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德拉·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她的同志們在1918年創立了婦女部（Zhenotdel），以確保婦女能夠全面參與蘇聯社會的事務。她們試圖給中亞穆斯林婦女以自由，其努力顯示了革命的解放承諾——以及在沒有獲得被壓迫者的積極支持的情況下，強加變革的危險。

蘇聯共產黨（CPSU）中央委員會婦女部的十年歷史是一部將婦女解放置于蘇聯計劃之核心的斗爭史。它于1918年12月由亞歷山德拉·科倫泰和伊內薩·阿曼德（Inessa Armand）等布爾什維克婦女創建，為工農階級的婦女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臺，將革命直接掌握在她們自己手中。然而，即使在那些精通蘇聯歷史的人當中，這段經歷仍然鮮為人知。

蘇俄革命的主張之一是促進婦女權利，不過這通常是一個原則性的宣言，并沒有深刻改變婦女的實際狀況。毫無疑問，革命頭兩年出臺的法律法規承諾，要前所未有地改變婦女在社會中的作用，如1919年出臺的《婚姻、家庭和監護法》。該法典結束了對婚姻的宗教制裁，允許離婚，宣布男女依法平等，并且保證同工同酬。此外，它使墮胎合法化，規定男性最低結婚年齡為18歲，女性為16歲，需要雙方的一致同意才可結婚。

人們普遍認為，一場孤立的革命的局限性意味著這些合法權利仍然停留在紙面上——也就是說，沒有認真的計劃將它們轉化為真正的婦女解放。然而，這種看法是不準確的。婦女部是一個非常嚴肅的部門——尤其是對成千上萬從中受益的婦女而言。它在整個蘇聯倡導婦女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1920年，它走得更遠，建立了共產主義婦女國際（Communist Women’s International）——這個項目一直持續到1930年，此時它和婦女部都被關閉了。

婦女部的活動范圍很廣泛。它開設了公共食堂、洗衣店、托兒所和幼兒園，并組織計劃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招聘婦女進入工作場所。它設立了代表會議，為工作場所和社區內的工人階級婦女開辟了發聲的渠道，還開展了一系列實習方案以培訓婦女在工廠和政府部門擔任新的角色。它設立了工廠和工作場所檢查制度，以監督（保護工人婦女健康和安全的）法律的實施，甚至在工作場所以外還組織了失業婦女、建立了合作社。在蘇聯，婦女部采用了創新的工作規范，吸引了仍在傳統隔離中的農民和城市婦女，使其走向集體經濟和文化項目中的獨立活動。

但是，盡管這些舉措使婦女部在工人階級和農民婦女中廣受歡迎，但大多數男性黨員，包括領導層成員，卻并非如此。事實上，促使布爾什維克女性在1918年創建婦女部的原因，正是因為她們看到了男性在婦女解放問題上非常消極，他們認為婦女解放比被圍困的國家面臨的重大經濟和軍事挑戰次要得多。面對這種情況，1918年12月，亞歷山德拉·科倫泰、伊內薩·阿曼德、康科迪婭·薩莫洛娃、克拉維迪亞·尼古拉耶娃和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等婦女主動組織了一次工農婦女大會。

這項活動吸引了來自年輕的蘇聯各地的代表，他們一致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的組織。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于1919年8月將這些新成立的委員會合并為婦女部。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中央委員會為了保持對婦女運動的控制而采取的別有用心的行動。然而，布爾什維克婦女歡迎婦女部的成立，畢竟婦女部承認了婦女運動的意義。12月的工農婦女代表大會迫使中央委員會采取行動，但這絕對不意味著關于女性問題的核心地位的爭論已經在黨內獲得了勝利。

布爾什維克保守主義

婦女部領導人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成敗取決于婦女問題。承認婦女權利對克服危機至關重要，這遠不是一個可以推遲到帝國主義對蘇聯國家的威脅被擊敗之后的問題。畢竟，要動員婦女捍衛革命，首先需要贏得她們的支持，讓她們認同革命是一種解放力量。婦女部雜志《共產主義婦女》（Kommunistka）的作者們一直認為，如果不把這種理解融入黨的工作的各個領域，蘇聯社會主義就沒有真正的發展前景。但是，盡管一些男性在領導層給予了支持，但女性角色的深層變化仍被視為未來的事情。婦女部要求黨內立即采取行動并改變態度，這往往被視為一種令人討厭的行為，偏離了應對內戰和經濟生存的（男性的）嚴重威脅。

