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光旖旎的克什米爾山谷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一批銷往全球的本地商品——如手工編織的帕什米納羊絨披肩、巴斯馬蒂大米和藏紅花——早已遐邇聞名。

這里還有原始的高山景觀、滑雪勝景、湖泊游艇之旅和連綿不斷的蘋果園……印控克什米爾擁有著全球旅游勝地的天賜“稟賦”。

豐富的自然資源之外，這里也盛產精明的商人，即便長期籠罩在“武裝沖突的陰霾”之下，他們仍然成為了當地GDP實現增長的幕后貢獻者：他們生產水泥，加工牛奶和羊絨制品，甚至為客戶編寫代碼，其中既有商學院的畢業生，也有高中輟學后的第二代商人或初期創業者。

據美聯社最近援引官方統計數據稱，印控克什米爾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從2012年的167億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約219億美元。而根據該邦一份預算文件顯示，今年的經濟預計將再增長11%，看上去比印度整體的經濟數據更漂亮。

7月21日，工匠在印控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以南70公里的一個村莊制作手工披肩。  新華社 資料圖

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羊絨商人拉曼就是貢獻者之一，曾為取得這樣的經濟成績單感到驕傲，即便親身經歷過2016年以來新一波大規模的抗議與騷亂，但8月5日印度莫迪政府推動的廢除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即“查謨與克什米爾邦”）自治地位的憲法第370條，仍然讓這位當地商人陷入無盡的絕望，“這一法令的頒布幾乎讓我們一無所有。”他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

8月15日，莫迪總統在德里紅堡發表獨立日演說提及印控克什米爾特殊地位廢除后的“經濟機遇”，稱該地區“有成為全球最吸引游客的旅游勝地之潛力，必要的改革正在落實”。

但商人拉曼對此嗤之以鼻，“我們為了發展離開克什米爾，去外面闖蕩，我們散布在迪拜、歐洲等地……（但）不止是我，所有在外經商的人都（對新法令）感到非常絕望。”

“我們非常煎熬，我們失去了一切。”

“這是最嚴峻的一次了”

法令頒布當日，拉曼剛要趕往機場飛離家鄉前往德里處理生意事宜，網絡和電話通訊的中斷讓他無法和家人取得聯系，他急迫地想要趕回去和他們團聚。

“我費了好大的力氣才逃出來，在克什米爾已經沒有什么辦法到達機場了。”身在德里的拉曼回憶道，“但我還是不得不回去，我的妻兒都還在老家。”

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包含克什米爾山谷、查謨地區等組成部分。克什米爾山谷土地肥沃，絕大多數居民是穆斯林，印控克什米爾也由此是印度境內少有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地區；查謨地區則以印度教徒為主。

8月11日，全球穆斯林迎來古爾邦節，這是穆斯林最重要的節日之一，對印控克區也意義非凡。按照傳統，穆斯林在這個節日需要宰殺一只羊。但在本該慶祝的古爾邦節，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許多家庭感到苦惱，因為通訊與關卡管控，他們無法和仍在外地的親戚一同慶祝節日，也難以在市面上買到綿羊。

鐵絲網封鎖下的斯利那加街道 IC 圖

羊在克什米爾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對以羊絨為營生的拉曼而言，意義更為非凡。

羊絨不同于羊毛，特指來自幾種山羊身上的動物纖維，產量稀少，品質優良，價格也更為昂貴。因克什米爾地區曾為向西方出口羊絨的集散地，羊絨的英語單詞“Cashmere”（漢語也譯為“開司米”），就源自克什米爾之名“Kashmir”。

但廢除印控克什米爾特殊自治地位讓這位羊絨商人感到悵然若失。

這不是拉曼第一次經歷印度軍隊對家鄉的封鎖和管控。2016年7月，從事脫離印度運動、在當地頗受歡迎的“圣戰黨”游擊隊22歲指揮官布爾罕?瓦尼（Burhan Wani）被印度安全部隊擊斃，引發了克什米爾民眾的大規模抗議與騷亂，雙方沖突轉入新的階段。

印度政府隨即采取宵禁、軍管等大量措施，但即便當時的沖突如此激烈，拉曼仍然沒有像這一次如此喪失信心，他透過電話對澎湃新聞表達著對眼下局勢的絕望之情，“真的像一個地獄，這是最嚴峻的一次了。”

據《印度斯坦時報》8月14日報道，印度教徒人口占優的查謨眼下已解除限制，但對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克什米爾山谷的禁令仍在持續，直至8月19日，少數學校重新開放，但家長們擔心安全局勢，返校學生數量并不多。

“我在克什米爾（山谷）出生長大，經歷了90年代困擾山谷地區的、最黑暗的武裝沖突和叛亂的日子。但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時代里，固定電話也從未斷線。”印控克區地方政黨“人民運動”副主席費羅茲（Feroze）日前在接受美國《外交政策》的采訪時說道，“因為未曾間斷的騷亂，克什米爾常能看到駐軍，但這次，來了很多我們都不認識的部隊。”

