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錄自《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哈佛燕京學社”一節。該書作者是菲利普·韋斯特（Philip West），1971年獲哈佛博士學位，由程龍譯成中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燕大校園生活中倒是有一個機構不受動蕩的國民黨統治的影響，那就是“哈佛燕京學社”。燕京大學通過該學社與哈佛大學的聯系，有利于提高燕大在中國的聲譽。而學社的名字本身也能幫助西方學生了解燕大。哈佛燕京學社1928年根據馬薩諸塞州法律成立，并存續了50多年。學社的目的與“生命社”的宗旨幾乎完全一樣。20世紀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哈佛燕京學社的3位總干事（與其他研究人員不同）劉廷芳、博晨光和洪業都是“生命社”的早期成員，這也并非巧合。諾思（Eric M. North）是學社的董事，1928—1966年他在董事會工作了近40年（1954—1966年還擔任董事會的副主席），他還長期擔任美國圣經協會的會長。對上述人員來說，宗教與學術總是結合在一起。

燕大對學社的支持有多種原因。一是對學術研究的尊重，這是中國從近代以前遺留下來的傳統。二是相信教育以及作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學術研究可以救國。支持哈佛燕京學社的另一個原因，是燕大相信學術可以幫助師生們跨越民族主義的障礙，這在中西文化之間不算難事，畢竟燕大從一開始就與美國有著聯系，但中日之間的障礙就更加難以逾越。社會主義革命后，哈佛燕京學社也未能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差異。20世紀30年代末，一些學者和學社緊密合作，如陸志韋、聶崇岐、侯仁之、翁獨健、齊思和等人，但20世紀50年代初，當學校面臨革命思想的嚴峻挑戰，行政管理陷入混亂時，他們卻都變成了學校里的積極反對者。

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國所寫的文章中稱自己是一名學者。但在燕大，他卻把自己當作其他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助手。包貴思女士曾依據她在燕大的經歷，撰寫了一部未出版的長篇小說《泉水之源》，她在文中描述，司徒雷登的工作并不是建立一所學校，而是一所研究機構，即哈佛燕京學社。在小說當中，司徒雷登因此得到的榮譽，比他創建世界著名大學和不帶任何偏見地探索知識都要高得多。當革命迫使學社中斷與美國的聯系時，包貴思不免對逝去的過往感到惋惜，“那時候，無論中國人還是西方人都具有雙向思維，不同種族和文化之間尚有交流，但這樣的局面很快消失，在我們這個時代將不會重現。隨之而去的，還有斯頓（司徒雷登在小說中的化名）的研究機構，其原本的夢想是推動世界各國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當然，燕大其他教員并不贊同包貴思對學術研究的推崇，他們甚至質疑學術的終極價值。然而，哈佛燕京學社卻成了模范，建立了一套現仍在使用的學術研究體系，并最終影響了西方人對東亞的認識和了解。它也代表了一種專業學術機構多元化的國際主義精神，在全世界范圍內，這種精神仍在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中蓬勃興盛。

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司徒雷登就開始和霍爾資產公司的董事們接觸，但并未馬上獲得實質的經濟資助。1925年，哈佛商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哈佛大學資金募集委員會主席頓漢（Wallace B. Donham）也非常積極地想從霍爾公司得到這筆資金（頓漢在后來的1928—1954年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董事，1934—1954年擔任董事會主席）?；魻柟镜亩聛喩ご骶S斯（Arthur Davis）告訴頓漢霍爾地產公司在資金使用上的規定，并敦促他和當時尚在紐約的司徒雷登聯系。1926年，頓漢帶著戴維斯的建議，與司徒雷登進行了數小時的長談，并提議出資建立一個研究機構，同時在燕大和哈佛設立中心，其目的是“推進中國文化領域的研究、教學和出版”，其任務是“以美國的學術興趣和學術批判方法來鼓勵中國的東方研究”。這項任務的完成將依靠“哈佛大學的西方學者和相關教育資源的幫助”，該機構的另一個目的是“為傳播和繼承中國文化培養中國學者和學生”。

霍爾董事會被這項提議深深打動，同意資助其要求的6萬美元，學社也得以成立（在成立最初的數年間，其名稱為“哈佛北京學社”）。司徒雷登受到這一良好開局的鼓舞，繼續敦促霍爾公司增加資助，1928年，燕大得到了150萬美元的捐款。其中100萬美元直接用于燕大的各項開銷，另外50萬美元則由哈佛燕京學社董事會掌握，用來推動燕大的中國研究。1928年的提議和談判也讓中國其他基督教大學以類似的方式獲得了少量資助：嶺南大學，70萬美元；金陵大學，30萬美元；華西協和大學，20萬美元；齊魯大學，15萬美元；福建協和大學，5萬美元。

