的利益服務。特別是中產階級的父母，他們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確保他們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數學、科學或文學教師的教育。為了提高孩子進入精英大學的機會，他們也非常支持在課程中加入當地大學的進階課程。在美國夢的定義中，教育是通往未來的通行證，能讓你超過（如果你很窮）或配得上（如果你有特權）你父輩的經濟狀況。

為了實現這一夢想，學校必須組織起來以滿足夢想家們的愿望。在所有孩子都來自職業家庭的學校里，只需要一種教育——大學預科教育。但是當學校里的孩子們來自不同的經濟背景時，必須設計一種制度，不僅要為來自職業家庭、目標是上大學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且要幫助一些貧窮的孩子，讓他們能夠與目標是上大學的孩子競爭（僅僅基于一定的可能性），同時對于那些不以上大學為目標的孩子來說，這也是一種優質的教育體驗。這個體系背后的理念是，教育經歷應該被設計來滿足“孩子的需求”。這個體系被稱為分軌。

分軌似乎是一個非常進步的想法，它允許教師“根據學生的能力水平定制教學。學生能力和教學水平之間的良好匹配被認為能夠使教學過程的有效性和效率最大化” 。區分那些即將進入大學、白領或體力行業的學生，并向他們提供最有用的特定知識和技能，難道不合理嗎？例如，為即將進入工廠工作的年輕男女開設職業和短期課程，為那些將要成為公司行政部門職員和秘書的學生開設鍵盤打字和文檔處理課程，以及為那些即將進入高校的人提供文學、語言、數學和科學方面的課程。這種分軌理論的問題在于，學生的職業需求必須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就得以確定才能使用這個體系。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美國夢的意識形態聲稱，通過“客觀”的測試，學生的優勢可以被識別和分軌，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能力。不幸的是，即使是出于好意，分軌也會導致課程的“簡化”，降低（人們）對那些看起來不適合上大學的學生的期望。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分軌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非大學畢業生可以在汽車、鋼鐵和橡膠行業找到不錯的藍領工作，學校負責為熟練和半熟練工人提供基本的算術和讀寫能力教育。當學校因學生的經濟背景而出現差異時，它也可能是有用的。如果一所學校有專業人員、白領職員和非技術工人的孩子，分軌有助于滿足那些即將進入大學或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學生的需求。但在今天，許多學校在學生的背景和教育計劃方面更加同質化。來自公司和管理階級的孩子通常要么在私立學校，要么就讀于僅限該社會階級成員就讀的郊區學校。所有這些學生幾乎都會進入大學，那么分軌的意義是什么呢? 在階級結構譜系的另一端，我們有貧窮的農村學校或市中心的學校，這些學校里面都是來自經濟體系底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孩子。在這些學校里你可能最需要分軌的事情是，敬業的教師努力去接觸并識別那些最有潛力的學生并培養他們，希望他們能有機會進入大學。

資源豐富的同質性學校如今主要服務于富裕和特權階級的孩子，它們參與了分流教學，而不是分軌教學。分軌是一個競爭的隱喻，指的是參賽者之間的競賽環境，在這樣的環境里所有的“參賽者”都有平等的獲勝機會。分流教學是一個非競爭性的隱喻，暗示參與者被“帶著”到目的地，而無須與同行者進行任何實質性的競爭。如果你去了好的私立學校或更好的郊區學校，上大學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分流隱喻用于研究生教育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法學院院長在一次迎新會上歡迎新一屆學生時的致辭：

事實是你們之間沒有相互競爭。如果你認識到你的目標是成為最好的律師，這樣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為你的客戶和社會服務，那么你在學校的生活和你作為律師的生活將會更快樂、更令人滿意。雖然你會不時地經歷挫折，但我認為你會看到，這所學校不只是追逐大學文憑，而是與幾年前我們從一位剛被錄取的日本律師那里收到的信中所說的情景一樣:“親愛的先生:我剛和瑞恩·奧尼爾（Ryan O’Neal）、阿里·麥格勞（Ali McGraw）一起看了電影《愛情故事》，我期待著在哈佛法學院度過一段非常浪漫的時光。”

