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沈本漢，作家、教育家，曾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副院長長達30年。他從1984年起便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他是“中國女婿”，并于2003年榮獲“上海白玉蘭獎”。本書假設人類存在共同的、積極向上的特性，從而得出結論： 人類能夠相互理解，因此沒有必要區(qū)分本國人和外國人。我們同根同源，本是兄弟姐妹，而問題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這一點。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仍然被困于知識假象的迷霧之中。作者希望可以幫助富有好奇心的世界公民加深對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的了解。在本書中，作者試圖通過對生活在21個國家和地區(qū)、講13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信仰至少6個宗教（以及無宗教信仰者）、來自不同種族、從事21種不同職業(yè)的21個人的生活、心路歷程及價值觀的敘述，闡明（而不一定是證明或證實）這個假設。

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都充斥著無知、恐懼和暴力。在“時間的緯度”（latitude of time）這個概念出現(xiàn)并為人們接受之前，人們無法真正與陌生人和平地建立聯(lián)系并理解他們。當然，16世紀中后期，在如今的比利時工作的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并沒有用“時間的緯度”一詞。直到1983年，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在其著作《發(fā)現(xiàn)者》（The Discoverers）中才首次使用。然而，發(fā)明地圖投影法的墨卡托是最先設想所有地方的人都有著類似的歷史，并且每一族群的發(fā)展都被繪制在一個通用的范式之中的人之一。這當然不是依據(jù)語言，因為不同族群都發(fā)明了自己的語言，而是依據(jù)人類的思想活動、其本身的認知進程以及在向現(xiàn)代化前進中所取得的進步。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認為這一觀點在人類近代歷史上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他認為20世紀最值得紀念的進步或許就是“人類終于開始相互認真對待”。

于我而言，這的確是人類歷史最真實迷人的一面。我們以文字為例：　雖然5000年前，人類文明之間并無聯(lián)系，但我們現(xiàn)在了解到廣泛分布的不同文明幾乎在相同的時間有了文字記錄。或許蘇美爾人是最先在泥板上記錄數(shù)字、文字、思想以及情感的。然而，埃及人、中國人以及中美洲人在差不多1000年之后，也分別創(chuàng)造了各自的記錄方式。而1000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瞬間。

為什么對于“時間的緯度”的理解可以讓人們和平地交往？答案就在人類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之中。從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直到所有人理解并接受“人類在某種程度上處于同一發(fā)展階段”的事實時，來自不同文明的人們才會坐在一起并視其他人為同類。當這種認知的平等被接受時，人們就有可能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相互理解、彼此同情并產(chǎn)生憐憫。

正如許多智力上的飛躍一樣，“時間的緯度”這一概念同樣需要時間才能被接受。一些有遠見的人，聰穎無畏，敢于挑戰(zhàn)妨礙人類進步千年之久的“知識的假象”。在他們的幫助下，“時間的緯度”的普及緩慢地進行著。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是美國一位職業(yè)鐵路律師, 同時也是業(yè)余的社會理論學家，他活躍于19世紀中后期。摩爾根是人類學研究的拓荒者，研究了美國土著部落“易洛魁人”（Iroquois）的親屬關系結構。后來，他在監(jiān)管調查的美國駐外事務處的協(xié)助下，對世界范圍內(nèi)的親屬關系進行了研究。根據(jù)收集到的大量數(shù)據(jù)，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全人類的親屬關系都無非是類別式和說明式這兩種親屬結構中的一種，從而證明了我們都是智人種的后代。布爾斯廷認為，摩爾根的貢獻在于他發(fā)現(xiàn)了“原始人類是研究所有人類歷史的線索，而并不是罪惡的殘留和墮落的象征”。

