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會說臟話？》是埃瑪·伯恩（Emma Byrne）的第一本書，之前看到有評論認為這本書不過是關于臟話研究的一堆文獻綜述——那對于像我們這樣的外行來說，還真是本帶感的研究綜述啊，從話題到文風都相當“讀者友好”。至于你正在看的這篇綜述之綜述，托作者的福，希望也不會太悶。

臟話脫口而出——信手拈來各式關于宗教、生殖、愚蠢、排泄物以及國籍背景的敏感詞匯，以求一針見血、振聾發聵。“爆粗口”是發狠，也是取樂；惹人討厭，也荒謬可笑；是口頭禪，也是無事生非。（杰弗里·休斯）

這段引文出現在全書的開頭，讀完書回過頭來看，會發現其對于臟話文化關鍵點的覆蓋著實全面。作者在書中曾多次表示，寫這樣一本書不是為了鼓勵說臟話，而是對罵臟話現象的探詢：人為什么罵，怎么罵，以及臟話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質。事實上，神經科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都已為此貢獻了大量有趣的研究成果。

《我們為什么會說臟話？》，[英]埃瑪·伯恩著，吉永劭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7月。

作者在翻閱了數百項相關研究后，得到了兩條學術上通用的臟話定義：第一，情緒激奮的情況下使用的詞語；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詞語。

第一條提示了臟話與情緒的關系，“它是人類情緒的壓力閥”，既可以“幻化為一道無形的劍氣去挫傷對方的銳氣”，也有利于減輕人的焦躁感，排遣負面情緒，書中甚至還有專章介紹疼痛與臟話的關系——實驗顯示，罵臟話可以減輕痛感，而且“語言上火力要夠大，止痛效果才會夠強”。研究者猜想，臟話之所以有助于忍耐痛覺，是因為它作了兩種情緒的引子，即恐懼和暴力沖動。

而臟話之所以有種種“情感上的震懾效果”則取決于第二條所提示的臟話的本質——禁忌。以英語臟話的“四巨頭”而言——宗教類、性交類、排泄物類和污蔑歧視類，情節或有輕重，但無不是語言的“犯忌”。因禁忌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因此，一方面，臟話在時間上會隨歷史發展和語言變遷而發展變遷，比如，在維多利亞女皇治下拘束極盛的時期，《牛津英語詞典》中連“褲子”（trousers）一詞都被歸入“不堪言”之列。而每當社會的價值觀發生變化，也總會有新的臟話尾隨而至。

另一方面，在地域上，臟話也有極大的在地性，“對比全世界7000余種語言中的咒罵習語，不論在類型、用法還是使用頻率上都存在廣泛的差異性”，例如，俄語的詞形變化繁復，往往能將個別臟字演繹得出神入化，而日本文化總體上缺少“排泄物禁忌”，因此諸如“微笑便便”一類的表情文字還能輕松走紅。同為英語世界，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愛爾蘭與美國、加拿大等地罵人的習俗也大相徑庭。

與此相關，還可引申到臟話與母語之間的關系。雖然，人的確是在用非母語說臟話時面臨較小的心理壓力，但另一方面，大家又普遍覺得，不管外語說得多流利，還是用母語罵臟話更帶勁兒，“臟話的無形氣劍要出鞘，既得靠語言上的流利，同時情感上也得通暢”，更不能猶疑于“到底罵得過粗還是不夠力度”。

至于，為什么要罵臟話，書中提到了包括排遣負面情緒、貶低他人以及強調正面感觸等方面，最后一條涉及的是臟話的修辭功能，即加強語氣，好比“非常”“真”這樣的修飾詞。而與這些顯性功能相比，更微妙的是臟話的社交功能。

書中用不小的篇幅討論了工作場所的臟話問題，“工作場合是否該容忍臟話，向來是爭論的焦點”，而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為首的學界研究卻揭示了一條別樣的規律：“在很多情況下，一個工作團隊能夠一同罵人，也就能夠并肩協作。”工作場合常見的玩笑話，被認為多用于拉近同事間的關系，或互相打氣。

這一點在對女性與臟話的課題研究中，同樣得到了印證。研究者發現：如果工作場合以臟話為常，那么女性自然會考慮到跟上男性的步伐，也學著罵臟話。受訪的女性們多說，她們講臟話多半是出于人際關系的考慮，比如幽默，比如交友。作者因此調侃說：“所以與其說臟話是粗魯的表現，不如說如今的臟話已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禮數。”

當然，問題的關鍵依然在于如何掌握好分寸，作者援引芭芭拉·普勒斯特（Barbara Plester）博士的研究成果說：“同事間的嬉笑怒罵，原來全都能歸結于關系。（滋人）用于揭示人之間的實際關系實在是太靈敏了——只要兩個人是過得去的朋友，那么在相互開玩笑時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有什么紅線不能碰，全部能夠心照不宣。”玩笑之中是否能留一點“余地”，也是很重要的。芭芭拉還注意到，“開人家的玩笑想要不冒犯到對方，要么不去碰敏感的話題，自我調侃一番再講別人，要么徹底出格，那樣也就沒有人當真了”。

這里涉及到講臟話真正“內涵”的層面了，對此，作者在另一章關于黑猩猩的臟話研究中的一段總結倒是很好的注腳：

不論黑猩猩還是人，要說臟話，必然就要洞悉他人的心理，并對思想存有成體系的理解，如此才能預判到語言的效力；情感上也必須活躍，沒有情緒的體驗，臟話也就無從出口；頭腦須要復雜到能夠熟知社會的禁忌，如果不能對區分不同行為有一些哪怕朦朧的概念，羞恥和禁忌也就無從談起，語言也就“臟”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