哈佛院長這種“悠閑”的歡迎辭，與不那么“有名”的大學的院長或校長向本科生做的競爭性歡迎辭原型相比:“看看你右邊的人和左邊的人。在第一年結束的時候，你們中只有一個人會繼續參加這個項目。” 那些處于特權階級的人試圖創建一個以分流教育為特征的中小學教育結構，這樣他們的孩子就能“確保”取得好成績、高分數、豐富的課程、課外活動，以及得到能讓他們進入國家精英學校的建議。特權階級的父母也經常通過為孩子提供大學入學考試的特殊預科班來補充學校的課程。這些課程的費用接近1000美元，但是，正如家長們所知道的，“這不僅僅是進入大學的問題，而是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問題”。

來自特權階級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有時間、精力和金錢來塑造他們的校外經歷，為他們繼續取得學術成功提供所需的社會和文化資本。一項研究比較了來自專業人員家庭和低收入工人階級家庭四年級學生的暑期經歷。以下是兩名來自專業人員家庭的學生對暑期活動的描述:

今年夏天我做的10件事:①我去了意大利；②我讀了很多書；③我去騎了自行車并且騎得好多了；④我有玩伴；⑤我家里舉行了一次讀書會；⑥我有了一位新的鋼琴老師，我的鋼琴彈得越來越好；⑦我經常上網并提高了打字水平；⑧我做了糖果粒和姜餅曲奇；⑨我加入了美國加州大學一個研究項目；⑩我很早就拿到了學習用品并且盼望著回到學校。

我們有兩個星期的露營——那個露營太棒了。然后是一個星期的假期圣經學校。然后我想我們度過了一個自由的星期。這個星期他們有童子軍營和游泳課——下個星期只有游泳課。接著，他們有一個星期的科學冒險營，在那期間，我的祖父母來了。然后我們一起去夏威夷玩了兩個星期。

在討論這些“我如何度過我的夏天”的故事時，作者指出：“在我們的研究中，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或貧困兒童的夏天擁有這么多有組織而又豐富多彩的活動。” 更重要的是，他們報告顯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暑期經歷中的社會階級差異源自父母的價值觀和偏好。這種差異可以追溯到時間、精力和金錢。簡而言之，擁有特權階級背景的父母有資源塑造孩子的課內外經歷，他們這樣做的同時，也支持了美國夢的神話，并頌揚了作為美國社會標志的機會均等的美德。

分軌和分流

這所學校創造了合法性，并以各種方式傳授主導意識形態。

——Martin N.Marger，Social Inequality (2011),236

特權階級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是保護他們的利益并將其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在一個教育文憑被特權階級用來證明其報酬的社會中，游戲規則的設計就是為了給特權階級的孩子帶來優越性，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當然，如果其他人愿意，他們也可以按照這些規則來玩，但這可能與撲克玩家試圖摸出同花順類似——一種高風險的賭博。

分軌和分流是游戲規則中被用來給特權階級的孩子帶來好處的兩種方式。為了理解這些策略是如何運作的，提醒我們自己（搞清楚）美國大學預科教育資金的來源十分重要。一般來說，各州使用州一級的稅收“為中小學提供大約48%的預算。當地的地區貢獻約44%，主要來自當地的財產稅。聯邦政府（提供大約）8%的州教育預算”。通過財產稅籌集的資金數額取決于房屋和公司價值評估適用的稅率。擁有更昂貴的住房和強大商業共同體的社區比沒有這些特征的社區可以產生更多以教育為目的稅收。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美國，財產稅與學校資助的聯系正在發生變化。一些州，比如印第安納州，已經將學校經費從基于財產稅的方案中轉移到全州范圍的稅收和資助系統中。但是，即使在印第安納州和其他正在改變學校資助方式的州中，財產稅仍然是一項用于資助公共教育某些功能的重要收入來源，如校舍和教學設備。