因此，盡管人類存在諸多差異，不同文明的語言、文化和其他文明屬性也大相徑庭，但先概念化“時間的緯度”，再接受其正確性是幫助人類互相接納對方的第一步。

雖然這個“和解進程”勢不可當，但其緩慢程度讓人無法忍受。與“時間的緯度”一樣，這個進程幫助人們相互了解并開始接受簡單、普遍的人性。這種人性比各種文明、宗教、容貌、年齡、性別、好惡及其他差異更為重要，而后者正是人類歷史中存在如此之多暴行與苦難的原因。

21世紀的今天，雖然無知、恐懼和暴力在歷史上處于較低的水平，但它們?nèi)匀焕_著人類。2014年，聯(lián)合國難民署的一位高級官員在其題為《全球趨勢——流離失所》的年度報告中，憂心忡忡地指出： 截至2014年底，由于迫害、沖突、普遍的暴力或人權侵犯，全球有595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能做些什么？又將身往何處？我們該如何調和這些差異？又該如何創(chuàng)造一個文明沖突不斷減少的世界？我們該如何更好地讓政治、社會、經(jīng)濟和環(huán)境保護同步發(fā)展？這是我將要討論的問題，也將從中形成本書的假設，即今天有些人來自不同的文明、種族，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講著不同的語言，對人生有著不同的追求，但他們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某些特質，在我看來，不僅值得贊揚，而且會在人類邁向更加和平、公正、繁榮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世界這一漫長旅程中發(fā)揮作用。鑒于人類目前面對著諸多問題，我們確實需要采取下一步措施。

換個角度講，本書假設人類存在共同的、積極向上的特性，從而得出結論： 人類能夠相互理解，因此沒有必要區(qū)分本國人和外國人。我們同根同源，本是兄弟姐妹，而問題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這一點。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仍然被困于知識假象的迷霧之中。我希望可以幫助富有好奇心的世界公民加深對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的了解。在本書中，我試圖通過對生活在21個國家和地區(qū)、講13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信仰至少6個宗教（以及無宗教信仰者）、來自不同種族、從事21種不同職業(yè)的21個人的生活、心路歷程及價值觀的敘述，闡明（而不一定是證明或證實）這個假設。這21個人從表面上看完全不同，但他們擁有一些共同特質。這些特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他們代表著一個好的起點——每個人都能在其他人身上找到共通之處。他們的特質一旦被更多的人清晰地表達和廣泛地傳播，就會使我們走向更加和平、繁榮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未來。

本書將通過對這21個人的出生背景、文明歷史、成長環(huán)境、心路歷程以及價值觀的分析，挖掘他們?nèi)绾稳〉媒裉斓某晒ΑＫ麄兊娜松壽E豐富多彩，他們近乎完美的價值觀讓我樂觀地認為，一旦我們在克服傳統(tǒng)僵化的知識假象方面取得長足的進展，我們就可以健康、幸福、和諧地生活。

雖然我的主人公們很多是領導者，但這并不是一本關于領導者或領導力的書，因為還有一些人是創(chuàng)始人、助推者、促成者、影響者或者引燃者。本書敘述了這21位主人公的共同特質，而他們是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擔任國際事務副院長的30年中遇到的最讓我欽佩的人。

從本書的書名可以看出，我深信“外國人”這一概念是過時的，是具有破壞性的。于我而言，我在旅行的過程中從未感到自己是“老外”，因為我把每一個我旅居過的國家都當作自己的國家。還有一些人（包括我的主人公們）和我持同樣的態(tài)度，我將在本書中多次引用他們的觀點。

我究竟是怎樣選出書中人物的呢？這并沒有一個科學的篩選過程。我只是簡單地把認識的人中我最喜歡和最敬佩的那些列了清單，并沒有特定目標和人數(shù)限制，而單純基于他們的個人品質。用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話來說，就是： 一旦一個人博得了我們的好感并贏得了我們的尊重，那么無論是感情的束縛還是天性的束縛都會消失，我們開始愛上這個人，并立刻表達我們的喜愛和尊重。

