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陷落的《上海堡壘》

上周五，臺風肆虐的上海在大熒幕上迎來外星人入侵，成為人類最后的希望，好消息是，哪怕上海陸沉，靜安寺依舊安然無恙。

鹿晗、舒淇主演的《上海堡壘》在上映第三天票房艱難過億，影院排片腰斬式下滑，豆瓣評分跌至3.3，預測票房被貓眼電影從2.04億下調至1.38億。這部電影還催生出新的網絡流行語“太空堡壘”，意指“一個人太過于空閑窮極無聊，才去看《上海堡壘》的行為”。

“明明爆炸鏡頭都給到靜安寺了，靜安寺竟然就跟佛光普照一樣，連一點的損傷都沒有。你都拍上海災難片了不趁機……？”這點讓上海影評人“鐘螺”最不能忍受，毅然在豆瓣上給出了一星差評。

《上海堡壘》官微在8月10日發布微博稱“陸續收到觀眾反饋，稱出現了有償打低分的現象”，并表示“必將嚴肅處理”，但瓦楞紙般的堡壘顯然已攔不住來勢洶洶的差評，票房口碑雙崩基本已成事實。這部號稱投資過三億、耗時六年打造的“中國首部科幻戰爭電影”或成本年度虧得最慘的電影。

差評的矛頭集中指向主演鹿晗及其所代表的流量明星電影。“夏多先生”在豆瓣發表的影評，將《上海堡壘》稱作“某種意義上的劃時代電影”。在他看來：“過去幾年，由于流量明星的粉絲善于打榜做數據，營造出了一個虛假繁榮的人氣假象，甚至把制片方都給忽悠進去了，以為流量們具有強大的市場號召力。于是市場上涌現出許多以毫無表演經驗的小鮮肉擔當主角的各種神片，結果我們也都知道了，一部又一部一次次刷新評分下限和我們觀影體驗下限的爛片誕生了。”

而正是攻守易勢的轉折點，《上海堡壘》出世，“幾乎是小鮮肉電影類型片的背水一戰”，大制作和暑期檔，加上鋪天蓋地的宣發，占盡資源。豆瓣網友整理出映前吹捧《上海堡壘》的電影自媒體名單，“毒Sir電影”“虹膜”等十數家知名影評公號赫然在列，揭示出流量造勢產業鏈條的一角。與豆瓣和知乎等平臺的大量差評相映成趣的是，微博仍舊是明星粉絲的基本盤，通過刷熱搜和控評等手段，好評仍有一戰之力。在電影預售階段，部分有鹿晗出席的場次采取類似演唱會的“分區售票”的模式，刷出900多元的票價，引得有人調侃：“如果這部電影的制作能有粉絲們十分之一的努力，那肯定能成！”盡管鹿晗在微博有6000多萬賬面粉絲，然而擰干水分后，正如“史塔克sir”所說：“粉絲支撐起來的票房，遠遠彌補不了路人對其反感所帶來的口碑和票房影響。”

也有不少影評認為，并不能將所有的責任推給鹿晗的公眾形象和演技，漏洞百出的設定、邏輯缺失的劇情、雜糅濫用的類型片元素、混亂糟糕的服化道和美學風格，甚至導演本來擅長的言情也相當令人尷尬，這些才是《上海堡壘》失敗的內在原因。

今年年初，《流浪地球》開啟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創造了超過46億的票房，拔高了觀眾對于國產科幻電影的期待。珠玉在前，《上海堡壘》很難不被拿來比較，何況這部影片在宣發中也多有搭車之舉。然而，“科幻電影”的受眾與流量明星粉絲的重合度本就較低，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對立。當觀眾以“科幻”要求電影時，拍過《失戀33天》的導演滕華濤顯然難以交上一份及格的答卷，于是兩部投資額均為三億多元的科幻電影卻有著截然相反的命運。

正如《新京報》微信公號所言：“觀眾期待《上海堡壘》在《流浪地球》基礎上，邁出中國科幻片的另一大步。遺憾的是，它邁出的卻是倒退的一步。”評論認為，科幻電影要求以科學原理為邏輯基礎，面向未來，借助影視的表達手法，向人們描述了一種可能的世界圖景。而《上海堡壘》在關系到一部科幻片成敗的“自洽的、合乎科學的世界觀設定”方面付之闕如，而且將科幻片的視覺效果簡單處理為打斗的堆砌。盡管特效是《上海堡壘》還算差強人意的部分，但因為缺乏邏輯，許多特效和打斗毫無意義，最后反倒稀釋了觀眾的興奮感，等到決戰及上海陸沉時，觀眾都審美疲乏了。