在資助公立學校方面，富裕地區的家庭可能比貧困地區的家庭支付更高的財產稅，但他們支付的稅率往往低于貧困地區的家庭。事實正是如此，因為他們的房屋和公司的總價值要比貧困地區高得多。因此，富裕地區較低的稅率比貧困地區較高的稅率產生更多的稅收金額。富裕的房主享有的另一個優勢是，財產稅和抵押貸款利息可以從聯邦所得稅中扣除，從而給特權階級提供了比貧困社區更多的子女教育間接補貼。

學校支出影響研究的證據表明，學生人均教育支出越高，學生的成就便越高。更高的學生成就來自較小的班級規模和較高的教師比例。學校用于教學的支出越高，他們就可以聘請更好的教師，同時也必須支付更多的錢給有經驗的教師。普通教師和高收入教師數量的增加也改善了學校的社會環境，因為工作負擔的減輕既提高了教師的士氣，又能使教師更好地了解學生。因此，為更多更優秀的教師投入更豐富的資金可以提高學生的成績，但在較貧窮的學區，這種費用的投入往往無法選擇。

在異質化的學區中，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的孩子可能在同一所學校就讀，只有一筆錢可以資助那所學校。這些錢被用來獲得最好的教師、最先進的教學技術、最棒的實驗室設備、幻燈、計算機和其他教育資源。為了給特權階級的孩子提供優勢，學校有必要開發一些項目，即把最好的老師、最多的計算機和最棒的資源分配給特權階級（學生）最有可能參加的項目。這些錢不是給特權階級的孩子，而是給他們更有可能參加的項目。因此，分軌被發明了出來——一種將資源分配給與不同后果相聯系的項目體系——用于大學準備或者職業準備。分軌是學校內部不平等的一種形式。

同時，在一些異質化的學區中，特權和非特權階級的孩子可能不在同一所學校，而是在同一學區的不同學校。理論上，每個學區學校里的每個學生應該得到相同的支出，因為稅收是用來支持該學區所有學校的。過去大多數關于學校資助的研究都比較了各個學區的學生人均支出，毫不奇怪，富裕家庭的學生人均支出最高，而較貧困地區的學生人均支出較低。但在一項研究中，幾位有魄力的研究人員獲得了同一學區內各學校的支出數據。他們研究了同一地區89所小學的支出和學生成就。同一地區每所學校的學生人均支出都是不同的，“在同一地區內的每名學生小學時期支出總額從3045美元到8165美元不等”。他們還發現，支出的不平等似乎反映了學校的階級構成——貧困生比例最高的學校，分配到的用于改善學習環境的教學和運營的地方稅收資金較少。最后，從閱讀、寫作、數學、科學和公民資格等國家能力測試的成績來看，那些獲得更多的用于教學和運營的稅收資金的學校的學生表現出了更高的學術成就。

在同一學區內，學生人均支出存在不平等，這與富裕學區和貧困學區之間眾所周知的支出不平等大不相同。同一學區內的支出不平等表明，在經濟資源如何分配給學校方面，存在著階級權力強大而隱蔽的影響。為什么同一學區的兩所學校學生人均資助水平相差如此之大，只有通過考察學校官員、地方政治領導人和較富裕的家長如何以一種帶有階級偏見的方式塑造學校預算這一過程才能理解。

公立學校的分流

在同質性學區里，幾乎所有的孩子都來自特權階級或幾乎所有的孩子都來自下層階級，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分軌。在富裕的學校里，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大學。富裕學區比貧困學區有更多的錢用于教育項目，部分原因是這些學區位于房產價值更高的地區。較高的房產評估價值會為這些學區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因為在大多數州中，這是公立學校預算中很大一部分的資金來源。

