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縣正式改名為香格里拉縣。從此香格里拉被正式劃定了準確的地界，這個人們一直在苦苦尋找的世外桃源終于正式在人間落戶。不僅如此，這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尋找香格里拉的運動，目前正在整個西藏和藏區彌漫開來，香格里拉遍地開花，與它類似的人間仙境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假以時日，整個西藏或將被建設成為人們渴望中的香格里拉。

可是，當我們追根溯源，重新審視香格里拉最初生成時的面目，卻不無驚詫地發現：原來香格里拉根本就不是西藏人的天國和樂園！讀過《失落的地平線》的人都知道，書中虛構和描繪的那個香格里拉根本就不是一個由西藏人主導的王國，西藏人不是香格里拉的主人，香格里拉的居民中的絕大多數是有基督教/天主教背景的西方人，西藏人只是居住在藍月谷的山腳下，和香格里拉保持著良好關系的一群在后臺充當背景角色的人物而已。香格里拉是一個純粹的基督教神權統治的王國，香格里拉所擁有和保存的人類物質和精神文明之精華，絕大多數來自西方，于此根本就沒有西藏人和藏傳佛教的位置。

在《失落的地平線》中，那位香格里拉的最高主宰、已經活了二百五十多歲的“高喇嘛”、比利時神父佩羅（Perrault）曾經說過這樣的一段話：

我們的訪客中有些住在我們這里卻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其他別的人也僅僅是活到了常人以為的高壽而已，然后就死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毛病。總的來說，我們發現西藏人，由于長期習慣于這種高緯度和其他的［生存］條件，遠不如外邊的那些種族們敏感，他們是一個很迷人的民族，我們也已經準許他們中的許多人進入［香格里拉］了；但我懷疑他們中大概只有極少的人能夠活過百年。漢人略好一些，但即使在他們中間，我們也有很高的失敗的比例。毫無疑問，我們最好的國民是歐洲的北部和拉丁族裔。或許美國人也同樣適應，我們已經在你的一個同伴身上至少確保擁有了那個國家的一個居民，我把這算作是我們的好運氣。（James Hilton, Lost Horizon, London: McMillian, 1933, p. 151）

上述這段話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色彩，今天看來政治上很不正確，它居然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但今天我們或應當思考一下：我們對香格里拉的發現和建設是不是有點自作多情，是不是在替別人家操心，在建設他人理想的天堂？

香格里拉從來就不是西藏人自己理想的天堂，信仰佛教的西藏人有屬于他們自己的天國理想。至少從十一世紀開始，藏傳佛教思想家們就已經著手建構作為觀音菩薩化土的雪域蕃地形象。西藏本來是一個連釋迦牟尼佛都無力調伏的蠻荒之地，依怙觀音菩薩的慈悲，它才最終被改造成為一塊佛光普照的樂土。觀音菩薩在白、綠二位度母的幫助下，先繁衍出西藏人的祖先，再教會他們種植五谷等生存技能，后來又化現為吐蕃歷史上第一位轉輪圣王——松贊干布，將佛法帶進了雪域。隨著佛教在其發源地印度的衰亡，自十二世紀開始西藏人又著手建構“西番中國”（Bod yul dbus）形象，即將本來屬于印度的“圣地中國”（’Phags yul dbus），亦即“佛教中國”的地位，奪歸雪域蕃地。可以說，作為佛教徒的西藏人理想的世間天國先是“圣地中國”，即印度，然后就是他們自己賴以生存的、佛光普照的“西番中國”。（“西番中國”這個稱呼多見于西夏時代的西夏文和漢文佛教文獻之中，當與藏文“Bod yul dbus”對應。將西藏建構成“西番中國”，即將“佛教中國”的地位加之于西藏，對西藏佛教史的發展及其歷史敘事的建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藏傳佛教先后分別將苯教、佛教的寧瑪派和以摩訶衍所傳禪宗教法為代表的“和尚教”建構為異端，并加以排斥和清除，這都與這種建構“西番中國”的努力直接相關。）

Georgios T. Halkias, Luminous Bliss: 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

