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11日，阿根廷總統大選初選結果出爐，引發本幣比索對美元日內跌幅一度超過30%的消息引發全球矚目。

回顧阿根廷自去年貨幣大貶值引發金融危機恐慌以來該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況的發展，以及更長歷史階段的發展，上海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琨認為，最新的這場金融動蕩并不出乎意料。他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這與阿根廷長期以來的不良經濟結構有關，“一國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價格，然而這些商品價格不為阿根廷政府所控制，更多的是受國際舞臺上各大政治力量角力結果的影響。”他展望說，“如果沒有在經濟結構上作出實質性改變的話，阿根廷只能維持一個區域性大國的地位。”

與經濟結構同樣重要的還有政治的穩定性問題，張琨認為，阿根廷政策的非延續性在一點點消磨民眾的信心。“雖然低收入人群不至于餓死，但是中產階級的總量在逐年減少。”他不無擔憂地說道。

馬克里的政策契合西方媒體的偏好

澎湃新聞：阿根廷大選初選是在11日結束的，12日阿根廷金融市場就立刻對此作出了負面反應，可以說初選結果似乎并不符合投資者的期待。您認為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的出現？

張琨：馬克里上臺執政的過去4年經濟情況都不太好，而且去年（2018年）比索大貶值，從那個時候開始阿根廷國內就已經開始預測大選走勢。幾家阿根廷媒體做的民調也顯示，馬克里可能會輸。當時就有觀點認為，假如馬克里不能扭轉阿根廷經濟的頹勢的話，之后的大選可能就會輸，只是沒想到這次投票結果會相差這么大。投票結果的數字差距，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這次出現的情況并不是“爆冷”。

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媒體對此次結果感到失望，他們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馬克里的政策基調是“新自由主義”，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媒體的偏好，所以他們在過往報道中就會突出馬克里的成功。

澎湃新聞：相比于馬克里，您認為由前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和其任內內閣首席部長阿爾韋托·費爾南德斯組成的“公民聯盟”的政策主張有何亮眼之處？抑或是本次初選結果僅僅是出于人們對于執政黨的不信任？

張琨：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馬克里這4年的表現和經濟走勢比較差，拉丁美洲的選民有一種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直持續到現在的看法，他們投票不是因為候選人有多么好，而是因為其競爭對手實在太爛了。

西班牙語有一個類似中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說法，很多時候學者也將這種選票稱為“報復性選票”，政府已經這么差了，會不會改變一下就更好呢？于是就全都投給了競爭對手。出于這種動機，很多選民其實自身也不了解“公民聯盟”費爾南德斯組合的政策主張。

說到主張，費爾南德斯組合采取的是“庇隆主義”（20世紀40年代阿根廷前總統胡安·多明戈·庇隆提出的“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的政策——編者注），即經濟上國家管控，干預市場，國內盡可能工業化，政治上和西方不會走得很近，出于維護自己民族工業的需要，他們可能會更強調與巴西的競爭關系。他們的競選口號也基本沒什么實質性的東西，比如“重新讓阿根廷人民高興起來”、“給阿根廷人民一個光明的未來”等，比較空洞。因為是老一套，一些選民也了解“庇隆主義”，整個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態也促使民眾對政策主張的細節沒這么關心。

長期受不良經濟結構所累

澎湃新聞：老一套的“庇隆主義”與現總統馬克里的主張主要區別在哪里呢？

張琨：“公民聯盟”和馬克里的政治構想是截然相反的。之所以說是老一套，是因為阿根廷的“庇隆主義”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芽算起，已經有了60年的歷史。“公民聯盟”的主張可以說和那些早期的庇隆主義一脈相承，小的政策細節上有些修補，但大體上來看我覺得不會有太大變化。

實際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阿根廷就一直是兩派政治主張在反復較勁。一派是“庇隆主義”，另一派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第一，匯率金融自由化，跟美國歐洲走得比較近。

阿根廷的政治生態就是這兩派政治主張來回掌權。如果老百姓短期內，比如4年、8年沒看到效果，就換一個。之后如果歷史重演了，那再換一個。長久下來就導致了兩派輪流“坐莊”的結果。

澎湃新聞：在阿根廷政壇的兩派輪流“坐莊”中，是否有一派執政比較長的時期，對阿根廷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較好的推動作用？

張琨：對于“庇隆主義”的話，有兩個執政時間較長的時期。胡安·庇隆做總統的兩個任期內，模仿了中國和蘇聯制定了類似的“五年計劃”，但后來也沒實施下去；第二個時期就是2000年至2015年克里斯蒂娜和內斯托爾·基什內爾的“夫妻檔”，他們所在的正義黨本身也是“庇隆主義”黨。

“庇隆主義”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的。“庇隆主義”更強調社會公平，能顯而易見地在短期內提高中下層人民生活水平。比如說克里斯蒂娜和基什內爾時期，政府給工人很多補貼，牛奶面包等生活必需品都限制在一個很低的價格，對于普通的老百姓來說沒有一種負擔。