“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經濟危機從來沒有和克什米爾山谷的騷亂和沖突‘脫鉤過’。”“印度連線”網站最新刊發的經濟分析文章寫道。

其實，2016年暴力沖突新階段給經濟留下的傷痕直至今日仍未愈合：在2016年7月至2016年11月的5個月期間，根據印控克區該年度經濟調查數據預計，抗議和暴力事件給當地造成了1.6億盧比的經濟損失，失業率達到了24.6%（印度經濟監測中心的統計方法不同，上半年失業率也達到了高于其他所有邦的15%）。

2016年的年度經濟民調還考察了各個行業的經濟活動是如何陷入停滯的，在暴力和恐怖襲擊期間，互聯網禁令也推波助瀾。

這些都令各路經濟學家們質疑莫迪政府在解除特殊地位問題上的“經濟賬”。“克什米爾不可能有鐵絲網旅游。如果法律和秩序仍然令人擔憂的話，私營部門的投資就不會出現。”彭博社援引印度德里基金會首席經濟學家Laveesh Kumar Bhandari的話寫道。

印度的貿易部數據顯示，2000年4月至2019年3月，印控克什米爾僅獲得3.9億盧比（550萬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是印度各邦中最低的。“農業是其經濟的主要貢獻者，一直在穩步下降，而工業增長一直停滯不前，這造成了失業、收入放緩以及經濟增長乏力。”彭博社的評估文章寫道。

政治氣氛轉變曾帶來繁榮

不過，美聯社最近刊文援引數據稱，印控克什米爾在預期壽命、識字率和貧困等方面已經超過了印度其他地區的表現，盡管分離主義者和安全部隊之間經常發生沖突，暫時造成了商業活動的停滯，但該地區的經濟十年來一直穩步增長。

對當地經濟狀況截然不同的評估似乎令人感到驚訝，但經濟中的積極面總讓人不禁聯想到本世紀頭十年印控和巴控克什米爾之間難得的和平對話進程。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印度安全部隊和當地的抗議者和分離主義武裝分子之間，圍繞克什米爾的主權爭議而爆發的暴力事件奪去了數以萬計的生命（從4萬人至7萬，有多種不同說法）。

直到世紀之交，暴力事件有所消退，一大主要因素通常歸功于印度當時的人民黨創始人、首位印度教民族主義總理瓦杰帕伊支持與各方進行政治對話，他一再努力將分離主義政黨和武裝組織帶回到談判桌上，以促成停火。

瓦杰帕伊  IC 資料圖

在接下來的十年里，與戰斗有關的死亡人數從2001年的4507人顯著減少到2009年的377人。“瓦杰帕伊提出的印控克什米爾在印度憲法范圍內實行自治的選擇，進一步助長了和平解決沖突的樂觀情緒。”來自查謨和克什米爾邦首府斯利那加的Ikram Ullah博士在一篇為《外交政策》撰寫的題為“印度正在失去克什米爾”的文章中寫道，“在隨后的幾年里，這種政治氣氛的轉變帶來了印控克什米爾旅游業和商業的繁榮。”

2005年，印巴兩國分治近60年來，印控和巴控克什米爾之間首次開通了公共汽車線路，并在2008年通過貿易擴大了這一聯系，此外，2011年雙方還商定了旅游和文化交流。同年，雙方還成立了有史以來第一個擁有印巴控制線雙方成員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工商聯合會，根據該網站的介紹稱，大量前武裝戰斗人員也參與到了這一跨越控制線的貿易進程中。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專門研究印度邊境沖突問題的政治學者Debidatta Aurobinda和查謨大學教師Seema Shekhawat在2013年一篇專門研究克什米爾經濟重建前景的分析文章中認為，經濟復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充滿了多種挑戰：從更新萎縮的產業到開發新資源，從吸引私人投資到發展基礎設施。但“在克什米爾用一種‘以民為主’的方式進行可持續發展，可以驅趕暴力，促進沖突解決進程。”兩位作者主張道。

在缺乏私營部門參與當地經濟重建的狀況之下，國際援助和貸款紛至沓來。2004年，世界銀行承諾為克什米爾提供9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以促進該地區的和平。同樣，亞洲開發銀行在2004年為該邦劃撥了3億美元作為各種項目的貸款。接下來的幾年里，兩家國際金融機構還為當地的道路、電力部門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資金支持。

單靠發展經濟與收拾民心之難

但經濟重建和恢復似乎一直籠罩著一層“安全陰云”。

Ikram Ullah 2014年11月從德國重回印控克區，在對當地人進行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很多人認為2008年至2010年間當地抗議活動引發的沖突成為了重要轉折點，他們指責“數以百計的本地年輕人在沖突中遭到印度軍警的殺害”，而印度中央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當地民眾的不滿重新加劇。

印度方面則指責當地貧窮的年輕人很容易被招募進恐怖分子或準軍事組織中，“威脅和使用暴力成為了最富有的收入來源。”印度前教育部長、曾在印控克什米爾邦政府工作的Wajahat Habibullah曾撰寫報告稱，“其中一些組織由巴基斯坦方面資助和培訓，另一些受到印度當局的庇護。”

