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的弘農書院，農村婦女充當著主持和發展社區合作社的領袖角色。圖片來源：春雨合作社

伴隨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留在鄉村的老人、兒童，以及照顧他們的婦女群體成為我們通常而言的農村“留守人口”。他們被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程所忽略、拋棄，鮮有從中受益。但是，“留守人口”這一稱謂是否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和支持這一群體？我認為，作為留守人口群體的核心，留守婦女并不應僅僅被視為城鄉人口流動進程背景下被動的受害者，相反，我們應轉換角度，審視并改善她們的社會處境。

留守人口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水平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經濟增長、現代化和整體發展成績顯著。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被視為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落后群體，在政策引導下大量流動進城。隨著時代推移，這一觀念和實踐顯然被推崇至主流觀念，人們甚至理所當然地認為農民進城是農村人口流動的唯一方向和出路。但是，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引發了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和環境問題，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便是農村和農業人口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遭受遺棄。著名學者溫鐵軍將其歸納為“三農問題”，即農業生產力不斷下降、農民收入過低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薄弱。

具體而言，發展主義導向的現代化過程中，農村青年男性及其他勞動人口紛紛進城，進入工廠打工，或是在建筑和服務等行業務工，而其留守在農村和土地上的家人，即年邁的父母老人、年幼兒童子女以及承擔照料老弱的妻子——農村婦女。這些留守在鄉者，顯然無法獲得高薪就業機會，也難以從事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活動。這進一步致使留守群體收入受限，更阻礙了農村地區的長期繁榮和發展。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留守人口群體逐步得到個別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關注，被稱為“留守”人口，這一稱謂不僅因其留守在農村，更基于其被視為現代化進程和發展過程中的“留守”群體。

21世紀初期以來，這些“留守”人口的群體特質和所處困境逐漸成為不少學術研究的焦點，并由此推動了各類政策的出臺，以解決這一群體面臨的問題，以及留守現象下的“空心村”問題。這些政策和相應舉措對于解決農村“留守”人口及相應社會問題意義重大，為解決城鄉不平等和發展不均衡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提供了急需的公共資源。然而，我認為，關于留守人口問題的主流學術研究，及其對政策的影響是有限的，甚至適得其反。我們需要轉換視角，重構一套話語體系和分析框架。基于對剝削農村婦女行為的女權主義批判為切入點，我呼吁開展關于中國留守人口問題，尤其針對留守婦女問題的更為深入且批判性的性別研究。

農業女性化現象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伴隨男性為主的農民工大規模涌向城市，農村婦女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責任。這一現象并非中國獨有，相反，它是全球范圍的普遍現象，并被稱為“農業女性化”現象。然而，在中國，主張新自由主義發展話語和父權制假設（主要涉及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的權威觀點卻對女性勞動力在中國農業生產中日益提升的貢獻提出質疑。對于持這一觀點者而言，農村女性所從事的農業相關的工作常常是隱形的，付出是被忽視的，因為這些工作大多是農村家務勞動和其他無償、非現金和以家庭事務和家庭照料為基礎的工作。但是隨著相關研究增多，那些堅稱中國并不存在“農業女性化”現象的權威人士也不得不接受了中國同樣存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農業女性化現象的現實。因此，提高社會對“農業女性化”的主流認知成為了中國“留守婦女”研究一大重要貢獻。

然而，我們更應立足長遠并認識到，農村婦女并非僅僅是中國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的純粹被動受害者。所謂“留守人口”這個概念，以及學術研究長期以來執著于強調其生活的窘困和孤苦，實則強化其被“賦予”受害者的身份，促使社會忽視這一群體的成就，降低其行動的重要性，甚至抹殺其自我賦能的努力。這并不是說，是研究“留守”人口的學者及其研究促成了這一群體的痛苦和困境，更不是說開展相關研究的學者的初衷不善。而是說，除了僅僅為這種“留守”困境感到惋惜外，我們還應從根源上審視和改變我們長久以來用于解讀“留守”婦女問題的諸多慣有基本概念和術語。