這種保守主義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蘇俄的落后；畢竟，這是一個工人階級邁出了最先進步伐的國家。但是這場革命確實有許多不足。一個關鍵問題在于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在家庭問題上缺乏理論工作。在1917年之前，除了反對資產階級女權主義之外（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被認為是一場分裂性的局部運動），婦女解放在該黨的政治討論中處于邊緣地位，。即使是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在1879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4年提出的關于克服社會主義下婦女受壓迫的典型建議，似乎也沒有得到廣泛討論。有些依靠婦女的積極行動的倡議——如組織女工，開展反對俄羅斯女權主義的運動，出版發行《婦女工人》（Rabotnitsa）雜志，并為國際婦女節組織活動等等。但是，如果布爾什維克的男人在革命前沒有把婦女權利視為一個關鍵問題，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把婦女權利視為革命之后的一種偏離。

也有例外——特別是列寧本人。在1920年接受克拉拉·蔡特金（Klara Zetkin）采訪時，他對這場革命“將婦女納入社會經濟、立法和政府”以及通過“公共廚房和公共食堂、洗衣店和修理店、托兒所、幼兒園、兒童之家、各種教育機構”的進步“認真執行我們的方案中關于將獨立家庭的經濟和教育職能轉移到社會的要求”表示極大的自豪，但是他自己的觀點并不總是代表著黨內規范——事實上，在同一次采訪中，他抱怨道，“不幸的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共產主義者的偽裝下是一個庸俗的市儈’，因為‘他們對婦女的心態是奴隸主的心態’。”對列寧來說，政治上至關重要的是“在黨內和群眾中把舊的‘主人’思想徹底根除”，并形成“一支在理論和實踐上訓練有素的男女同志隊伍，在勞動婦女中開展黨的活動”。

婦女部的觀念

與她們大多數的男同志相反，婦女部的領導成員研究和討論了恩格斯和倍倍爾關于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的思想。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闡述了早期人類社會是母系和共產主義社會，所有形式的勞動都采取集體方式；私有財產的出現摧毀了這些公共紐帶，并將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最終導致國家統治、家庭私有化和男性凌駕于女性之上。婦女被民間社會邊緣化，并被兒童保育和家務勞動奴役。因此，早期共產主義的崩潰導致了“女性的歷史性崩潰”。

正如婦女部的主要成員所理解的那樣，十九世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只是一種壓迫性家庭形式的最新例子，在這種家庭形式中——倍倍爾稱之為“黑暗和迷信的地方”——婦女本身被視為財產。實現社會主義意味著超越這一機構，重申婦女在社會所有領域的核心作用。恩格斯認為，女性參與“社會生產會改變性（sexuality）”，并挑戰父權制家庭的控制。擺脫家務勞動和育兒的苦差事將會帶來性解放。他和倍倍爾都認為，工人國家必須立即采取行動，將婦女從這些負擔中解放出來，同時進行法律和政治變革。

列寧就婦女權利問題發表了各種演講，而科倫泰是唯一一個試圖借鑒恩格斯和倍倍爾思想的人。在她關于在后革命時代的蘇俄能取得什么樣的成就的觀點中，她經常被嚴厲批評為烏托邦式的：正如她的傳記作者凱西·波特（Cathy Porter）所說，科倫泰傾向于將未來的共產主義公社與現存的蘇聯國家混為一談。科隆泰在1920年10月在《共產主義婦女》的一篇文章中聲稱，“我們的工作是決定我們家庭制度的哪些方面已經過時，決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男女之間的關系，以及哪些權利和義務最能與新工人的俄羅斯的生活條件相協調。"這乍看起來是一種教條的、干涉性的政策。

