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先生是知名的紅學家、文史學者，其實他也是一位熱衷于文物收藏的學者。

澎湃新聞獲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馮其庸《瓜飯樓藏文物錄》近日在滬首發，該書輯錄了馮其庸終身所收藏，經過反復篩選并請專家鑒定過的363件文物，呈現了馮其庸先生作為書畫藝術家的審美眼光與收藏理念。馮其庸曾說：“數十年來，我愛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卻與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著眼點是歷史和社會，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為歷史求證，為社會求真。”

在近日在上海書展新書發布會上，知名考古學家王炳華，文物書畫鑒定家尹光華，上海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丁和，共同講述了馮其庸先生的文物收藏故事。

馮其庸(1924-2017)是知名紅學家、文史學家、書畫藝術家。他除了以《紅樓夢》研究著稱，還涉足歷史、國學、文學藝術、考古、文物鑒定收藏等諸多領域的研究。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馮其庸《瓜飯樓藏文物錄》在滬舉辦了新書發布會。他的書信、收藏、繪畫、攝影作品等，均經親自整理校訂，收入十五卷本《瓜飯樓外集》。

《瓜飯樓藏文物錄》上、下冊，即《瓜飯樓外集》的第一、二卷，輯錄了馮其庸終身所收藏，經過反復篩選并請專家鑒定過了的大批珍貴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國時期帶有長篇銘文的“ (我阝)陵君鑒”（已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定為一級藏品），明正德皇帝的《罪己詔》（已無償捐贈給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此外還有原始陶器、彩陶、陶俑、騎馬俑，戰國至漢唐的文字磚、瓦當、造像磚，戰國至漢代的古銅印，北魏至唐宋造像碑，北魏至明代的墓志銘原石，北魏至唐宋的金銅佛像、石刻佛像、佛頭，晉唐宋元明瓷器，侯方域題李香君小像硯拓本，宋、明、清墨等大量稀見的文物珍品。書中輯錄的363件文物，每件文物都傳達出濃濃的美感和文化氣息，體現了馮其庸先生作為書畫藝術家的審美眼光。

馮其庸在《瓜飯樓藏文物錄》中，詳細講解了所藏古代文物的大小、形制、來源及其文物背后的歷史文化故事。例如，其中有幾塊燕下都的大宮瓦當，是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的，他說：“這樣的大瓦當，實在難得，這也可以使我們借此想象到戰國時燕國之狀況。”其中雍正五年范時繹的貢墨，馮其庸說：“雍正五年曹俯被抄家，奉旨抄家的人就是范時繹，所以這錠墨具有特殊的意義。還有一錠是袁枚的墨，也是乾隆，與曹雪芹同時。乾隆辛亥墨有二錠，這是《紅樓夢》程甲本刊行的年代，也特別有意義。”

《瓜飯樓藏文物錄》體現了馮其庸先生重文獻，重實證、重調查的治學方法。他說：“數十年來，我愛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卻與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著眼點是歷史和社會，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為歷史求證，為歷史社會求真。”在長期治學過程中，馮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習慣：一是重視傳統文獻，精研傳統文獻；二是重視相關的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三是重視地面調查和地下發掘。他往往從地面調查得到可靠的史跡，從地下文物獲得歷史的新知和實證，從而與傳統文獻相印證。他以“求學求真之心”從事調查研究幾十年，因重視這三方面的工作，收集了大量珍貴的原始文化資料，得出許多重要發現和獨創的見解。

在近日上海書展的該新書發布會上，考古學家王炳華，文物書畫鑒定家、畫家尹光華，上海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丁和，講述了馮其庸先生的文物收藏故事。

王炳華（考古學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中國文明不能丟掉邊疆地區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跟一般的文物圖書不一樣，比如說編漢畫的，就有非常鮮明的統一性。這本書除了上下數萬年，還縱橫千萬里，囊括了許多方面。但是它很真實地看到不同時段、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社會生活、生產情況、管理情況。這個特點體現了馮先生一生的追求，希望自己能夠為更好的認識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馮先生念念不忘的追求。

