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網上討論得熱火朝天時，留學生們多數并不知情，更談不上參與。互相不熟悉、不溝通、不理解恰恰使留學生與中國同學，乃至中國社會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

在“留學生”標簽背后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群體。2018年共有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的近50萬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全國31個省（區、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學習。

我們真的理解來華留學生這個群體嗎？我們在討論留學生時，我們到底在討論誰？

2018年9月25日，青島西海岸新區，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國際教育學院，中外大學生在各國展牌前拍照留影。視覺中國 資料圖

他們是誰

我從今年初開始對上海和周邊城市的留學生進行調研，試圖通過與他們接觸和進行深入的訪談，了解個人背后的故事，探討他們的過去和未來。很快我就被這個群體的多樣化吸引：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成長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社會階層，帶著不同的希冀和壓力。

他們是“留學生”的同時，有的人也是妻子(丈夫)、母親（父親）；或是從業多年后辭職的白領，也可能是被迫逃離祖國戰火的年輕學生。他們有的中文流利、左右逢源，開拓出更廣闊的機會；有的猶如孤島中的困獸,學業社交兩難。

他們有什么樣的過去？為什么來到中國？來華留學對于他們的職業發展有何意義？我越來越深地感覺到，沒有哪位留學生的故事是“典型”的案例。即使是同一個國家的留學生，也可能對在華留學生涯產生不同的態度。

2017年3月5日，湖北省襄陽市，一群來自巴基斯坦、加拿大、蘇丹等地的湖北文理學院留學生在襄陽古城墻下嗨歌，開展文化交流。視覺中國 資料圖

“如果去美國，家人一定會反對；但去中國，不會”

我先后認識了巴基斯坦學生阿里和哈桑，他們兩個在上海的兩所不同的重點大學學習研究生課程，他們都是三十出頭，很巧的是，都是家里八個兄弟姐妹中最年輕的一個。

不同的是，阿里成長在大城市，父親是私營業主，為孩子們提供了較為富足穩定的生活，而哈桑出生在巴基斯坦的農村，自幼失去了父母，由較為年長的哥哥姐姐做農活照顧長大。哥哥姐姐們沒能上完中學，卻十分重視最小的弟弟的教育。哈桑考上了城里的公立中學，開始接觸城市的教育，發現城鄉教育資源分布的鴻溝:城里的孩子早早地在私立學校接受全英文授課，但是公立學校仍然以當地語言授課，英語是需要另外學習的第二外語。

此時的阿里正在以理科為主的城市私立中學接受全英文教學，本科畢業后成為了工程師，開始參與大型基礎設施工程的建設。哈桑本科畢業后做了兩年機器檢修員，通過在職考試的方式進入了一家不錯的大學完成了碩士學業，留校成為了講師。

工作幾年之后阿里和哈桑都感覺進入了事業的瓶頸期，從長遠發展來看，他們的學歷似乎不夠，因此兩人都產生了繼續深造的想法。

阿里的堂兄有一位在西安交通大學留學的朋友，對他建議試一試來華留學。阿里和家人一說，立刻得到了支持。“中國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的形象很好，我們在學校的歷史書上也學到中國一直是巴基斯坦的朋友。如果我說去美國，我家人一定會反對的。”

另一個吸引他的原因是獎學金，因為“我已經工作了好幾年，又結婚了，不能像剛畢業的學生那樣依靠父母了”。阿里選擇了上海的一所提供英文授課的大學攻讀工程類碩士課程，他申請到了校級獎學金。2017年，阿里和妻子一起來到了上海。

哈桑供職的大學中有同事前幾年來到中國讀博，并拿到了中國政府獎學金，這讓他也動了心思。然而他出國的想法卻遭到了家人的反對，理由是不應該離開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打定主意出去看看的哈桑暫別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獨自一人于2016年來到了上海攻讀商科博士。

“教授告訴我以后都不用來上課了”

阿里的大學不允許留學生攜帶家屬居住學生宿舍，當他在校外找房時卻遇到了尷尬：許多房東因為覺得印巴人做飯的味道大，拒絕把房子租給他們。經過幾番努力，阿里終于找到了住處，但是房租卻遠遠超出了他的獎學金所能負擔的范圍。加上在上海生活所必要的支出，雖然阿里是獎學金學生，但仍然要自籌大筆的費用。因為學生簽證限制，阿里不能通過課外打工來增加收入。

我比較好奇不懂中文的阿里初來乍到時是怎樣搞定租房以及銀行手機寬帶等事項的。他的答案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他依賴于學校里的其他巴基斯坦同胞，由他們帶著他辦理各種業務。阿里說剛到中國的前一周里他完全和巴基斯坦同學呆在一起，沒有接觸過任何中國學生。之后由于住在校外，極少有和中國人交朋友的機會。

然而對于阿里來說，真正的考驗是在開學以后。雖然招生時明確是全英文課程，但是阿里發現授課老師的英文水平參差不齊，他遇到過英文流利課堂生動的老師，也遇到過干脆只用中文講課的老師。