與漢地崇拜觀音菩薩、信仰阿彌陀佛的大乘佛教信眾一樣，西藏人全民崇拜觀音菩薩，他們理想中的出世的天國就是報身佛阿彌陀佛的凈土——“西方極樂世界”（bDe ba can）。作為佛教徒，不管是漢傳還是藏傳，他們追求的都不是今世的利益，而是來世的解脫，如果今生臨終時能得到阿彌陀佛的心子觀音菩薩的接引，遷識或往生于“西方極樂世界”，即身成就，這便是每一位大乘佛教徒心懷的最大理想（Georgios T. Halkias, Luminous Bliss: 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除此之外，藏傳佛教徒還有一個他們獨有的天國理想，即對香巴拉（Shambhala）的信仰。香巴拉是藏傳佛教徒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出世的天國，它是金剛手菩薩的化土，于此傳播的是智慧與方便無二的最上密續——時輪金剛大法。香巴拉外觀的建構類似于阿彌陀佛的天國——“西方極樂世界”，它美麗富饒，遍地是黃金，滿山是寶石，莊稼總是在等著收割，甜蜜的果子總是高掛在枝頭。香巴拉又極其強大，它是一個由九百五十萬個城邦國家組成的幸福王國，它與貧窮、煩惱絕緣，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喜樂無邊，無病無災，勿須勞作，卻可得永生（Karenina Kollmar Paulanze, “Utopian Thought in Tibetan Buddhism: A Survey of the Shambhala Concept and its Sources,” Studies in Central & East Asian Religions, Vol. 5/6, 1992/3, pp. 78-96）。遺憾的是，這樣的天國卻也不是誰都有福可以進入的，迄今為止還少有人真的踏上過這塊佛土。它首先是為那些精通時輪大法的密教行者們開放的，如果你不是一位修行密續有成的佛教徒，你就別想能夠進入香巴拉。

盡管人們一直在人間尋找著香巴拉的蹤跡，但它比香格里拉更加隱秘，至今尚未被人發現。據說它位于南瞻婆洲的北邊，或說是印度的北邊、克什米爾的北邊等等，這些暗示似乎都將香巴拉的地理位置直接指向了西藏本身。可曾寫過《香巴拉路引》的六世班禪喇嘛私底下卻認為香巴拉應該就是孟加拉一個名為“Shambul”的小城，可這個小城同樣至今未被人發現（Lopez, Preface to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Prisoners of Shangri-la, 2018）。迄今為止，香巴拉這個時輪大法的秘密道場依然只是一種精神的存在，是一個由金剛乘佛教創造和培育的精神王國。有些藏傳佛教上師宣稱他們可以在禪坐所獲的“凈相”中進入香巴拉，并把香巴拉的美麗景致和甚深法義給他們的弟子做直觀生動的描繪。（值得一提的是，現今世間上有一個名為“國際香巴拉”[Shambhala International]的國際性組織，它的分支機構遍布西方世界之各個大、中型城市，當是西方最大的一個藏傳佛教組織。它的創始人即是著名的瘋僧、西藏嬉皮丘揚創巴[Chogyam Trungpa]上師，他曾多次向其弟子們描述他在“凈相”中所見到的香巴拉景象，并努力要將香巴拉理想在人間實現，在美國建立一個由他統治的人間天國。可是，今天的這個“國際香巴拉”組織實際上是一個由西方人自己主導和為西方人服務的佛教組織，它與西藏人和藏傳佛教本身已鮮少關聯。）或需再次強調的是，香巴拉和香格里拉毫無關聯，盡管對這兩個天國的外觀和內部建構的想象或有某些類似之處，而且它們也都是神權政治的王國（theocracy），但它們有著本質的不同，香巴拉是一個佛教的天國，而香格里拉是一個基督教的天堂。

當然，現實的西藏從來就不是一個出世的理想天國，它既不是香巴拉，也不是香格里拉。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西藏歷史上第一位具有人文主義情懷的現代知識分子根敦群培（1903-1951）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接受了十余年現代西方文明的洗禮之后回到了西藏，他發現他已經完全無法理解和忍受那個于藏傳佛教神權政治統治之下的愚昧、落后、貧窮、保守和頑固的故鄉了，他需要從很多方面來為西藏百姓啟蒙，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是個什么樣子，人應該怎樣生活，甚至還需要首先讓他們接受“地球是圓的”這個基本的科學道理。可正是在這個時候，隨著《西藏死亡書》在西方的流行，西方神話化西藏的傾向已初見端倪。西藏被漸漸地香格里拉化發生在西方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的“新時代運動”，而在同樣的時間內，藏傳佛教文化的傳統于西藏本土正經受著嚴重的摧殘，不管是論物質，還是論精神，那個時候西藏百姓的生活離西方人想象中的那種自足和自在的狀態相差又何止千里萬里？