我是搞考古的，考古、文物資料與文獻記錄，在認識歷史時，功能是既相通又不同的。文獻，凝聚著相關作者的理念、追求，是有主觀寄托的；而與考古密切關聯的文物，都曾是實際生產、生活中的用品。它們被用過了，損壞了，沒有用了，作為垃圾進入了地下；千百年過去，又因為十分偶然的因素，重現在了人間。它們呈現了歷史生活中曾經的存在，其具體、真實的細節，顯示了難以盡說的生活畫面。真正呈現在今天的文物，它的歷史文化價值，怎么估量真的都不過分。這樣出土、又被找到、再進入我們的文物錄，跟當年曾經實際存在的情況，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可以說只占千萬分之一。億萬年前的東西重新呈現在我們面前就相當不錯了。這些文物有的很簡單，有的很生動，同樣成為那一時段的歷史文化。正因為它是表現當時普通民間的情況，所以跟歷史文獻紀錄是非常不一樣的，能夠給我們一個更完整的、對當時社會比較真實的反映。

比如說馮先生在敦煌西邊地面上撿的舊石器時代的砍砸器，舊石器時代拿它干什么都可以，就叫砍砸器，這是非常原始的。這件東西看起來是普通石頭，馮先生拿回來跟大家共享。通過這件文物我們可以想象，早于一萬年以前，確實曾經有舊石器時代的人們生存過，并留下他們日常使用的工具。這給我們很大啟迪。在甘肅從事考古工作的朋友，如果見到這個文物會根據線索在敦煌以西進一步做工作，完全有可能因為這樣的情況有更多更大的發現。

《鸛鳥啄魚圖》，這個圖像是很古老的，書中的圖像是漢代的，實際上在戰國以前就有。就是鸛鳥把魚叼起來，這是原始社會非常古老的記憶。后來常有畫鶴、鸛鳥，長長的、非常銳利的嘴是男性象征。圖畫看起來是鸛鳥啄魚，實際上是表現男女交合、家庭幸福。這樣的概念從戰國時期開始，流傳了很久。阿爾泰山是很少有水有魚的，山上卻刻著同樣的圖像，時代很早，遠比漢代還早。而在河南、甘肅、陜西不同時期都有類似的圖像。一直到明代，人們還有這樣的概念。明代詩人高啟訂親后因為家道中落，他的老丈人想悔婚，高啟想見他未婚妻卻見不到。有一天他又到老丈人家去，老丈人避而不見。大廳墻上掛了一幅《蘆雁圖》，面對圖中寒冷凄清的沙灘、吹折了的蘆葦，想到心上人，詩人觸景生情，隨即提筆揮毫，在畫上留下了一首小詩：“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霜露立多時。”其情真，其意切。老丈人終于被打動了，發現原先答應好的這門親事被自己耽誤了……鳥和魚結合，就是男女結合。《魚鳥圖》新石器時代已有，在西部阿爾泰山那邊也見到，而至明代仍見其精神。清朝光緒皇帝的老師陳寶琛說過一句話：“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同”。古代文明實際上是不會過時的，可以不斷影響子孫后代，不僅影響中國還可以影響世界。

這本《瓜飯樓藏文物錄》看起來有點零亂，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到明清。但實際上是包羅萬象的，對中國古代文化有非常深刻的關懷。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過自己的手能夠保存下去，這實際上正是馮先生的精神。我跟馮先生接觸三十多年，最深的感受是，他對國家、民族、人民深沉的愛。很多問題幾句話說不清楚，馮先生走之前，前半年我到香港待了很長時間，后來我去看他。當時我在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書，他是國學院創始人，非常有感情。他感覺研究中國文明不能丟掉邊疆地區，不能丟掉新疆、內蒙古、西藏，這是祖國不能分割的地方。他提出在國學院設立西域研究所，國家領導人都非常積極地支持，報告很快批下來了，經費4000萬元，很大規模。馮先生在那兒花了很多心血，辦了十幾年以后慢慢地多少偏離了他的初衷。馮先生當時離開了國學院。他跟我聊，我問這個事情將來怎么做？他跟我說，我精力不濟了，無能為力了，說著緊抓著我的手不放，現在想起來都很難受。