哈佛燕京學社通過兩種途徑向燕大提供資金，一是資助燕大國學研究所的研究項目，一是資助本科課程。1927—1951年，哈佛燕京學社在北京出版半年刊《燕京學報》，僅在抗日戰爭期間短暫中斷過。同時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專著。這些系列專著的出版形式五花八門，學社內外的學者都可以讀到。在中文系容庚和歷史系顧頡剛的領導下，哈佛燕京學社在考古調查方面也發揮了先驅作用。1930年，在洪業的指導下，學社開始編纂哈佛燕京學社漢學引得。這些目錄指向經典文獻中的重要篇章，其使用的檢索方法，是根據字形和筆畫為每一個漢字編排一個數字。到1946年，洪業已經主持編纂了64部主要古籍的引得，從那時起，它們就是漢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哈佛燕京學社的另一個重要項目，就是邀請對東亞感興趣的年輕西方學者到燕大和北京，用一年左右的時間來積累研究經驗，提高語言水平。他們當中有著名的西方漢學家李約瑟（Joscfh G. Needham）、顧立雅（Harlee Glessner Creel）、魏魯南（James R. Ware）、賈德納（Charles S. Gardner）、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柯睿格（Edward A. Kracke）、海陶瑋（James R. Hightower）、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卜德（DerkBodd）、泰勒（George Tayler）、芮沃壽（Arthur Wright）、狄百瑞（Theodole de Baty）、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史克門（Laurence C. S. Sickman）等。

1940年，長期擔任哈佛燕京學社執行干事的洪業，建議學社率先在中國授予博士學位，但持續的抗戰和后來的內戰使這個想法化為泡影。學社資金的另一項用途是修建漢學研究的大型圖書館。燕大圖書館早年主要收藏英文書，保存在數個木匣中。1925年，中西文圖書的總數還不到1萬冊。1929年，中文藏書的數量增加到14萬冊，1933年更增加到220411冊，西文書為36744冊。 53到1940年，燕大圖書館收藏了大多數清代文獻和多達20021冊的地方志。為了減弱校園內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緒，在鳥居龍藏的領導下，1940年2月，哈佛燕京學社編纂了發表在175部日文期刊上的“東方研究索引”。與此同時，圖書館的日文書也增加到1854部。

燕大校園中的激情和活力也同樣存在于哈佛燕京學社。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學社的年度報告中就列滿了學術研究活動和出版物，既有已經舉行和出版的，也有未來計劃中的。通常，學社中的全職學者要在校內開設兩門課，尤其是參與本科教育。

哈佛燕京學社的很多學者都是著名漢學家，作為重要歷史人物，他們都被收錄在霍華德·布曼（Howard K. Boorman）編撰的《民國名人辭典》（Biolog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of China）中。第一位是陳垣，1928—1930年曾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的首任社長，后來的輔仁大學校長，1952年后該校更名為北京師范大學。陳垣的研究包括，對含猶太人在內的在華宗教團體的歷史考察，尤其是早期耶穌會，他還在《四庫全書》和重要佛教典籍的編目工作中發揮了先驅作用。第二位是容庚，他接替陳垣擔任學社社長和《燕京學報》編輯，他以在中國青銅器、書法和早期繪畫方面的研究而著名。其他名人還有前面提到的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顧頡剛，以編纂漢學引得而聞名的洪業。另一個跟哈佛燕京學社有關的人物是許地山，他是燕大校友（1921年畢業）和“生命社”成員，以道教和佛教哲學以及鴉片戰爭（1839—1842）方面的研究著稱，但最著名的還是其小說創作。近鄰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馮友蘭也應該列入這份名人名單，因為他20世紀20年代中期曾在燕大執教，并在哈佛燕京學社擔任了幾年講師。他擅長的領域是中國哲學史。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知名人士。

這份中國知名學者和作家的名單很長，其中有些人并非哈佛燕京學社的雇員，只是短期和學社有所交往，或通過中文系與學社保持著間接聯系。布曼的詞典也收錄了這些人的名字：錢穆、錢玄同、周作人、聞一多、朱自清、張爾田、白壽彝和三位燕大校友，即劇作家熊佛西、詩人謝婉瑩和俞平伯。盡管與學社的聯系形式不盡相同，但他們都為哈佛燕京學社帶來了極大的聲譽。