我將我的朋友們分成六類，并將在第2部分具體介紹。

第一類是“致力于公共服務”，包括以下三位：

1.　路易斯·費爾南多·安德雷德·莫雷諾（Luis Fernando Andrade Moreno）： 來自哥倫比亞。路易斯曾在紐約、圣保羅和波哥大的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供職25年，現(xiàn)任哥倫比亞國家基礎設施局局長。路易斯為方便人們生活鋪設了多條道路。

2.　 布迪約諾（Boediono）： 來自印度尼西亞。布迪約諾于2009—2014年擔任印度尼西亞副總統(tǒng)。曾任印尼央行行長，對印尼銀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行動果斷，措施有力，被譽為印尼“最理想的央行行長”。

3.　孫占托（Chanthol Sun）： 來自柬埔寨。孫占托是柬埔寨國務大臣，兼任柬埔寨發(fā)展理事會副主席。無論是講高棉語、法語還是英語，孫占托從來不說泄氣話。

第二類是“富有同情心的資本家”，包括以下四位：

1.　唐·海因斯（Dawn Hines）： 來自美國。唐是一位在西非從事投資發(fā)展業(yè)務的企業(yè)家，尤其看重在塞內(nèi)加爾的投資。她來自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在別人看來是絕望和混亂的事情，在唐看來卻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機會。

2.　埃里克·卡庫（Eric Kacou）： 來自科特迪瓦。埃里克是有關“金字塔底層”（BOP）和沖突后經(jīng)濟重建問題的顧問。雖然他出生在科特迪瓦東部的一個小山村，但他如今是地球公民。埃里克致力于用自己的專業(yè)技能打破知識的假象。

3.　羅莎娜·拉莫斯·維麗塔（Rosanna Ramos Velita）： 來自秘魯。羅莎娜是一位企業(yè)家，她飽含激情地為那些被邊緣化和被忽視的行業(yè)提供經(jīng)濟援助。她在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畔的小鎮(zhèn)上經(jīng)營著一家小型商業(yè)銀行。一路走來，滿是艱辛。

4.　德文·夏納茲（Durreen Shahnaz）： 來自孟加拉國。德文是影響力投資證券交易所（Impact Investment Exchange, IIX）的創(chuàng)始人兼首席執(zhí)行官。這是世界上第一家影響力投資證券交易所，總部設在新加坡。德文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遭受過惡劣的性別歧視，但她戰(zhàn)勝各種各樣的困難，成為挑戰(zhàn)全世界的、富有同情心的資本家。

第三類是“財富的監(jiān)管者而非擁有者”，包括以下三位：

1.　喬治·博恩（Jorge Born）： 來自阿根廷。喬治是來自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衛(wèi)普的家族企業(yè)（邦吉公司，Bunge）的第五代領導人。自19世紀末起該家族便遷移至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他深知作為監(jiān)管者的職責。

2.　希夫·坎姆卡（Shiv Khemka）： 來自印度。希夫是活躍于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尼日利亞和印度的主要投資公司太陽集團（Sun Group）的第四代領導人和個人基金股票經(jīng)理。他是全球教育&領導力基金會（The Global Education & Leadership Foundation)的發(fā)起人。

3.　雅各布·瓦倫堡（Jacob Wallenberg）： 來自瑞典。瓦倫堡家族被稱為“瑞典的無冕之王”，控制了瑞典經(jīng)濟的半壁江山。雅各布是瑞典銀瑞達集團（Investor AB）的董事長。銀瑞達集團是一家公開貿(mào)易控股的公司，其主要股東是納特及愛麗絲·瓦倫堡基金會（Knut and Alice Wallenberg Foundation），總部設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雅各布一生都在詮釋他只是財富的監(jiān)管者而非擁有者。

第四類是“長久留存的回聲”，包括以下四位：

1.　安東尼·漢密爾頓·拉塞爾（Anthony Hamilton Russell）： 來自南非。安東尼是位于南非赫曼努斯（Hermanus）的漢密爾頓酒莊的所有者。安東尼一路走來，同樣滿是艱辛。