馮先生對中國文明的感情，對過去的感情，讓人難忘。我把這些情況介紹給大家，因為這部書是我們值得收藏學習的書。非常有意義，能從里面吸取到很多平常見不到的營養。

尹光華（文物書畫鑒定家、畫家）：這些收藏，留下了馮先生生前最后一批文字

我認識馮其庸先生在1975年，我三十歲，馮先生五十一歲。當時他已是國內杰出的《紅樓夢》研究專家、人民大學教授。他編的《歷代文選》曾受到毛主席的稱贊，是聲名赫赫的一代學者。但對我這個默默無聞的同鄉青年，他并不視我為晚輩后學，而是以朋友相待，以致他的兩個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女兒，一直都叫我叔叔。這種寬厚謙和的長者之風，至今仍令我感動不已。

此后幾年，我去北京，常住在他寬街的家里，他書房的一張鐵架單人床就是我的臨時臥榻。晚上，我們總在那里閑聊，縱談古今書法繪畫，評騭當代書家畫家。十一點以后，他開始工作、讀書、寫日記及撰寫文章，直至凌晨兩、三點方就寢，次日早晨七、八點必定起床，因為他白天必須上班。后來我知道，他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都是在深夜、在凌晨創作完成的。這樣的工作和作息習慣他堅持了幾十年，這種精神、毅力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獲得多方面極大成就的原因。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正如剛才王炳華先生所說的，是他對祖國的愛及對中華文化的癡迷和執著，才有了他自強不息、至老不衰的精神和非凡毅力。

馮先生學術方面的諸多成就，源于他廣博的知識。博聞強記是大家對他普遍的印象。他的述作，總有這樣兩個特點：爬梳文獻史料，實地野外考察。兩者相輔相成，絕不偏廢。然后經過甄別篩選，作出符合邏輯的正確結論。他寫《曹雪芹家世新考》就曾千里跋涉赴河北淶水、遼陽千山等地，冒暑沖寒，尋荒墳、掃殘碑、搜宗譜，才撰寫成功的。為了研究《大唐西域記》，考證唐玄奘西行取經及東歸的路線，他十赴新疆，八十二歲時還曾多次穿越羅布泊，二上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明鐵蓋山口，終于考證落實了玄奘取經東歸的入境古道。在杳無人跡的荒漠，他遇流沙、逢山體滑坡和山洪爆發，艱難苦厄，兇險異常，他都能從容應對，從不言苦言累。終于探明并撰寫出《玄奘取經東歸入境古道考實》，解決了這個千古之謎。他的《項羽不死于烏江考》，亦是用他的知識與智慧，用雙腳丈量出來的。這些文章與他的經歷，震動了中國學術界，也震動了歷史。可以說，中國漢唐以還，金戈鐵馬、馳騁大漠、“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護國壯士有不少。但像馮先生這樣八十余高齡仍能置生死于度外，一而再、再而三地涉荒漠、登昆侖絕頂的年邁學者卻未曾見過。至少，我沒有聽說過。

馮先生的愛好是多方面的，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愛好傳統戲劇，特別對京劇、昆曲情有獨鐘，寫過很多戲劇評論。“文革”剛結束時，他在江南看過一場昆曲，整個劇院觀眾只有二、三十人，他談起就感慨唏噓。但仍和這些演員交朋友，為他們寫文章，為傳統劇種的復興盡自己的力量。