改革開放伊始，西藏的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以藏傳佛教為主的藏族文化傳統，對之多持批判態度。1988年夏天，我首次去西藏游學，就我當時接觸到的西藏學術同行、前輩而言，我感覺當時的西藏同內地一樣，大多數人都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持明顯的批判態度，他們都在談論應該如何破除傳統文化對于當下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以促進本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迅速發展。當時內地大家的一個普遍的焦慮是，百余年來中國落后挨打，至今更到了要被開除球籍的地步，而導致我們落后、不發達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包袱、負擔實在大沉重了，只有丟掉這個沉重的負擔，中國才能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所以，“中國文化到了該終結的時候了”，只有拋棄“黃色文明”，擁抱“蔚藍色的大海”，我們這個民族才能得到新的活力。這個時候，很多藏族知識分子顯然也有與漢族知識分子同樣的焦慮和想法。盡管藏族的傳統文化和漢族的傳統文化一樣，早已經在“文革”中遭受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但一些藏族的知識精英們依然會將西藏社會、經濟和文化落后的原因歸結為受藏族傳統文化的束縛，認為藏族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是西藏人民積極發展工業、農業和科技，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巨大障礙，這與西方新時代運動中的“西藏形象”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

與八十年代的情況截然不同，也與當下內地漢族知識分子的情況類似，現今一批藏族知識精英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面貌的巨大改變，藏族同胞開始越來越關心、熱愛和保護自己的傳統民族文化。全球化的影響力無處不在，如果我們不來關心自己民族文化的延續和發展，那么它就有很快消亡的危險。而在這個時候，如何構建自身的民族文化認同也就自然成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是，在設計和定位自身的民族文化的過程中，我們往往都會犯同一個錯誤，即為了確立自己獨特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而去刻意建構和制造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研究近現代世界各民族國家及其傳統文化歷史的歷史學家們常常會用到“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這個概念，即“傳統的創造”，他們發現不少被認為自古以來就有的偉大傳統，實際上并非古已有之，其中不少就是在近現代確立民族、國家認同時被人為地建構和創造出來的。為了顯示自我的獨特性（uniqueness），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我們構建和創造出了太多各種各樣的傳統。所謂“認同”的建構事實上也是一個“認異”的過程，人們往往忽略自己與他人實際上具有的很多共性，卻專注于建構那些和別人的不同，以標示自己的獨一無二。

目前，不管是作為一個整體的西藏和藏族，還是西藏和藏區的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宗教派別，他們都在積極地尋找和發現自己所在的這個地區之自然環境、族群成分和宗教傳統的與眾不同的特色，以建構起自己獨特的傳統和認同。但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現象是，在界定和建構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認同時，不難看出有一種有意或無意的“自我香格里拉化”的傾向。很多時候甚至直接把西方建構的香格里拉理想照搬過來，很樂意按照這種理想化了的西藏形象而自我東方化。有人甚至認為，西方構建的那個香格里拉就是真實的西藏，甚至真實的西藏比香格里拉更好、更完美，所以，他們對西方的香格里拉想象不再有理性的批判精神，相反有意要將這種想象內化，按照它的形象來構建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認同。看來盡管洛佩茲二十年前對香格里拉的批判振聾發聵，但是香格里拉的想象早已如此地深入人心，人們似乎依然更愿意接受這種屬于西方殖民主義的、異教的天國理想。

