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0年，稱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鶻汗國破滅。回鶻部眾西遷至天山南北兩麓，以今天的吐魯番盆地為中心建立西州回鶻政權。原屬游牧文明的回鶻人逐漸吸收漢人及當地族群的文化，發展出獨特的西州回鶻文明，深刻改變了中亞東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們在9-13世紀控制著絲綢之路天山南北兩道，是中原與西方交流的重要紐帶。

8月10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付馬攜其新著《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王朝——9～13世紀中亞東部歷史研究》做客建投書局·北京國貿店，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以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昝濤一起探尋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文明。

東部天山的兩種文明

要想理解西州回鶻文明，首先要理解其分布區域的自然和地理。付馬提示，以“東部天山”來表述其分布區域最為合適。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亞東部”主要指我國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綠洲地區，并不包括天山中及其北麓的游牧文化區。而歷史上西州回鶻的分布范圍則以東部天山為中心，既包括天山南麓的綠洲定居文明，也包括其北部的游牧文明。

天山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很多具體的山脈構成的，從水平方向上看可以分成三排山體，中間都是谷地。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北緣地區，都是塔克拉瑪干沙漠北邊的綠洲，是靠天山的雪山融水形成的農業定居文明，但因為被沙漠阻隔很難形成統一的政權。中間的谷地歷史上都是有游牧民族分布的，而且通過這些山谷游牧民族可以進入到天山南部的綠洲地區。如果把東部天山地區通過自然地理分成兩個文化板塊，天山南麓就都是綠洲定居的文明，天山北部包括天山中間的谷地歷史上都是游牧文明。所以，從自然地理和文化上來看，西州回鶻人生活的地方可以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文明區域，一個是天山南麓的農耕綠洲文明，一個是天山北麓的草原游牧文明。

東部天山地區和絲綢之路有非常大的關系。絲綢之路從河西走廊進入到今天我國的新疆地區之后，主要形成南、中、北三條路線。南、中兩道是較早被中原王朝使用的道路，即漢代的絲路南道和北道。它們分別沿著昆侖山北麓和天山南麓經過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爾高原。到了隋代，沿著天山北麓的草原游牧地區走的北道興起。所以說，歷史上絲綢之路經過今天新疆地區的有三條路，南道、中道和北道，南邊走綠洲地區的路是先出現的，后面出現了走天山北麓、走草原地區的路。

縱觀東部天山地區在整個歐亞大陸里的位置，實際上正處于中亞綠洲文明和草原文明之間的結合地帶，也是綠洲文明與河西走廊結合的地帶，也是東部草原和中部草原地區的結合地帶，就是一個文明的十字路口。付馬老師指出，研究這個地區的歷史必須要放在絲綢之路史跟中央歐亞歷史上的文明互動史中去考察。

東部天山地區處于絲綢之路的核心地區，從物質文化交流角度來講，是東西交流的干道。從政治史角度來看，這個地區歷史上重要的問題，是南北問題。在唐以前，這個地區多數的時間都是天山南麓的綠洲王國受北面游牧民族的控制，歷史上出現過的大型游牧政權，如匈奴、柔然、高車、突厥，都會控制塔里木盆地里的綠洲王國；少數的時間，當中亞王朝強大的時候，會跟北方的游牧民族爭奪這里的主導權。但因為多數中亞王朝距離較遠，控制這么遠的地方是一個負擔，所以歷史上大多數時間塔里木盆地里面的綠洲王國都是受北面草原政權牽制的。歷史上塔里木盆地里邊的小綠洲，沒有形成過大的統一政權，直到西州回鶻時期真正形成以東部天山地區為中心，統一且比較強大的政權。而這個時代的開啟發生在唐朝。