他愛好書畫，涉獵甚早。我認識他時，他就寫得一手極好的行書，通信亦總是用毛筆。我覺得他的字極像董其昌，他卻說，他并未學董，認為董字雖好但未免軟薄。他說他還是喜歡二王，對清人査士標亦很贊許。我知道査士標書法也是學董，但因為歷經明清易代，國破家亡，胸中郁勃之氣溢于筆端，所以別有一種雄邁之氣與董書有別。我想馮先生胸有豪氣，所以能與査士標志趣相投。馮先生五十多歲時長于方寸小行書，此后拓為大幅，而且愈大愈壯。縱橫騰沓，揮灑自如，雖輕松而不失雄酣，而且秀氣內蘊，格韻非凡。十幾年前，中國美術館舉辦當代十位文人書法展，馮先生與啟功先生的書法，最為出眾，超越其他幾位甚多。

他自幼愛好畫畫，我剛認識他的那幾年，他畫的都是水墨葡萄，淋漓興會，筆墨恣肆。有時他半夜突然會作一幅寄我。我知道這是他寫作倦了，作此舒散疲勞。怡情遣興，落筆寄意，正是文人畫一大特點。此后，他畫的題材開始多了起來，紫藤、扁豆、葫蘆，也畫梅花、竹子等，他有詩：“青藤一去有吳廬。傳到齊璜道已疏。”道出了自己取法的途徑，是學習徐渭、吳昌碩和齊白石。當時他也偶作山水，亦是齊白石一路，碧波遠天，一帆輕揚，小山數點，都是即興的揮灑。八十歲后，他突然畫起大幅山水來，枯筆渴墨，淡淡皴擦，常作山深林密，幽深寬大之境。有一幅丈二匹大畫，竟不煩烘染達兩個月之久。我見了說筆法很像明末遺民戴本孝。他笑著說：“我臨過他的一本冊頁。”證實了他取法的對象。他的晚期山水，專用渴筆，與他水墨淋漓的花卉筆墨迥異，然氣度沉雄，風調仍是一致的。

馮先生也喜歡收藏，所藏的數萬冊書籍已大部分捐出。書畫藏品則主要是當代文人與書畫家投贈的翰墨。他也收藏古器物，著眼點是它們的文化含量而非經濟價值。1973年，他的家鄉無錫前洲農田中挖出五件青銅器，農民看不懂，亦無處可交，準備敲碎了作廢銅賣。馮先生知道后立即告知他侄兒馮有責（今天亦在場）一定要保護好這些銅器，并囑他將它們送到我家中，由我設法寄去北京，以便請專家鑒定后捐給國家。我買了兩個厚紙板箱，用舊報紙和畫畫寫字用的毛邊紙、廢宣紙將它們一個個包扎填塞好，并通過郵局的熟人寄去北京。1977年1月，馮先生收到拆封，五件青銅器都原封不動絲毫未曾損傷。馮先生還曾將每件青銅器上的銘文拓出并拍成照片，拿去請古文字專家唐蘭鑒定。唐老通過仔細辨讀，認定這是戰國時的楚器。因為楚器存世少，且多有長篇銘文，是極為重要的文物。過些日子，動蕩結束，時局初定，馮先生決定將它們捐給南京博物院。南博領導大為高興，該院院長告訴馮先生，讓他自選一件留作紀念，其它四件該院將妥善珍藏并撰寫研究論文。馮先生認為這些珍貴文物應該由國家的博物館保管才是它們的最好歸宿。就這樣，五件青銅器在馮先生的先見卓識與謹謹護持之下，未曾像“文革”期間其他難以計數的文物一樣被無知和狂悖銷毀，終于逃過一劫。如今，它們被商務印書館編輯印制在《瓜飯樓藏文物錄》中，回憶它們的經歷，覺得特別有意義。

馮先生的收藏中，特別精彩的是他收集的石器時代彩陶與黑陶器，古樸大氣，沒有繁瑣多余的裝飾，有一種簡拙的自然美感。這樣的器皿，放在現代的居室，不論哪個角落，都很美，都很協調。質樸大方，是古典與現代共同的美感。