面對“《流浪地球》打開了中國科幻的一扇門，《上海堡壘》又給關上了”的批評，網名“黃油小熊”的滕華濤在11日發布了道歉微博：“這不僅僅是對電影不滿意，也是對中國科幻電影的期待落空了，作為導演，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真的很抱歉，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想要去關上這扇閃著光的門。”

盡管《流浪地球》點燃了觀眾對國產科幻電影的熱情，然而《上海堡壘》讓我們看到國產科幻電影的前景并不樂觀。“今天肥宅了嗎”的影評認為：“《上海堡壘》失敗的根源在于它擁有一個失控的劇本。”電影劇本創作是一個兼具工業和藝術創作的環節。它既是電影工業重要的一環，也是具有主觀性的藝術創作。很遺憾的是，我國的電影產業并沒能培養足夠多的優秀的科幻劇本寫作人才。長期缺少科幻電影的制作使優秀的科幻編劇近乎為零。所以可以預見，后邊還會有更多的國產“科幻片”重蹈這個覆轍，在短期內我們還是有機會在電影院看到更多的、及格線下的“科幻作品”。

【國際】托妮·莫里森逝世：偉大作家于我們時代的意義

當地時間2019年8月5日晚，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在紐約病逝。1931年出生的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一直到將近40歲的時候才終于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天分”，她在1970年出版了《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這部作家莫里森的初出茅廬之作，直到被紐約城市大學列入黑人研究書單之后才開始暢銷，并吸引了著名文學編輯戈特利布的注意，后者在隨后和莫里森展開了長期合作，幫助出版了莫里森的絕大多數作品。

在《最藍的眼睛》之前，莫里森的身份還有很多。她出生于俄亥俄州洛蘭（Lorain, Ohio）的一個工薪家庭，排行老二，父母都是來自于美國南方的黑人工人。在她兩歲的時候，她的房東在他們一家人都在房間里的時候縱火點燃了其一家居住的房子，企圖趕走無法再負擔房租的這一家子。面對房東此舉，莫里森一家沒有報以怨懟，也沒有陷入絕望，而是通過開房東玩笑來應對。后來莫里森表示，家人的正直和慷慨，對她的人生有著深遠的影響。莫里森后來在霍華德大學接受教育，但在學校所在的華盛頓特區，她感受到了種族隔離政策帶來的侮辱；研究生階段莫里森到康奈爾大學攻讀文學碩士，研究對象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和福克納。她隨后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先后在德州南方大學、霍華德大學教授英文，1958年與牙買加建筑師哈羅德·莫里森的婚姻讓她成為了兩個孩子的母親，但在1964年婚姻宣告破裂之后，莫里森成為了一名單親媽媽，養育兩個孩子讓她養成了在黎明之前寫作的習慣。此后莫里森還曾在紐約州立大學、羅格斯大學等院校任教。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開始成為蘭登書屋的編輯，致力于譯介包括索因卡、阿契貝等偉大的非洲作家的著作，還發掘了一些美國非裔作家。

如同她在接受《巴黎評論》的訪談時所說的，莫里森一開始并未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寫作者，而是視自己為讀者，正是讀者身份讓她在教授英語文學和擔任文學編輯期間積攢了大量的閱讀儲備。作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她在日后的寫作中既關注黑人群體遭遇的不公，讓文字和故事充滿現實感，同時又對文學史上的經典篇章和寫作手法信手拈來，使得筆下的小說充滿文學性和飽受贊揚的“詩意”（poetic）。在《最藍的眼睛》之后，她的小說《秀拉》（Sula）和《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開始為她贏得全國性的聲譽：《秀拉》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而《所羅門之歌》則榮獲全國圖書評論界獎。也是在《所羅門之歌》之后，習慣了在黎明之前用鉛筆在紙上寫作的托妮·莫里森，終于意識到寫作將會是她人生的“核心”工作。