即使有更多的州不再把房產稅作為學校收入的主要來源，富裕的學區仍有可能繼續尋找方法，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比貧困地區水平更高的學校教育資助。我們知道，與貧困學區相比，資金更多的學校雇用了更多優秀的教師，購買了更好的設備，提供了更多的課外活動，給予了更好的指導和咨詢，帶來了更好的全面教育。在貧困的學校里，也許每十個孩子中只有一兩個可以上大學。在極少數情況下，來自貧困學區的學生繼續上大學的比例超過十分之一，這通常是由于特殊的情形。例如，當地的州立學院或社區學院可能位于附近，使貧困學生在上學期間能夠在家里工作或生活。對來自貧困學區的學生而言，這些資源的可用性顯然對于他們中的一些人是有利。但是，即使有這樣的資源，來自貧困地區的學生也很難在大學中競爭，因為他們所接受的早期教育的質量往往使他們在教育經驗的各個領域都有所欠缺。

富裕學校與貧窮學校的比較提醒我們，分流是不平等的一種形式，在比較這兩類學校學生的經歷和機會時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通過小學和高中將學生分流到特權階級教育和職業導向教育的做法，在富裕學校中出現，但在貧困學校卻沒有。這是因為富裕的學校為學生提供基于學校的經驗、機會和其他形式的支持，而這些在貧困的學校則是不常見的。

公立學校的分軌

盡管分軌有其官方的崇高意圖，但依然是一個通過能力分組、課程選擇、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將學生區隔開來的過程。這是一個在爭奪好工作和高收入的競爭中區別成功者與失敗者的過程，它已經被用于中小學教育，即為那些被認為要上大學的人和那些被認為要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提供不同且不平等的教育。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大約有85%的公立學校采用了分軌體系。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三分之二的高中被適度分軌，同時60%的小學實行了某種形式的以班級為單位的能力分組。在21世紀初的中期，公立高中和小學采用某種分軌形式的比例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致相同。

一些分軌項目提供了最大化的區隔，即學生在他們所有的課程中都保持在同一軌道上，而一些項目則提供了最小化的區隔，即所有學生至少在一起學習一些課程。根據對學生能力的信任，讓他們進入不同的軌道，可以產生強大的自我實現預言效應。軌道的設置直接或間接地與學生的階級和種族背景有關。直接影響是教師和管理人員對來自較高階級孩子所具有的期望的結果。間接影響產生的原因是，社會地位較低的孩子可能對大學表現出較低的興趣，更少地受到父母和同齡人對上大學的鼓勵，而且缺乏必要的成績分數被選中進入大學軌道。基于強有力的研究證據，分軌研究的分析人士達成了實質性的一致意見，即分軌對低收入和非白人學生有負面影響。

學校支出和學生經歷的不平等

學校之間的不平等最明顯地體現在不同學區在教育學生的投入差異上。學生人均支出是用來比較學校教師、項目和設施質量的最佳單一指標。2009年全國每個學生的平均支出為10905美元。一些州花費的較多，如佛蒙特州（18913美元）、新澤西州（15983美元）以及懷俄明州（15742美元）。其他州則花費較少，如內華達州（7777美元）、密西西比州（7814美元）以及猶他州（8141美元）。在各州內部，貧富學區之間的比較（基于土地價值和家庭收入）提供了最能說明階級不平等的證據。大城市里市區學區比郊區學區花的錢要少得多。2011年芝加哥地區學生人均支出在郊區學區高達11864美元，到市中心（學區）則為9860美元。早期對新澤西州和紐約市學校的研究顯示，郊區學校學生人均支出在4000美元至7000美元之間，高于市中心學校學生的人均支出。

在城市和農村學校的比較中也發現了學生人均支出差異。例如，早期的研究發現紐約城市學區的學生人均支出比非城市學區高出4300美元。農村地區通常以白人為主，他們在教育上的花費遠低于城市或郊區學區。富裕的郊區學校，每個學生的花費幾乎是貧窮的市中心學區的兩倍，他們可以很容易地負擔起更好的老師、更棒的設施、更小的班級以及各種豐富教學的活動和項目。只要學校的大部分資金是基于財產稅，這些優勢就永遠不會進入市中心的學校。