馮先生還藏有不少漢磚及戰國瓦當，有些有紀年文字，有些有各種裝飾紋樣，從中可以窺見我國秦漢時代文字的漸變脈絡和審美情味的異同。不讓庸俗趣味出于自己的腕下，這種先民的高格調正是今人應該敬仰并時時學習的。

馮先生的收藏范圍很廣，不能一一盡述。但有一點值得道及，就是因為這些收藏，為我們留下了馮先生生前最后一批文字。他在九十多歲的晚年，長篇的考證文章已沒有精力撰寫，但趁著余興，他為這批古器物藏品逐一寫了說明，文字簡練樸素，就像這些古物一樣，洗凈鉛華，卻閃耀著生命與知識的光輝。九十多歲了，還有這么多文字留給后學，真是要感謝這些文物，感謝這位可敬的前輩，還要感謝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最后，我想說的是這本書印制精美，而它的裝幀，亦素雅大方，和馮先生的審美趣味正合。

丁和（上海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馮老的提點，是我攝影創作的轉折

我和馮老相識緣于對攝影的共同喜好。2004年春季，我有幸認識馮老，當時馮老去新疆已經有八次了，之前在上海辦過關于西域文化的攝影展覽——“瀚海劫塵”。

巧的是，馮老一直想去羅布泊，而我在2004年春節剛剛從羅布泊攝影創作回來。馮老之所以想去羅布泊，是因為他已經多年研究西域歷史文化。那時候正在研究和考證玄奘西行的東歸之路，尤其是玄奘東歸進入祖國是從哪一個山口入境的這樣一個課題。這個在史書上還沒有任何有依據的定論，馮老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他看了我的片子，包括羅布泊的一些地貌圖片，跟我說，羅布泊里面應該有三個典型的雅丹地貌，分別是龍城雅丹、白龍堆雅丹和三隴沙雅丹地貌。可見馮老師對羅布泊在尚未踏足之時已經是非常的了解，足見他對羅布泊以及古代西域文化的向往之情。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去羅布泊，是出于被它的各種神秘感所吸引。我拍攝了雅丹地貌以及樓蘭古城、米蘭古城等等歷史文化遺址。在看到我拍攝的這些大畫幅膠片時，馮老表現得尤為激動。他一一把膠片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給我做出詳細的解釋，可謂娓娓道來。而一旁的我被這些深厚的歷史背景深深吸引。可見，老先生對于西域歷史文化已經研究了很長的時間，在最后，他還跟我講我的這組圖片里缺了什么，應該再拍些什么。他說：“你在新疆拍了很多風光，照片拍得非常好，很有藝術性。但是，我建議你，今后再去新疆創作的時候，以拍漢唐文化遺址為主，將文化主題作為創作的重心，風光只是作為輔助。”

我聽了以后，當時沒能真正領悟他老人家的意思。其實他就是說新疆的博大，風光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在它美麗的外表之下，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包括無數的歷史文化遺址。這些才是新疆的靈魂所在。他希望我以原本的那種具有藝術美感的表現手法去記錄下這些西域文化遺址。讓我的西域攝影不但美，而且具有深意和內涵，去真實記錄歷史的一個片斷。這是一個重大的提點，也是我攝影創作的巨大轉折。文化攝影和風光攝影有著本質的不同，它背后需要的是歷史文化知識的積累。我感覺缺乏底氣。馮老此時給我打氣，他說我看了你樓蘭的片子，已經很有歷史神秘的韻味。他又說，沒有關系你繼續拍，我給你一些書看，不懂的你可以問我，我如果不懂的，可以介紹專家給你，讓他們為你解答。王炳華教授就是馮老給我介紹的專家，原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長。

