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3日，紀念潘光旦誕辰120周年座談研討會在潘光旦的家鄉寶山區羅店鎮舉行。潘光旦（1899—1967）先生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以及民盟早期領導人之一。潘先生一生學貫中西，所涉學術領域甚廣，聞一多贊其為科學家，梁實秋稱其作品體現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凝合”。潘光旦與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并稱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

今天我們與大家分享葛兆光先生《重讀潘光旦——為<潘光旦文集>出版而作》一文，共同紀念這位20世紀中國杰出的思想家。

過去曾經讀過潘光旦先生的一些著作，這次重讀北京大學出版社新出版的《潘光旦文集》十四卷本，不免又有一些感想。

壹

作為一個文史研究者，我很感慨潘光旦先生著作中表現出來的深厚文史功底，也很感慨潘光旦先生在社會學人類學研究中的歷史意識和問題意識。我不是很了解社會學界的情況，如果把潘先生算是社會學家，而社會學這一學科的基本構架是來自西方的，它處理的基本上是共時性問題，那么，給我這個外行的感覺是，他似乎比一般的社會學家要更關心中國的社會、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同異以及這種同異的歷史來源。不妨去讀《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之望族》《開封的中國猶太人》以及《性心理學》的注釋，大體上我們可以知道，在社會學的一般方法之外，他充分運用了他的傳統文史知識，使通常的社會研究，增加了時間或歷史一維，從而他的研究總是那么有立體感和縱深感。特別是《性心理學》的注釋，真是令人嘆為觀止，在這種看似舊學的注釋形式中，來自西方的性心理學與中國的歷史現象便交匯在一起，西方理論獲得了中國文獻的支持或修訂，中國歷史有了西方現代視野的觀察，其實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范型，可惜至今我還沒有看到有類似的后續研究。

1956年春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學院寓所

（張祖道攝）

老一輩社會學家甚至自然科學家，都有很好的舊學基礎，也有很好的文字表達能力，我平常很喜歡讀吳文藻、陳達、費孝通、竺可楨等先生的文字，潘光旦先生的著作也同樣清通簡明。說句不太中聽的話，他們不像現在的某些社會學家的作品，一眼看上去滿紙生澀，仿佛古人說的“佶屈聱牙”，而且總是像“報告”，僅僅依靠數字支撐理據，不容易讓人讀下去。記得很早的時候，我讀《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就覺得現在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應當像這樣寫，既規范又清楚。顯然，文化修養的厚薄，學術訓練的高下，歷史知識的多寡，在所有的寫作中都會表現出來，潘先生當年在這本書中曾經暗示說，文化、學術、道德修養，自然要有很多社會與經濟條件，但這也是要靠世代的“教育”和“遺傳”才能得到的。

一個學科的風格和傳統也是這樣，那么，什么時候我們年輕的社會學家們，論著才能寫到像潘先生那樣清通流暢？

貳

社會學家潘光旦的研究領域并不都在中國歷史與文化中，不過，讓人佩服的是他對于中國歷史的敏銳和洞察，絕不在歷史學家之下。他在社會學研究的時候，涉及的一些歷史問題，恰恰就是大問題。比如，他關心宗族的問題，關心科舉的問題，關心民族融合的問題，其實都是中國歷史的大關節。從后設的角度去看中國歷史與文化，它與西方社會與生活之差異，恰恰出現在這些大關節上：宗族的存在，使得中國社會結構、人際關系甚至國家觀念都與西方不同，宗族和士紳處在國家與民眾之間，使得中國的“國家”與“個人”的緊張，與西方封建制度相當不同，因此各自進入現代之后的情況也相當不同；科舉對于社會階層的流動與升降的意義，也已經被很多人所注意，它使得中國官僚制度和社會結構和西方形成差異；而在民族融合過程中，漢族中國與四裔的關系也相當重要，朝貢體制下的中國那種復雜的世界主義心態和民族主義意識，對外族那種既寬容又自負的態度，也是中國境內各個民族融合與沖突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大問題。這些都在潘光旦先生的關注視野中，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潘先生是從他所研究的“社會”反觀歷史，從而注意到了形成現在這個社會的歷史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潘光旦先生摘錄的民族史料卡片