但科倫泰確實有一個觀點——她在《性關系和階級斗爭》（Sexual Relatio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中提出，“歷史的所有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社會團體在與敵對社會力量斗爭的過程中，會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態，進而形成自己的性道德。”她指的是這場斗爭應該有意識地進行，而不僅僅是在不采取行動的情況下留給未來，否則更保守的形式就會勝利。在提到“敵對的社會力量”時，科倫泰無疑是指那一年新經濟政策引入的市場力量及其對婦女在工作場所和家庭的負面影響。內戰期間被招募到工業部門的婦女被從那場沖突中返回的男人搶走了工作。事實上，隨著女性失業率飆升至總婦女人數的70%，許多婦女失去了經濟獨立和對她們作為工人應有的尊重。新經濟政策也是婦女部行動能力的一大挫折，因為婦女部的資金和工作人員都被削減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共產主義婦女》充斥著抗議的文章，認為在新的條件下保持對婦女平等的承諾依舊很重要。人們經常爭辯說，新經濟政策是讓年輕的蘇聯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但是女性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并使蘇聯社會的性質變得不甚樂觀。

蘇維埃中亞地區的婦女解放

在科倫泰的領導下，婦女部還試圖將其工作從蘇維埃歐洲擴展到蘇維埃中亞地區，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的城鎮和城市。中亞是一個按性別劃分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女性被隔離、蒙著面紗，不允許與直系親屬以外的男性接觸。婦女部決定設立僅針對婦女的倡議，以吸引婦女參與社會和經濟活動，在此期間，婦女部表現出了優秀的想象力和文化敏感性，她們成立了只有婦女參加的俱樂部和合作社，圍繞它們組織了托兒設施、醫療咨詢和文化活動。科倫泰在為《共產主義婦女》寫的一篇文章中稱這些學校是“婦女通過自主活動被蘇聯所吸引，并開始在自身內部培養共產主義精神的學校。”文章的主旨是，一旦婦女及其周圍的社會變得更加開放，她們就能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

然而，由于黨內缺乏對婦女事務的領導和指引，婦女部的努力受到了巨大的阻礙。當地婦女在參加俱樂部和合作社時受到了激烈的反對——這種反對往往來自本地的黨內男性。一位作家在《共產主義婦女》上懇求她的男同志認識到，“吸引婦女參加工作并向她們提供工資具有社會和政治重要性，因為她們會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平等成員，并努力發展經濟。”在1925年9月，另一位作家抱怨說，“即使到現在，實際上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組織女性手工業工人。我們必須有系統地開展工作，否則就會失敗。”同年晚些時候，隨著烏茲別克婦女雜志《揚吉約爾》（Yangi Y’ol）的發行，以及與蘇聯政府結盟的查地（穆斯林世俗）民族主義運動中被招募的烏茲別克女性，婦女部取得了一些成功。許多主要城市設立了婦女專營店，圍繞這些商店成立了生產者-消費者合作社。婦女可以直接向其他婦女出售她們的產品，而不是依靠主要的合作社來幫助她們。有趣的是，據報道，這些舉措得到了非黨內男性的認可，因為他們不需要再陪婦女去逛商店和市場了。烏茲別克斯坦婦女在合作社中的人數從1925年10月的225人增加到1926年10月的1500人。雖然這無疑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但它表明有可能以微妙的文化方式為婦女提供經濟獨立。

商店里也有政治和實踐活動。她們建立了母嬰活動區，舉辦了《揚吉約爾》的閱讀和討論，還有掃盲班。一位叫布圖索娃的同志描述了一種“烏茲別克婦女正在尋找自己的生活的感覺，這種感覺在她們的家庭環境中是永遠無法獲得的。”因此，對當地婦女有實際用途的組織形式也將促進她們的自我賦權。到1926年底，據報道烏茲別克斯坦有34個婦女俱樂部和90個“紅角”——婦女聚會的臨時場所，還有43個婦女商店。那一年有71000名婦女參加了為期六個月的醫療咨詢。

烏茲別克斯坦的胡居姆(Hujum)運動和五年計劃

盡管婦女部的頭幾年為蘇聯中亞地區的婦女帶來了重大進步，但這些積極的發展被1927年的事件徹底抹去了。1927年的國際婦女節，發起了“胡居姆”運動，其中心目標之一是在10月底之前——正好是革命十周年——令當地所有婦女摘除面紗。該命令來自蘇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由東部的黨內組織中亞事務處（Sredazburo）領導。婦女部接到命令要全力以赴爭取這場運動的成功，但回應卻喜憂參半。塞拉菲馬·柳比波娃是婦女部的一名重要成員，曾是烏茲別克斯坦工作的核心成員，她對胡居姆運動非常反感。她和其他俄羅斯活動人士認為，這會激起女性對黨的敵意。事實上，婦女部從未推動過大規模的去面紗運動：專門為女性設立的俱樂部、合作社和商店正是為了提供有利于變革的保護性環境。相反，胡居姆運動會讓這些女性直接對抗她們的家庭和社區。柳比波娃被解除了烏茲別克婦女部的領導職務，更順從新路線的安東尼亞·努赫拉特被任命為負責人。盡管受到黨內領導層的壓力，《共產主義婦女》在胡居姆運動期間——1927年3月至5月——幾乎對此只字未提。事實上，第一篇提到這件事的文章是在1927年8月，中亞事務處的一名領導成員——克拉維迪亞·尼古拉耶娃（Klavdiia Nikolaeva）代表黨的領導層，寫了一篇措辭強硬的譴責信，指責婦女部黨員。