馬克里上臺后，他認為這種方式拖累了國家發展，太多錢投入到了社會福利，于是就把限價政策取消了。限價政策取消后，阿根廷貧困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所以總體來看，“庇隆主義”在社會公正、外交多元化做得更好。不利的地方是太多的財政收入投入了社會福利，導致國家發展的后勁不足，過度強調公平也妨礙了競爭的自由化，市場的作用沒有得到重視。

而“新自由主義”盛行也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從阿根廷1976年政變后，歷經1983年重返民主，一直持續到90年代，當時也是冷戰狀態下“新自由主義”最旺盛的一段時期，但是大部分經濟學家對那段時期的評價都是“失去的十年”。雖然阿根廷在那段時期的紙面經濟增長率很高，但是高增長率沒有轉化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問題一直累積下來，直到20世紀末爆發了第一次較為嚴重的金融危機。

澎湃新聞：去年阿根廷經歷了一場嚴重的匯率危機，從現在回顧來看，導致這場匯率危機的原因有哪些？是因為土耳其里拉暴跌帶來的連鎖反應，抑或是阿根廷本國原因？

張琨：連鎖反應是一個方面，阿根廷長期以來的經濟結構是更重要的原因。

從20世紀初，阿根廷就是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它的主要國家收入來源依靠對外貿易。它出口的產品都是初級農產品，比如牛肉、大豆，發展到后來也有了小部分的能源，比如石油。這種大宗農產品很容易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影響，甚至一些發達國家有能力在短期內操縱國際市場大宗產品的價格。

上世紀50年代阿根廷開始實行“庇隆主義”后，阿根廷是有足夠的資金來維持社會福利政策的，但是當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時，阿根廷政府的狀況就顯得很窘迫，也因此總統被趕下了臺。

去年爆發的阿根廷比索貶值也是它長期以來的經濟結構所導致的。這個經濟結構不是很健康，因為一國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價格，然而這些商品價格不為阿根廷政府所控制，更多的是受國際舞臺上各大政治力量角力結果的影響，這些商品價格一旦下跌，國際市場自然會對阿根廷的信用和財政能力產生恐慌情緒，受此影響，阿根廷比索就會大規模貶值。

以國際投資者的眼光來看，阿根廷的經濟情況不樂觀。

澎湃新聞：您提到1930年至1970年阿根廷的GDP總量一直是位居世界前列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阿根廷1970年以后的逐漸衰落呢？

張琨：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不穩定。1945年至1955年的庇隆執政時期還不錯，庇隆下臺后，很短的時間內連續換了四五任總統。政治上的不穩定也導致了政策的非連續性，太多的政策還沒有發揮出效果就被迫放棄。

另一個原因和我們所稱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有關。在這波技術革命中，阿根廷沒有跟上世界的步伐。阿根廷本地的鋼鐵工業是不錯的，但是在以半導體、計算機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中，阿根廷沒有發展出屬于自己的這部分新興工業，這背后很大的一個原因是阿根廷的基礎教育發展不是很好。

“下限很高上限有限”的國家

澎湃新聞：說起拉丁美洲，阿根廷相比起鄰居巴西在國際舞臺上“上鏡”較少的國家，您認為阿根廷國內對于自己的拉丁美洲和國際舞臺的定位是怎樣的呢？

張琨：阿根廷當然希望發揮領導作用，客觀一點評價，阿根廷應該算是區域性大國，也加入到了G20集團。

在20世紀初，阿根廷確實是GDP總量排前10的國家。阿根廷的經濟繁榮一直持續到1970年。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雖然阿根廷想當拉丁美洲的領袖，阿根廷人的自我認同可能更傾向于自己是歐洲人，這跟阿根廷的移民有關。1880年至1920年，從歐洲到美洲的移民的第一大目的地是美國，第二大目的地就是阿根廷，阿根廷現在90%以上都是白人。

步入21世紀后，阿根廷這種（做領導）想法可能逐漸減弱，但是我接觸到的一大部分阿根廷人還是持有這種想法。

總而言之，現在的阿根廷政客可能抱有和巴西、墨西哥競爭的想法，但現實是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澎湃新聞：您在阿根廷做過多次實地調研，您如何看待阿根廷局勢的未來走向？

張琨：阿根廷是一個“下限很高、上限有限”的國家。

之所以是“下限很高”，是因為阿根廷幅員遼闊，人口有4400多萬，自然資源也很豐富。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即便阿根廷經歷了很多次的政治變動，民眾的生活必需品總是能得到保障的。

“上限”的話，我并不樂觀。如果沒有在經濟結構上作出實質性改變的話，阿根廷只能維持一個區域性大國的地位。政策的非延續性也在一點點消磨民眾的信心。雖然低收入人群不至于餓死，但是中產階級的總量在逐年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