2.　村津敬介（Keisuke Muratsu）： 來自日本。村津敬介是位于大阪的某玻璃針管制造企業(yè)的第二代業(yè)主。他也是傳統(tǒng)藝術的繼承者，還是業(yè)余高爾夫球發(fā)燒友。村津敬介對于“讓每個人變得更好”有著更高的標準和期望。

3.　阿蘭查·奧喬亞（Arantxa Ochoa）： 來自西班牙。阿蘭查是賓夕法尼亞芭蕾舞學校的理事，2012年退休前是賓夕法尼亞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者。她來自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西班牙中部城市），現(xiàn)居美國費城。阿蘭查的腳上布滿老繭，卻彰顯著西班牙的“靈魂”。

4.　鄭家勤（Charles Tseng）： 來自新加坡。他是林則徐的后裔。眾所周知，林則徐虎門銷煙，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鄭家勤現(xiàn)任光輝國際（Korn/Ferry International）亞太區(qū)總裁，信奉儒家思想。

第五類是“打破傳統(tǒng)”，包括以下四位：

1.　拉米婭·布塔勒布（Lamia Boutaleb）： 來自摩洛哥。拉米婭是位于卡薩布蘭卡的投資銀行集團——資產(chǎn)信托公司（Capital Trust）的執(zhí)行總裁。她沖破了對女性的種種限制。

2.　辜成允（Leslie C. Koo）： 來自中國臺灣。他是家族企業(yè)的領導者，擔任臺灣水泥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他的事跡在臺灣無人不知。

3.　瓦西里·瓦西利耶維奇·西多羅夫（Vassily Vassilievich Sidorov）： 來自俄羅斯。瓦西里是商人和公務員，但他更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任何事情都有長遠的眼光，從病人的保險到俄羅斯的政治。

4.　俞敏洪： 來自中國。他出身貧寒，歷經(jīng)三次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可他并不甘心在體制內(nèi)安穩(wěn)度日，白手起家搞起了創(chuàng)業(yè)。他所建立的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幫助無數(shù)學生圓了出國夢。他助跑青年創(chuàng)業(yè)、解囊相贈、鼎力支持教育的發(fā)展。

第六類是“熱情洋溢的幸存者”，包括以下三位：

1.　法迪·阿爾比德（Fadi Arbid）： 來自黎巴嫩。他是沙特阿拉伯一家私人募股公司（Amwal AlKhaleej）的總裁兼首席執(zhí)行官。他從硝煙中走來，擁有寬廣的胸襟和充實的生活。

2.　羅伯托·卡內(nèi)薩（Roberto Canessa）： 來自烏拉圭。羅伯托是震驚世界的1972年安第斯山空難的幸存者，創(chuàng)造了生存奇跡。他還是兒科心臟病學專家。

3.　金柱津（James Joo-Jin Kim）： 來自韓國。他是半導體封裝和測試業(yè)務全球領導企業(yè)安靠公司（Amkor Technology）的創(chuàng)始人。童年時代歷盡苦難。

當我確定了這份名單（這花了我一段時間，因為我在生活中認識了很多人，需要從13000多張名片中仔細挑選），我問自己： 為什么我對這21個人有如此強烈的感情？為什么呢？為什么我要選擇他們？

最初我對自己的選擇感到驚訝。我從表面上看不出他們有絲毫共同點。是什么使他們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群體？我開始向我的每一位主人公提問。

最終我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即我發(fā)現(xiàn)這些個體的內(nèi)在自我竟如此相似。但對于不留意觀察的人來說，這些相似之處很少能看得出來。與表面上的情況相反，我認為這些個體有著深刻的共同點，不僅令人欽佩，而且?guī)в幸恍┕餐刭|，這些特質將使人類在21世紀得以繁榮昌盛，并有助于還世界一個更加穩(wěn)定和富有同情心的生存環(huán)境。