與《共產主義婦女》相反，烏茲別克日報《揚吉約爾》熱情地為胡居姆運動喝彩。許多當地居民認為，胡居姆運動會直接對抗烏茲別克社會中的保守勢力，從而加速他們的解放。這些婦女急切地參加了1927年3月8日的示威游行。然而，其他婦女——當地共產黨員的妻子和女兒——也被迫掀起她們的面紗。

當然，胡居姆一直與婦女解放無關。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的同一年，這反而是對中亞社會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突厥語的“胡居姆”在俄語中被翻譯成nastuplenie，意思是“攻擊”——也就是對東方伊斯蘭神職人員和其社會文化結構的攻擊。與民族主義者合作的時期已經結束。中央委員會代表安娜·努克拉特（Anna Nukhrat）向婦女部活動人士保證，胡居姆運動證明了蘇共領導層會堅定支持婦女部的活動。恰恰相反，實際情況是婦女的權利被踐踏在腳下，她們為了一項不屬于她們自己的事業而成為烈士。

在1928年12月，東部婦女部活動人士會議召開之前，《共產主義婦女》編輯娜德茲達·克魯普斯卡亞（Nadezhda Krupskaya）在雜志上發起了一場關于胡居姆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積極分子發言譴責了這場運動對他們的工作造成的破壞。克魯普斯卡亞在會議上譴責了該運動對宗教活動的攻擊，該發言全文發表在《共產主義婦女》上。她認為，對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強加統一的標準并迫使他們放棄重要的文化習俗，這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她領導的抗議行為很快被扼殺了。《共產主義婦女》在1929年被簡化為生硬的公文和報告：一月號發表了雅羅斯拉夫斯基的會議講話，他是斯大林的堅定支持者和反宗教運動的領導人。與克魯普斯卡亞對耐心和文化敏感性的要求相反，雅羅斯拉夫斯基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動起訴那些反對去除面紗的人，并要求婦女部成員協助清除黨內的“敵對分子”。

胡居姆與解放無關，與服從五年計劃有關——這一事實在1929年變得非常明顯。隨著婦女部的反對逐漸平息，甚至連忠誠于黨的安娜·努克拉特也不得不承認，在新建立的集體農場和工廠里，揭開面紗的當地婦女被分配了最骯臟、最低級的任務。1930年1月，《真理報》宣布廢除婦女部，婦女權利將由整個政黨來負責，而非一個專門的部門。這絕非事實。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隨著墮胎被禁止，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婦女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婦女被迫和男人一起屈服。婦女“作為忠誠的母親和工人”的概念取代了婦女部提出的作為“自治的、思想解放的婦女”的方案。該計劃的剩余物——比如工作場所的托兒所和公共食堂——依舊被官僚主義的計劃所利用，但是在1930年以后，“婦女平等”的概念對于保守的現實來說完全是空中樓閣。

遺產

在這里，我們只能談一談婦女部的工作和俄國革命第一個十年內婦女的經歷，希望能詳細說明共產主義事業給當地婦女留下的遺產。

這段歷史很重要，需要我們批判性地參與其中。它表明了缺乏清晰的理論指導、理解會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內的保守主義，并導致蘇共對婦女部工作的持續阻撓。它還表明，我們并不需要添加“女權主義者”的標簽來代表婦女權利。建立婦女部的布爾什維克婦女反對女權主義的地方主義偏見——她們拒絕以女權主義來描述自己，因為她們想打造一種集體的工人階級，把與壓迫的斗爭置于社會主義的核心。這也是我采取的立場。只有從這些經驗中學習，我們才能在今天的婦女問題上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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