分軌和分流都與階級不平等相連并反映了階級不平等。這兩種做法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對大學招生的影響。富裕學區的大量學生在小學和高中階段都“進入了分流”，并且在學業、社交和情感上都做好了在大學取得成功的準備。然而，在具有異質化學生群體的學區對學生進行分軌，只有那些進入大學預科課程的學生才能獲得上大學所需的資源。

進入職業軌道和高中的學生主要來自低收入家庭，他們處于極大的劣勢地位。他們降低了自身的教育期望，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受到過來自所處社會環境中同齡人和父母的鼓勵。即使具有較高學術成就和潛力的學生也不太可能把上大學當作目標。這是因為，醫生、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的子女很可能從父母、朋友和老師那里得到持續的社會鼓勵，并將上大學視為他們教育生涯“自然而然的目的地”。大量研究證據表明，即使是學術成就高、智商高的學生，如果來自較低的經濟群體，也不太可能進入大學。例如，幾項研究發現，在學術成績測試中得分較高的低收入家庭學生上大學的可能性，遠遠低于在此類測試中得分較低的富裕家庭學生。

不平等：大學、收入、機會

大學學位的優勢，除了四年學習所獲得的生活經驗、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還包括更多獲得高聲望和高收入工作的機會。1979年，男性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幾乎比高中畢業生高出50%。但在2010年，大學畢業生一生的收入幾乎是高中畢業生的兩倍（高出97%）。大學畢業生收入方面的優勢在教育完成后的年收入對比中也很明顯。正如我們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2011年高中畢業生全職全年工人收入的中位數大約是32000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擁有學士學位的大學畢業生年收入的中位數大概是55000美元（如圖5.7所示）。就目前來看，一個大學畢業生一生將比一個高中畢業生多賺100萬美元。簡而言之，與幾十年前相比，如今獲得高聲望和高收入職業（的機會）與教育文憑的關系更為密切。

過去40年的證據表明，教育如何與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聯系在一起，是導致許多政府和商業領導人提出把更多更好的教育作為許多社會問題解決途徑的原因。由于新技術或工廠關閉而失業的工人被告知，他們必須提高技能才能在“新經濟”中找到工作。來自最貧困家庭的年輕男女被鼓勵去取得高中文憑，并考慮上大學，即使只是一所社區大學。

政府領導人經常發表鼓舞人心的演講，鼓勵年輕人去上大學，他們有時也會談論增加對學生的財政援助，但政府的援助遠低于上大學的費用。在2010～2011年，美國四年制大學平均每年的費用在公立學校總計16712美元，在私立學校總計44619美元（學費、雜費和食宿費）。佩爾獎學金（Pell Grants）是聯邦政府向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援助的主要來源，該獎學金在2011年給學生們提供的最高獎學金為每年5550美元，而當年佩爾獎學金的平均資助只有3800美元。對于只有低收入或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來說，上大學的費用和他們得到的有限經濟援助之間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貸款來彌補的。由于錢被許多貧困學生和其他人借走了，其中包括許多來自富裕家庭的人，學生債務在過去幾年里增長迅速。在2011年，“有三分之二的本科畢業生負貸畢業，貸款的平均金額略低于28000美元（不包括利息）”。

大學教育能改善一個人的職業和收入前景，這一說法很難遭到反駁。即使考慮到第5章中關于大學畢業生收入在過去四十年停滯不前的悲觀數據，大學畢業生在經濟方面也比那些沒有完成大學學業的人要好得多。擁有大學學位被證實有益于那些將他們的專業技能轉化為商業、金融和專業領域高薪職業的特權階級。也許這就是很多特權階級的父母送孩子上大學的一個原因。美國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數據顯示，大約70%來自富裕家庭的高中畢業生上了大學，而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比重則只有21%。多年來收集的大量數據表明，一個人的社會階級地位是大學入學（概率）和畢業（概率）的最佳預測指標。