我對每一位主人公進行了詳細的采訪，有時還與他們的朋友和家人面談或打電話交流，以驗證我的觀察結果并確認結論。我發(fā)現(xiàn)，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是英雄，這并不是說他們?yōu)榱藸I救倒下的戰(zhàn)友而冒著槍林彈雨沖向山頂，而是指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一書的結尾處所描寫的那樣，那些“……能夠抵制邪惡、不屈服于誘惑、超越平庸的人，以及在其他人無動于衷時響應號召付諸行動和提供服務的人”。根據(jù)津巴多對這個概念的定義，本書中每一位主人公的簡介都將是一個英雄故事。

部分主人公創(chuàng)建了網(wǎng)站，成為商學院案例研究的對象，或寫過書、發(fā)表過演講。我查閱了所有能找到的材料。在我采訪過這些主人公并讀了他們的公開記錄之后，這種共性對我來說越來越明顯，私人訪談和進一步的研究也反復證實了這一點。

采訪地點很好地說明了我的采訪具有全球性和巡游性。到我完成采訪時，我已經(jīng)意識到了一個復雜的價值體系的出現(xiàn)，其一旦普及便將造福全人類。

這一價值體系并不是我所創(chuàng)建的，而是在這21個人身上自然發(fā)生的現(xiàn)象，我只是洗耳恭聽罷了。

我希望能夠避免用先入為主的觀念誤導讀者，而是讓讀者通過閱讀這些自然展開且不加任何提示的故事自己去思考、去發(fā)現(xiàn)。你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但我相信你得出的結論會和我所預言的一樣。

我也希望能夠追隨我兒時的偶像美國前總統(tǒng)約翰·F.肯尼迪的腳步。他在《勇氣檔案》（Profiles in Courage）一書中通過對八位主人公的敘述來表達他的抱負。他并沒有對這些主人公的傳記加以粉飾，而是“……試圖陳述他們的生活——他們?yōu)橹畹睦硐牒蜑橹畩^斗的原則，他們的美德和罪惡，他們的夢想和幻滅，他們贏得的贊美和遭到的詆毀……”因此，你將在第2部分讀到我的主人公間或出現(xiàn)的缺點和不止一處的弱點。

在本書中，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領導者、改革家和革命者”都有相同程度的共同特質，但最終這些無關緊要。我的主人公們的不同人生軌跡賦予了他們相同的智慧，如生命的豐富性、克服壓力的能力以及堅定不移的道德操守。

通過這些主人公們的視角和人生，我希望和讀者們分享我從這些圓滿的人生中所學到的東西。我希望可以踐行他們的生活。無論他們被稱為主人公、英雄還是真理的掌握者，他們所有人都激勵了我，也必將給你以啟迪。

下面對本書的方法論作最終說明。我的兄弟和朋友邢吉天（Jitendra Singh）是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的院長。他讀完本書的初稿后指出一個我忽視了的有趣缺漏。他認為把我所總結的共同特質歸為21位主人公成功的原因，這一點需斟酌。他提醒我，這樣的斷言很難證實，而如果我要證實這一點就需要另寫一本書來證實沒有這些特質的人都沒有成功（需要研究另一組沒有這些特質的人）。

另一位好朋友是我在沃頓商學院的同事張忠（John Zhang）教授。他在讀完俞敏洪那部分的初稿時也說了同樣的話：　如果要證實這種因果關系，那么僅以“阿里阿德涅的線索”證明這些主人公們的成功是不夠的。

因此，我要感謝邢吉天和張忠對我的提醒。我并不是在做社會科學的研究，我的樣本很小，沒有采用科學調查方法，而是博采軼事。最為重要的是，我并不會確定地說我找到了實現(xiàn)什么的道路，我所做的僅僅就是描述所有我渴望成為的人。

我們會一起度過一段令人興奮的旅程。先來看一下我為何將這些共同特質稱為“阿里阿德涅的線索”以及對它們的逐條分析。

本文摘自《世界無界：我的來自21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朋友》，【美】沈本漢著，陳迪譯，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