在構建藏族文化認同時，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我香格里拉化或還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現象，“自我東方化”是一種常見于現代東方諸民族之自我表述和自我表達中的普遍現象，然而伴隨著這種現象出現的或者從這個現象中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另一種明顯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則是十分有害的。如前所述，以往藏族學者們對于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持相對開明和寬容的態度，很多問題都是可以討論和批評的。眼下這種開明和寬容的態度正在削減，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則漸趨明顯，理解西藏及其宗教文化傳統似乎成了西藏人自己的專利，不是藏族人的身份似乎就喪失了理解西藏和藏傳佛教的任何可能。多年前，前國際藏學研究會主席、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珍妮特·嘉措（Janet Gyatso）先生在她的一個報告中曾對這種被她稱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現象提出了批評。佛教本來就是從印度和漢地傳入西藏的一種外來文明，世界文明有許多共性，他人應該是有可能懂得西藏和藏傳佛教的。像嘉措教授自己這樣的美國藏學家，學習和研究藏文文獻和藏傳佛教已達四十余年之久，她自然也應該對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有一定的發言權和權威性。文化主義或者文化保守主義是對以往幾十年來積極提倡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反動，帶有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過分強調外人一定不能理解自己獨特的文明傳統，這常常是在構建自己民族文化傳統之身份認同時表現出來的一種對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不理智的行為（Janet Gyatso, “Beyond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Opening Ways for Tibetan Studies,” Inaugural Aris Lecture，Wolfson College, Oxford, 22 October 2015）。

在當今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各個單一民族賴以存在的內在基礎都在不斷地被削弱，單一純粹的民族國家已很少見，一個民族的百姓很難長久固定地生活在某一個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地理區域之內，亦很難僅僅使用自己獨有的一種語言和整個世界交往，所以，要完好地維持一個民族獨特的語言文字、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于當下都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的居民們對物質生活的質量、文化娛樂的品味和精神探求的滿足等等的理想和追求，都日趨統一，其間的差別甚或可以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之間的差異作比較。每個人、每個民族的身份認同除了歷史和傳統帶來的特殊性外，一定也還都帶著諸多與他人、他民族共有的特性。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各個民族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認同的建構，除了要訴諸過去，借助傳統外，還必須用各種方法來宣傳、強化和表演這種實際上早已經失去了的，或者根本就是為此目的而創造出來的傳統和認同。香格里拉化西藏或就是一種借助神話和傳統來“表演西藏認同”（Performing Tibetan Identities）的特殊形式。（來自西藏的攝影藝術家尼瑪卓瑪[Nyema Droma]去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舉辦了她的個人人像攝影展，題為“表演西藏人的認同”。她讓今日生活在倫敦的具備各種不同身份的時尚年青藏胞，如廚師、醫生、士兵、歌星和博士生等，穿戴上各種藏族傳統的服飾，分別扮演喇嘛、尼姑、學僧、牧民、主婦等傳統角色，試圖用這兩種互相形成鮮明比照的人像攝影來挑戰對西藏和西藏人的各種刻板印象。這些攝像作品凸顯出過去和當下、傳統和現代性、地方和全球之間的互動關系，反映出西藏認同之形成的流動性和易變性。Performing Tibetan Identities, Photographic Portraits by Nyema Droma, Clare Harris and Nyema Droma, Pitt Rivers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小結

十二世紀一位著名的歐洲神學家、來自圣維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1096-1141）先生，曾在他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世紀藝術指南書——《知識論》（Didascalicon）中說過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感覺自己故鄉甜美的人是一個稚嫩的初業行人；把世界所有地方都當作故鄉的人是強大的；而一個完美的人則將整個世界都當作異鄉。”（轉引自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 335.）熱愛自己的故鄉，熱愛這個我們共同賴以生存的世界，這是人類一種十分自然和美好的情感。但是，我們不能執著于這種對故鄉和世界的熱愛，我們對人類和世界的未來應當還有更好、更高、更遠大的憧憬和追求。只有脫離和超越這種對故鄉和世界的感性的愛，我們才能夠獲得對這個世界的一種更好的、更理性的愛的方式。只有當我們能夠把整個世界都當作異鄉，以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以理性的力量去改造它時，這個世界才會變得更好、更美。故鄉固然美好，世界煞是可愛，但它們從來不是人間桃源，不是香格里拉。一個熱愛故鄉和熱愛世界的人，絕不能因為執著于對故鄉和世界的愛，而使它們反過來成了限制他/她的思想和行動的囚牢。如果我們理想中的故鄉和世界不是一個海市蜃樓般的香格里拉，那么，我們就永遠不會成為香格里拉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