許多美國人已經意識到在新經濟中高等教育文憑對事業成功的重要性。特權階級把他們的大多數子女送入大學，而今天大量中等收入家庭做出了必要的經濟犧牲，同樣也將他們的大部分的孩子送進了大學。對后者來說，問題在于并非所有的大學文憑都是平等的。這一群體的學生往往很晚才會發現，大學學位并不能保證全職工作、加薪或從事需要學位的工作。例如，2011～2012年“年輕大學畢業生（21～24歲）的平均失業率為9.4%”。正如我們在第5章中看到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在1973～2011年間下降了9.5%（圖5.7）。其中很大一部分下降發生在剛剛過去的十年里，“全職工人的平均工資下降了5.4%……在2000～2011年”。最后，在25歲以下的大學畢業生中，大約40%的人正在從事“不需要大學學位”的工作。

正如下一節所闡釋的，上述畢業后不太樂觀的情景更有可能發生在那些非精英大學畢業生身上，特別是那些在當今新經濟下需求不大的專業，或者是那些沒有職業培訓課程的專業(如法學、醫學、藥劑學、商學、工程學)中的學生。從名牌高校畢業、擁有特權階級背景的學生不太可能經歷這種不幸的后果。而且，對于那些在新經濟下明智地選擇了急需專業的畢業生來說，這種情況也不太可能發生，即使他們來自非精英學校(如軟件工程學、會計學、精算學、建筑學)。

普林斯頓和無名小鎮：逐漸“凝固”?

人們經常斷言，新技術將使富人和窮人的學習機會均等化。這是人們熱切希望的，但我懷疑這種情況是否真的會發生。

——Neil Postman, Nation (October 9, 1995)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證明了學校教育對階級不平等再生產的強大影響。與美國夢所包含的信念相反，教育并不是為具有不同家庭社會地位的美國人提供機會平等的手段。學校教育通過美國夢的神話力量以及分軌和分流的影響服務于不平等的再生產，作為否認向上流動機會平等的手段。現在我們通過研究誰上大學，上什么大學的問題，來繼續我們的學校教育分析。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在過去的70年里，大學入學率急劇上升。1940年，美國高校共頒發了216000個學位。40年后的1980年，官方機構頒發了近100萬個學士學位。2010年，美國高校共頒發了833000個副學士學位，160萬個學士學位，611000個碩士學位，14萬個博士學位（例如，哲學博士、醫學博士、教育學博士、牙醫博士、法學博士）。與1940年相比，大學擴招使得大學環境更加多樣化，尤其是在有關女性的方面，現在美國每年頒發的副學士、學士和碩士學位中，女性占到大多數。即便如此，大學生仍然主要是白人。2009年，除去非美國居民獲得的學位，白人男性和女性占美國所有大學（頒發的）學位的72%。在少數族裔中，有11%的學位由黑人獲得，9%由西班牙裔獲得，7%由亞裔獲得。就階級背景而言，今天在美國大學注冊的2100萬名學生大多來自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這一點從早些時候引用的有關家庭收入和大學入學率的數據可以明顯看出。即便如此，仍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來自工人階級和低收入家庭。也許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是美國夢的一個修正版本，在這個版本中，一些非特權階級的成員實際上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機會平等。但這也僅僅是也許。

本節的主要論點是，盡管與過去相比，今天大學擴招致使更多非特權階級的年輕人進入高校，但與此同時，在高等教育框架內，依舊出現了一種向更加固化的以階級為基礎的不平等體系發展的趨勢。這種更加微妙和不那么顯見的不平等形式，體現在特權和非特權階級學生就讀的學校以及他們選擇的專業領域。來自經濟條件一般家庭的學生可能更傾向于選擇兩年制或四年制有直接就業機會的課程，而非那些以攻讀高等或專業學位為目標的課程。除了基于階級的學術專業選擇，有證據表明，女性和非白人學生同樣做出了導致低收入的職業選擇。