我認為，在農村婦女的角色定義問題上，我們必須改變側重點，即從視其為“留守人口”轉變為“領導者”，即主要貢獻于對抗流離失所與社會歧視和邊緣化、保衛食品安全和糧食主權、保障農村衛生和促進鄉村振興和繁榮的“領導者”。正如聯合國食物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奧利弗·德·舒特所說：“賦予農村與家庭婦女權利、消除饑餓的最好方式就是幫助她們清除掌控自我人生的障礙”。但是，這基于社會認識并支持她們為掌控自己生活而做出的努力，并將她們視為當前一系列圍繞農業、糧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農村社會治理等社會生態活動的領導者和積極力量。

農業活動的女性領軍力量

在中國，針對食品安全危機而出現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實踐和回應為構建這個新框架體系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有機或綠色農業生產理念和實踐的廣泛擴張推動了中國“社區支持農業”（CSA）的發展，而這其中有不少杰出的女性項目領導者。其中比較知名的有分享收獲的掌柜石嫣，以及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召集人常天樂。她們都是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在中國有機和農業生態行動實踐中發揮著領導力量。當前中國最成功的生態農業合作社——蒲韓鄉村社區是由當地農村教師鄭冰發起和領導的，而她也被譽為中國的“農場教母”。并且，蒲韓合作社的運營幾乎大多由女性負責的。

此外，女性學者和農民群體之間的合作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中國科學院的宋一青教授就是一位與廣西農村合作社合作組織農民參與式育種行動的先鋒，而這個合作社主要也是由女性領導，核心成員幾乎全部為女性。同樣，中國農業大學的何慧麗教授也在建立中國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無公害”大米生產及相應城鄉互動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該項目之后，近年來她在其家鄉河南省豫西地區成立了弘農書院，進行食農教育，并為參與和組織相關活動的女性提供文化教育、農村醫療保障和農業培訓知識。

在為期四年的博士研究中，我選取了在宋教授和何教授參與式發展項目的兩個村莊，研究這兩個地區“自下而上”的食品安全行動及面臨的困境。通過實地調研和參與式觀察，我發現廣西參與式育種及產銷合作社的成功和成就，不僅源于宋教授的支持，更有賴于該村農村婦女領導人物陸榮艷的努力堅持，以及當地多名農村婦女的積極參與。河南的弘農書院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為這不僅體現在何教授的帶領和引導，更體現在通過書院活動及對外互動，促使當地年輕、害羞和被外界普遍認為僵化的農村婦女成為勇于發聲、充滿活力，主持社區合作社和當地合作聯社發展的領袖角色。

陸榮艷和與會者分享她的育種經驗。圖片來源：張麗

雖然上文列舉了不少女性領導力量的案例，但這并不代表中國所有的生態農業和糧食主權行動都是由女性建立和領導的。我也不認為這些行動都是完美的、成功的，更不是說中國所有此類行動都只能靠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完成。事實上，大多數中國社會生態食物生產是由數百萬農村婦女在數不清的田間地頭和自家庭院地塊里完成的。她們承擔著照顧家庭和田間勞作的“雙重負擔”，用一雙充滿慈愛的雙手為在城里的子女和親人獻出這些自然的饋贈。通過這種形式，她們肩負并領導起了保衛食品安全的“自下而上”的行動。

中國農村的這些諸多無名女英雄需要的遠不是簡單的同情，甚至偏見。她們維持有機、生態農業、培育替代食物體系和自我賦能的各種努力應該得到認可、鼓勵和支持。

超越“留守”概念

“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的概念顯然成為中國主流媒體報道的重要術語，并在學術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這種話語和社會觀念帶來的屈辱感和受害感易于掩蓋這個群體的真實狀況。因此，我們應嘗試摒棄這種描述性的研究范式，構建更有為成效的框架體系，認識到這些群體和個體，尤其是鄉村女性群體，在對抗城鄉不平等、推動社會與生態深刻變革方面的努力。農村婦女不是“留守”群體，她們應是中國迫切需要的農業生態轉型的領導者。

作者：張麗博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全球與國際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