唐王朝控制東部天山地區之后，雖然實現了對其政治上的統合，但并沒有完全改變當地的族群和文化面貌。8世紀中葉，在東部天山的東部，即今天吐魯番、哈密兩綠洲及其北部，唐王朝設置了三個正州：庭州、西州和伊州。正州體制跟唐朝中原內地完全一樣，當地居民主體也是漢人。東部天山南麓再往西是焉耆、龜茲綠洲，皆置有安西都護府轄下軍鎮。安西都護府下面共有四鎮，當地保留本族群統治者，軍事上則有唐朝鎮兵駐守。當地的主要人口還是原著族群，里面的唐人也主要都是軍人。再往西是撥換、據史德和于祝等綠洲，這些地方都屬于安西鎮，都有唐朝駐軍，當地人口占多數。這些地區文化形態復雜多樣，疏勒、撥換、據史德本地族群大多操東伊朗語，而龜茲、焉耆都是操吐火羅語。唐朝在天山北麓各游牧族群分布地區置有羈縻州，當地的族群主要是操突厥語的游牧部族。唐朝對不直接統治的地區叫羈縻州。從州名字數上可以看出區別，一般羈縻州是兩個字的州，而一個字的州，像伊州、西州、庭州都是正州。當時的唐朝雖然把這個地區統一在同一個政治體制下，但當地的族群面貌各不相同，各種文明，操各種語言的各種族群混居其間。

文明的整合：從漠北回鶻到西州回鶻

東部天山地區的回鶻時代實際是從唐王朝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安史之亂后，唐朝對西北地區的統治開始減弱，吐蕃趁機蠶食唐隴右道諸州，尤其吐蕃攻陷河西走廊之后，蒙古高原的回鶻汗國已經能夠對這個地區施加影響。到8世紀晚期，漠北回鶻和吐蕃爭奪東部天山地區，然后直接控制了這個地區。等到回鶻汗國破滅，一些回鶻部眾從蒙古高原西遷到此，開始以東部天山地區為中心，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他們后來以吐魯番盆地即唐西州為中心形成統一政權，所以被稱作西州回鶻。

西州回鶻政權大概從9世紀中葉建立。到12世紀西遼稱霸中亞，他們逐漸喪失獨立的政治地位，變成了附庸政權。1209年，西州回鶻背叛西遼，投降蒙古汗國，徹底喪失獨立地位，成為蒙古汗國的一部分。

“回鶻”實際上是漢人對于他們本族自稱的音譯。他們操古突厥語的一種方言，自稱uyγur，不同時期對此詞的音譯不同，有“袁紇”“韋紇”“回紇”“回鶻”等，到蒙元時期稱其為“畏兀兒”。他們最早被稱為“袁紇”，當時是北魏時期高車部落聯盟的六部之一。“高車”就是后來的“鐵勒”，逐漸形成了九個比較大的部落，即所謂“九姓”，也即現在的漢譯阿拉伯-波斯史料中出現的“托古茲古思”。隋朝時回鶻被稱為“韋紇“，在大業年間，本來臣服于突厥的韋紇聯合其他幾個鐵勒部落反叛，自立為“俟斤”（一種草原民族的官號），改稱“回紇”。

到唐朝玄宗時期，第二突厥汗國發生內亂，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反叛，斬殺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回紇首領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建立了回紇汗國，后被唐朝冊封為懷仁可汗。到唐德宗時期，回紇又上表唐朝，請求改名“回鶻”。此后，“回鶻”成為該族群在漢文語境中的正式稱呼。付馬老師總結到，這些名稱都是它本族語言在漢文文獻當中不同的音譯，但是具體漢文名稱的選用，他們會有主動的選擇。“回鶻”是他們主動選擇的漢文譯法，在吐魯番地區出土的文書中可以看到西州回鶻時代的漢文官印，里面就稱“大福大回鶻國”，證明其官方使用的名稱就是“回鶻”。在他們的本民族語言當中，回鶻文獻稱“十姓回鶻”，可能政權最初由十個較強大的部落構成。

東部天山地區或者說中亞東部的回鶻時代并非始于西州回鶻，而在漠北回鶻汗國時代就開始了。雖然回鶻人在唐朝及唐朝以前的活動，主要是在蒙古高原，回紇汗國和回鶻汗國都建立在蒙古高原地區，但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漠北回鶻汗國就已經占領了東部天山地區，所以漠北回鶻破滅之后，一部分部眾就遷徙到了這里并逐步建立新的政權。

