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0日上午，《客家珍稀文書叢刊》（第一輯）新書發布會暨“契約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廣州珠島賓館舉行。此次會議由南方出版傳媒、廣東人民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聯合主辦，來自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芝加哥大學等18家海內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近百余人參加。

在發布會環節，廣東省出版集團總經理杜傳貴表示，廣東省出版集團、南方出版傳媒一直非常注重優秀文化遺產的搶救。從2016年開始，集團就在廣東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傳部的關心下，大力支持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團隊、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團隊共同組成的數十人的客家文書項目組。近三年來，項目組在贛閩粵三省客家地區奔走，耗費了巨大財力、物力，才得以將散落在民間的數萬件契約文書收集起來。今天，這批經過修復裝裱、歸戶整理、編纂成冊的契約文書，終于在國家出版基金資助下順利出版。

一、《叢刊》出版的價值與意義

《客家珍稀文書叢刊》（第一輯）首次系統收集整理了贛、閩、粵三省34個縣（市）、約2.3萬件契約、237冊賬簿，共3萬余頁。文書類型主要包括田地、房屋、山林的買賣、典當、租賃等契約，以及各種存票、清單、稅票、執照、官府布告、房屋產權、管業證書、銀行及糧食局憑票、選民證、誥命文書、中考捷報、捐官文書、休書、遺囑、過繼書、分家書、改嫁書、推單、禮單、賬簿等。其中，廣東（梅州）40戶，約5300件，賬簿31冊；江西省（贛南及廣昌）146戶，約1.17萬件，賬簿138冊；福建省（閩西、閩南、閩東）40戶，6000余件，賬簿48冊。《叢刊》的出版標志著客家地區文書整理與研究的重大突破。

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從三個方面肯定了《叢刊》出版的價值與意義：首先，他認為《叢刊》最大的特色是將這批文書放入客家的視野中來考察。在閩粵贛三省交界處，的確存在一個特殊的區域。在明代，它是南贛巡撫的轄地。在近代，它是中央蘇區所在地。現在，它又被稱為眾多學者稱為閩粵贛邊區。可以說，《叢刊》的出版對開展客家地區的社會經濟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次，《叢刊》開創性地提出了文書歸戶與歸群的新方法，為那些散亂文書的整理提供了新的規范和方向。最后，他提到，雖然現在各類民間文書的整理與出版出現了井噴式發展，但真正有深度的文獻研讀卻相對不足。《叢刊》的出版，不僅為我們培養下一代學術人才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為我們構建具有本土特色歷史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實際上，我們要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理論，需從中國國情出發。具體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包括《叢刊》在內的一系列民間文獻是重要的切入點、突破點。他最后總結道，在民間文獻大量發現、出版的今天，深入的研讀工作亟待跟進。

廈門大學國學院院長、歷史系教授陳支平認為，從20世紀30年代羅香林撰寫《客家研究導論》以來，客家學研究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但在《叢刊》出版之前，分布在廣東、福建、江西三省的客家研究者，都基本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叢刊》的出版，是客家研究從分散走向統一的重要標志。

在專家發言環節，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鄭振滿教授指出，民間文獻的整理涉及到相當多的地方性知識，存在相當多的困難。具體到《叢刊》，它的意義與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保存史料，讓下一代有機會再看到這些文書。二是拓展研究空間，民間文獻與日常社會生活緊密相關。從這套文書來看，它所揭示的客家生活環境，是非常獨特的，是典型山區型的經濟模式。這對推動客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支撐。

贛南師范大學客家研究院創院院長羅勇教授指出，《叢刊》的出版對客家文化界、學術界乃至客屬人群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過去幾十年來，客家研究總體水平仍處于低層次、非主流的邊緣狀態。雖然我們也曾經和勞格文進行合作，出版了《客家傳統社會叢書》（已出版18種）。但這套叢書以口述訪談為主，少有民間文獻資料的發掘，難以體現出客家的地域性、民間性。可以說，缺少大批量、成體系的史料支撐，是客家學研究難以持續推進、進而達到高水平的主要原因。在這個背景下，《叢刊》出版的意義不言自明。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李慶新研究員指出，《叢刊》的出版是客家學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近幾年，我們在做海洋史時，也發現很多客家文書。因此，客家研究的繼續推展，應關注到廣闊的客家地區，尤其是客家人在海外的問題。

二、客家文書編纂的過程與創新

本書主編之一曹樹基教授圍繞《叢刊》的編纂過程及學術上的重大突破做了主題演講。他一開始就指出，雖然客家文書的整理與研究看起來是一個新領域，但對他自己而言，實際上是建立在以往搜集與整理石倉、徽州、鄱陽湖區等民間文書基礎上的。在多年的工作積累中，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已經形成了一套專門整理民間文獻的工作手冊。

不過，他也指出，雖然已有多年的積累，但在整理的過程中仍存在相當多的挑戰。最大挑戰就是大部分的文書幾經流轉，歸戶性被破壞了，來源不清晰。與其他地區不同，贛、閩、粵三省客家地區的契約常常缺載地名，如縣、都、鄉、堡、村名；對于人名的記載，也常常省略姓氏。對研究者而言，不歸戶的契約文書基本上是沒有價值的。這樣一來，確認這些文書所在的省、縣、鎮、村以及歸戶，就成為編輯過程中的最大難題。為此，他開創性地提出了一套“采用地名與人名勾連，從手工勾連過渡到數據庫勾連”的方法。