（陳佳2017年12月攝于北京大學靜園二院）

讀《文集》第十一卷的日記，看到晚年的潘先生仍在每天讀《明史》、讀《通鑒》，摘卡片，記心得，真是有些感慨，社會學和歷史學真的是那么不同的兩個學科，真的像大學中的制度那樣有清楚的畛域，分屬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嗎？如果不是這樣，那么我們怎么去教育現在的學生，不要被后設的學科制度限制了自己的視野呢？

叁

說到潘先生的遺傳學、優生學理論，我想說一些題外話。在很長的時間，學術和政治總是分不開，遺傳學、優生學在一段時間內，似乎與一些類似納粹的政治問題連在一起，似乎它與人種優劣、種族清洗、大屠殺之類的事情有關，這種“理論的政治嫌疑”，其實是沒有分清學術與政治的各自界限，很多理論本身并沒有政治動機，它要成為政治性的意識形態依據，是需要經過一系列的解釋和運用的，理論不能替政治負責，這就好像制造菜刀的工廠不能為用菜刀殺人的罪犯負責一樣。

潘光旦先生的身影曾經在一段時間淡出了中國學術界，其中原因當然并不僅僅是由于遺傳學、優生學的連累，而是整個社會學學科甚至是整個中國學術的大背景，不過現在要重新認識潘先生，卻還是要對遺傳學、優生學有一番重新認識。最近若干年來，遺傳學甚至是行為遺傳學的理論又開始被重新評價，比如當前美國就有這樣的研究，人們在破解基因密碼的同時，也在探索人的“行為”“心理”是否也可能遺傳，這本身是一個事先不預設答案的科學研究課題，它與納粹時期的“種族論”、文革時期的“出身論”無關。潘先生的遺傳學、優生學的意義其實也需要這樣重新評價，他在那個時代引進這樣的理論，并且很用力的提倡這種遺傳和優生，他是怎么想的，我覺得這種理論的時代意義，似乎還沒有被學術史充分認識。當然說起來，潘先生并不是一個完全的“遺傳決定論者”，他也很重視后天的外在的“遺傳”，即世代相傳的教育和培養，我們怎樣在這個時代重新認識那個時代社會學家潘光旦的焦慮和思索，恐怕還要仔細琢磨才是。

（本文原載《光明日報》2001年7月19日，后收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17年1月葛兆光學術史隨筆選《余音》。本文轉載獲出版方授權。）

《中國民族史料匯編》（三卷本）

潘光旦 編著

ISBN978-7-5077-5400-1

學苑出版社2018年5月

在潘先生的頭腦中，始終存在著一幅我國各民族在歷史時期中的發展、變化、流動遷徙和中華民族形成、民族關系變遷的整體畫面。

——費孝通

研究中國當代的民族問題，必須追溯這些群體的歷史由來。潘先生的《中國民族史料匯編》，就是我們研究中國民族史的重要參考書。記得我前些年寫《中國傳統“族群觀”與先秦文獻“族”字使用淺析》一文時，《中國民族史料匯編》就是一部主要的工具書。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馬戎

【內容簡介】

潘光旦先生自1959年開始閱讀《二十五史》，對民族史料加以圈點，至1961年10月23日閱訖。因《南史》《北史》前閱本已出版，又重閱一遍，再加圈點，至1962年3月23日完成。緊接著閱讀圈點《資治通鑒》，自3月24日開始，至同年9月9日閱畢。1962年開始摘錄《史記》中有關民族史料，做成資料卡片，至當年9月止，現存卡片425張，是為一套；1963年3月至5月間，摘錄了《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汲冢周書》《竹書記年》，共存卡片796張，混編為一套；《資治通鑒》的卡片摘錄做于1963年9月至12月間，現存卡片201張，單為一套；再有1963年5月30日至1964年12月12日摘錄《明史》，存卡片839張，為第四套。潘先生在摘錄各書正文及部分注釋外，一些資料條文下加有署名光旦的按語，表達自己的看法及研究心得。

本書系整理潘光旦先生摘錄及加按的四套共計2261張卡片內容而成，保持摘錄資料之原貌，希望可為民族史研究者提供資料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