到11世紀，西州回鶻政權已經形成比較穩定的統一政權，而此時中亞地區的政治形式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變化。960年， 20萬帳突厥語族部眾皈依伊斯蘭教，突厥穆斯林喀喇汗王朝在中亞崛起并跟東方的政權進行競爭。963年，天山南麓操東伊朗語的于闐與喀喇汗開戰。天山北麓西州回鶻又聯合于闐、沙州歸義軍對抗喀喇汗王朝。約1006年，喀喇汗王朝消滅于闐之后，在天山北道的攻勢也越來越順利，西州回鶻的統治疆域收縮，到11世紀中葉以后，疆域范圍基本上就限定在焉耆往東，其核心地區還是西州和北庭。

西州回鶻時期對東部天山地區有比較大的文化上的改造，真正實現了文明的整合。天山北麓在唐朝以前都是游牧民族統治的地區，唐王朝在統治東部天山地區時，進行了一些適合于農耕文明和內地軍隊生活的基礎設施建設，如設置州縣，建立北庭都護府和安西都護府駐軍，修建軍事城堡，屯田，開通官道，修建供使者和商旅休息的館驛，等等。當初游牧民族活躍的天山北麓，經過唐朝的改造，就出現了很多小型的城市，多數還是以軍事用途為主，但都適合于內地的農耕文明的人去那邊生活和駐扎。到了西州回鶻時代，回鶻人繼承了唐朝的軍事設施，并且把它們變成真正能夠生活的城市，天山北麓的文化面貌在這一時段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了規模較大的城市群。

唐朝時期還是各種文明、各種語言、各種族群混雜的地區，經過西州回鶻時代實現了區域文明整合，凝聚融合成新的文化族群——西州回鶻人。他們跟在蒙古高原時代純粹游牧回鶻人已經不太一樣，既融合了當地的原有的文化，也吸收了漢文化，吸收了很多定居文化因素，也保留了一定的游牧系統的游牧文化，形成獨特的文明。這個時代在中亞歷史上是比較重要的時代，東部天山地區既形成了統一的政治共同體，也形成了同一的族群文化，一改之前既有綠洲文明又有游牧文明，綠洲文明又各自不同的情況。西州回鶻王朝統治時期，東部天山地區實現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凝聚與統合，對于絲綢之路的東西交往非常有利。

方法論的延伸

關于西州回鶻研究，相關的考古發掘、歷史調查、地理調查很多都是19世紀中期以后西方學者或探險家做的，包括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等，還有日本，很多重要的資料都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這一方面的學術發展與前沿基本都在西方。羅新老師指出，付馬所做的研究較前人有所突破，對今天的中國學界來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追趕外國學者的問題，而是如何站在全新的起點，去思考前輩學者沒有想到或未能解決的問題。他的研究放在絲綢之路史這一大背景下，理論意義很強，絲綢之路主要過去的商路基本是在農業綠洲地區，但在今天的考古調查當中能看到從9世紀、10世紀開始，在游牧地帶，包括草原游牧地帶和高山游牧地帶，出現了許許多多以商業為中心的遺址，無論在中亞地區的考古工作中，還是在中國的考古學調查當中，都能找到這些例證。關于這個問題，過去無法合理解釋，為什么這些商隊要跑到這些地方，因為這些地方似乎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商業中心，商業中心應該在城市，就是綠洲地區。這個當然都跟7~9世紀開始，游牧政權崛起以后控制了商業有很大關系。商業是人類最本能的活動之一，如果在游牧地區，在高山地帶出現了這些商業中心，一定跟這些地方的財富積累超過那些綠洲地區有關系，而這些是如何發生的，與絲綢之路史研究、中亞史研究或者其他的專業領域，都可以結合起來，這樣就具有了非常宏觀和整體的意義。

昝濤老師也結合自己的研究經歷談了幾點體會，他認為中國學者立足于漢文文獻的同時應學習內陸亞洲歷史和中央歐亞歷史。對過去的多個學科，從19世紀以來西方包括日本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快速的吸收，這樣會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有新的認識。這就對學者的語言掌握提出了要求，語言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工具，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任何時候開始學習一門新語言都不晚。付馬關于西州回鶻的研究正說明在今天信息資訊特別發達的時代，中國的學者包括新一代學者需要博采眾長，利用好所有的工具性的東西或其他學科、前輩學者的成果，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應該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