具言之，《叢刊》將契約中的所有人名、地名、親屬關系、交易關系以及特殊用詞制成數據庫，通過編制程序，進行勾連，將其中有關的契約聯系在一起。然后，以歸戶或歸群為目標，依據以下五個具體原則——不同契中出現同一人或同一個先祖者；同字輩，至少要有兩個字輩相同，且時間相近；縣名、都名、村名及其他小地名相同或有關；契約書寫格式及特殊用語相同；紙色與摺痕相近或相同——進行細分。

據此，《叢刊》在廣東文書、江西文書、福建文書基礎上，將每戶文書依次分為契約、抄契簿、執照、賬簿、其他五個類別。每個類別按時間先后排列，時間缺失的排在同類別最后。每個類別按時間先后排列，時間缺失的排在同類別最后。同樣地，在商業文書板塊，《叢刊》分別收錄了贛、閩、粵三省各類商品交易票據、信貸票據及商業賬本。就全書而言，《叢刊》文書可分為土地買賣文書、賦役類文書、借貸類文書、租賃類文書、合同類文書、商業票據、分家單、借條與收據九個大類。其中，土地買賣文書可分為五種形態，即完整產權土地之斷買、完整產權之出典、不完整產權之轉讓、加找與回贖。合同類文書可分為六種形態，即和好與紛爭、婚姻與承嗣、財務安排、物業調換、請求與承允與其他。

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鐘永寧在發言中對《叢刊》的特色進行了如下概括：其一，數萬件文書全部來自民間私藏，屬首次披露，均歸戶到鎮、村，這對于推動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民俗學和客家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其二，編纂團隊為學界貢獻了人名、地名勾連和數據庫勾連的雙重整理歸戶手段；其三，主編曹樹基教授挑選出180種契約類型進行解讀，尚屬首創；其四，專門設置商業文書板塊，為傳統鄉村金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撐，拓展了商業史研究的領域；其五，這是一項搶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遺產的重大出版工程，它的出版標志著客家地區的古籍文獻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山大學（珠海）歷史學系主任吳滔教授圍繞民間文書的整理與研究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雖然《叢刊》所提出的歸戶、歸群的方法也許還待進一步討論，但這樣一套整理方式是有益的嘗試，是值得提倡的路徑。甚至可以說，這一整理方法，可作為之后民間文獻整理的范例。這套客家文書的出版，不僅對客家學研究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對區域史研究有巨大的意義。此外,他還提到，“歸戶（群）”的民間文書處理方式或許可以解決學界一直爭論的“皇權不下縣”問題。

復旦大學歷史系劉永華教授首先表示，雖然他本人并不專門做客家族群研究，但一直在客家地區（閩西四堡）做田野，與客家有著密切聯系。其次，他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與近年來民間文獻的海量發現、整理與出版趨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文獻的解讀與研究卻遠遠滯后。因此，如何加快民間文獻的利用，即如何在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實現研究轉型、實現與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對話，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最后，他表示，很期待下一代年輕學人們能在海量民間文獻的基礎上，推出像《蒙塔尤》這樣的傳世之作。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彭凱翔教授首先表示，歐洲經濟史料的優勢在于時間的連續性，而中國經濟史料的優勢在于廣泛的區域性、差異性。這種本土優勢或許會對社會科學研究產生巨大沖擊，進而更新社會科學理論。其次，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迎來了一個很好的時代。大量文書的涌向，如徽州、清水江、客家等，而在契約比較少的河南，也發現了相當多文書。同時，這也是一個挑戰，即怎樣跟進歷史學家的腳步，推進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

南昌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黃志繁教授認為，《叢刊》開創了文書整理的新范式。雖然之前的徽州文書很多，但由于種種原因，導致各類文書都很零散，難成體系。因此，《叢書》所提供的整理與研究范式，尤其是書中每一戶的摘要，可作為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經典教材。其次，《石倉契約》出版之后有大量研究的跟進，是我們值得注意的方向。這套歸戶或歸群的客家文書，加上族譜和田野調查，或許可以開辟客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最后，這套叢書有助于深化經濟史研究理論，可以幫我們重新認識傳統社會經濟史，即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色資本主義發展史。他期待以這套資料為基礎，涌現出更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浙江大學歷史系杜正貞教授指出，由于之前有過編纂大型文書的經歷，她深刻了解《叢刊》成書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困難。此次《叢刊》能夠順利整理出版，離不開廣東人民出版社肖風華社長和鐘永寧總編輯帶領的項目組，和以曹樹基教授團隊、陳支平教授團隊所開創的高效編纂機制。可以說，《叢刊》本身即可稱為出版社與高校合作的典范。其次，她表示，這套以客家族群為特征的《叢刊》的出版，可以促使學者在原有地權、交易習慣等問題上，提出一些新的議題。具言之，可通過各區域文書的比較研究，拓展區域史的議題；可通過數據化，打通各個文獻之間的關節。

總之，作為首次從民間系統搜集、整理編纂的清至民國時期贛閩粵客家珍稀契約文書，《叢刊》不僅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而且將有力地推動客家學研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發展，有助于本土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而《叢刊》整理本身所建立的“歸戶或歸群”范式，也為民間歷史文獻學的建立奠定了相當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