事實上，克什米爾的商人們一直面臨著獨有的困惑。“今日商業”網站2010年曾刊文報道稱，來自其他邦的客戶購買克什米爾山谷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往往拒絕直接將款項匯入該邦的賬戶，他們對無意中與恐怖組織發生關聯持警惕態度。

“隨后的幾年里，印控克什米爾的年輕人拿起武器反抗印度的當權者，這是一股新的浪潮。”Ikram Ullah在給《外交政策》撰寫的文章中寫道，新階段的變化在于，“這些年輕人大多受過教育，來自當地的富裕家庭，他們得到了普通民眾的巨大支持，并越來越多地吸引同齡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圣戰黨”游擊隊指揮官布爾罕?瓦尼（Burhan Wani）。他年輕，是一名社交媒體高手，喜歡分享自己手持自動突擊步槍的照片，在當地普通人中間也擁有不少擁躉。

莫迪2014年出任總理，對克什米爾問題采取的強硬立場使局面進一步惡化。在多場演講中，他引用了戰爭的語言，被指激發了民族主義情緒，而不斷拘禁當地一批政治人物及禁止他們參與和巴基斯坦對話的新措施，都被視為有意擠壓印控克區政治空間的不同以往之新政策。

“他們根本不考慮當地的政治領袖，而直接把他們關進監獄，這就是現在的主要問題。”羊絨商人拉曼如此告訴澎湃新聞。據半島電視臺近日報道，印度當局此次行動在當地拘留了500多名政客。而印度媒體最新的報道補充稱，這一拘禁迄今仍未解除。

也有當地人對地方政治人物缺乏同情，指責他們未能維護印控克什米爾的利益。“這些政客們讓我們失望了，背叛了我們。他們有什么用？”《印度斯坦時報》近日援引比杰貝哈拉（Bijbehara）一名商人巴希爾?艾哈邁德（Bashir Ahmed）的話報道說，比杰貝哈拉被認為是印控克什米爾主要地方政黨人民民主黨的據點。

讓當地離心離德還不止針對政治人物的行動。數據顯示，僅2015年，就有634人因在印控克什米爾參與示威被捕，其中231人是學生，17人是未成年人。克什米爾大學學生聯合會辦公室的拆除、學生政治禁令的實施以及不斷掐斷互聯網和移動短信服務等行動，使得當地的青年人越發疏遠。

克什米爾的警察 IC 圖

美國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的高級經濟學家Rafiq Dossani最近撰文稱，在克什米爾人眼中，莫迪政府對在當地贏得民心興趣寥寥，但嘴上說渴望重整印控克什米爾的經濟，專注于當地居民的發展。“當地居民擔心，這會意味著，廢除了35a補充條款（規定了印控克什米爾以外的印度人不能成為克什米爾永久居民、不能置產、不能于地方政府部門任職——編者注）之后，莫迪政府會通過支持印度其他地區移民的涌入，重新平衡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他寫道，“一旦發生這種情況，當地的抵抗和國家層面的強力推行將導致印控克什米爾一直都需要警力守衛。”

Ikram Ullah早在2016年便發出警告稱，盡管強化了安全上的控制，但“僅僅聚焦經濟發展正在讓莫迪政府失去在印控克什米爾的民眾支持”。

新工商業網絡和“定居點”訴求

對于當地經濟發展的前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宗義感到擔憂。“政局劇變所造成的動亂，無法讓（印控）克什米爾形成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長久看來，大宗資本的進入，將很快改變由（之前）‘特殊地位’所創造出來的本地企業家與工商業網絡。”他告訴澎湃新聞。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教師張忞煜進一步認為，在修憲清除了法律障礙之后，即使印度官方沒有主動推動向山谷地區移民的議程，民意也可能推動在克什米爾山谷地區建立“定居點”，尤其如果有克什米爾潘德（Pandit）種姓民眾或組織提出回遷訴求（1990年，印度教潘德種姓群體于動亂中逃離山谷地區——編者注），在法理上與民意上，印度中央政府更是難以回絕。

《紐約時報》8月10日的報道稱，印度官員表示他們不想破壞印控克什米爾的特質，但也說，新的地位將使非克什米爾人更容易購買土地，吸引投資。

“莫迪政府在選舉大勝幾個月后就采取這樣的行動，有廣泛的民意加持。”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毛克疾告訴澎湃新聞，“而在這種執政能力強的情況下，莫迪也沒有借口不去回應（印人）黨內強硬派的訴求。”

經濟學家Bhandari開出的“藥方”是，莫迪現在應該專注于在該邦推行福利計劃，以贏得人們希望引入投資的信心。然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印度整個經濟正在放緩，失業人數達到45年來的最高水平，印控克什米爾將考驗莫迪的政策規劃能力。

本地商人拉曼對此終難以接受，“這將帶來深刻的影響，印度不能強行占領克什米爾，”他說，“憲法370條款做出了規定。你不能直接突然取消這樣一份協議，這是和平的基礎。”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的拉曼為化名。實習生施鑫、楊曄、譚楚妍、沈雨若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