從人力資源浪費的角度來講，高等教育中基于階級、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體系的后果，與高中學校里決定誰上大學的（基于階級或種族的）分軌和分流體系的后果一樣嚴重。讓我們從4495所（2009年）能夠為美國有抱負的年輕人提供服務的高等教育機構開始說起。上述約38%（1721所）的高校機構為兩年制大學，上這些大學的學生，通常是因為他們要么沒有足夠的學歷進入四年制高校，要么沒有錢支付學費、住宿費和伙食費，或者他們已經就業并試圖改善他們的文憑和就業機會。

在兩年制學校之外，我們發現2774所四年制學校（占所有高等教育機構的62%）是高度分化的。這些機構中大約有200所是規模更大、更有聲望的研究型大學，幾乎（能夠）授予美國全部的專業和高級學位。畢業于這些機構的醫生、律師、工程師、科學家、經濟學家和管理人員，構成了特權階級。這200所“頂級”大學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20所頂級私立大學（例如，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20所頂級州立大學（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得克薩斯大學），所謂的十大聯盟高校（伊利諾伊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愛荷華大學、密歇根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內布拉斯加州立西北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普渡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和其他州立大學。還有大約30所小型的“精英”文理學院，它們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強大的社會關系（社會資本的基礎）并收取高昂的學費（例如，阿默斯特學院、貝茨學院、鮑登學院、克拉克學院、科爾比學院、富蘭克林·馬歇爾學院、漢密爾頓學院、哈弗福德學院、霍巴特學院、奧柏林學院、里德學院、威廉·史密斯學院、斯沃斯莫爾學院和塔夫茨學院）。

這個簡單計算的意義(除了一些人會抱怨我們對許多學校進行了錯誤的分類之外) 只是為了說明高等教育是高度分化的，其中有一小部分學校對他們的錄取非常挑剔并且這些學校一直被許多人認為是特權階級眼中50多所“精英”高校的一部分。隨著原本就很富有的大學通過面向富裕校友的籌款項目變得更加富有，精英學校和非精英學校之間的差距與日俱增。在美國，給畢業生提供巨大優勢的精英學校大約有50所，或者說不到全國所有高校的1%。進入精英學校的競爭是殘酷的，富裕家庭的學生為競爭做了更好的準備。一些就讀于像哈佛大學這樣精英學校的學生往往來自年收入遠高于25萬美元的家庭，這并非偶然。如果你被這些精英學校的其中一所錄取，那么在畢業之后申請精英研究院或專業學校，被錄取的概率會大大增加。當學校教育完成后，精英學校的畢業生將進入美國社會主要機構中的高層職位，這些機構由超級階級領導，特權階級管理。進入“（前）1%精英（學校）”的學生們正在被“凝固”，這里是本節開篇使用的這個術語的積極含義。那些在這個體系中上升到頂端的人將擁有這個位置上所有的物質和心理上的優勢，享受“美好的生活”。

許多就讀于1721所兩年制大學和大多數2724所非精英四年制學校（2774減去50所精英學校）的學生，正在一種負面的意義上被凝固——也就是說，他們正在遭受“痛擊”。這些學生大多進退兩難。他們選擇上大學，因為這是他們得到一份“好工作”的唯一希望。由于針對高中學歷人群工作的缺失，迫使很多人都去上了大學。而他們的父母甚至負擔不起非精英大學的學費，所以許多學生打工的同時申請了貸款并希望所有的債務和犧牲最終都是值得的。他們放棄了四年的收入并負債累累，然而當他們畢業時，他們只能找到每小時10～15美元或是每年20000～30000美元的工作。