拜識馮老以后，對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飛躍。一直到現在，昨天我還在跟王炳華老師講，馮老實際上是改變我命運的一位長者。確確實實，這兒在座也有幾十年的兄弟也有幾十年的大哥，他們都知道我是攝影愛好者，也是攝影從業者。在攝影上真正出大成績是認識馮老以后。到了2005年我有幸得到機會跟隨馮老師一起進羅布泊，那是我第二次進羅布泊，就是剛才尹老師講的，我們和王炳華教授一塊去的。那次和我之前去的時候的感覺是大相徑庭，就是這一次讓我掉“坑”里了，真正掉“坑”里了。其中在樓蘭三間房遺址前，我在那里拍攝，那里有很多一兩千年的胡楊殘木，我通過光線斜影做前景，背景是三間房和佛塔。這樣拍攝樓蘭王國都城的方法能夠將其地點表現出來。就像人們到上海，怎么樣在照片上一眼就體現出來是上海，那東方明珠就是標志性的建筑。樓蘭王國的都城也有標志性建筑，要么是佛塔，要么是三間房。我拍攝任何的文化遺址，一定是要把拍攝地點交代清楚。當時我在三間房遺址前拍攝取景，想要將幾根干裂斷折的胡楊木柱作前景。王老師恰巧在一旁，他走到我面前，彎下腰來提起一塊木板翻了個身，用眼神示意我仔細看，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塊木板和那干裂斷折的木柱，是一個樁，一個柱，榫卯看起來還挺完整，依舊可以相契在一起。這一剎那的領悟，讓我心靈受到撞擊，這可是兩千年前的文明遺跡展現在面前啊。接下來我所有的拍攝，都盡可能尋找這種學術的亮點。在以后每次去新疆拍攝，幾乎每天都會和馮老師通兩到三次電話，他是遠程指揮，我就是遠程請教，現在，電腦都有遠程修復和操作。那時候我們是用電話。還有一次，我去尋找和拍攝玄奘出境途經的別迭里山口，離開阿克蘇向西進發幾百公里后，找不到它的所在，于是趕忙又一次電話請教馮老師，電話那頭的他非常非常清楚，說你再往前開70公里，有一個烽燧，找到烽燧就能找到別迭里山口了。按照馮老的遠程指路，不多久，我真的就找到了別迭里山口。電話里他強調跟我說，那個烽燧有一個東南向的位置，這個面你必須要拍。這完完全全出乎我意料，實際上他是在手把手的指導。那時候不像現在，我們網上可以查到資料，那時網上沒有什么資料，而且網速非常慢，新疆幾乎沒有網。

后來由馮老師推薦，隨央視玄奘之路攝制組全程赴境外拍攝兩個月，我把玄奘取經之路境外這一部分基本完成了。后來又跟馮老師合作在上海辦展，我提供境外的圖片，包括烏孜別克、吉爾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他展示國內部分的圖片。這都是馮老師在關愛中青年藝術家的成長，精心的在指導。不光是我，還有其他幾位，我們一些好朋友都是受馮老恩惠的。

其實，馮老師他本來就是一個攝影專家，我跟他出去拍過幾次片子。他拍片子有一個特點，那時候馮老師是用膠片拍攝的。長鏡頭、短鏡頭，身上掛兩個機子。馮老師每次出去跟著他的人很多，我也跟在他后面，出行時我們什么東西都可以幫他拿，但相機他是不給你們拿的。后來我和他上黃山也是一樣，他相機總是掛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且是兩臺，一個長鏡頭一個短鏡頭。我說你只要一臺就夠了，為什么要帶兩臺相機呢？他說不一樣，一個長鏡頭一個短鏡頭，雖然可以互換，但是我使用的膠片是兩種，一個正片一個負片。反轉片是用來直接印刷的，負片用來做照片，非常非常專業。