而令阿里感到最難過的是，在他和班上其它幾位國際生提出意見之后，那位教授直接將他們“請”出了課堂，告知以后都不用來上課，只要期末交報告就可以。他們想找教授理論，卻被同班中國同學勸阻：這個教授不好惹，如果讓他不高興了可能影響期末成績。

相比阿里的碩士留學經歷，讀博的哈桑要幸運一些，他入學的時候學校還是允許家屬進駐學生宿舍的，于是在開學六個月后，哈桑將妻子和女兒接到了上海。這下一個單人間和每月3500元的獎學金生活費要滿足一家三口的吃穿住行。

雖然居住空間和生活費一下子緊了，但哈桑卻感到很心安，因為和妻女分離的前六個月他總是牽掛著她們，很難專心學習。在“拖家帶口”讀博的三年里，哈桑一家很少出門旅游或者吃飯，除了經濟原因，也有時間的緊迫感。

哈桑的博士生涯過得很簡單：在圖書館學習、在宿舍陪妻子做飯、在校園帶孩子散步。博士畢業前夕，哈桑發表了三篇英文論文，得到了中國兩所大學的招聘意向，他的第二個女兒也呱呱墜地。

 2017年6月21日，合肥，來自巴基斯坦的的博士留學生ZARYAB和陪讀的妻子一起拋博士帽，慶賀畢業。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中國畢業的博士更受歡迎”

哈桑考慮過繼續留華工作，但是大女兒快到上學的年齡，他們負擔不起國際學校的費用，也不能把孩子送到中文教學的學校，因此為了孩子的教育必須回到巴基斯坦。哈桑于今年夏天搬離了上海，回到了巴基斯坦原來就職的大學繼續任教。在他離開不久，他在上海的母校開始禁止國際生的家屬在學生公寓居住。他的不少同學不得不面臨花更多的錢去校外租房或將家屬送回國的選擇。

我也問了回國后的哈桑，如果可以有選擇，他會不會選去歐美的大學讀博。他說不一定，因為中國博士畢業有硬性的論文發表要求，但歐美大學沒有，而已經有了論文發表的博士畢業生往往會更受歡迎。

阿里的碩士課程將于明年結束，他準備申請新加坡、澳大利亞這樣的英語國家的博士課程。阿里想要離開參與工程項目的職業，“因為這種職業上的‘暗箱操作’太多，不如在大學工作來得相對單純一些”。

如果阿里的計劃順利，在幾年后他也會像哈桑那樣回到巴基斯坦成為大學老師，為祖國的年輕人帶來海外學到的知識和見解。當他們的學生想要出國深造的時候，也許哈桑和阿里的經歷能夠給學生帶來更多元化的建議。

“還是喝杯水聊聊天就好”

來華留學生和散布在全球各地的留學生一樣，都是遠離故土來到陌生的國度，一呆就是一年、三年、甚至更長時間。在短時間內要獨立克服不熟悉的教學要求、語言飲食、人情風俗。他們都無法控制少數同胞的負面作為，但也被迫承受因此帶來的被主流社會貼上的標簽和偏見。

和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情況類似，來華留學生也傾向和自己的同胞交往，或稱“抱團”。其實“抱團”并非完全無益，相反，很多留學生通過同胞團體的互幫互助能夠及時解決許多生活中實際的問題，無形中減輕了大學留學生事務負責老師的工作壓力。

雖然中外學生融合交流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但也無法強求。有許多受訪的留學生描述和中國同學交往的疑惑時都提到：在他們有困難時中國同學都十分樂于伸出援手，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和他們成為朋友。

阿里和同一個實驗室的研究生幾乎每天見面，但從來都是阿里主動聯系他們，可是他發出的一起去喝咖啡的邀請從未收到回應。我說中國學生的社交活動可能比較傾向于聚餐，而不是喝咖啡。阿里說在實驗室兩年了，和實驗室里的中國同學只吃過一次飯。

我認識哈桑也不久了，得知他博士論文通過的消息時我提議請他和家人吃飯，他卻說因為文化背景中國餐館的很多東西都不能吃，也不太習慣清真餐廳里的飯菜，還是到我辦公室喝杯水聊聊天就好。

這也讓我想起以前做海外中國留學生調研時常聽到的難處：英國同學很喜歡去酒吧，而這是許多中國學生無法適應的，所以感覺很難參與到英國學生的社交活動中去，還是喜歡和中國同胞一起做飯聚餐。

結語

對于每一個人來說，踏出“舒適圈”去主動和一個“圈外人”交往是需要勇氣和諸多磨合的，而能夠踏出這第一步非常可貴。

但針對個別來華留學生項目，網絡空間中充斥著吸引眼球的標題，宣泄情緒的評論，一些可能化解中外學生之間不熟悉、不溝通、不理解的平臺被撤回。顯然，將一個群體同質化、貼上標簽，很容易；但是承認他們的復雜性，了解他們標簽下多樣的特征，很難。

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留學生接收國，在來華留學帶來的潛在人才紅利的同時，也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資源：留學生群體是一個能夠窺見千種人生的窗口。當他們靜靜地來，又靜靜地離開，無法和當地社會有任何交集的時候，對于中國高校、留學生群體來說都是一種遺憾。

（作者屠夢薇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