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中位數差異很大，從文科專業的36715美元到化學工程學的65142美元。在這些群體之間是護理學（39920美元）、中小學教師（45887美元）、商學（45887美元）和計算機科學（56128美元）。很顯然，具有專業技術學位的畢業生獲得了更高的起薪，但正如多達40%的畢業生所說的那樣，他們從事的工作并不需要大學學位（只有17%的工程學專業畢業生這么說，但大約50%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畢業生表示，他們目前的工作不需要大學文憑）。可以肯定的是，在2724所非精英學校中，有一小部分畢業生在職業方面做得很好。他們通常畢業于之前提到的急需專業課程，他們擁有獲得更高收入的技能資本和文憑，但他們不太可能加入特權階級。

持續不平等的未來？

本章的主要論點是，美國教育體系的運作方式，復制了更大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結構，尤其是那些基于階級和種族差異的不平等結構。它實現這一目標，首先通過宣揚一種意識形態，稱學校教育是偉大的均衡器，是向上流動的康莊大道。其次，不平等一直存在于一種基于學術質量劃分的多層次教育體系中，這一體系由精英學校、普通學校和差等學校組成。這些學校的質量差異直接與學生的階級和種族類別有關。中小學教育經歷的質量有助于決定學生上大學的機會。

我們幾乎沒有看到小學、中學或高等教育發生有望擴大年輕男女平等受教育機會的重大變化的證據。公立中小學校很可能繼續依靠延續不平等的方法(如財產稅)來提供資金。結果將是，資源豐富的學校和資源匱乏的學校在提供的教育經歷質量方面依舊存在嚴重的分化。由于學費上漲的速度快于大多數家庭收入增長的速度，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變得更加有限。少數精英學校和非精英大學之間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進入精英學校的有限機會，為其畢業生帶來了更大的優勢。

中小學中與學生的社會階級成員身份和/或他們的種族/族群身份有關的不平等在今后幾年內很可能會得到加強和擴大。對人口趨勢的預測表明，在高度區隔的環境下，（一些）中小學中有色人種學生的比例將越來越大。這可能會導致家長對（學校）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質量提出比原來更高的要求。特權階級的父母可能會以將孩子從公立學校轉到私立學校來回應這種狀況。隨著公立學校預算的下降，工人階級的家長可能也會被一些機會所吸引，即一些可以讓他們的孩子從衰敗的學校搬到新的、所謂的特許學校或其他看似能給學生帶來一些好處的機會。

商業共同體中的精英階級領導人對公共教育質量的擔憂，以及對標準化考試、教育券（voucher）以及特許學校等改革的呼吁，最為強烈和持久。盡管家長和教師團體長期以來對民主教育改革有著濃厚的興趣，因為這些改革將有助于促進教育事業，但他們常常反對公司化美國所青睞的那種“改革”。正如我們在第3章中指出的，“改革”公共教育的興趣大多是由存在于學校私有化中的公司利益所驅動的，這種私有化使其成為營利性企業。

關于教育改革如何以及為何成為超級階級將學校重塑為營利中心有力武器的故事，太長太復雜，無法在此展開探討。因此在這里只能說，在通過教育券、特許學校和其他項目提高教育質量和更多自由選擇的偽裝之下，超級階級及其盟友正試圖轉移人們對他們核心優先議程的注意力，即粉碎教師工會的公共部門以及增加公司利潤。

基于新階級體系、新經濟和超級階級公司教育“改革”議程的現實，美國的教育不平等不僅會繼續下去，而且極可能還會加劇。來自雙鉆石型階級結構底部家庭的學生將會發現進入大學并完成學業、找到具有長期職業發展前景的全職工作越來越難。而日趨明顯的是，大量大學畢業生只能在低收入的服務業找到工作。這一趨勢將日益凸顯一個事實，即在當今與新經濟相連的職業結構背景下，大部分大學為大多數學生提供的職業準備與大多數非特權階級大學畢業生能夠從事的工作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匹配。

本文節選自《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美]厄爾·懷松、羅伯特·佩盧奇、大衛·賴特 著，張海東等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