那次進羅布泊，他一路行走一路拍攝，爬過很多坐落在雅丹地貌上的遺址遺跡以及小丘小坡，比如說紅柳包。一些落差很高的小丘他照樣爬上去，照樣背著相機。每到新疆他就百病全無，精神抖擻，在學術上，他非常嚴謹。他的記憶力是年輕人都比不上的。在羅布泊的那段日子里，白天會探訪很多文化的遺址，地形地貌，晚上回到帳篷里，別人都休息了，他每天都會一一回憶，寫日記。身體的勞累可能被精神力量掩蓋了。還有一點是我記憶猶新，就是他在裝卸膠卷的時候，我提出幫他來裝，他不肯，說膠片我一直是自己安裝的，萬一你認為裝好了，我拍攝一個膠卷36張，看計數器的數字是動了，萬一是個假象！數字在走，膠片不走，就會什么都沒拍上。他說他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所以膠片的事情我不讓別人代勞。馮老不但治學嚴謹，對攝影技術的鉆研和細心也非常了得的。所以在馮老師身上我們學了很多。我昨天一直說，我經常和好朋友談起馮老師，我都會說，他是我的恩人，改變我命運的一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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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父親馮其庸遺留下的文物

馮幽若

父親喜愛和癡迷文史，從他開始識字讀書，一直到他離開我們，從未間斷過，也未改變過。只是從少不更事到滿腹經綸，他癡迷的程度一步步加深。我幼年的印象中，父親每每離京出差，無論“四清”還是“文革”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回京探親，他都會利用休假時間做文史調研，就像他在自序中寫的一樣。也正因此，每次他回到家中，除了書籍和換洗衣物，他都會帶回滿滿一大帆布旅行袋沉甸甸的石頭瓦片。那時候，母親對此偶有微詞，但基本上任憑父親由興趣收集。一時間家中地上經常擺滿石頭、瓦片和陶罐。父親則每每陶醉在他的收藏世界中。不僅如此，父親還常常在他收集的古陶器碎片、古磚瓦的背后，用毛筆小楷工整地記錄下它們的出土地點、時間以及發現過程等等相關信息，作為史料以備他日后研究。這些被他標注后的帶著潮濕墨跡的古陶器碎片和古磚瓦片，被陳設在書柜上風干，慢慢地便成了我家書柜中一道獨有的風景線。

《文物錄》中記載的幾樣新舊石器時代的石斧，幾乎自我有記憶始就伴隨著我成長。記得小時候，那幾只父親“四清”時從陜西長安縣搜集帶回的石斧就放在父親的書桌案頭旁，每每父親寫作讀書疲倦，思緒開小差時，就會停下幾分鐘，手里把玩摩挲著石斧，用手的溫度和濕度溫潤著這幾柄石斧，似乎只有這樣，他才能將中斷的思緒銜接上，才能從疲勞中解脫出來，那幾樣石斧似乎透過歷史的沉淀給了他無窮的能量，能令他文思如泉涌，綿綿不絕。那時我年幼無知，看到那幾塊石頭竟然讓他如此愛不釋手，不以為然，問他究竟，他回答我石頭的出處，令我心生疑竇和困惑，卻也深感神奇。那時作為孩童的我，腦子里還沒有歷史的概念。特別是不知從何時起，書桌上又多了一顆比拳頭大的黑色烏亮的石頭，石頭上有坑坑洼洼的凹點，那漂亮的石頭似乎比其他石頭更重，引起我的好奇心，父親告訴我那是一塊隕石。這塊從天而降的隕石，帶給我無限的想象力，以至于我曾一度每晚到陽臺上觀望星空，看星座。可惜這塊隕石不是文物，沒有收錄到這本書中。