知識分子、編輯、單身母親、黑人的身份加成，莫里森開始發揮她身為作家的專長，揮筆寫下不少社會評論文章。在文學創作方面，她的《寵兒》（Beloved）和《爵士樂》（Jazz）隨之出版，尤其前者堪稱是莫里森最為重要的作品。這部獻給六十萬乃至更多的黑人奴隸的作品，描繪了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黑人女性的悲慘經歷，并最終為她贏得了普利策獎。1988年莫里森成為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而在五年后，她由于其豐富的想象力和詩意的表達，成為了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性。不過這一榮譽對于莫里森來說并不是什么功成名就之后納入囊中的“終身成就”表彰，而只是她晚熟的作家生涯中的一個事件。在獲獎后10年，她的作品《愛》（Love）又再度引發熱議。而她的出身、身份，更為重要的是她的責任感，又讓她持續對美國社會出現的種族矛盾作出評論，而如今看來，她在作品中和評論文章中寫下的警醒，更像是對當前身份政治日益疲乏、政治正確大行其道的社會的預言。

在剛剛過去的8月5日，托妮·莫里森逝世的消息讓許多她的讀者感到遺憾乃至心碎。莫里森對黑人族裔的自我身份認同問題的探討，啟迪了美國乃至世界多地讀者。在《大西洋月刊》上，主持人麗貝卡·卡羅爾（Rebecca Carroll）講述了幾乎與她相伴一生的佩克拉（Pecola），這個來自《最藍的眼睛》里的人物，一直夢寐以求的是一雙如白人般漂亮的藍色眼睛。卡羅爾雖是非裔美國人，但卻在白人養父母的撫養下成長，但在成長過程中依然少不了面對“白人凝視”時的自我懷疑，而正是莫里森的小說讓她懂得如何面對白人凝視，成為一個充滿可能性的自己。《國家》雜志（The Nation）刊文表示，托妮·莫里森和她作品造就了一個美國文化中的“新宇宙”，她小說語言的感染力，以及她作為寫作者的謙卑姿態，注定將持續吸引更多的讀者。

“慷慨”這個詞語，也在BuzzFeed新聞刊載的紀念托妮·莫里森的文章中出現，因為她無論是作為編輯還是寫作者，都在極力地為更多像她一樣的黑人作家拓寬前行的道路，而這一舉動無疑是在豐富美國文學乃至當代世界文學的光譜，也讓讀者有福得以閱讀更多風格的文字。《紐約時報》一篇紀念文章則嘗試梳理托妮·莫里森的“文學遺產”：莫里森讓更多地美國人意識到，自如地書寫黑人的故事并不是什么獵奇的舉動；不同族裔的故事被加以書寫和傳播，也讓傳統白人凝視式的寫作不再壟斷當時的美國文壇；更為重要的是，莫里森的確有著高超的寫作技巧，她書寫黑人，但她并不一廂情愿地抒發某種情緒，她對待文字嚴肅冷靜，但筆觸卻像諾獎頒獎詞所說的那樣充滿詩意。

莫里森曾經供稿的《紐約客》也刊載了相當數量的紀念文章，這些文章也出于各自的立場和目的，具備更充分的現實指向，也讓讀者進一步思考莫里森對于我們所處時代的意義。其中一篇提到了莫里森提供的“真相”，即她在多年以前就在小說中書寫下了當前時代，人們所經歷到的種種瘋狂。另一位撰稿人Doreen St. Félix提到了莫里森及其作品的另一重大意義，在于讓美國的年輕人們意識到，他們的母親在過往為何無法言說，并替她們把原本說不出的話都給表達了出來，而這種指涉也讓如今的人們讀起莫里森時，會感受到某種史詩感。《紐約客》主編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則援引莫里森對于美國本土的偏見文化、種族主義和語言暴力的抨擊，將矛頭對準了在兩起嚴重的槍擊案發生后依然試圖敷衍了事的總統特朗普。

在大洋彼岸，英國的《衛報》也刊發了相當多與莫里森相關的評論文章。布克獎提名作家Chigozie Obioma稱莫里森是“美國最偉大的作家”，許多她的讀者都從其作品中受益良多，表示她對黑人群體的書寫之深刻，足以在身份政治當道的當下敦促人們反思種族議題。事實上在中國國內對莫里森的譯介之中，也有論者將莫里森對黑人群體的描述，稱之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且不論這一說法是否精準，但莫里森之于非裔美國民眾，甚至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黑人讀者而言，她的地位就像魯迅之于中國人一般——當然，也有美國讀者驕傲地將莫里森稱為“我們的莎士比亞”。美籍日裔文學評論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也和莫里森多有往來，她發表在《衛報》的文章提到，莫里森對歷史的描摹和想象，以及對語言的精妙把握，注定會讓她成為其所處時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而在種族議題又在世界各地被反復操作、右翼民粹主義不斷抬頭的當下，莫里森的意義可能要比不少讀者論者想象的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