在本科教育方面，用司徒雷登的話說，學社鼓勵學生們“克服閱讀和書寫文言文的不足”，“使他們與本國的文學遺產更加接近”。洪業說，燕大開設的中國研究課程“有意要鼓勵一些年輕人去回望中國歷史，重新發現和保護其文化遺產中的永恒價值，那是與其當代價值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做一個現代人和置身于中國歷史之間，二者是矛盾的。那些傾向從事現代職業的人，比如說科學研究，很少關注中國歷史和哈佛燕京學社想要達到的目的。不僅如此，司徒雷登認為，那些以中國研究為專業的本科生，對其他非中國研究領域知之甚少，很難被國外甚至燕大自己的研究生專業錄取，因為世界各地的學術要求都很高。但也有一些學生例外，他們能很好地把兩方面結合起來。如鄧嗣禹，他曾在1936—1937年在哈佛燕京學社做研究員，1932年他曾撰寫了一篇本科論文《中國考試制度史》，這是一項學術性很強的研究，馬上就得以出版發行。另外一些燕大本科畢業生在西方國家成為著名的漢學家，不過，他們只以英文出版物聞名學術界。例如，在美國大學和學院里，即使是從事中國研究的本科生對鄧嗣禹及其燕大校友的著作也十分熟悉，比如，房兆楹（1928年入校）、施友忠（1930年入校）、鄭德坤（1931年入校）、楊慶堃（1933年入校）、費孝通（1933年入校，獲碩士學位）、瞿同祖（1934年入校）、劉子?。?941年入校）、徐中約（1946年入校）和余英時（1951年離校）。

哈佛燕京學社還資助出版了《史學年報》和《文學年報》，兩份刊物分別由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學生和老師負責編輯。另外一項試圖把現代和傳統結合起來的宏大計劃，就是開設語言學本科專業。這項計劃由陸志韋領導，20世紀30年代，他曾參與過一些語言研究。與陸志韋一起合作的，有研究漢語詞法學的容庚和王靜宇、高明凱兩位年輕教師，他們分別研究語音學和語法，而陸志韋則主要研究方言和語言心理學。這項計劃成功與否不得而知，但這是哈佛燕京學社嘗試創新的又一個例證。

哈佛燕京學社在哈佛大學的進展要比在燕大落后一些，但對于美國的東亞研究來說，其重要歷史意義自不待言。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任何一所知名大學中都沒有類似的研究機構，這與同時期的歐洲大學形成了鮮明反差。哈佛燕京學社的目的，就是從哈佛大學開始來彌補這一差距。學社邀請了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出任首位社長。1928—1929年，伯希和在哈佛大學講學，當年，他和洪業及博晨光一起確定了研究和教學方向。但實際上，直到1934年葉理綏（Serge Eissee?）到來之后，哈佛燕京學社才具備了雛形。日本學家葉理綏是伯希和的年輕同事（他是第一位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的西方人），也接受過傳統中國研究的訓練。直到1957年，葉理綏一直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他同時也在遠東語言系任教。在葉理綏的領導下，學社獲得了大踏步的發展。1937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了遠東語言系，這在美國開創了先例；在裘開明的領導下，哈佛燕京圖書館開始興建，起初圖書館只有哈佛大學的有限藏書，但40多年間，它已經在西方世界發展成擁有大多數東亞文獻的藏書機構；1936年，《哈佛亞洲研究學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創刊，同時還有一系列專著出版。在學社的幫助下，到20世紀40年代末，哈佛大學已經發展成美國亞洲研究的領軍機構。

1950年，中美之間的聯系被切斷后，哈佛燕京學社被迫中止了對中國大陸研究項目和機構的資助，特別是燕京大學，并把注意力轉向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的姊妹學校。東亞研究在東亞地區“發展壯大”起來，為了便于管理，學社的新主任賴孝和（Edwin O. Reischauer，美國駐日大使夫婦之子）為每一個地區成立了一個協調委員會。1954—1968年，在訪問學者項目支持下，150多名來自東亞的學者在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他們大多數都在哈佛游學一年多；對東亞研究感興趣的亞洲研究生也得到了獎學金；哈佛燕京圖書館擴大了資料收藏的范圍，把當代東亞文獻也囊括其中；學社的出版物也繼續蓬勃發展。數年間，除了刊物，哈佛燕京學社的系列專著、《蒙古抄本集刊》以及語言教材和工具書都相繼出版。司徒雷登及其同事最初的辦學目的，即“促進中美之間的跨文化理解”，在哈佛燕京學社的歷史發展中得以繼續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