另一件令我不能忘卻的文物就是父親收藏的那只戰國時期的楚器——青銅鑒。這件文物的出處和去處父親在他的自序中已有陳述，它周周折折，失而復得，能到我父親手中，也是冥冥之中的緣分，這里概不多述。只是圍繞著這只碩大無比的青銅鑒，還有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青銅鑒初到我家時，大約是1976年底或77年初的時候，我大概初入高中。那時我家住在張自忠路三號人民大學宿舍，居室面積不過七十來平米。那只青銅鑒直徑約有55厘米，高約26厘米，上面銅銹斑斑不說，還布滿厚厚的泥土和灰塵。這樣一只臟兮兮的“大鍋”放在家中，無論如何占據了斗大的居室中一席不小之地，連走路都要繞開它。這回不僅是母親，連我和姐姐都覺得它多余，只有父親如獲至寶。可是它畢竟太大了，無處安放，又怕不小心把它碰壞。無奈，母親想了個辦法，把它安放到她和父親的雙人床下，大家也就與之相安無事了，似乎忘了它的存在。不久之后，母親患上了五十肩，也就是肩周炎，那年正巧無錫老家來了個年輕李姓朋友，到寬街中醫院學習推拿按摩醫術。因為是老鄉，一有時間就到家中坐坐，順便給母親治療一番。一來二去，大家都熟悉了，無話不說，他玩笑說，那只出土文物，陰氣太重，母親體弱，睡在其上，日久天長，抵不住陰氣襲人，自然會生筋骨病。那時我們不懂他講的道理，全當玩笑一聽，哈哈笑過沒放心上。說也奇怪，直到父親把那只青銅鑒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母親的肩周炎才漸漸好起來。現在想來，李醫生的話也許不無道理。

父親的收藏伴隨著韶光荏苒，伴隨著我們家的遷移——由張自忠路到紅廟北里再到通州張家灣芳草園，一點點多起來，豐富起來，而這些收藏的物件除了它們本身所擁有的歷史價值外，慢慢地也承載起我們家中的文化情愫，無論是父母還是姐姐和我，甚至連我們的孩子們，都會深深地感受和體會到它們特殊的文化內涵，如同陽光和空氣，成為我們生活的養分，成為我們賴以生存的一部分。

父親喜歡收藏，但當他的收藏能夠服務于社會，能夠促進文化提升時，他也絕不吝嗇。2010年左右，父親的老家，無錫惠山區前洲鎮為了家鄉的文化建設，擬以父親的名義建立一座馮其庸藝術館。父親以其平淡之心，認為他并沒有為家鄉做出什么貢獻，一直婉言謝絕。直到有一天，家鄉的領導勸說他：“馮老，你是從家鄉走出來的文化名人，應該為家鄉留點什么……”父親考慮到作為無錫人為家鄉文化做點事情是他的責任和使命，遂同意建館，并主動提出將自己的書畫作品和收藏的文物無償捐贈給家鄉。父親同時提出，他是做學問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余事書畫”。于是最初設想的“馮其庸藝術館”就更名為“馮其庸學術館”。學術館土建完成后，父親將他幾十年積累的手稿、字畫、拓片、文物、著作等一千六百多件藏品無償捐贈給了家鄉。2012年十二月，學術館開館之際，父親在開幕式上表達了無錫有那么多著名學者，家鄉卻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學術館的慚愧忐忑之心后，殷切深情地“希望今后學術館成為一個文化的中心，充分地用來培養家鄉的年輕朋友，年輕的孩子，讓他們走上文化的道路，學術的道路”。學習、繼承和傳播文化幾乎構成了父親完整的一生。2017年初，父親離世后，面對著他留下的繁多的書籍、文稿、書畫作品和收藏品，在浩瀚無際的整理工作過程中，靜坐在他的書房和畫室里，望著書柜中陳列的滿滿的書籍和文物收藏，我時時能夠感受到他的存在；感受到他在冥冥中指導著我做每一樣事情；感受到房間中每一冊書、每一件藏品上都凝聚著他對文化的態度，一種由珍愛到虔誠以至敬畏的態度。他是透過每一件文物，每一件藏品來縱觀歷史，來還原歷史場景的。而這些書籍和藏品早已成為他生命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人已去，其精神永存。睹物思人，我想這些遺留下的書籍和文物，就是對他最好的詮釋——文化學者馮其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